369. 費城三傑 / 李逢春、林泰源、陳志清、劉重義 /2015/11

費城三傑

作者 李逢春、林泰源、陳志清、劉重義

歷史上,真多革命運動的領導人物,攏因為遭受獨裁政權的直接迫害,而增強他們走向革命的決心。林榮勳就是一個典型的範例。

林榮勳-獨立運動的啟蒙者
林榮勳是台北人,出生在醫生家庭,台北高等學校畢業後,進入台大政治系。1949年「四六事件」發生之時,他正擔任台大學生自治會的會長。當時,蔣政權的秘密警察盤據全島,施用嚴厲的手段壓制台灣 人。當年3月,台大和師大的學生與警察發生衝突。當「省主席」陳誠自南京回到台北之後,便下令逮捕這些學生。4月初6日,所有台大和師大 的學生宿舍都被武裝士兵包圍,許多學生被捕,台大學生有25人被抓。身為學生領袖的林榮勳為了保護同學的安全,乃寫請願書抗議。結果,蔣政權的特務立刻將他逮捕。幸經台大校長傅斯年的營救始告脫險。
1952年,林榮勳到費城賓州大學政治系深造,開始鼓吹台灣獨立思想。他是一個堅決的台灣民族主義者,拒絕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當他在美停留的簽證到期之後,便以無國籍台灣人的身份向移民局申請簽證延期,弄得移民局無所適從。在當時,亞洲人申請居留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的行為必須抱著非常的勇氣和決心。
事實上,直到1964年甘迺迪移民法案通過之前,所有的台灣 留學生都面臨同樣的困境,他們一旦暴露了獨立建國的心向,都會置身於被迫害的危險之中。但是,這些呼吸了自由空氣的熱血青年,有如脫疆之駒,為了鼓吹一個偉大的運動,將生死前途置之度外不予考慮。
根據另一個費城五傑之一的陳以德的自述,他1954年抵費城後,林榮勳的台獨思想對他造成震撼,給了他很深刻的影響。
林榮勳於1960年取得賓州大學博士學位後,即往紐約州立大學紐保茲 (New Paltz) 校區任教。此後,經常在台灣人的集會中發表演講,對台灣人民族意識之發揚有極深遠的影響。
林榮勳不幸於1979年11月初6因結腸癌病逝,去世前為該校政治系主任。他最後一場的公開演講是在1978年8月由華府台灣同鄉會所主辦的世台會上。他以《台灣人與台灣的將來》發表主題演講,分析美中關係正常化之後,台灣情勢演變的可能性。在演講當中,他也義正詞嚴地攻擊投機主義和失敗主義,呼籲台灣人堅守革命立場為台灣的前途奮鬥。
林榮勳堅持革命到底,他的逝世是台灣人的鉅大損失。

陳以德-獨立運動的經營者
陳以德是澎湖人,台南一中畢業後入台大法律系,一九五二年畢業,屬於第一期抽調的”預備軍官”。在鳳山受訓期間,適逢蔣介石生日,他特別組了弦樂團演奏,向蔣介石致敬。他的走向革命,後來並長期領導獨立運動,象徵着台灣靑年的覺醒,更證實台灣圈立的思想在當時已臻趨成熟,足以激發一場政治運動。
—九五四年,在林榮勳的協助下,陳以德取得賓州大學的入學資格,來費城攻讀國際關係。初抵費城那天,林榮勳接他回到住處,隨卽開始對他細數蔣介石在台灣内暴政罪行。一個年輕人,突然接觸到在獨裁政權之下,許多從未思考或經驗的言論和觀點,腦海裡呈現了錯綜複雜的是非曲直。他爲了追求事實,而和林榮勳展開激辯直到深夜。最後,他以困惑的神情問道:“難道蔣介石對台灣人沒做過一件好事嗎?” “沒有!絕對沒有!”林榮勳斬鐵截釘地回答。當晚,陳以德澈夜難眠。
只要你有一顆熱愛台灣的心,有追求眞理的意志。在這個開放的社會裡,你不難了悟獨立建國的道理。從此,陳以德把辛苦打工賺來金錢,用來幫助其他的台灣留學生,用來宣傳台灣獨立的思想,他是啟蒙階段中最重要的經營者。
三F到一九五八年改組成爲「台灣獨立聯盟聯(UNITED FOE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I)。但是,三F或UFI基本上仍停留在秘密社團的階段。到一九六一年的二二八,才由陳以德以UFI主席的身份,在紐約召開記者招待會,正式公開台灣獨立運動的活動。該年八月四日,陳以德發動了北美洲台灣人第一次歷史性的示威。他抓住蔣家集團的“副總統”陳誠到聯合國訪那天,把台灣人的意願公諸於世。參與的人數雖然很少,但是,却吸引了美國傳播界的重視,獲得了大幅的新聞和電視報導。
陳以德在艱鉅的環境下,宣傳獨立運動,若非有堅强的意志,實在難以持續下去。當時,敢參與的人數甚少,一般留學生都被罩在恐怖的陰霾下,很少人願意涉及這種問題。他失去了許多過去的好友,運動的人力財力短拙,個人在時間和金錢上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另一方面,來自蔣家集團的威脅也是精神上很大的負擔。當聯合國中國席位問題普受美國學術界重視之時,安娜堡的密西根大學學生會舉辦了一次中國問題和台灣前途討論會,應邀演講並參與辯論的是:代表美國百萬人委員會的耶魯大學政治系教授David Rowe,自由派的俄勒崗州衆議員Chairles Porter以及代表台灣人意見的陳以德。結果,辯論會的意見傾向是:贊成中共入聯合國,也支持台灣人民自決。會後,大陸籍的學生圍住陳以德,對他惡語相加並企圖動手打他,沒有一個台灣學生敢出面支援他。
—九六五年五月,廖文毅變節回台之翌日,蔣政權遣陳以德的父親來美國,他的父親帶來大量有關廖文毅的報導,想藉此勸他放棄台灣獨立運動並回去台灣。陳以德很堅決地拒絕了他父親的要求。
陳以德善於運用美國的新聞界來進行獨立運動的宣傳,以及對蔣政權的鬥爭。一九六五年九月七日,宋美齢在紐約開記者招待會大放反共厥詞。紐約時報在同日刊出一篇陳以德的投書,說明蔣介石反攻無望,因爲台灣人士兵不願充當無意義的砲灰。紐約時報的記者仍借此投書的內容當場要求宋美齢做評論,宋無法做具體的反駁,只有重彈“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台灣人是中國人”的濫調。
陳以德的領導獨立運動,使他在台的家人也遭受了蔣政權的直接迫害。他的弟弟因此被禁止出境。陳以德聞訊後寫了一封信給已回到台北的宋美齡。信上說,宋的姐姐在中共政權之下服職,而她竟能自由出入,爲什麼,他的弟弟因爲兄弟的政治行爲而受到牽連,他警告宋美齡,如果不放他弟弟出來,他將據此再寫公開投書。結果,死抱美國人大腿的蔣政權,爲了粉飾門面,一個月後就放他的弟弟來美國。
—九六六年,「全美台灣獨立聯盟」在費城成立。陳以德被選爲第一届主席。正如他在重組後的第一期 Formosa gram 所言:“台灣獨立運動的龍骨並沒有因爲廖文毅的變節而折斷,在北美洲的台灣獨立運動也沒有因此消散,相反的,我們克服了短暫的挫折,聯合得比以前更堅強!”
革命的火炬在一九六七年傳給新的—代。陣以德退隱在俄亥俄州的一所大學教書,默默地關心他曾付出青春費盡心血的台灣獨立運動。

李天福(盧主義)-獨立運動的理論家
爲台灣獨立運動紮下理論根基的當推李天福。他是費城三傑中年紀最輕的—位。台南一中畢業之時,正逢陳誠爲了提早送自己的兒子陳履安到美國讀書,而擅自更改留學法令,准高中畢業生立刻出外留學(第二年又關閉),李天福正好在這—年多的夾縫裡到明尼蘇逹讀翳學院預科。他在繁重的課業之餘,自己捜集資料,讀台灣的歷史和其他有關台灣的資料。他深受影響,開始寫有關台灣問題的文章。
一九五五年,李天福轉學到費城。因緣際會,他在這裡認識了林榮勳和陳以德。三人交往密切,經常暢談台灣問題。後來,李天福乃倡議組三F,印宣傳品給台灣留學生並向美國宣傳台灣問題。李天福有滿懷的熱情,爲了更有效地貢獻給這個運動,他於一九五六年底明尼蘇達,放棄醫科改讀政治和經濟。
三F雖然限於人力財力,只能做相當有限的宣傳,但是,他們的活動却引起蔣政權的不安。蔣政權便透過中國賄賂團向美國國務院施壓力,結果,FBI開始調查三F的組織及活動。李天福首當其衝受到FBI的“訪問”。他憑著個人深厚的理論基礎,與FBI人員展開討論,說服他們:三F不是共產黨,也絕不會危害到美國社會的安全。不過,由於其他的成員對FBI的恐懼,三F乃以改組來解脫可能觸犯一九三八年「外國政府代理人登記法案」的麻煩。
—九五八年四月,李天福發表其重要的論文:《The China Impasse A Formosan View》於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他可能是第一個在這麼權威性的外交雜誌上發表論文的台灣人。這篇論文奠 定了早期台灣獨立運動的理論基礎,許多六〇年代的台灣靑年深受其影響。許多到今仍然被廣泛宣傳的觀念,早已存在那篇論文之中,例如:台灣地位未定、反攻大陸的神話、黨和特務的暴力統治、中共的和平解放攻勢、台灣人反抗外來政權的歷史、台灣與中國分離的歷史事實、台灣足以成爲獨立國家等。蔣政權爲了維護其在美國的形象,不得不動用當時的駐美“大使”蔣廷敝撰文投書反駁李天福的論點。
同年十一月廿四日,李天福又在 New Republic發表《The Formosans Do Know What They Want。》。蔣政權隨卽又指派駐美“公使”朱撫松撰文投書《新共和》雜誌,該雜誌又邀李天福反駁朱論點,二篇文章同時在十二月廿二日並列出。從蔣政權那種緊張的反應,可以想像李天福在獨立運動的理論方面對他們構成的威脅。
UFI的成員雖然不多,平時互相之間也相當合作共患難,但是,每逢選舉主席,內部總有激烈的競爭。一九六〇年的選舉李天福與另一位同志競爭主席經過多次的反覆投票,難有結果。李天福認爲UFI內某些同志缺乏民主作風,違反政治道德。他在失望之餘退出 UFI。不過,廿多年來,他對獨立運動的關切絲毫沒有減退,昔日的是非則留待歷史的仲裁。

369_費城三傑照片說明: 左二起:林榮勳、林宗義、郭雨新
369_費城三傑1林榮勳在台灣人社團最後的公開演講,1978.8在華府世台會。

369_費城三傑2左起:楊東傑大妹楊瓊姿,楊東傑、李國璿、陳以德,及林榮勳合影於費城。1954

369_費城三傑31961年8月 初3, 陳以德(左一)發動 北美洲台灣人在紐約聯合國大廈前第 一次歷史性的示威。

369_費城三傑-盧主義和李潔明,曾任AIT主任及駐中國大使

盧主義和李潔明,曾任AIT主任及駐中國大使。

摘自 劉重義等著《風起雲湧—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之發展》,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