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 第一年駐院醫師的生活體驗 / 林衡哲

第一年駐院醫師的生活體驗

作者 林衡哲

當時的美國,越戰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有些美國醫師都到越南去服務,因此對醫師有迫切的需要,一年至少要一萬四千多醫師才夠,但全美國每年從醫學院畢業的學生不過八千多人,根本供不應求,因此還得全世界各地招兵買馬六千多名醫師才行。也因為美國那麼缺醫師,所以在那些年裡,台灣每年都有為數不少的醫學系畢業生出國去工作,尋求更多的機會,不但台大醫學院如此,其他醫學院也一樣。

  • 紐約天主教醫學中心——聖瑪利醫院(1968~1969)

和我同年進入聖瑪利醫院工作的台灣醫學院畢業生就有十多位,光是我台大醫科的同學就多達五位,導致大夥兒在醫院裡幾乎用家鄉語(台語或中文)在交談,根本不像是到了美國。我們幾個來自台灣的實習醫師,最怕的就是接電話,因為那些主治醫師(Attending Doctor)的英文都說得很快,要正確無誤地完整記下真的很難。我剛到紐約時,雖然翻譯過羅素的書,閱讀能力不錯,但是聽力方面待別弱,因此常常無法完整地寫下主治醫師的交代事項,只好要求他們講得慢一點。

聖瑪利醫院是一所天主教醫院,院內設備沒有台大醫院好,教學方面也沒有台大好,讓我有點失望,加上醫院位於紐約的龍蛇雜處的布魯克林黑人區,治安不好,環境欠佳,我剛來時,沒有電視,沒有音響,每天又得超時工作,平均三天值班一次,待遇二週才拿到美金142元,可以說是廉價勞工(cheap labor),忙碌又缺乏品質的生活,讓我感到極端的苦悶,所以會經常想念台灣美好的一面。幸好不久之後,一位遠房堂兄林秀生出現了,他先帶我去買電視,讓我忙碌不堪又枯燥至極的生活得以解悶,接著我又大手筆花了六百美金購得一套先鋒牌的音響設備,與大家共享,生活中總算開始有了寄託與活力的源泉。

兩個多月後,我期待已久的「紐約音樂季」開始了,儘管醫院的工作忙得我分身乏術,我還是會抽空去聽音樂會。在台灣時,經常看伯恩斯坦的「青少年音樂會」的電視轉播,因此對他頗為崇拜。1968年10月我終於見到他的廬山真面目,那天我買到林肯中心第4排的好位置,聽他演出貝多芬晚年的感人之作「彌撒曲」,讓我心中大受震撼,頓時也覺得自己來美國的決定是正確的,雖然醫院沒有台灣好,但林肯中心和卡內基音樂廳的設備與節目,卻是台灣遠遠趕不上的,聽完這場音樂會後,才體驗到美國美好的一面,也稍稍袪除了一些初抵異國時的不安全與不確定感,美國畢竟是值得來的。

其實,這種種的不習慣,只是我剛到美國,難免會有的適應不良症罷了。直到有一天,我發現電視上的新聞報告節目我差不多都聽得懂了,而且醫院的工作也步上軌道時,我心裡明白,我已經開始適應美國的生活了,而那時距離我離開台灣來到美國的時間,已經快要半年了。

由於實習醫師必須輪流到每一科學習,工作非常繁重辛苦,包括值班在內,每週工作時數長達一百小時。薪水雖比台大醫院好很多,也不過年薪五千美金而已。那時最羨慕鋼琴大師魯賓斯坦,他一場演出可以賺七千美金,我作一年苦工,也沒有他二小時的演奏會賺那麼多,當時卻都沒想到魯賓斯坦是廿世紀的鋼琴大師,而我不過是一位小醫師,當然無法跟他比。但是當我花了八塊美金到卡內基音樂廳,聽他演出全部蕭邦的節目時,我在台灣的美夢終於成真,到美國來聽他演奏,真的是值回票價與終身難忘。

從此,就算再忙再累,我都會抽空去聽音樂會。記得第一次聽歌劇「卡門」時,前一天晚上剛好輪到值婦產科大夜班,只睡一個小時,整個人雖已呈現極度精神不濟的狀態,但我不願錯過任何機會,即使再累還是去欣賞生平第一部的歌劇:「卡門」,結果在紐約的大都會歌劇院,聽完「卡門」最後一幕時,我根本是邊聽邊睡,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趣味無窮。當年年紀輕,還經得起如此日夜操勞,可是一旦聽完美好的音樂,第二天上班似乎特別有精神,主要是有音樂在給我身心充電。

半年之後,我輪到去外科病房工作,見識到許許多多因為刀傷、槍傷而來就醫的民眾,才了解當地的治安之敗壞,已經超過我能想像的程度。於是聽完音樂會後,偶而會去學長洪正幸和同班同學陳彰,他們二位當時正在洛克菲勒大學攻讀博士,去借宿一夜,不久,為了安全起見,與同學在白人區合租了一個小套房,每當有音樂會或必須晚歸時,我就到套房睡一晚,第二天再回醫院上班。

從婦產科、內科、外科到小兒科,平均每一科輪三個月,四科輪完剛好一年。這一年的時間裡,我看到因為打鬥槍械掛彩的,才知道美國社會是一國二制,有類似天堂的一面(例如林肯中心的、卡內基音樂廳,高級住宅區等),但也有類似地獄的黑暗面(例如布魯克林黑人區與South Bronx的波多黎各區等)。也常遇到十四、五歲的黒人小女孩因為懷孕來墮胎的,等等諸如此類年輕墮落、層出不窮的社會現象,可以讓我看盡人生百態,也等於接受了一連串「醫病震撼教育」。

因為我在台大醫院已有一年的精神科R1 (住院醫師第一年)的經驗,因此依規定,我來美國半年之後,就可對此地醫院提出精神科住院醫師R1的申請。那時有位林宗義教授的好友,也是極具國際聲望的權威名醫Dr Miller在威斯康辛大學任教,他曾到過台大醫院指導,好友林克明也是他日後的得意門生,很多台大精神科醫生都曾受益於他。經過輾轉介紹,他打電話給我,要我前往新澤西州的中城(middle town)去和他晤談(Interview)。結果因為我對當地地理位置不熟悉的緣故,不曉得光是新澤西州就有三個「中城」,因此跑錯地方,撲了個空,也因此與米勒醫師失之交臂,否則在他的真誠教導下,我也許不會改行做小兒科醫師。

不過,「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危機有時候也可能是轉機,雖然錯過與米勒醫師合作的機會,但卻陰錯陽差地進到了各方面條件皆毫不遜色的紐約羅斯福醫院,這家醫院距離林肯中心走路不到十分鐘,到卡內基音樂廳也是走路不到15分鐘,對我這個樂迷,可以說是美國最接近天堂的醫院,可是我卻在這家醫院渡過不甚愉快的第一年精神科住院醫師的生涯,並決心改行做小兒科醫生。

  • 紐約的羅斯福醫院(1969~1970 )

羅斯福醫院位在紐約中央公園附近,紐約的第九大道與五十九街處,離林肯中心只有六、七條街的距離。很多有名的音樂家,生病時都在此治療,是一所設備優良、環境優美,又有專屬精神科病房的高級貴族醫院。因為是貴族醫院,收費比較貴,門檻自然較高,所以不好申請,因此外國醫生很少,我只認得台大醫科高我一班的施雅美醫師,她是台灣第二位醫學博士,也是二二八犧牲者施江南的女兒,她在此醫院待過。

在聖瑪利醫院,來自台灣的醫師很多,因此雖身處異國,也沒有孤寂感,但到了羅斯福醫院,我可以說是形單影支一人前來。這家醫院的宿舍也很豪華舒適,而且最讓我心動的是經常給醫院醫師免費的音樂票,唯一的條件,就是必須全權負責聽眾萬一發生的急救,若在音樂會現場發生任何突發情形,醫師必須無條件支援,也就是說,醫師在欣賞音樂會的同時,也必須在現場待命,隨時應付突然狀況的發生。其實這個附帶條件對我來說非常划算,這種意外發生的機率本來就很低。那一年中,我平均每個月聽一到二場免費音樂會,卻從未碰過病患需要急救的情況。

摘自 追夢的人生 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