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台美人在台灣受到的政治迫害

作者林俊義

政治的邪靈

《自立晚報》查禁事件

這段時候，我像活在悶鍋裡，隨時都會爆炸。

我找不到報社相關人員可以讓我瞭解真相；

另一方面，我又要面對警總隨時可能約談或抓人的壓力。

從瑞典回校後的第一個學期，我開始收到奇奇怪怪的信函，揶揄的、威脅的口氣都有。之後，我就開始至少一週兩次，定期收到同一格式的牛皮紙袋，地址及我的名字故意寫得東倒西歪，林俊義教授惡意寫成「叫獸」。裡面有時裝了一疊一疊的冥紙，有時是以各種對聯咒詛辱罵我，極盡尖酸刻薄之能事。幾次後，每次再收到時，我就把它們原封不動地丟在辦公室的角落。幾個月後，也累積了半個人高的數量。

不久，1984年3月16日清晨6點多鐘時，我被一個朋友的電話鈴聲驚醒。「俊義啊，趕快逃命啊！」我睡眼惺忪地趕快坐起來：「什麼事呀？」「你還不知道啊，前天傍晚《自立晚報》被査禁了，晚報被扣押了。」「這跟我有什麼關係？」我不解地問。「被査扣的原因就是你寫的文章〈政治的邪靈〉啊！今天早上《中國時報》第二版上已登出來了，你自己去看吧。趕快逃吧！」

我趕快跳起來，駕著車子到校園外買了一份《中國時報》，急著翻開第二版，找到了一小塊的新聞，標題是「自立晚報十三日版警備總部宣布査禁」，六行小字登著：「〔台北訊〕自立晚報本月十三日第一次版第十版所刊載〈政治的邪靈〉一文，部分内容爲匪宣傳，違反『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之規定，十五日爲警備總部依法査禁，並依該管制法扣押其出版物。」看完後，一頭霧水，〈政治的邪靈〉一文「爲匪宣傅」？戒嚴時期，「爲匪宣傳」的罪刑可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回到家裡，我卻未感到任何恐懼，只感到獨裁戒嚴時期的可怕。我心裡確信這是無中生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並對警備總部大言不慚的「依法」査禁及「惡法亦法」感到荒謬可笑。我無任何的恐懼，因爲我知道登載在《自立晚報》副刊上「林俊義專欄」的〈政治的邪靈〉一文，其內容主要是批判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邪靈似的拉丁美洲外交政策，其罔顧、鄙視人命、人權的決策應以「戰犯」或「黑暗大使」稱之而不爲過。這篇文章與國民黨或共匪毫無關係，所以我想不出爲什麼會被戴上「爲匪宣傳」的大帽子？

我更不解的是，爲什麼前天（13日）發生的事，至今報社的人，副刊主編向陽、社長吳豐山都未告知我呢？我不斷地打電話到報社，一直都找不到任何人告訴我任何訊息，及發生的眞實情況。他們的去向呢？被約談了嗎？我孤獨地坐在客廳的藤椅上，也不知如何求救？太太急著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也不知從何說起，說我寫了一篇文章違反「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之規定，報紙被禁，我也會被抓入牢。太太無法瞭解，徒增加她的恐慌。按我的瞭解，警總一定會來家裡搜索，想要得到更多「爲匪宣傳」的證據。當下，我不能坐以待「斃」，馬上開始把書房裡不少可被懷疑爲所謂「左派」或共產主義的書籍裝箱，搬到屋外較遠的樹林隱密處藏起來。我在樹林裡，挖了個大洞，特別將馬克斯的《資本論》及其他著作綁在一起，放在裡面，蓋上泥土，再以樹枝堆在上面僞裝。我如此謹愼的原因，是因爲我已以「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之規定被戴上「爲匪宣傳」的帽子了，如果再被發現一、兩本以上的共產主義書籍，那我更百口莫辯，罪加一等了。年輕一代的讀者可能會覺得我有謹愼過度之嫌，那是因爲他們無法體會出戒嚴時期的恐怖。

可藏的都藏好了。這時，孩子都上學了，太太和我落寞地喝著咖啡，一語不發。朋友建議逃命的念頭從未在我的腦裡掠過。第一，我深信〈政治的邪靈〉—文，絕無「爲匪宣傳」的內容；第二，逃了表示自己心虛、認罪、畏罪；第三，說實在，我也不知道要逃到哪裡？怎麼跟太太和孩子交代？我要等著他們來約談我，我要理直氣壯地爲我自己辯護。

16日下午〈自立晚報〉刊出了一篇〈本報說明「査禁」事〉，其說明內容爲：「〔台北訊〕警備總部日昨來函，以三月十三日本報第一次版第十版部分內容不妥，對該日報紙處以査禁。本報爲使讀者瞭解眞相，特說明如下：三月十三日本報副刊〈政治的邪靈〉一文第一段說：『今天的世界是一個朝向民主的多元世界，任何一個政治家的作爲都難滿足多元的需求……因此，一個現代政治家的毀譽參半是自然正常的現象。』然後對匪酋毛澤東有所諷刺。

「本報十三日副刊先行印刷，印出後社內先行閱讀人員，以該段文字之最後一句雖爲反諷，但仍易被誤解爲『爲匪宣傳』，即提出報告。經即決定：一、已印好的部分全部毀棄；二、將該句易生誤解文字在版上全部塗掉後重印；三、若有已流出部分則悉數收回。」

看完《自立晚報》的說明後，我心裡十分納悶。我寫這句話與前後文的結構、語氣，依據修辭法的原則或一般中文常識，本就是一種反諷法，是用來責難、諷刺中國缺乏民主，揶揄毛澤東，絕無易被讀者誤解的可能。這也是我撰文的立意。如被誤解，怎麼是報社及作者的錯？報社的說明不是承認自己的錯嗎？不是在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嗎？警總的人不識中文，硬要誤解爲「爲匪宣傳」而作爲入罪的依據，這不是太反智、太荒謬、太可笑的欲加之罪嗎？

我終於聯絡上了向陽，急著問他：「您好嗎？豐山兄呢？有問題嗎？爲什麼都沒告訴我呢？現在沒事了嗎？」 —連串的問題顯然使他不知如何回答，從他猶豫的口氣，好像他也不想回答。最後他說：「林教授，您不必擔心罷。」但我說：「文章是我寫的，那句話的確是修辭學的反諷句，是在諷刺毛澤東的，我作者最清楚了，就是用來諷刺毛的，警總怎麼會把它扭曲成『爲匪宣傳』呢？你們自己怎麼也承認呢？J向陽不耐地說：「我知道，我知道。」「警總給了您和社長壓力嗎？爲什麼報社說明，承認那句清楚的詞句『易被誤解』呢？」我擔心地問，但他不想再說下去，要我再找個時間談。我急著問：「警總約談你了嗎？」向陽支吾以對，掛斷了電話。

我猜想，報社受到極大的壓力，吳社長的妥協只是爲了息事寧人，不再受到干擾，我可瞭解。到底，警總整肅的對象是我，不是報社。我的觀察如果屬實，警總如此反智、荒謬的行徑，息事寧人的妥協只是助長姑息養奸。我心中甚感納悶。

這段被警總誤解爲「爲匪宣傳」的文字如下：「今天的世界是一個朝向民主的多元世界……，任何一個政治家的作爲都難滿足多元的需求。因此，一個現代政治家的毀譽參半是自然正常的現象。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領袖都是可以被批評的，唯有中共的毛澤東才會永遠是中國的救星。」爲了愼重起見，我一再地研讀這一段文字，也請教了幾位不同的中文教授。他們都一致同意我是以修辭學的反諷法，諷刺毛澤東。其中一位教授說：「如果把毛澤東換成蔣中正，警總就會高興嗎？這批人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另外一位教授加了一句說：「欣賞反諷是思想成熟的標誌，你還期待這批人會欣賞反諷嗎？」

這段時候，我像活在悶鍋裡，隨時都會爆炸。我找不到報社相關人員可以讓我瞭解眞相；另一方面，我又要面對瞥總隨時可能約談或抓人的限力。同時，我又遭受幾份雜誌及報紙，顚倒是非地污峻、識責我的文章，以配合警總的指控，我必須回應反駁。有天晚上，徹夜難眠，我實在受不了這種無知的「國家」機器，應聲蟲的媒體。清晨，我跳起來寫了一封信，要求警總說明「爲匪宣傳」之事證、依據何在？第二天一早，我就以掛號信寄給當時警備總司令陳守山將軍。這封信寄出後，雖石沉大海，但我心中積累不平之氣也消散些。

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深夜也沒人敲門，我也沒有受到捜査、約談。《自立晚報》繼續正常地發行，一切似乎平息下來。心想，我也應當相安無事罷？

疑惑十五年的眞相

隨著時間推移，

我才慢慢感悟到警總事件讓我學習到不少事情，

使我的生命精明世故多了。

對於發生在自己身上不公不義的事，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反應。事件發生後，我對主編向陽若無其事的淡定無爲，內心甚爲悵然；當時我還天眞地把他視爲共同的受害者，應同病相憐才是，但他卻謝絕分享被害心境，讓我感到他冷漠、自保的性格，心裡嘀咕不已。對是非正義反應慢半拍的人，我總是不以爲然；對太世故、富心機的朋友，我總認爲大可不必。「忍」字功夫，至今還是我在學習的一種德性；面對不公不義的警總，我還天眞地想討回公道。隨著時間推移，我才慢慢感悟到警總事件讓我學習到不少事情，使我的生命精明世故多了。

最後一次見面時，向陽把我的原稿交還給我，並告訴我他被報社記了個大過。我翻了原稿，也未看出有任何更動，「你沒有錯啊！報社爲什麼記過？」我不懂。向陽轉移了話題：「整個事件幸賴吳三連先生發揮了保護作用，否則後果就會像柏楊的結局。」「是你，還是我？」我好奇地問。向陽也不做正面回應，只嚴肅地說：「當時警總給報社的壓力實在太大了。」之後，我們就這樣互道珍重，各奔東西，面對未來命運的撥弄了。但我心裡不快，總覺得有些內情隱瞞著我，或未告訴我實情。爲什麼？

1998年8月29日，事件發生十五年後，人事已全非，我自電子郵件收到一篇向陽登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文章——〈空白與黝綠交錯的夢〉。看完後，不但十五年來的疑惑記憶重回腦海，更引起我更大的迷惑、更多的疑點。我一讀再讀，面對睽違十五年’受盡恐懼的朋友生花妙筆的描述，我雖百感交集，但不感動。我很高興，十五年後，我終於看出了眞相。我心裡還是有疙瘩。

歷史的眞相才有値得學習的價値。我經歷的事件實不足爲道，難與江南越洋謀殺事件、林義雄家族謀殺案、陳文成陳屍台大校園案及無數家破人亡的慘劇相比。時過境遷，我很慶幸一生逃過身心的傷害，感謝背後貴人的相助。我也祝福向陽一切順遂，不再恐懼。

爲了使下一代能夠體認獨裁戒嚴時期的恐怖、反智與荒謬，希望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小說《一九八四》一書所勾勒出的一幅意象「一隻軍統鞋踩在人的臉上」在台灣永遠不再發生，我轉載向陽的文章，讓年輕一代的朋友可以從人的觀點，約略地感受到政治不民主黑暗的可怕，希望大家努力警戒，不讓它再度發生。

以下是向陽描述「一九八四年自立晚報事件」的文章：

空白與黝綠交錯的夢向陽

在暗费的黑森林中，什麽最恐怖？不是黑沉沉的林木，不是沙沙撕扯著樹葉的風聲，不是低鳴的蟲語，不是低伏身子在叢林之上潛行的飛鼠，不是梟鷹陰沉的眼睛，不是一切可以想像的危機或不能預想的意外。而是帶著黝綠顏色的死寂的寧靜。以及連想像也停止呼息的空白。

台灣的五〇年代，是—個最典型的例子，在反共抗俄的「大纛」之下，在反「紅」的雰圍之中，清鄉運動如火如荼地進展著，與共有瓜葛有關聯乃至無瓜葛無關聯的人紛紛落獄、入監、失蹤、慘死，在禁絕赤色洪流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掌控下，白色恐怖年代從此展開。那是個死寂的年代，也是個喧嘩的年代。死寂，因為花烏不放不鳴，整座叢林中連風聲也不敢聒噪；喧嘩，因為鑼鼓鳴放、喇叭齊響，在一定的時辰奏鳴一定的樂聲。

我沒有走過那樣的年代，我只是出生於那樣的年代中，而且延續著五〇年代，走過六〇、七〇年代，到進入八〇年代之際，剛好是三十而立之年，卻沒有而立的喜悦，因為就在一九八四年（歐威爾的《一九八四》？）那年，我農曆歲數三十歲的那年，三月十三日，我主編的「自立副刊」被警備總部以「為匪宣傳」的罪名查禁了。當天的副刊在剛從報社印刷廠印出後不久，全數被抽出正刊之外，還沒印好的緊急停機；主編副刊的我，忐忑著心跳，慘白著臉，跌坐在副刊室的椅子上，不敢想像，明天，在哪悝。

被停掉的副刊版面上，嘲諷似地，標著「政治的邪靈」的黑色標題，以極其不懷好意的眼睛，斜睨著我。寫出這篇不到一千兩百字文章的人，是當時擔任東海大學生物系主任、亞洲生態協會會長的林俊義教授；被認為是「為匪宣傳」的文字只有一句，「今天的世界是一個朝向民主的多元世界……，任何一個政治家的作為都難滿足多元的需求。因此，一個現代政治家的毀譽參半是自然正常的現象。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領袖都是可以被批評的，唯有中共的毛澤東才會永遠是中國的救星。」這麽短的一句話，運用簡單的反諷技巧，諷刺毛澤東的「偉大」來自中國大陸不是民主國家；卻可能更加諷刺地毀掉作者的林俊義和編者的我。

白色的恐怖，在遇到紅色的禁忌時，從而彰顯了它的無堅不摧，無敵不克。白色的恐怖，原來不是只停留在我出生的五〇年代，它以更多的眼睛、更細腻的手套，直到我出生三十年後的八〇年代，依然夜梟一樣盯著在暗夜中行走的我，以及我周邊的所有的人。

時隔多年，我已經忘掉當天回家後，如何向剛懷第二胎沒幾個月的太太暗示我可能的麻煩，如何痴傻地看著才兩歲半的大女兒的睡顏而垂淚；我已經行入黑蔭的森林、幽谷在看不到的前方等待著，靜寂與死滅，是而立的我所能想像的唯一畫面。

時隔多年，我卻還是清楚地記得，被警備總部約談的當天的每一幅畫面：下著陰濕的細雨的早晨，一層層薄霧無情漂浮在掩耳之前；我從副刊室走向社長室，以著告別的心情向一直栽培著我的社長吳豐山報告警總約談的事，而立的我有稚童的無助；然後是離開濟南路的報社，一步一步在雨霧中走向位於青島東路有門牌而沒有任何機關名稱的所在；然後是，被帶往二樓，一個小房間中，我坐著，手中握著被要求帶來的〈政治的邪靈〉的原稿，上頭有我發稿的標記，一字未改的原稿，足以證明看稿的編者與寫稿的作者是腦袋瓜子一樣的人；然後，進來一位穿中山裝的先生，劈頭就說：「你不必知道我是誰，我知道你是誰就夠了。」然後是我的辯白，他的指控；我的辯白很簡單，這是高級的反諷，如果那句話不是批評毛澤東的話，把「毛澤東」換成「蔣總統」你覺得如何？他的指責也很簡單，你以為老百姓都跟你們這些知識份子一樣看得懂這一句嗎？他們只會看到下半句。

那一天，一個小時的約談後，我被飭回，等待國家機器代理人抛給我的「靜候處理」。細雨薄霧，落在從青島東路走回濟南路的大道上，人車雜沓，我卻感覺自己行在黑森林中、周邊闃無聲息。

此後我繼續編副刊，到一九八七年轉任總編輯為止，每個月固定有兩組人來約我喝咖啡；林俊義教授則在事件後遭到實質流放，滯美三年，不能返台。

這白色的、叫我一生難忘的、陰森而又鮮明的八〇年代，直到今天為止，還在我的夢中以黝綠黑森林，以及停格的空白，交錯地召喚著我。

1998.08.28.《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警總約談

我考慮了整晚，

雖然擔心，還是決定赴會，

因為我十分好奇，他們到底要告訴我什麼？

《自立晚報》事件發生後，期待警總的搜査、約談卻一直沒發生，因此緊張的心情始終都懸在半空中。半個月後，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一通電話，劈頭就說：「我是警備總司令部的調査員陳先生，我有一些話要告訴你，請你明天晚上8點在台中中正路口車站對面的頂呱呱餐廳二樓會面，我知道你。」就掛斷了。

我一生以理性的態度應對問題，面對這樣帶有一些威脅的口吻，電話又來自不講理的警總，心情夾雜著怒氣與憂慮。我把這事告訴太太，她堅持我不能去。她的理由很簡單：「哪有一個國家機器，用這樣的方法辦正事？」而我則心想著：如果我因一通電話就赴會，雖在公共場合，若突然衝進幾個黑道，二話不說就開槍射殺，然後第二天報紙大幅報導「林俊義教授涉黑道，慘遭黑道殺害」，這不就比江南、林義雄及陳文成案件更高招了嗎？天衣無縫到極點了。如果我不去的話，後果是什麼呢？我想，警總還是會有點人性罷，在公共的場合，不可能把我幹掉吧？我考慮了整晚，雖然擔心，還是決定赴會，因爲我十分好奇，他們到底要告訴我什麼？

第二天早上，當我告訴太太我想赴會的決定及所做的安排後，她也就比較安心了。當天一早，我找上東海化學系的教授周德璋，請求他的協助。周教授是我早期在美國認識的好友，彼此有很好的默契。我請他今晚提早到頂呱呱餐廳去用餐，假扮顧客，屆時從旁觀察，並以防萬一。他很樂意地同意，很高興能夠做我的「保鏢」。於是，兩個書生商議好，他在7點半先到餐廳，找個可以觀察到一百八十度以上視野的策略位置，點道套餐，看報紙；我會晚十分鐘到餐廳，找個靠近他的位置，先叫杯飮料，靜待陌生人的來臨。

當晚，我們各自按照計畫進行。當我到時，看到周教授坐在遠處的角落，就找了一個離他不遠的座位，背向著他。樓上客人都是學生模樣的年輕人，三三兩兩，進進出出。這種地方並不是一個很理想的談話環境，怎麼會選在這樣的場所呢？二十分鐘、半個鐘頭過去了，我都看不到任何行跡可疑的人士上來。正想再過十分鐘不來的話，我也不想再等下去了。不久，上來了一個男士，他自稱是餐廳經理，問我是否是林先生，說有一位我的「朋友」來電，希望二十分鐘後在後面另一條街的某某餐廳二樓與我會面。我恍然大悟，這正是情治人員玩的把戲。經理走後，我把餐廳的名字寫在一張小紙條上，偷偷遞給周德璋教授，小聲地請他馬上到那裡。我刻意等了十分鐘後才離開頂呱呱餐廳。走到隔街的餐廳，上了二樓，只看到周教授和另外一對男女客人。因爲餐廳二樓相當大，我就選了一個角落坐下。

十分鐘過後，上來了一位三十多歲微胖的年輕人，環視一下四周之後，就直走到我的位子前坐下來。我端詳了他一番，長得還清秀，毫無滿臉橫肉無情的樣子。他自我介紹，姓陳，點了一杯飮料，啜了一口後，就侃侃而談：「林教授，我是負責你的案子。你的卷宗就有這麼高；」他舉起兩手，比劃出上下1公尺左右厚度的手勢，「最近特別多，你應知道原因吧！」他一開始就來勢洶洶，好像先來個下馬威。我一句話都不說，兩眼—直瞪著他的雙眼。「我都知道你以前在美國幹過什麼事，也知道你和大陸的關係，我們很早就應下手的。但……」他雙眼低垂，不敢直視我。

我可以感覺到他的緊張，馬上打斷他的話：「陳先生，我幹過什麼？我犯了什麼罪呢？我心裡坦蕩蕩！」「你不要這麼說，我們心裡都有數。我今天來了，是好意，你要知道，」他威脅的口氣似乎軟下了一點，「如果你不是娶了個美國太太，你問題就大了。」他講的話讓我反感，我反駁地說：「我又不是美國人。」

「可是你的太太和孩子是！」他不甘示弱地回應我。

「好吧，你要什麼？」我單刀直入地說。

「林先生，我剛說了，我是好意來的，相信我。」

「好，請你說吧！」

「林教授，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公事，幾個禮拜前發生的事，是因爲我們受到很大的壓力。的確，你說得對，那是反諷的修辭法，但誰看得出來呢？在陽明山上中山樓，正在開會的國大代表們看到你的那篇文章，群情譁然，逼著我們要辦人；你的紀錄又不好，所以我們就藉這個理由査禁《自立晚報》，說是內容『爲匪宣傳』。這個罪名可大可小，就看你了。」

我瞪著他，默默地聽，但禁不住問：「你說這個有道理嗎？」

「不要這麼說嘛，什麼道理不道理的。」他很不耐煩地說。

「那些老國代看不懂中文，又不是我的錯，太不講道理了。我希望警總……」

這次他打斷了我的話：「林先生，你們講道理，我們看情勢，我們也有壓力的。」

他好像很無奈的樣子。「好了，我說過你這個案子可大可小，不過我還是勸你離開一陣子吧！」他終於說了。

「什麼意思，離開？是不是可以說清楚點？」我故意問他。

「離開就是離開，我是好意來勸你的。你自己看著辦吧。J他一再地強調他的好意。

「你的意思是要我離開台灣？」他看著我，點點頭。我接著問：「你的意思，或是上面的意思？」

「我的意思？不可能吧！我說我是好意來的，相信我。」他好像想要說服我什麼。

我低著頭，想著。「林教授，我暸解你受的委屈，但我可以幫你一個小忙。」

我抬起頭來，看著他，等著。「我常常收到很多小報告，你一定很想知道吧！」他充滿信心地告訴我，「我知道，你有一部轎車，銀行有三十萬的存款。老實說，我需要一些現款。」

我已開始按捺不住；有這種事，實在太過分了。「你的意思是……」我按捺住心中澎湃的情緒，慢慢地說，「你的意思是，你讓我知道誰打小報告，交換條件是我給你三十萬嗎？」我不等他的任何回應，就斷然地說：「我做不到！第一，我不想知道：第二，我銀行三十萬是我畢生的積蓄，你要我給你？」我頓了一下，看著他：「陳先生，我知道我沒有做什麼錯事，我也沒有犯什麼法。如果我做錯了事，犯了法，你們來起訴我好了。」

他有點吃驚的樣子，但我繼續說：「不過，陳先生，我們總有需要人幫忙的時候，做個朋友我可以考慮，但不是做任何交換的條件；眞的，我不想知道。」

「你不想知道誰嗎？」他軟化的口氣，像是一個朋友的關懷。

我搖搖頭說：「陳先生，眞的，如果有需要，不是交換條件，我願意幫忙。」我準備動手從左口袋裡掏出皮包，突然他伸出雙手，左右搖動，急著想阻擋我的動作。

「現在不要……」他噴出這句話之後，顯然感到有點尷尬，馬上起身說，「林先生，再聯絡。」「好，再見！」我說。我站起來，看著他匆匆下樓離去。

我示意坐在角落的周德璋教授，請他先出去，再碰頭。我坐了一會兒，付了帳，走出去時，老遠才看到周教授。我一五一十地把整個經過告訴他；周教授認爲他看起來像是來自南部的孩子，在警總只是個行政人員，還是菜鳥一隻，只想藉機撈一筆吧？我認爲他是奉命來告訴我，要我離開台灣；可能他想藉機要錢，得些好處，但因經驗不足，又沒想到我竟然拒絕他的提議，結果不知所措，碰了一鼻子灰，畢竟他還是尙未被警總醬缸染黑，尙未泯滅天良的年輕人。

一星期過後，我收到一封未署名的信函，打開後只發現一張小紙條，寫了幾個字：「務必離開。注意你四周的研究生。」顯然，這封信是來自陳先生。頓時，我對他另眼看待。

被迫離開台灣

梅可望校長：

「對不起，這次我真的幫不上忙。

上面給警總太大的壓力了。」

當晚回家後，我也一五一十地把事情告訴太太。急性子的我，很希望能在當晚與她討論出一個何去何從的初步決定。但她紅著眼眶聽完後，說要有一點時間思考，希望以後再好好與我討論。我知道她做任何決定，都需要一段自己的思考空間。這麼多年來，我也從她身上學習到急不得的耐性。

心底深處，我很不願意臣服在威權統治的威脅下，垂頭喪氣、無奈、怨恨地離開台灣，而自己也有不願意離開台灣到美國的難言之苦。九年的教職下來，幾無積蓄，幸賴父親生前把一生積蓄平均分攤給五個兄弟、一個妹妹及長孫等，每人各得約四十萬元。這是我一生最多積蓄的時候。我買了一部最便宜的裕隆轎車代步，其餘就放在銀行裡孳息。沒料到，警總人員把我的隱私都査得一乾二淨，那陳先生還在上面動歪念頭，試圖勒索，令我難過。

我的難題是，如果離開台灣到美國，一家五口的生計，三十萬元新台幣能夠撐多久？這突如其來的威脅，時間上，要我在暑假以前在美國學術研究單位找到一份工作，或任何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而我更擔心的是，這一去，何時才能再讓我回來呢？幾天下來都悶悶不樂，心中的鬱卒、孤寂，無人宣洩。

幾天後，我終於有機會和太太坐下來，商量如何回應警總的威脅。她一開口，就把她這九年來在台灣生活的辛酸歷程，紅著眼眶平靜地告訴我，爲了適應台灣的文化，她全心全力學會中文，也學會台語；爲了滿足我與孩子的味覺，學會台菜、中菜；爲了省錢，還刻意到骯髒雜亂的建國傳統市場買菜。雖然在日常生活中，她可以使用這兩種語言與人溝通，但受到的歧視、挫折的經驗，也得不到我的安慰與同情，只能忍氣呑聲。兩年前（1982），我們第一次回到美國檀香山，只因要生產我們的第三個孩子（林西洛），爲了節省支出，產後不顧她身體的虛弱，第二天就急著回到台灣。九年來，她在一個異國文化中，照顧整個家計，辛苦扶養三個孩子，其中一位是嗷嗷待哺的兩歲幼兒，但卻很少得到我的幫忙及支持。九年來，她沒有回家探望過她獨居年邁的母親。最後她說：「很希望藉這個『機會』回到美國，有較長的時間與母親相聚。」我聽著聽著，心中的辛酸與憐愛，難以抑制，突地嚎啕大哭，抱著她一再地道歉。的確，這麼多年來，我對家庭缺乏關懷，因受到個人信念、理想的驅使，把她及家庭視爲當然，忽略了她的困境、感受及犧牲。此時此刻，什麼話也不必再說了，我清楚地知道我必須爲了她及孩子，藉這個「機會」離開台灣；一方面，讓太太和孩子們得以回娘家看看母親及外婆，另一方面，不讓自己和全家留在台灣，生每在警總威脅的不安狀態下。

我必須趕快找到一份工作或研究獎學金，但這時間點，要申請一份工作或研究獎學金實在已來不及。無計可施之下，我想到外國駐台的「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當時駐台代表爲謝孝同（Shel Serverenhaus），因爲彼此都對生態環境十分關懷，曾經與很多教授共同推動台灣國家公園的成立，幾次在內政部營建署的安排下，一起與很多關心的學者到八通關等地考察。之後，謝代表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申請到一筆經費，用以調査研究台灣的高山哺乳類動物，邀請我當共同研究員。一年期間，我們必須每個月帶領東海研究生等，從埔里徒步上山至八通關附近的高山地帶，從事哺乳類動物的生態調査。因這段因緣，我們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誼。當我向他詢問「亞洲基金會」是否有獎學金（fellowship）的計畫時，他告訴我，他們正在物色國內各界的人士至美國各政府機構及民間機構實習及研究。他說現在申請正是時候，還問我是否有興趣？就這樣，申請後不到兩個月，我很順利地獲得了「亞洲基金會」的研究獎學金，更讓我興奮的是，我要去的機構竟是大家夢寐以求的美國眾議院。

當晚，我高興地告訴太太獲得獎學金的事及細節，但她的心情似乎相當沉重。經我逼問下，她才說她算過我們到美國一年必需的費用，把旅費、租屋費、孩子的教育費，及基本的生活費等等加起來，我們的積蓄，甚至加上獎學金，也是不夠的。之前，住在東海大學的宿舍，沒有租金，孩子們上的是東海附屬小學，幾乎免學費，薪水雖少，但生活倒無問題，省吃儉用下，我一直都沒有感受到沒錢生活的困境，安心地做我自己喜歡的事。此時，獲得獎學金的高興心情頓時消失，茫然地看著她，不知如何是好？

我再度感受到無助的恐慌。一輩子沒想過向人開口借錢的事，要向誰借錢呢？萬萬沒想到，兩個星期後，天上竟掉下來四十八萬元新台幣到我的銀行帳戶。這筆金錢來得如此適時，如似天助，實在讓我感覺又神奇，又諷刺！幾個月前，我才被警總公然扣上了「爲匪宣傳」的罪名，還威脅我離開自己的國度；幾個月後，教育部竟然宣布我是台灣「傑出教授」之一，頒發新台幣四十八萬元獎金給我，獎勵我多年來在學術研究及教學上的成果及貢獻。多年來的教學研究工作，受到肯定，我當然十分高興，但在前後數個月的時間內，我又是「爲匪宣傳犯」，又是「傑出教授」，我眞不知如何自處，不知如何解釋。短期內，發生前後完全相反的事，眞是又荒謬、又諷刺，不僅令我啼笑皆非，外界也對這樣的矛盾，嘖噴稱奇。

我的生命旅程，特別是在困境、危急的時刻，常常在冥冥之中受到人與事的恩典；這樣的事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在我身上，絕無法單以幸運（luck）可以解釋。幸運不是我們可以製造出來的，但幸運發生在我們的身上時，我們必須由衷地感恩。連續發生在我生命的「幸運」，再度加深我對生命的謙卑，了悟生命不是全然只是肉體存在的化學物理現象，而是有一種「elan vital」（生命的力量）。對自然和生命（Nature and life），我們的確無法完全瞭解、掌握。我雖學習自然科學，但我不相信科學主義（Scientism），不認爲透過科學可以知悉解釋生命的一切。經過我個人的經歷及無數的體驗，我清楚地領悟到在自然世界及生命中，神秘生命力量的存在，我們唯有以敬畏、讚美與謙卑的心對之，以感恩和內省反求自我，善待眾生。

加上教育部的獎金，全部已有的經費，勉強足以支付全家赴美一年的費用。說實在，教育部的獎金雖無任何附帶的條件，但把教育部的獎金使用在私人的用途上，縱有理由或藉口來合理化我的決定，心裡卻有點疙瘩。此時此地，我實在沒有多大的選擇。經過一番的思考與家庭會議，爲了節省費用，我們決定接受家弟的協助，並且把家人安頓在檀香山，好讓住在檀香山的好友陳明澤就地照顧，我則隻身赴華盛頓D.C.工作，再俟未來的發展，尋求更好的安排。

離開前，梅可望校長特別邀我們餐敘送別。整場餐敘的氣氛十分尷尬，我落寞地坐著，不發一語。最後他說：「對不起，這次我眞的幫不上忙。上面給警總太大的壓力了。」

暑假快結束前，孩子們和太太很高興地整理行李；他們興奮，是因爲可以回到美國，住在檀香山；而我卻以無奈落寞的心情，和他們一起把全家五口所需的生活必需品及衣物等，裝進五個行李箱裡。一天清晨，請了校車直往機場。離開校園時，我向孩子們說：「東海再見了，一年後再見吧！」孩子們卻高興地大喊：「好哇，東海再見，我們要去美國了。」握著太太的手，我眼眶含箸淚，彼此深情地凝視，心裡清楚，這一離開，不知何時才能再回來。

東海大學家前庭院全家合照。(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