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見達賴喇嘛

作者林俊義

達賴：「我現在也相信唯有獨立自主的西藏，才能保有我們自己的文化，提升我們自己的尊嚴。」

1992年5月，民進黨國大黨團退出國民大會臨時會後，6月，我們組了一團十四人的民間環保團體，由我領隊，參加聯合國主辦、在巴西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舉行的「里約地球高峰會議」（Rio Earth Summit)。我們是代表台灣環保非營利組織(NGOs)參加，租了一個小攤子，擺了很多台灣環境生態的實情資料。政府也派了一團前往，對外自稱「官方」代表團，其實向主辦單位登記的名稱爲「台北文化及商業中心」，也租了個小攤子，擺了一些旅遊宣傳品。我們團員都受到這次會議很大的鼓舞，收集了很多資料，結識了很多世界各國的NGOs的領導人，準備日後相互支援。在一次活動中，我不期而遇地碰到老友，美國「看守世界」（World Watch)的主任Lester Brown，並透過他的協助，讓該組織的著名雜誌《看守世界》雜誌，在台灣翻譯出版。

回來後，我爲《民眾日報》寫了「里約生態92」系列報導文章。美國前副總統A1 Gore (艾爾•高爾）在高峰會中演講的一段話，我至今仍無法忘懷，特別寫下來與讀者分享：「請靜聽土地的哭泣，人民的聲音！什麼地方，人的尊嚴被踐踏了，生態環境就蒙受災難；什麼地方，人民感到沮喪無望時，生態環境就蒙受災殃；什麼地方，人活在驚悸中，生態環境就蒙受災禍；什麼地方，人活著感受不出生命的意義時，生態環境就蒙受災變；換言之，人蒙受痛苦時，土地就蒙受苦難。」

在地球高峰會上簽下對地球的承諾。（1992）

有一天早上，我們一起至里約最醒目的地標一「基督山」旅遊。我們在38公尺高的基督巨大雕像下，模仿基督展臂拯救世人的悲憫姿勢。拍照後，走下山時，突然，迎面而來一位穿著赤赭色披巾的僧侶，頭上戴著一頂運動帽及墨鏡。我一眼就認出他是達賴喇嘛。交會時，他主動問我們來自何方，知道是來自台灣時，他特別流露出親切的態度和我們一一握手，大家心裡都有一份莫名的喜悅和感動。達賴喇嘛走到一處張有大陽傘的休息地方，獨自坐在一張圓桌旁休息，好像很無聊的樣子，東張西望。在美國讀書時，我就對他十分有好感。我遙遙地看著他，想到他的一生，想到他爲西藏爭取尊嚴的堅持及受到的苦難。幾分鐘後，達賴喇嘛還是獨自地坐著，突然我一個箭步走上去，半蹲半跪在他的座位旁，很客氣地以英文自我介紹，並說:「我來自台灣，我心裡有幾個問題想請教您聖座（Your Holiness)，可以嗎？」對我突如其來的動作及問話，他一點也沒有驚訝的表情，仍以一副笑咪咪的自然表情看著我，和藹地說：「當然。」

「作爲一個台灣人，我很關心西藏的未來。我很想知道聖座您對西藏獨立的看法。」知道時間不多，我必須單刀直入。

「中國控制西藏後，對西藏人民、土地、文化等產生極大的打擊；文化受到摧殘，藏人受到殺戮（genocide)，土地也受到嚴重的破壞。」達賴喇嘛以他一貫獨特流利的英文，心平氣和地控訴著，「我出席民間的國會地球高峰會議，不是來控訴中國對我們的破壞，這已是事實。我願以一宗教領袖的身分，來關心西藏的環境、文化，及政治，也同時以宗教及人的觀點來呼籲世人關心全球的生態。西藏的人民、土地、文化等，與中國的關係淵遠流長，可惜中國人以殖民（colonizers)心態統治西藏，使我們不得不尋求自己的一條生路。從西藏的觀點，我們必須如此；從全世界文化資產的延續、生態的維護，我們也必須如此。這也是我來里約要表達的。」

達賴頓了一下，又一口氣不停地說下去：「西藏演變到今天不幸的情況，都是因西藏人民失去自主性。不管誰統治，生態的關懷，地方自主性都必須尊重，換句生態及文化的術語，就是尊重多樣性（diversity)。人類要尊重生物的多樣性（biological diversity)，也要尊重文化的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中國人幾千年來都不懂這個道理，都以大一統、大中國自傲，無法容忍不同或異中求同的道理。中國人看不慣蘇維埃聯邦（Soviet Union)的分裂，也不明白歐洲統一的意義，一味以中原大漢沙文的心態看待其他的民族文化。西藏在政治上必須與中國是獨立的、分開的，但維持彼此尊重的關係。」

我馬上接著說：「但我還記得，十多年前您在接受《新聞周刊》的訪問中表示，您不在乎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爲什麼現在您的立場全然改變了呢？」我好像抓到了達賴的小辮子，沾沾自喜地問他，看他要如何回答。

他轉過來，笑著看我。我敏感地從他整個臉上的表情及身體的動作，看到一個赤子誠摯尷尬的表情；我雖看不到在墨鏡背後，他那雙神秘的眼睛，但卻感受到它們一定流露出一個信息：「我又不是聖人，怎能不犯錯。」他重新回到之前的坐姿後，說道：「是的，以前我是這樣認爲，但一、二十年來情況也變化了很多。現在我相信人民自決的原則。聽聽自己人民的聲音，不要太聽外人的聲音。我的人民一再地要求獨立自主，我現在也相信唯有獨立自主的西藏，才能保有我們自己的文化，提升我們自己的尊嚴。我過去猶疑不決，一直都沒有做出肯定的決定，這是我甚感遺憾的地方。」

正想再提出另外的問題時，突然有人在我背後拍我的肩膀。回頭一看，是一位巴西的副官要我離開，好讓達賴用茶。我還是蹲著，卻不慌不忙地向達賴說：「至少我們有一個共同點，我們都想要突破歷史、文化的控制及大一統的迷思，創造出一個不同的歷史與文化。我們雖有不同的困境及包袱，但誠如您所說的，我們都不得不尋求自己的一條生路。從哪個角度來看也好，西藏、台灣絕沒有一定是中國屬地的道理。中國也要尊重生物及文化多樣性的法則才對。讓我們爲雙T (double T,Taiwan and Tibet)的獨立自主團結努力吧！」我握住他的手，感謝他。他徐徐地伸出他的右手，放在我的頭上許久，嘴裡喃喃自語後，輕輕拍了我的頭頂兩下，說：「Taiwan and Tibet in solidarity.」（台灣與西藏團結一致）

我離開達賴時，才發現葉俊榮教授也在不遠的地方聽。看我走過來，便急切地問道：「你應當問他，台灣可以爲西藏做什麼？」的確，我應該想到這個問題。但我們能爲西藏做什麼，當我們自己自身難保的時候？我想到在里約時，我們隔鄰就是西藏保育社的攤位，幾位藏人知道我和方儉支持西藏獨立時，抱著我們像親人一般。以後幾天，我們在一起的那種他鄉遇故知的親切與期待，令我感到我們彼此應當可以一起做些什麼？西藏與台灣不應孤獨地奮鬥！

走下階梯時，我們停在一家紀念品店觀賞巴西工藝品。不久，看到達賴一行人也走下階梯，經過我們時，還特別走過來與我們每一個團員握手道別，似乎在默默地祝福著我們及我們的國家。望著達賴逐漸消逝的彎曲背影，我心裡大聲地吶喊：「西藏獨立萬歲！」

與達賴喇嘛相遇於巴西。（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