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 半生速描 / 趙珠蘭 /02/2017

半生速描

作者 趙珠蘭

“To Julan, Old comrade in social movements for me and Lynn – keep up the feminist spirit!” 在書內的第一頁,琳達寫上此簡短的贈詞,勾起了我掩埋已久的記憶。對這一生刻畫出的痕跡,琳達的標題是「美麗的探險」,而我的標題應該是什麼呢?

一頁頁的翻下去、一字字的唸她的傳記,那段共同乘風破浪的歲月,又重新在腦海裡面活躍。她,是一個外國人主動來台灣探險;我,是土生土長在其中,命運被迫要經歷。

命運所承受之重

政治的話題,在外公家的庭院內,從來就不是禁忌,因為有一位漂亮的嬸婆,經常獨自帶著兩個兒子來做客,但我從來就沒有見過外叔公。母親說,她這位親叔叔是明治大學的畢業生,當年留學歸國,在火車站下車時,頭戴方帽身披風衣,英姿瀟灑,造成小城裡不小的轟動。但是,或許是他的光芒,以至於後來成為外來統治者的搶下冤魂。

悲劇發生之後,外公極力結交外來權貴,經常用三輪車載著他們招搖過市,以期換來其他家人的安全, 並能為弟弟收尸安葬。外公年青的時候沒有依計劃東渡日本讀大學,因為在師範學校畢業的前夕,他寫了一篇文章批評台灣日本人的傲慢自大,貼在學校的壁報上,於是被勒令退學,沒能拿到高中文憑。

「出去外面不可以亂說話。」每次外公對政治大發議論之後,就這樣囑咐我們。但是嘴巴可以不開,腦筋卻無法不想,從小我就對“黨外”的事情特別關心。

家住龍山寺後面時,每當選舉到來,西園路廣州街一帶總是人聲鼎沸,甚至到深夜還燈火通明。平常時日不能說的話、聽不到的事情,就在一小段日子裡,會自動爆發出來。記得有一位外省老貝貝,不知從哪裡冒出來,與當地的人文環境極為不相配,在選舉期間每晚拉著一輛破腳踏車,有時後面還跟著一位步態沉重的婦人,車上載著一個大牌子,寫著密密麻麻不曾聽過的控訴,讓路人無法不多望兩眼,那悲哀與無助的身影。

早期的競選演講,人潮只聚集在龍山寺的前庭,後來就連線把擴音器裝到圍墻外及對面的商場;美麗島事件後,在受難家屬的競選演講會上,擴音器幾乎延長到另一端的十字路口。當候選人站起來鞠躬,音樂響起“望你早歸”、“一隻小鳥號啾啾”時,台下不約而同一片涕泣聲,不必說一句話,捐款箱已塞得滿滿,票也應該在內心投完了。我在人群中噙著淚水,聽了開場白就離開了,我怕我無法回去美國繼續唸書,故鄉人正在承受巨大的苦難,我怎麼能夠毫無感覺的追求學位。

其實,在安娜堡攻讀機械工程博士班的那幾年,我的日子多半是如此這般渡過的 –右手演算著流體力學方程式,左手捧著密大東亞圖書館的人文歷史藏書。從前看不到或沒看到的書籍雜誌,是我在冰天雪地的大學城中,最重要的精神資糧。那時候,我真的很羨慕其他種族的同學,以為他們不用背負家鄉苦難的重量,可以專心一意的唸書(二十年之後我才知道,比起這世界上許多地方的遭遇,包括號稱自由民主的美國,台灣的經歷算是小case)。

第一次出國留學,是大學畢業後一年。剛到不久就在書店看到台灣的禁書,好奇的買了幾本,簡直讓我目瞪口呆,原來幾十年的歷史教育是被騙了!本來就從未加入過K黨,雖初到異鄉人地生疏,也不願參與所謂的“中國同學會”。芝加哥有一群左派台灣留學生,他們有學問、有理想,我交了一些朋友,也看了樣板戲、穿軍裝的芭蕾舞劇、以及左派的文史資料。那時,的確對中國充滿幻想與期待。

然而,我真正參加與政治有關的活動,是到洛杉磯工作之後才開始;在那之前,我一直是典型的乖學生小女人。洛杉磯是八十年代台美人政治活動的重鎮,各路的英雄好漢都到此集結,很快的我也受到影響,被取名“阿美”,因為那年代的“抓耙子”仍無所不在。其實我是個膽小鬼,只做些跟班打雜的小事,對“政治派系”的糾紛不是太了解,單純的為了故鄉的正義幫點忙。

有一段時間,我活躍於洛城各種社團活動—讀書會、同鄉會、婦女會、台灣學生社,以及工程師協會等,編雜誌、辦演講、演話劇、寫傳單、示威遊行,把本來只會寫電腦語言的手,鍛煉出拿起筆來變單字成章句。但是,台灣正在發生波濤洶湧的民主運動,在美國做那些事情,只能自嘲是半個“週末革命家”,調劑單調無聊的美式生活。

當然不是所有關心台灣的同鄉都和我一樣,最令我佩服的是一些無名英雄,尤其是台灣學生社的同志,他們冒著有家歸不得的風險,放棄可以光宗耀祖的學位,為喚起年輕學子的台灣意識,而全美奔走串聯。

街頭運動

我在辦公室裡越來越坐不住,每年都要把假期請滿,回台灣參加街頭抗爭。名義上是“省親”,卻經常一大早就出門,跟父母說去找朋友。雖然沒有說謊,其實是和同志開會,或在馬路上呼喊口號。有一次走在衡陽路的中間,無意中轉頭一看,騎樓下站著看熱鬧的父親,他吃驚的臉孔卻帶著微笑。那年頭,黑名單是長長一串;再也回不了家還算事小,陳文成博士的悲劇仍記憶猶新。

終於公司改組,工作沒了,我有理由乾脆搬回台灣。那是九十年代初,往國外移民的風氣正高漲,我要逆向而行,父母必定是反對的。然而我覺得再也等不了,全世界的政治情勢正在大翻轉。朋友幫我在台北一家知名的工程公司找到工作,我有了更充分的理由,於是父母只好委曲求全,志願來美國陪伴剛上初中的孫女。

那是一段生命中最有意義的日子。不到兩個月我就把工作辭了,加入勞工陣線,全職投入社會運動,因為上班不是回台灣的目的。那時的工運才剛起步,大部分的活動還是做政治抗爭,因為政治是一切問題的源頭,改變迫在眉睫 –釋放政治犯、 國會全面改選、反軍人干政等等街頭抗議遊行,如火如荼的展開。我在台北的大馬路上,裹著外套仰望星空,睡了五個夜晚;面對荷搶的軍警鎮壓,簽下打死不退的切結書;在工廠和工人們座談、鼓勵他們組織工會;到南部偏遠的村里拜訪、鼓舞基層的草根民主力量。獨臺會事件發生時,與幾位朋友在調查局門口守夜,給被關押的四君子精神支持。

當學生們第一次在台北車站集結過夜,抗議調查局進入校園逮捕學生,我臨時受命寫了一篇文章,為沒有團體支援的唯一女性受難者發聲。當晚趕著截稿前傳真給各大報紙,第二天天還未亮,就有自立早報免費在台北車站大廳發送,一位女同學站起來用擴音器朗讀屬名王秀惠的公開信 –“蘋果的告白”,全場鴉雀無聲,只聽到此起彼落的啜泣。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寫文章被登在報紙上。

在台灣社會運動打滾了六個月的之後,我決定還是返回美國,雖然內心非常的不捨。男人在外衝鋒陷陣,不必憂愁家庭沒有賢內助支撐;但是時代還沒有付予女人這種待遇。父母不可能一直幫我照顧女兒,她即將進入青少年期,要她重新適應一個新的生活環境,對她不公平。而且,台灣的民主運動似乎要走進另一個階段,街頭抗爭將不再是主角了。

女性意識

在日據時代,母親算是高級知識份子,她畢業於台北師專,如果不是戰事吃緊,海上航行非常不安全,她還打算到日本讀大學。可是她對性別有種奇怪的偏見,好像女性天生就是次一等的品種 — 智力差又情緒不穩定(台語叫做“ei不來、sàh不去”),所以她在小學任教30年,從來不教女生班。也常不經意的說:「就是把妳少生了一條鞭。」

因此,從小我就不是一個有自信的人,不只對自己的能力懷疑,還對自己的外表羞慚,在學校只是一個不起眼的中等生。但是作為老師,母親是很注重教育的,小學時候家裡就有成套的東方文庫,還送我去學繪畫、書法、珠算等技藝,也逼我課後補習,更經常送禮給班導師。初中考上第三志願,我讓她在同事之間很沒面子;高中考上北一女,她覺得扳回一城;大學放榜那天,我跟她稟報錄取台大時,迎到是一副要哭出來的愁容,說:「妳將來怎麼嫁得出去啊?」

命運不幸被母親言重,離婚的時候,我聽到長輩們的感歎多是:「妳啊,就是書念太多…」、「為什麼唸工程?不像個女人,不懂得撒嬌」、「男人不喜歡妻子太聰明,愚愚的顧家就好。」那時,我真是深惡痛絕這社會的性別歧視。不只是一般人的觀念如此,法律也公然的保障男性 –-兒女及財產權均歸屬男方,除非丈夫主動放棄;妻子要求離婚,必須提出十二萬分確鑿的證據。

在玻璃屋內長大的我,離婚是平生第一記沉重的打擊。生活一向順風順水,尤其在萬綠叢中一點紅的工程界,更是被捧成高塔內的小公主。離婚之後,我決定不再順從自小被教導的那一套觀念,我要走自己的路,男人能的我也能,女人的價值由自己決定,所以我立即重新出發,再次到美國唸更高的學位。

我把一切都準備好了,才告知母親。她幾乎歇斯底里,一個女人單獨帶一個幼兒,在遙遠的異鄉,怎麼過活啊!況且,不趁著年輕再找個人嫁,還要去唸博士,真是孺子不可教也,下半輩子怎麼辦?

其實她是對的,在唸工學院、做工程師的時候,最辛苦的是孤單 — 沒有同伴、沒有背後的推手、甚至沒有角色模範。我不像西方女性那麼堅強,到後來覺得心力交瘁,我不適應那種環境,尤其在自我中心、處處競爭的美國文化裡。

說來難以置信,我的女性意識啟蒙者是一位男性。應該是在做週末革命家那段時間,一位博覽群籍的天才同鄉,送我一本書 —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那本書很厚,我花了很久時間也沒有看完,但從此被西方女性那種獨立思考、自主生活的態度所吸引。我開始尋找女性的傳記,那些在傳統社會看不到的形象,如爭取選舉權的蘇珊安東尼(Susan B. Anthony)、首位單獨飛越大西洋的女飛行員艾爾哈特(Amelia Earhart)、二十世紀初獨自到西藏居住的女探險家大衛尼爾(ALexandra DaVid-Neel)等,她們不尋常的生命軌跡,深深吸引了我。

九十年代初,台灣的社會運動正蓬勃進行,我回到美國過著平靜的生活,內心極端掙扎。雖然找到一份工作,卻無法定下心來上班,這時才慶幸當年沒有拿到博士學位,那個失敗的重擔一直壓著我。我打了一些小工,想試著寫作,努力在報紙、雜誌發表文章,也翻譯了一本長篇小說,是中美洲女作家Gioconda Belli寫的“The Inhabited Woman”(中譯名:“百年心魂”,遠流出版社)。主角是一位擁有高薪的年輕女建築師,最後拿起槍加入革命組織。

靈魂的轉折

有句俗語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而我似乎兩者都犯了錯,因此才過四十歲,就開始產生中年危機。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活著的目的是什麼?我內心經常盤踞著無名的煩惱與恐懼,日子越過越空洞、蒼白。

我開始搜尋以前所不曾涉獵的領域: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上各種extension的課,參加一位退休教授的家庭查經班,出席在達賴喇嘛的講經會,報名無奇不有的NewAge的演講或活動。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一些自我成長班,我不只陸續上了四、五年的課程,還長期做義工。

在成長班裡,有各種階層、各種種族的成員,大家都是來學習脫掉外表的偽裝、看到真實的自己。他們大大的豐富了我的生活經驗,雖然已經旅居美國二十多年,上過學又上過班,但從來沒有那麼深切的體會到不同文化的細節;也是由於這個的經歷,使我開始回顧我所來自的文化,更遇見了前世今生的情人 — 喬,改變了我的生命方向。

上了這麼許多成長班之後,內心仍然沒有被填滿,我又註冊了更正式的訓練課程 — 聖塔摩尼卡大學的精神心理學(Spiritual Psychology)碩士班。這個特別的課,把人類的心理層面和宇宙的精神層面連結起來,使我一向只懂科學的頭腦,開始對神學感到好奇。喬送我一本書 –“The Kybalion”,合理辯證抽象思想,科學系統化的討論形而上學(metaphysics),我愛不釋手,好一陣子幾乎隨身攜帶。

拿到心理學的學位,我最大的成就是出版了人生第一本書 –“不知道我不知道”(張老師文化)。其實那只是運氣好,因為有位朋友要遷居回台,順便把我的文章帶給出版社,而那編輯大人居然有眼視泰山;其後,我還為張老師月刊寫了數年的專欄。現在重閱那些文章,卻令我汗顏,在人生道路上走得越久、對古文明的哲理探索越深入之後,再看西方的心理學,實在不敢恭維。

前世今生的里程

進入新千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過去曾一起為民主運動打拼的同志,邀我回去擔任他的副手,管理一家有一千八百名員工的國營公司。我喜出望外,賣了車子、房子,買了單程機票,以為可以再為台灣打拼,實現長久以來的夢想。

沒想到一年半之後,我又拎著兩隻行李箱飛越太平洋,和二十七年前第一次出國時一樣。「政治本來就是權、利的鬥爭。」喬笑我太天真,單憑理想就要想改變世界。我只能苦笑,帶著失落與疲憊的心情,躲在喬的城堡裡得過且過。

剛從醫師職業退休,喬日以繼夜致力於寫作,這個嗜好和我內在的渴望不謀而合。他常拿剛寫好的文章要我提出批評,也要我一起腦力激璗下一個寫作的主題,並很認真的作筆記。因此我們經常一坐數小時,做天馬行空的討論。他家有個不小的書庫,收集了我從未看過的歷史、哲學方面的書。「做偵探式的閱讀,不要把書上的東西照單全收。」他經常這樣提醒我:「歐美人寫的東西有很多謊言。」我嗤之以鼻,認為他有種族偏見,因為從小我是以背書的教育方式長大,並且絕對相信歐美思潮最優秀。多年之後,我才學會偵探式的閱讀,懂得分辨那些吹噓、扭曲的內容,不能不同意他的判斷,尤其在歷史、思想方面。

「我研究的是至少兩千年之前的東西。」他的這個興趣,當時的我聽起來覺得很可笑,認為他呷飽太閑。於是他給了我第二本書 — “The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作者Muata Ashby)。此書既厚且深,居然讓我一字一句唸完,因為書中所解釋的古埃及神學,有輪迴、冥界、極樂世界、道無所不在等的觀念,與我成長的文化非常相似,引發了我對古文明探索的興趣,把他書庫內所有有關的書一本一本的唸完。我完全相信喬的觀點 — 古希臘文明來自埃及,但只取了其中他們所能理解的一小部分。然而,當他提及老子、孔子的書也是來自古埃及時,我就非常不服氣。

感謝上天,在台北一個濕冷的下午,我無意中逛到三民書局,一本書名使我的眼珠差點跳出來 — “五千年前埃及的『法老書』(老子•道德經)”。從此,我成為作者林明華先生的粉絲,每次回台必定去上他的課,並買了他的全部著作帶回美國。其中有一本小冊子 — “台灣最偉大的神學殿宇 – 清水•紫雲巖”,使我一輩子不解的謎,有了朦朧的答案。

從小在廟宇邊長大,對廟裡的神明、道具、建築,一直充滿著驚奇與疑問。每年回台灣,看到山林野外的大小寺廟,一年比一年增加,香火一年比一年興盛,無法不感嘆台灣人的心靈依托,竟是如此的根深蒂固,那應該是最道地的台灣文化,也是最值得大書特書的精神文明。從古埃及的研究中,我經常有種靈犀相通的感覺,我的傳統文化應該與其有著千絲萬縷的關連,媽祖信仰就是一例,那在五千年前的古埃及就存在,林默娘只不過是老歌新唱的宋代版本。

“那是一門神聖的科學(Sacred Science)”法國神秘(玄)學家R.A. Schwaller de Lubicz如此詮釋古埃及的文明 — 古埃及的壁畫、象形圖文,並不是原始人的產物,而是具有極高神學哲理的表達;同樣的,台灣寺廟的複雜、精美,必定也充滿象徵性的意義,絕對不能以“迷信”來對待。

台灣是河洛族群最晚的落腳處,而河洛文化是“漢”文化的源頭。林明華先生不只發掘台灣寺廟的真正內涵 — 宇宙人身神學,也重新詮釋河洛古經 — 易經、詩經、書經、老子、論語等。這些書都沒有確實的作者,其中艱深的神學意義,早已隨中土的人文變遷,而大大的改變了面貌。二十世紀以來,考古學突飛猛進,我們需要重新科學化的檢視歷史,才能真正知道自己是誰。

於是,我的後半輩生活,似乎在冥冥之中被決定了下來。希望這一趟曲折荊棘的人生道路,沒有白走一遭。

Source from 趙珠蘭 02/2017

Posted in 02/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