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公論報》創刊
口述: 張月英女士, 主編: 張炎憲,曾秋美
為什麼決定辦報紙？因為當初我們主要的發聲管道是《台獨月刊》，然而《台獨月刊》內的文章太硬、不容易閱讀，張燦鍙就說「別人都跟我說，拿去廁所看還看不下去。」於是大家決定再出版些什麼刊物，至少讓讀者比較容易接受：另一方面，因為「咖啡廳」的地點不能公開，但又需要有個能凝聚大家向心力的地方，雖然《台灣公論報》的辦公室也不是完全公開，但至少可以讓內部的人都進來，它就位在長島市一個倉庫的樓上，後來也變成大家辦公的場所。
他們當初找我去「咖啡廳」工作，主要也是因為台獨聯盟要發行報紙，需要人員幫忙，所以我進去後便投入發行報紙的工作，光是籌備就花費了好幾個月的時間，從1981年3、4月我開始上班，直到7月31日才出第一期。發行報紙的前置作業很多，首先是募款，接著是發佈人員通訊徵詢報名、版面、字級等技術上的問題，光是這些就夠我們忙碌了，再加上個人、各地支部都有自己的想法，要怎麼彙整並討論出可接受的方案，相當耗費時間與心力。針對報紙的討論有很多，比如張燦鍙提議做「三日刊」，就有人說那感覺好像「做三天就沒了」；版面規劃也出現許多討論：他們說直寫的是國民黨式的，所以要寫橫的，但是左寫或右寫又有爭論。總之，最後拍版定案的是橫寫、小版面，要小版面的理由也很有趣，因為大版太大張了，小版面比較容易攜帶。 另外，報紙定名為《台灣公論報》，這個名稱是源於李萬居創辦的《公論報》，「公論」就是要幫台灣說話，所以才再加上「台灣」兩字，英文名字就是”Taiwan Tribune”。
《台灣公論報》報社從7月15日開始運作，社長是洪哲勝，發行人是羅福全。包括我在內，社內共有四位記者，其他三人一個姓陳，我們都稱呼他為老陳，他曾經編過報紙，也在台灣當過記者：一個姓李，小李是研究所畢業後就被拉進來工作的：還有一位是真的在紐約的中國城辦報紙，當編 輯，到報社來做兼職的工作，他最清楚辦報的狀況，因此主編的職務就由他擔任。我們固定在星期二、五出刊，所以星期一、四就要送印。
辦報不是寫寫文章即可，版面如何分配、內容的選擇都相當耗時，我們共有八個版面，全部填滿也很不簡單。有 兩個人負責打字工作，一位是洪哲勝的太太，另一位是在中國城專門負責打字工作的台灣女士，台獨月刊也是她負責打的。除了工作很多之外，一開始我們也遇到很多困難，像是報紙有種大字叫做植字，過去都有種大型的植字機，我們還特地跑去中國城買回來一台舊機器，剛開始一切都在摸索中，也不是會用就行，我們還找不到字在哪裡呢。
第一次出報時，我既是編輯又是記者，還要去做植字，植字的工作還得洗照片，像影印一樣，字便會倒印出來。但是光要找到字、貼上版面就是件很累人的事，有時候怎麼找就是找不到字，所以要大家都來幫忙找字。排版方面也是工程浩大，如果當初打字太大還得縮版，所以我們都得印很多紙，然後討論如何配置版面，這麼多的工作就交給我們四個人做。
最麻煩的是錯字，通常我們寫完文章就已經看不下去了，都要找別人來校對，挑出錯字再修改。每次修改就要先拜託打字的人把字打在貼紙上，我們再剪下來黏上要修改的地方，有時候打字員也沒用貼紙，就打在一張普通的紙上。由於我們出報時間很晚、很趕，後來光挑錯字就眼花了，字常會擺錯地方，或是漏掉，有時候好不容易排好送印之後，隔天進辦公室才發現「我的錯字怎麼還在這裡！」所以我們的錯字也招致很慘烈的批評，其實什麼都會被罵，而每次被罵就會覺得洩氣。
我們第一期的出刊時間定在7月31日，正是陳文成事件過後不久，相關消息漸漸傳來，所以就決定第一期以陳文成為主。出報前一天，所有能來的人，包括張燦鍙在內，大家都在報社工作到很晚。當時我們排版就用一張桌子、一塊玻璃板，下面還放了電燈，這樣才知道版面是否排正。我們一整天工作下來，已經看得頭暈眼花，剛好我編的那版又是陳 文成陳屍的照片，心裡面已經非常難過了，再加上排版，看得我整個人很不舒服。那一晚我忙到天亮，大家都回去了，剩下我還在工作，大約清晨六點多，他們來了，問我怎麼還在？我說我都做好了，才送去印。
那位來自中國城的主編負責編排頭版，頭條寫著「警總約談後橫尸圖書館樓底陳文成暴斃台大校園」。報紙一出來，「暴斃」二字被大家強力批評，主編還問「這樣有錯嗎？我很公正啊，我只說暴斃，沒說他是怎麼死的啊！」但是聽起來的感覺實在很不好，我想他在這方面的用字遣詞是受到個人立場的問題所影響。
第一期的《台灣公論報 》因為太多錯字和「暴斃」的用詞，遭到很多批評，不過我們就算被罵也要繼續編下去。 當時編寫的工作都在報社內進行，印製就得送去外面，我記得印刷的份數大約是三千份左右。那時候非常需要人手，所以就看誰有認識的、誰能做什麼，將所有人都一起拉進來工作。同事裡面有個老李，來自芝加哥，他是個很好的人，振昌都會說：「我最欽佩老李的是他娶到一個好太太。」老李做事非常認真，他的工作是總務，就是將報紙送印、取回，之後拿去販售或是供人取閱，後來他太太開始學打字，也一起進來報社工作。
編輯兼紀者
報紙一共有八版，我們四個記者一人負責兩個版面，第一版通常都是主編負責，所有的文稿都要先讓洪哲勝看過，他是社長兼總編輯，同時也負貴撰寫社論。我管理「鄉訊」與公論、議論的部分，也就是最後一版，這版比較容易，因為是將大家寄來的文章編排好，相較之下能比較快完成。而通常大家拿到報紙，一定是先看第一版與最後一版，中間的部分約略都是有時間才會細讀。
我負責的「鄉訊」就是同鄉版，所以我接觸了很多同鄉的事務，在報導全美各地同鄉會的活動時，因為無法直接去現場採訪，我都是與通訊員電話聯繫，聽他們說發生的事情，我就寫下來。剛開始我聯絡的對象都是聯盟的人，後來也會找其他人詢問。報紙出刊後，大家可能會看到一些認識的朋友的名字出現，然而當時大家對國民黨還是很恐懼，所以有些人會要求「不能寫出名字」，起先我沒注意，還是照寫，就被質疑「為什麼要把我的名字寫出去！這樣我會被國民黨做記號。」後來我漸漸瞭解採訪、撰稿的技巧，也會先徵詢受訪者是否能留下名字。其實那時候我們有很多人都用化名，我也想了很久決定叫「廖紀星」，大家都叫我廖小姐，結果就有人問說「妳姓廖喔？是哪裡人？我也姓廖耶！」害我都非常不好意思，不知該如何回答。
有時候大的事情發生，我需要訪問，有的人會說、有的人不想說，我就得一直找人，而常常都是同樣那些人在說話，當然這樣對我而言比較簡單，有人想說，我也寫得比較快。像陳唐山當時是全美會的會長，之後又是世台會的會長，他都會主動提供訊息給我，我編的「鄉訊」差不多一個星期就要提到他一次，所以陳唐山就出名了，當時George 還很疑惑地問我「妳怎麼老是寫陳唐山？」我就說「都是他提供的消息啊！」
另外，由於很多台灣同鄉多少會寫些文章，卻沒有發表的管道，有人說這叫「藏壁稿」，意思是寫完只能收在牆角，所以當時這份報紙對他們而言也是一個公開發表的機會，我就常收到很多寄來想發表的文章，所以我們也會在「公論版」或「文藝版」刊登同鄉的文章。當時我還要幫忙修改文章，結果就有人抱怨 「妳改的都跟我之前寫的不一樣了。」也有人生氣地寫信來說：「這個字就是這樣，不准改。」
我們除了負責編排版面之外，剛開始由於人手不足，我還必須包辦很多事情，例如負責寫訂戶的收據、去銀行存款等等，還好後來帳務交由羅福全的太太毛清芬管理，也再請了一位負責植字工作的人，我的負擔就減輕了。
關於報紙的內容，在出報之前，我們並沒有討論過，一方面是因為大家光負責自己的版面就夠忙了，根本沒時間去管別人的事，另一方面也是基於對彼此的信任，所以我們每次都是在出報之後，才檢討報紙的內容。遇到有人寫信來罵，洪哲勝就會再寫文章罵回去，但大家都會勸他不要這樣回應，如果是張燦鍙，即使人家批評他也不會回嘴、還手，他還是繼續募款、做自己該做的事：但洪哲勝認為被罵了就要反擊「人家來罵你，你不罵回去怎麼可以！」然而這樣的態度會讓其他人覺得「公論報怎麼會這樣？」他在第一次回覆時是以「本報」名義，王康陸就說「這個不要登。」後來他發表第二篇文章就用本名，我們仍然覺得「你用自己的名字，大家還是知道是公論報啊！」可能這方面觀念的不同， 也是後來他選擇離開的原因之一。
羅福全是《台灣公論報》 的發行人，他之前在馬來西亞進行聯合國的計劃，因為聯盟內部很多事情、互相批評的聲浪不斷，他便回來內部坐鎮、和洪哲勝一起寫社論，後來洪哲勝離開了，就由張宗鼎接任社長的職務。
報社總共有四個編輯、一個社長、還有兩個打字人員，開銷很大，而且訂戶數不夠，所以需要募款。當時同鄉會的活動，如果報社有派代表出席，通常都能募到不少錢，金額究竟是多少我忘了，但每個人都會捐款，所以張燦鋈常利用機會去募款，報社也才有辦法支撐四個全職人員的薪水。我 也曾經代表公論報出去募款，我記得大概是12月的時候， 當時華盛頓DC的同鄉會開會需要一位公論報的代表出席， 希望是新的面孔出現，於是派我去，我真是既緊張又害怕，因為我要用台語講，而且我怕身份曝光。結果當我發表完後，有位女士指著我大聲地對她旁邊的人說「我認識她。」 原來那是我在信義國中的同事許桂棠，還跑來跟我說話，她一開始就叫我「張月英啊！」害我嚇到快晕倒了，我以為沒人知道我的真名，但還好她說：「我已經訂了，真不好意思，但是我可以叫別人訂。」
424事件之後，蔡同榮就不管事，淡出了，和張燦鍙也不來往了，我們當時因為計畫編輯一份424事件的紀念刊，包括洪哲勝、再添、振昌還有我就去問蔡同榮的意見，結果他很好意地請我們去他家烤肉，從此之後，他又慢慢地復出了，1982年就開始做「FAPA」（Formosan Associationl or Public Affairs台灣人公共事務會）的工作，他成為第 一任會長。「FAPA」事實上是聯盟促成的，一開始的籌備都是在羅福全家的廚房完成。蔡同榮當時的態度非常積極，他就是那種「我做什麼事都會告訴你。」不會等人去問他， 所以我就開始寫蔡同榮的事情，陳唐山的消息就比較少了。
另外，在「FAPA」成立前，透過台獨聯盟和全美台灣同鄉會的努力，終於成功爭取到兩萬名台灣移民配額，這代表的是美國第一次將台灣和中國分開考量，對台灣是正面的，但很多人並不這麼看，認為台獨聯盟「說了這麼多愛台灣的話，卻還要人留在美國。」結果就被外界批評得很慘，所以有時候聯盟努力做的事情，反而傷到自己。
摘自 一門留美學生的建國故事/200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