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物語 : 一個留學生的蛻變

作者劉進興

三十那年，我在美加邊界附近水牛城的紐約州立大學工作。美國國慶長假期的晚上，突然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他跟妻子到尼加拉瀑布玩，沿途找不到旅館，翻電話簿剛好找到我的名字，問我可否協助。

我就請他過來住一夜，那個人就是陳文成。

聽起來不可思議，素昧生平怎麼會登門借宿呢？但在當時留學生圈子，這並不奇怪。兩人一聊就發現有許多共同的朋友，又同屬「獨立陣營」，有同志自遠方來，當然要把酒言歡，痛罵獨裁政權，鞏固革命感情。

蒙昧時期

那晚，我們聊大學往事。

陳文成低我一屆，同校但不同系。那是低氣壓的時代，黨外運動雖已在社會某個角落醞釀，我們還渾然不知。校園裡唯一的政治事件是為了保釣到美日大使館抗議。馬英九津津樂道說那是他的政治啟蒙，但當時我們跟在教官護航的隊伍裡，並沒有叛逆的感覺。要到後來出國後，才真正被啟蒙。

高中時，我在報上讀到一則小小的新聞：「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三人進行破壞活動，經治安機關在現場發現逮捕，現正依法偵察中」。當時覺得很奇怪，前一年彭教授不是才入選十大傑出青年嗎？

大三時，報載「蔣副院長紐約遇刺，兩反動份子被捕」，次日大篇幅報導「暴徒行刺行為，全國青年譴責」、「蔣副院長臨危不亂，留學生深表崇敬」。當時我們班上正在排演送舊晚會的鬧劇「荊軻刺秦王」，劇中秦王荒淫無道，與眾臣玩橋牌，拿到爛牌就命令重發；只可惜秦舞陽發抖，荊軻失手，又一次千古遺恨。那時我們的政治敏感度很低，竟然沒有任何聯想，好在沒出事。

那個年代沒有網路、電腦，甚至沒有傳真機。資訊完全封閉，根本不知道什麼「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四二四事件」。等到出了國，才恍然大悟。

啟蒙時代

我們聊各自的啟蒙過程。

我一到美國，中國同學會就派人來接機，幫了很多忙。那時還沒有中國學生，所謂中國同學會都是台灣來的。那時也還沒有台灣同學會，只有台灣同鄉會。不久就有台灣同鄉來電聯絡。

郊遊野餐，請客吃飯，兩邊都在拉攏新生。不同的是，中國同學會避談政治，台灣同鄉會則對國民黨不爽。同學會打籃球，同鄉會則每週六下午打壘球。打完球喝酒講政治，就是新生的啟蒙教育。

我的啟蒙書是柯喬志的「被出賣的台灣」。這本書從開羅宣言開始，很生動地描寫二次戰後國民黨接收大員來台，如何到處霸佔房舍，引入貪污文化，最後導致人民的反抗。小時候長輩偷偷談論的二二八事件，到此終於真相大白。據柯喬志估計，三月屠殺的人數不會少於五千，可能高達兩萬。我還記得讀此書時的憤怒，尤其讀到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將軍的演講：「台灣人未受真正中華文化的薰陶，是二等國民」，更是氣血翻湧。

另一本是彭明敏的「自由的滋味」。原來他曾是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國際法專家，當時蘇聯支持中共取代中華民國的席次，國民黨靠美國支持，每年都得捍衛「中國代表權」。但一年比一年難，三分之二門檻的防線即將崩潰。彭教授看到危機所在，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就被軟禁起來。

1970年彭明敏神奇地逃離台灣，1971年中國果然進入聯合國。書中描寫彭教授變裝易容，逃過特務的監視。他離開國境時，回頭「凝視台灣島嶼和其燈火，逐漸在視線中消失」，簡直跟間諜小說一樣。

當時大家猜一定有CIA協助才逃得出來，但最近彭的新書否認。我到美國時，彭教授已經從瑞典轉到密西根大學，在各地同鄉會巡迴演講，掀起了討論台灣前途的熱潮。

區區兩本書，就顛覆了二十年的國民黨教育。而且一旦開竅，就一通百通。當時海外有許多台灣人刊物，專門揭穿國民黨的騙局，像反攻大陸、萬年國會、高普考保障大陸各省名額等，都一戳即破。

啟蒙之後再回頭看，奇怪自己怎麼會被那套漏洞百出的神話騙了二十年？可見在封閉社會裡很容易被催眠，一旦呼吸到自由空氣，自然會悠悠醒來。但也有許多同學身在美國，卻只看中央日報。有些人收到台獨刊物，連摸都不敢摸，趕快用筷子挾著丟進垃圾桶。

校園特務

黨外運動在七十年代中期崛起。1975年「台灣政論」出版，轟動一時。黨外雜誌如雨後春筍，國民黨禁之不絕。1977年發生中壢事件。1978年台美斷交。1979年美麗島事件。誰都感覺得到歷史的的胎動，something is cooking！

海外台灣人也激動起來。白宮、聯合國、台灣駐美大使館，駐紐約、芝加哥各地領事館，都常是台灣人示威遊行的地點。大家舉著「台灣要自決」、「台灣要獨立」、「台灣沒有言論自由」、「抗議台灣選舉不公」等標語繞行街頭，並向好奇的美國人解釋：台灣長期戒嚴沒有民主，所謂自由中國並無自由等。美國的幅員遼闊，參加遊行往往要開十幾個鐘頭的車。但參加者都很興奮，彷彿完成了革命的千里長征。

即使在自由的國度，參加這樣的遊行仍然心裡怕怕，因為全美各地都有國民黨的校園特務，負責監視留學生。我有位朋友出國前被某機關約談，要每個月給她幾百塊美金寫小報告。她爸爸辦了一桌酒席向特務解釋「小女年幼無知」，才得以婉拒而不惹麻煩。馬英九據說就是這樣的職業學生，他打擊台獨不遺餘力，曾被看到在台灣同鄉會遊行的現場拍照。

國民黨有個反共愛國聯盟，組織遍及全美，馬英九、丁守中、李慶華、蘇起、關中、魏鏞、趙少康都是要角，美東的「波士頓通訊」、芝加哥的「大漢風」為其機關報。馬英九擔任過紐約大學的小組長、「波士頓通訊」主編。我在聖路易求學時，當地有位殷乃平，據說負責美中六州，後來當立委。負責明尼蘇達州的趙怡，後來當新聞局長。明尼蘇達大學有位女生葉島蕾，1980年回台被捕，理由是留美期間「與匪來往」。李敖曾在節目上說，葉案跟趙怡有關。當時留學生都很害怕，怕一不小心會上黑名單。

被打小報告的人很多。1977年我的護照去延期，寄回來時上面的「回台簽證」已被取消。竟然不准國民回到自己的國家，這就是所謂的「黑名單」。

1979年陳文成到我家時，我告訴他這件事，他還教我如何跟國民黨學生周旋。他自認為每週末都跟他們打籃球，掩飾得很好。沒想到他仍然上了黑名單，兩年後回台省親，竟然被害。

當年打小報告的人許多現在都變成政客學者名流，在電視上高言闊論，民進黨執政時甚至還奉之為上賓。更好笑的是，2002年中國時報有篇報導，說馬英九「在國外求學時，曾一度被列入黑名單」(11月14日，記者董孟郎)。哈哈，為了打扮成民主人士，馬英九居然以黑名單化妝。真好笑。應該有人好好整理當年校園特務網的全貌，以免他們繼續欺騙社會。

海外學生運動

當時有許多留學生刊物，包括各地同鄉會通訊、人權會通訊，跨校園的《半屏山》、《台灣學生》、《台灣學生報》，全美台灣同鄉會的《望春風》，台獨聯盟的《台灣青年》、《台獨月刊》、《台灣公論報》，史明的《獨立台灣》、《台灣大眾》，台獨左派的《台灣革命》、《台灣時代》，以及許信良流亡海外時的《美麗島週報》等。

這些刊物一開始多半手抄，後來才有打字排版。同鄉會、同學會的刊物，除了通知烤肉聚餐外，也轉載黨外雜誌的文章。其他刊物多為政治評論，暴露國民黨的不民主，鼓舞同學不要怕政治，宣揚台灣獨立的理論。

這些刊物透過各地支持者收集郵寄名單，校園特務則在注意誰在讀這些刊物。讀研究所時，我每天下午窩在學校的中文圖書館，如飢如渴地閱讀各種統獨刊物、馬恩列史毛的革命理論，重新認識台灣史、中國史、與世界史。那時傻呼呼的，不知職業學生就在旁邊注視你。

據說當時哈佛燕京圖書館的黨外雜誌常常消失不見，管理員暗中觀察，結果逮到一名女子偷走閱覽室裡反國民黨的報紙。此女非她，正是當今區長、當年波士頓小組要員馬英九之妻周美青也。（見「你想像不到的馬英九─馬經」一書）

職業學生監視並恐嚇留學生的現象，普及全美各校園。台灣同學不但在自己的刊物上揭露，也向大學學生報以及美國各大報投書控訴，於是廣為人知。陳文成被害後，美國國會開始調查。1982年5月中的Newsweek更以專題報導「校園間諜」，其中提到打小報告的報酬是每月六百美元，或者按件計酬一次一百元。江南被暗殺後，美國電視更大事報導，原來「中華民國」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卻及於美國大陸，在這裡亂殺人啊。當時的新聞局長張京育接受「六十分鐘」節目訪問時，結結巴巴，極為狼狽。

除了跟職業學生周旋外，也有人想搞革命。台獨聯盟的人全美巡迴宣揚獨立理念時，也常暗示有秘密的島內行動。許信良的美麗島週報更出版了一本「都市游擊戰手冊」。那時只要有黨外人士訪美，都會在同鄉會掀起熱潮。每一個都是英雄，這些英雄將號召人民起義，一舉推翻萬惡的國民黨。

也有人主張台獨不能只是民族主義，而應該有左派的社會關懷。我受這樣的思想影響較深，陳文成好像也是。那時台灣人大都以為左派就是統派。芝加哥的林孝信出版《釣魚台快訊》，捧中國罵台獨，是統派的大本營。他們常說「台灣是中國的神聖領土」，我認為根本是封建帝國的理論，無法忍受。後來台獨左派出版《台灣時代》，用社會主義的觀點批判統派就是「併吞派」，大家都鼓掌。

海外台灣人運動很多元，左派、右派、革命派、民主派、獨立派、自決派都有。有的人信誓旦旦，要到回到台灣投入「革命的洪流」，也有人自我定位是台灣民主運動的配角，努力捐款、聲援，後來並組成FAPA，進行美國國會遊說。我那時滿腦子是對革命的憧憬，對FAPA並不重視。回台二十年後，經過民進黨執政八年，才體會到遊說的重要。我現在認為，不管革命或革新，不能脫離現實，都必須在台灣醞釀；而最適合海外台灣人作的，最有貢獻的就是遊說工作。

七○年代初期，海外台灣人眼看台灣退出聯合國，心裡很焦慮，覺得必須要行動，那時島內有彭明敏事件，海外有黃文雄刺蔣。七○年代末期，台美斷交，又開始焦慮，島內有美麗島事件及其後的組黨，海外則台獨運動蓬勃發展。1987年解嚴後，民主運動破繭而出，蓄勢待發的留學生大批返國，我也是其中之一。陳文成如果不是那麼早犧牲，我猜他也會忍不住要回台共襄盛舉。

鮭魚返航

美麗島事件後，黨外運動不但沒被嚇住，反而愈燒愈旺。那時我似乎有預感不久可以返台，便開始準備。1983年我在生根雜誌寫了一篇「台灣意識：黨外民主運動的基石」，企圖以左派理論來解釋台灣意識的形成。那是我在台灣的處女作，但不敢用本名，筆名「陳樹鴻」。從那時起，就一直跟台灣的黨外保持聯繫。次年「勞支會」成立，我幫忙在海外募款，並開始在「勞動者」雜誌上介紹國際工運。

解嚴後，我終於申請到回台簽證，1988年初回來探親。回到離開了15年的台灣，並不覺得陌生，只是有點緊張。當時偷偷摸摸去拜訪一位黨外公職人員，赫然發現他的服務處並非想像中銅牆鐵壁的革命堡壘，而只是夾在三明治早餐店與卡拉OK歌唱班之間，不顯眼的一個小店面。我這才從天上回到人間。後來有久居海外的同鄉回來，我都努力協助他們度過類似的斷層震撼。這說不定可以解釋，為何海外同鄉往往認為我們國內的人太妥協，以及為何慷慨激昂的電視名嘴對海外的影響比對國內大。

我回來時正好是農曆過年前。蔣經國逝世一個月的「國喪」剛剛結束，桃園客運與遠東化纖的勞工就迫不及待地發動罷工，抗議資方違法壓低加班費與年終獎金。我跟勞支會的朋友一起去聲援，目睹戰後第一次罷工，解嚴後的人民不怕警察，敢拿著法條據理力爭，令我又感動又興奮，即使特務拿著相機在鼻子前猛拍，也毫不在乎。

第二年再度申請簽證，駐美代表處的人卻說「你去年回國的紀錄不好」，又被拒絕。但那時威權統治已是強弩之末。1991年我申請到台灣的教職，便辭掉美國的工作回來，並一頭栽入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

告別了三十年華與海外生活，以不惑的四十之身闖入狂飆的九○年代。隨後那十幾年，我們曾經舉起地球，抓住光線，以為可以寫下完美的歷史謝幕辭。

可惜，故事似乎還沒有結束。

362_三十物語一個留學生的蛻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