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布勞與FAPA的奇緣

作者楊遠薰

昆布勞(Coen Blaauw) 是一位金髮碧眼的荷蘭人，生長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他就讀阿姆斯特丹大學法學院(Law School) 時，有一天讀到一則有關台灣的新聞，沒想到後來因此與台灣結了半生緣。

1989年初夏，甫自法學院畢業的他偕女友到美國度假，不意在一連串巧合中，竟成為在華府 (Washington D.C.) 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簡稱FAPA)的執行長。往後二十八年，宛如苦行僧般地，他接受各種挑戰，為 FAPA 締創許多佳績，也為台灣奉獻一生最美好的歲月。
這段奇緣怎麼來？且聽昆布勞娓娓道來。

昆布勞來自荷蘭一個幸福的家庭。他與父親同名同姓，父親是老昆 (Coen Blaauw Senior) ，兒子是小昆 (Coen Blaauw Junior) 。

老昆一生有三段婚姻。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老昆在美國密西西比州傑克遜(Jackson)空軍基地接受戰鬥飛行員訓練時，與當地一位女孩戀愛、結婚，並且生了兩個兒子。

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老昆必須回荷蘭，美國太太卻不願同行。兩人只好仳離，兩個兒子也因此留在美國。

回到荷蘭後的老昆任職荷蘭航空公司(KLM Royal Dutch Airlines) ，因為表現優秀，很快地被擢升為正駕駛員。他在工作安定後，與一名荷蘭女子結婚，定居在阿姆斯特丹市。

他的第二任太太為他生了三個可愛的小女兒，卻不幸因病去逝。這時已任機長的老昆極需人幫忙照顧三個小女孩，便經人介紹，認識了那時在英國當人家褓姆的洛斯 (Loes)。

他們很快就結婚。洛斯整整小老昆十二歲，個性溫柔，喜愛孩子，不僅與老昆的三個小女兒相處融洽，並且在婚後一年即產下一子。老昆中年得子，十分興奮，便把自己的名字給了這個兒子，取名小昆(Coen Jr.)。

小昆出生後，洛斯又連續生了五個孩子，最小的兩個是一對雙胞胎。全家十一口住在阿姆斯特丹市區裡的一棟大房子。每個孩子都學樂器，個個能拉、能彈、能唱，十分熱鬧。

小昆天生有雄厚帶磁性的歌喉，也彈得一手好琴。他繼承父親端正的五官與高大的身材，也常隨父親翱翔天空，到世界各地旅遊。

他說，荷蘭航空的眷屬享有很優渥的機票折扣，所以他從小就常搭父親駕駛的飛機，探訪許多地方，流連在各地的博物館與美術館裡。唸中學時，他沉迷於日本的浮世繪，也因此常隨父親到日本，欣賞東瀛文物。

上中學後，荷蘭的學生分文、理兩組。理組的學生攻讀數學與科學，文組的學生修習英文與拉丁文。小昆選擇文組，也因此奠下良好的英文基礎。他年輕時有許多夢想，一度認真地想當作曲家，但後來依父親的期許，進阿姆斯特丹大學法學院，準備日後當一名律師，在歐洲執業。

但是人生有時不按牌理出牌。1983年，他就讀法學院一年級時，某日在報上讀到一則新聞，說台灣欲向荷蘭訂購兩艘潛水艇，卻遭荷蘭政府拒絕。理由是1981年時，荷蘭曾售予台灣兩艘潛水艇，事後遭到中國排山倒海的抗議，所以這回學乖了，不再出售潛水艇予台灣。

「真是豈有此理！」深富正義感的昆布勞讀了這則新聞，很是憤慨。他覺得荷蘭政府不該屈就於中國的威脅，因此寫了一封讀者投書，投到該報，表達他的看法。

這事很快地成為過去。荷蘭的法學院要讀五年，畢業前還得提交一篇畢業論文。1988年，主修國際法的昆升上五年級後、開始思索如何撰寫畢業論文。這時，他想起五年前讀到的那則有關荷蘭拒售台灣潛水艇的新聞，覺得這倒是一個很好的題材。

他於是認真地蒐集資料，研讀相關的法律條文，然後很慎重地完成了一篇探討荷蘭是否該售台灣潛水艇的論文。

結果，這篇論文深獲好評，不僅順利獲得通過，並且榮登頗具權威的阿姆斯特丹大學法學期刊，讓小昆頗為自豪。

事有湊巧，這篇論文發表後不久，該期刊社收到一封來自海牙(Hague)的信。有一位服務政府機構的荷蘭人寫信給阿姆斯特丹大學法學院，詢問可否有人願意探討《舊金山和約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中的台灣地位的法源問題？

這封信被送至昆的指導教授處。他的指導教授馬上想到昆，立刻找他來，問他可有興趣接這案件？

「Why not?」昆布勞義不容辭地接受了。

他馬上與寫信人聯絡。這人名Gerrit，姓van der Wees，曾留學美國許多年，擁有西雅圖大學工程博士學位。最特別的是他對台灣的事知之甚詳，並有一個中文名字，叫「韋傑里」。

就這樣，兩人在電話中談得十分投機。隨後，劍及履及的昆布勞整整花了兩個半月時間，逐字逐句研讀《舊金山和約》的法律條文，亦仔仔細細地查詢了所有相關的資料與歷史背景。
但他發現無論法律條文或相關論述皆止於「日本要放棄對台灣的主權」，竟無一處論及「台灣的主權將歸屬何國」！

他因此寫下報告，結論說：「《舊金山和約》並沒有清楚論及台灣的法律地位問題；台灣的主權應由島上的住民自行決定。」

這篇報告令韋傑里十分激賞。尤其最後的結論清楚地指出「台灣不屬於任何一國」，成為「台灣自決論」的最有力根據！

同時因為撰寫台灣的議題，昆布勞很自然地留意有關台灣的新聞。1989年4月7日，台北有一位名叫鄭南榕的人為了爭取言論自由，抗拒被捕，竟以汽油自焚！這是何等壯烈的行為！

昆布勞為此感到震撼，輾轉難眠，便寫了一篇文章，敘述此事並表達他的感觸。文章寫好後，卻不知該投到何處？於是，他打電話向韋傑里請教。韋傑里建議他投稿至一家名為 TROUW 的荷蘭報紙。果然，此文很快被刊出，令昆稍感安慰。

1989年初夏，昆布勞自阿姆斯特丹大學法律學院畢業。他有一個交往已十年的女朋友，建議他說，趁尚未正式就業前，兩人一起到美國走走，因為她的哥哥就住在美國的康乃迪克(Connecticut)州。

昆覺得這是個好主意，便與女友相偕到美國度假。當他倆在康州時，昆接到韋傑里自荷蘭打來的電話。

韋傑里說，有一場名為「二十一世紀台灣在太平洋的角色」的研討會將於這兩日在馬里蘭大學舉行，美國的資深參議員裴爾 (Claiborne Pell) 將擔任大會的主講人，多位著名的學者專家亦將與會，問昆可有興趣參加？他可代為安排。

昆認為這是瞭解台灣的一個很好的機會，當下便答應。但他的女朋友卻對這議題毫無興趣。昆只好讓她留在康州，自己單獨搭火車南下。

馬里蘭大學座落在馬里蘭州一個名叫 College Park的小鎮，距美國首都華府僅一小時車程。該項研討會由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Professors Association，簡稱 NATPA )主辦。NATPA 總會長陳文彥教授在昆一抵馬大後，即親自接待他，並且安排昆與他同房。

研討會為期兩天，最後一晚是一場在華府舉辦的盛大酒會。酒會中，昆被安排與一位名為 Michael Fonte 的美國人毗鄰而坐。兩人都講英語，毫無溝通的困難。

Michael Fonte 也有一個中文名字，叫「彭光理」，為人相當友善。他在酒會中，帶著昆去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 總會長王桂榮、前總會長陳唐山與中常委陳榮儒等人，眾人相談甚歡。

酒會結束後，彭光理獲悉昆尚未訂旅館，便善意地帶昆到他在華府的寓所過夜。隔天早上，彭光理對昆說，既然到了華府，何不到 FAPA 總部走走？他與那裏面的人很熟，可代為聯絡。

昆說，昨晚FAPA的人其實已邀請他到總部去，因為他們正需要一位專門從事國會遊說的人。因此那日，昆循著地址，獨自前往FAPA。

FAPA 座落在國會山莊東南一個住宅與辦公的混合區內，從外面看，那是一棟很尋常的三層樓磚造房，不是體面的辦公室，但是裡面的人很親切。

他們對昆解釋 FAPA 的性質與工作概要，並請他填寫一份履歷表。然後，中常委陳榮儒開始與昆面對面地作一個完整詳細的會談，直到當日下午，才賓主皆歡地互道再見。

隔天，還留在華府的昆布勞接到FAPA 總部的電話，說他被錄用了，請他擇日來上班。

這項通知完全打亂了昆的人生規劃。原本單純地陪女朋友到美國度假，沒想到意外獲得一份工作，而這工作是為一個八輩子都扯不上關連的遙遠的島國效命，難怪他的女朋友直呼不可思議、太瘋狂(too crazy)。

但昆卻對這工作十分認真。兩人因此各懷心事、悶悶不樂地結束這趟美國行，一起回到荷蘭。

FAPA 究竟是什麼樣的組織，令昆布勞如此鄭重其事地考慮為它效勞？

嚴格說起來，這是一個仿效「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The 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簡稱 AIPAC )」的模式，在美國國會山莊從事遊說工作，以爭取台灣主權獨立、國家安全及增進台灣人權益為宗旨的一個非營利社團。

早在1980年年初，一群熱心的台灣人為了營救許多名因〈美麗島〉事件被逮捕的政治犯，即頻頻拜會美國國會議員，籲請他們關注台灣的政治與人權。

1981年年底，這群台灣人在愛德華甘迺迪參議員協助下，爭取到美國每年給予台灣兩萬名移民的配額，信心大增。所以在隔 (1982)年二月，當一群台灣人社團負責人聚集洛杉磯開會時，便一呼眾應地成立了FAPA，當時並決定將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府。

FAPA 在前三任總會長蔡同榮、陳唐山與彭明敏的努力下，在全美各州普設分會，會員達六百多戶，同時在國會山莊建立起數條與美國議員溝通的管道，很快地成為一受人矚目、舉足輕重的台灣人社團。

為求永續發展，FAPA並且在距國會山莊 (Capitol Hill) 不遠的東南區買下兩棟毗連一起的三層樓磚造房。他們將其中的一棟改建為總部辦公室，另一棟則樓下出租，但保留三樓的房間給住外州的總會長到華府開會時使用，或讓有需要的專職人員居住。

昆布勞初次造訪 FAPA ，就是到這棟看來不怎麼起眼的磚造房。當時，他萬萬不會想到這將是他往後大半生的窩居處，但結果竟是如此，以致許多人都忍不住問他：「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你為台灣、為FAPA 效勞終生？」
說來就像是累世的前緣。昆布勞來自一個溫馨、安定與富庶的家庭，是一個崇尚正義與真理的理想主義者。他相信自由、民主與人權皆為普世價值，但這些東西不會自天而降，而是要靠人民努力去爭取，如果有一個國家有偉大的人民，鍥而不捨地追求民權，那麼就是再集權的政府，也會垮台。

1989年正是他見證這種信念的一年。那年，整個東歐都在翻轉中。波蘭是最先挺身對抗蘇聯強權的國家，在經過九年的抗爭，終於在1989年六月舉辦首度大選，選出第一位非共產黨員的總理，成為東歐人民羨慕與效法的對象。

爾後如骨牌效應，匈牙利、東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前華沙公約組織的國家紛紛脫離蘇聯的掌控，一個接一個地邁向民主。到了年底，連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等波羅的海三小國都勇敢地要求獨立，甚至蘇聯本身都瀕臨瓦解。

這是多麼令人瞠目結舌的成就！而這就是人民的力量！昆布勞因此相信只要人民矢志奮鬥，團結向前，滴水會匯成河，原本不看好的事都有翻轉的可能！

懷著這種情懷，昆布勞步入 FAPA 總部，受到王桂榮會長等人的親切招呼。然後，陳榮儒常委開始與他作開誠佈公的談話。

陳榮儒說，FAPA 是一個由全美國六百多戶台灣人家庭所組成的非營利社團，經費百分之百來自會員的自由捐獻。因為經費不很寬裕，所以昆現在所見到的人包括總會長、辦公室人員及他本人，都是義工。而且很多人不僅是義工，還是長期捐獻金錢給FAPA 的金主。

他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大家都懷著一個共同的理想，那就是希望台灣主權獨立。但主權獨立是一個非常崇高的目標，絕非一蹴可及。在達到這目標之前，有許多步驟要走，包括爭取言論自由、突破黑名單、突破媒體壟斷、力促台灣政治民主，然後經由選舉，讓台灣人當家作主，再是推動公民投票，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等等，可謂路遙且坎坷。

美國是全球民主政治的楷模，也是最可能幫助台灣人達到此一目標的國家。所以 FAPA希望借重全美各地台灣人的草根力量，籲請美國國會議員制定對台灣有利的法案，以加強台灣的安全、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及增進台灣人的權益。而他們目前極需要一位能代表FAPA，在國會山莊積極從事有關台灣議題的說客(lobbyist)，而這個人希望是昆！

這席話句句打動昆的心，因為每一句都與他的理念不謀而合。昆感動地想：「這群人是多麼地無私！他們的目標是何其地崇高！」

離開FAPA 總部後，昆特地走了一趟國會山莊。站在噴著白色噴泉的鏡池(Reflection Pond)前，他出神地凝視堂皇潔白的國會建築，心想：假若加入FAPA，這將是他日後進出的戰場！

他相信台灣會很快地翻轉，如同東歐那些國家一樣，會由集權邁向民主，甚至主權獨立。他之所以有信心，是因為他從FAPA 那些人堅定的的眼神裡看到了希望。

然後，昆布勞回到荷蘭的家。他的家依舊熱鬧，但少了一個小弟，大家心裡都有說不出的懷念。就在去(1988)年夏天，他最小的弟弟隨朋友到地中海度假。當他正興高采烈在海上揚帆航行之際，忽然被一艘韓國的油輪撞個正著，結果船翻人溺，留給家人無限傷慟。

「他才十四歲，正是旭日東昇的年紀，卻說走就走。」昆布勞說：「讓人不禁感嘆人生無常，人有時實在很脆弱。」

因為感慨生命的不可預測，昆認為應趁有生之年，多作一些有意義的事。他因此想：假如他到國際律師事務所上班，每日承辦一些如國際離婚或移民等瑣碎的案件，那麼與幫助一些迫切追求民主、獨立的台灣人相比，何者較有意義？

他越思考，投效FAPA的心志益發篤定。然而，他自高中時即交往的女朋友卻覺得他越來越走火入魔，無法理喻。原本兩人都已論及婚嫁，如今卻為一個半路殺出來的台灣莫名奇妙地僵持著。

後來，眼見無法勸昆回心轉念，他的女朋友祭出〈哀的美敦書(Ultimatum)〉，對他說：「你要我，還是要台灣？請選擇其一。」

昆說，他選擇台灣。女友氣急敗壞地拂袖而去，交往了十年的戀情亦因此劃下了句點。

接下來，昆布勞向 FAPA 確認要去上班，然後開始打點行李，並處理荷蘭方面的事務。

1989年八月，昆拎著兩隻皮箱，飛抵華府，向 FAPA 報到。此後，日出日落，他在FAPA 總部工作迄今竟已達二十八年。
歲月匆匆，初抵 FAPA 時的英俊小伙子如今兩鬢已白，昆布勞為FAPA奉獻了他的青春。回首前塵，昆承認當年的想法有些過於天真。台灣獨立的夢如今依舊高懸在天際，但台灣這二、三十年來的進步，卻有目共睹。
從當年的突破黑名單、突破媒體壟斷，到台灣兩度政黨輪替、完全邁入民主，昆認為這都是台灣人民共同努力的成就，也是他與 FAPA 締結奇緣後奮鬥多年的報償。(End)

初抵 FAPA工作時的昆布勞(Coen Blaau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