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悼恩師前總統李登輝先生
黃國雄
李前總統是台灣近代史上影響深遠的卓越政治經營者，也是一位傑出經濟學者。1972年當蔣經國上任行政院長時，李總統即被延攬為行政院政務委員，負責制定重要的農業政策，這是他從學界轉移到政界的里程碑。從政前，李總統任職於農復會，並兼台灣大學敎職。筆者在台大農經研究所進修期間，有幸當過他的學生。除修習他的授課外，他也是我的碩士論文評鑑委員。畢業後，我繼續留校當助教，並在課餘擔任他的長子憲文時為初三學生的家庭教師。隨後我赴美進修並取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統計碩士及農經博士。我曾回台大農經系執教，那時李總統尚供職於農復會，曾撥款贊助我的研究計劃。嗣後我應聘任職於美國農業部經濟研究處，專責應用計量經濟方法，研究有關食品需求的經濟問題。緬懷恩師治學嚴謹及熱誠栽培後輩，倍加景仰。本文旨在回顧有關他的思想與信仰的脈絡，以及他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
一、思想與信仰的脈絡
李總統在1943年於台北高等學校畢業後，即前往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的農學部農林經濟學科就讀。戰後他於1946年返台，轉學進入台灣大學，畢業於農業經濟系。他的基礎教養階段深受戰前日本教育的影響。李總統在他所著的「武士道解題」一書中指出：明治維新時代，新渡戶稻造所著的「武士道」對他的人生影響深遠。他認為武士道精神的最重要德目：仁愛、忠義與誠信等，是日本人的精神和道德規範，也是他政治哲學的根本，及支持他政治改革的最主要精神後盾。
新渡户稻造是日本武士後裔的基督徒，專攻農業經濟。他曾負責規劃台灣製糖業，對台灣農業的貢献，跟建造烏山頭水庫及嘉南大圳的八田與一齊名。後來他出任國際聯盟副祕書長，對日本貢獻良多，曾被記念印在日本五千円紙幣的頭像。李總統說他選擇京都大學專攻「農業經濟」，主要是受到新渡户哲學理念與人格的影響。當時他認為農業改革將是中國未來的關鍵問題，並且希望有一天能奉獻自己，前往中國東北地區 (當年的滿州國) 服務，因為那裡有很多京都帝大的校友。
除此之外，李總統在高等學校時的歷史老師鹽見薫，曾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來談中國的歷史，讓他印象深刻。他說在大學時期，對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深加鑽研，他想把馬克思經濟學應用到農業的可行性；這也是他到京都帝大選擇主修農業經濟的另一背景因素。李總統的抱負無非是學成後，如何解決農業的問題，讓百姓眾生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李總統在青年時期曾研讀孫文的「三民主義」，非常尊崇孫文的卓越思想，以及他積極宣揚「天下為公」的理念。他認同民生主義中「地權分配」的問題。他的家是小地主，孩提時期，看到佃農們為了能繼續承租農田，年中及年底都會到自己家裡來送禮。他們一意討好，甚至苦苦哀求繼續承租的情況，讓他感到疑惑與不平。他認為地主繼承祖先土地，卻不事耕作，只坐收地租，過著富裕的生活是不對的。因此大學剛畢業時，他曾以「給予勞動者土地」的立場在各地巡迴演講。
李總統在台灣大學時相當活躍，不願閉門苦讀，而不問世事。他提議成立學生自治會，自己還擔任農學院的理事長，負責指揮學生運動。他曾經與幾位朋友合夥經營二手書店，他提供了逾七百冊日本出版岩波文庫的藏書，賣到一本也不剰，但不久這間書店就關門了。他還與這些合夥的朋友組織一個讀書會叫做「新民主協會」。然而朋友中有一位是共產黨員，後來這個讀書會被共產黨吸收成為外圍組織，他隨即與這個讀書會斷絕關係。李總統年青時富有理想、抱負與滿腔熱誠。但是他也因此被國民黨列為長期監控的對象。
李總統於1968年自美國康乃爾大學畢業，返國復職於農復會。隔年六月某天清晨，沒有預警地被帶到警備總部約談，時間長達17個小時。之後每天一早就被叫去，到了晚上才放回來，持續約談了一個禮拜才結束，雖未遭羈押，但情況相當恐怖。據警總表示，由於李總統年輕時熱衷馬克思主義，並參加讀書會的記錄，必須加以調查，但是為何會受到這樣待遇？誰主使這次約談？當時是一個迷。
李總統由於夫人曾文惠女士的影響，1961 年在基督教聚會所受洗成為基督徒。他說自己是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倖存者，總算平安地度過白色恐怖時代。但是歷經動盪不安時期，一連串的人生轉折，讓他覺得人生不僅止於追求真理，更重要的是必須有信仰。他成為基督徒後，在精神上有進一步超越的機會，以「我是不是我的我」，而是「基督在我裡面」的看法為中心。身為虔誠的基督徒，他理解聖經中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有關「愛」的意涵。他認為唯有愛，才能設身處地為人民著想，不求私利去完成人民付託的使命。他從過去充滿強烈自我意識的態度，轉變為能時刻關愛他人。他常引用聖經中愛的訓示：「凡事包容、凡事忍耐」，認為它是從事政治需要的藝術。當解決政治問題時，不能只想找出最迅速便捷的途徑，在多元的社會必須考量各種因素，選擇迂迴務實的方法，作出最妥善的處理。
李總統深切地感受到基督教信仰的重要，當蔣經國去世那天晚上八點，作為副總統的他依憲法宣誓繼任總統。他說那天晩上睡不着覺，於是起身與太太作祈禱後，翻開聖經讀到詩篇第七十三篇第23至24 節：「然而我常與你同在，你攙著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訓言引導我，以後必接我到榮耀裡」，這段經文給他很大的鼓勵。他雖然繼任總統，但却處於極端孤立的處境，既沒有自已的班底與派系可以當後盾，又無法命令軍隊，更掌控不了情治機關。要如何推動政務及重大改革，只有依靠上帝，透過祈禱才有勇氣與智慧來渡過這些難關。他深信上帝一定會與他同在，引導他克服一切的困難，實現台灣政治民主化的目標。
1995年，李總統訪問母校美國康乃爾大學，在康大歐林講座向師生發表題為「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歷史性演說。他指出臺灣已實現「主權在民」的政治體系。他強調他的執政是傾聽全國同胞的需求，而民衆最關切的，就是民主與經濟發展。民主必須包含對個人自由及社會公義的尊重，以及個人能夠直接影響國事的参與感。經濟發展不僅是為了追求財富與繁榮，還必須包括均富理念的實踐。李總統在其他的論述中，他觀察到台灣隨著經濟的發展，整個社會瀰漫著功利主義與投機心理，失去互相包容與彼此尊重。於是他提倡「心靈改革」，透過教育、文化復興等措施來彰顯社會正義、重建社會倫理。
二、經濟發展的貢獻
李總統作為經濟學者，著作等身，對於台灣農業經濟的問題都有精闢的分析。他多年來處理有關農業、農民與農村問題的經驗，是推動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礎。1952年，李總統首次赴美，到愛荷華州立大學研究農業經濟，受教於後來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舒玆(T.W. Schultz)教授。他非常贊同舒玆教授所提出：研究農業問題不能只就農業範圍內謀求解決，需要重視農、工部門整體分析的概念。他在翌年得碩士學位，返回台灣擔任台灣省農林廳技士及經濟分析股股長。1957年，李總統開始在農復會就職，從事研究工作長達12年，期間也兼任台灣大學教職。
李總統於1965年再度赴美在康乃爾大學深造，1968年取得農業經濟學的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農、工間資本移動問題—台灣個案研究，1895-1960」，翌年獲得美國農經學會年度最佳論文獎，享譽國際農經學界。這篇論文是有關農、工部門間資本的流通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戰後台灣農業在總體經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農業把就業人口移至其他產業，以滿足日益增加的勞動需求，而且還要為推動工業化提供充分的食物與原料，以滿足增加的人口與新興產業的需要。經由農業部門購買力的增加，以擴展工業品的國內市場，如此累積充足的資本來幫助工業的發展。又擴充農產品出口，為工業化換取更多的資本財進口。這些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可提供經濟開發中國家的參考。
李總統從康乃爾大學學成返國後，有一天在經濟學者王作榮家作客時，認識蔣經國的子弟兵王昇。之後他也有機會與國民黨省黨部主委李煥相識。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經由王昇與李煥的推薦約見李總統，表示要聽取他對農村問題的看法。當時台灣農業疲弱不振，農村人口也開始減少而發生嚴重的問題。李總統當天侃侃而談，提出如何解決農業生產不足、農村人口大量外移、農地過於便宜等農民所面臨極大的困境，讓蔣經國印象深刻。
李總統在1970年受邀參加國民黨的第十屆四中全會，他就「加速農村建設」議題提出解決農村問題的方向，得到蔣經國十分的讚賞。蔣經國跟李總統面談，有意借重他的專長，並且勸他加入國民黨。李總統終於了解，年前最後一次被警備總部的約談，臨去之際，審訊官説：「敢用你這樣的人，大概也只有蔣經國吧！」是因為蔣經國考慮要用他所採取的洗清程序，所以警備總部開始調查「李登輝的過去」，並且查證他的「思想傾向」是否有問題。李總統在1971年正式成為國民黨黨員，展開他置身於體制內來改革台灣的這條路。關於入黨事，正如他在「餘生」一書，第43頁所說：「心情是五味雜陳。不喜歡國民黨，對政治毫無野心。對於經過白色恐怖時代的我來說，這樣的判斷或許是我潛意識裡認為：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1972年，蔣經國接任行政院長，李總統（時年49歲）以政務委員入閣，成為當時最年輕的閣員，負責處理農業問題。他說能獲得蔣經國重用可能因為他的「日本特質」：對工作有責任感，誠實做事，不說謊。而且不必擔心他會躁進對政策的實施。蔣經國對李總統評價甚佳，據最近解密的蔣經國日記中有記載：「李登輝有工作熱情，又有新的科學觀念，是可以培植的人才。」
李總統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的六年期間，以農經專長致力於農業政策的擬定。他的基本的政策理念和作法就是以保障絕大多數農民的生活，同時確保工業化的順利發展。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就是當時台塑公司遊說行政院修訂法律，企圖在某縣以每甲四萬元的價錢，購買四千甲土地。當時政府內部只有他一個人，反對放寬農地買賣的修訂法案。倘若該法案修改成功，他相信台塑和其他企業跟進，很有可能將購買十萬甲以上的農地，迫使五十萬農民離開農業。以當時的財政、經濟和社會狀況，無法救濟或吸收釋放出來的農業人口。而且任憑農地自由買賣，將淪為投機變更為工業和住宅用地，導致地價暴漲，失業人口增加及惡化社會問題。他說服蔣經國維持農地購買的原本法案。
在協助蔣經國推動農業改革的這段過程，李總統提出了不少重要措施，後來經過行政院核定實施。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在他入閣的隔年即廢除「肥料換穀」政策。當時肥料換穀制度已運作25年，政府獨佔了農地所需的肥料生產，農民被迫以穀物交換。而交換的比例又對農民不利，因此有必要改變這種任由政府壓榨的原始市場模式。其他農業改革，例如他主張廢除田賦復徵敎育捐，放寬農業貸款條件，改革農產運銷成立農業生產專業區，建立農業工業區等策施，對加速農村建設幫助甚多。
1981年，蔣經國指定李總統出任台灣省省主席。在省主席任內，他提倡「八萬農業大軍」來復興農業。他規劃從八十九萬農戶中，培養八萬戶的「核心農家」，將其子弟送往農業專科學校，學習最新的農業技術以提高生產力。放寬農地使用，讓他們籌組農業公司，以便進行大現模的企業經營。又他在省主席期間，引進區域發展觀念，促進農業改革及城鄉的平衡發展。同時運用他的農業專業知識，推行稻田轉作，改進農產品運銷。這些政策對台灣農業長期發展頗有建樹。
對於一般經濟，李總統也有前贍性的看法。台灣解嚴後，傳統產業如成衣、製鞋、家電、玩具等轉移到中國，接著是外移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致使「中國製造」在全球市場取代了「台灣製造」。面對中共的敵意，台灣處理兩岸經濟的往來，採取「戒急用忍」的政策是有必要的。李總統主張開創台灣經濟永續發展的新時代。不要把產業重心轉移到中國，而是確立以台灣為重心，擴大向全球開放，引進全球資源、資金、技術、人才。然後進一步發揮台灣產業創新能力的競爭優勢，提升台灣的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社會、環境與國民生活品質的新戰略。
三、結語
李前總統的職場出身於台灣農林廳及農復會，長年在台灣大學等學府兼任教職，是典型的學者與行政技術官僚，對台灣農業發展有傑出的貢獻。李總統自從1972年被蔣經國任命為行政院政務委員以來，1978年就任台北市長，1981年轉任台灣省省主席，1984年當選第七任副總統，1988年蔣經國病逝後，他繼任總統及國民黨主席。他說自己沒有政治野心，在歷史因緣際會下，走上從政之路，進而擔任國家的元首，這是歷史的偶然。
任職總統的十二年期間，他秉持日本武士道的精神與基督教的信仰，成功地帶領台灣住民經歷了一連串民主化改革過程：終止戡亂時期，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及政黨輪替時的政權和平轉移。他破除萬難而不流一滴血地讓台灣政治體制，從軍事獨裁轉變成為民主體制。結果威權體制瓦解，社會經濟也日趨自由化、多元化，這是台灣首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即所謂「寧靜革命」，堪稱是他畢生最大的榮耀，也因身為推動者而獲得「台灣民主之父」的美譽。這就是他對台灣人民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今後我們應該繼承他的意志，繼續努力捍衛台灣人民享有自由與民主的幸福，以告慰他在天之靈。
(作者為美國農業部退休資深經濟研究員、現居南加柑縣Laguna Woods）
Source from 黃國雄
Posted in 10/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