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

作者羅福全

回想已過古稀之年的一生，竟然是台灣、日本、美國各佔三分之一的人生經驗。日本對我而言，可以說是第二故鄉，在第二次大戰時，我在東京念小學飽受空襲之驚，戰後又看到東京一片廢墟，看見日本人在饑餓中掙扎。1960年代留學早稻田大學時，正逢學生運動包圍國會的年代。1973年，聯合國第一次派我到日本名古屋的8年時間（1973-1980）則正是日本經濟高度成長，歌舞昇平的黃金時代。1990年代，我受聘到位於東京的聯合國大學任教十年，第4次進入的日本，正是處於經濟「失落的十年」，這時候長期一黨執政的自民黨經歷多次分裂，十年期間民主黨整合而誕生，使日本在戰後六十年逐步邁向民主國家的兩黨政治時代。

我和跟我同年紀或更年輕的日本國會議員，一起歷經這一段日本社會的變遷，和他們交往時很自然地有一分親切感，雙方除了堅持自己國家利益的基本立場不變外，相互的信賴關係，可以說是自然而然的。所以在駐日四年期間，彼此一見如故，可以談到核心問題，又可保持台日的互相尊重。

2004年6月22日，因為我完成駐日四年工作，在東京大倉飯店的離任酒會上竟有350多位日本各界人士為我餞行，包括前後出任首相的森喜朗、安倍晉三、福田康夫、鳩山由紀夫、歷任參眾兩院議長的武藤嘉文、綿貫民輔、扇千景、倉田信靖，前外務大臣柿澤弘治、町村信孝等政要以及九十多位國會議員，還有政治文化團體代表，輿論界、學界、僑界人士列席，這在日本外交界是一件不尋常的事，使我對這四年的駐日工作感到非常欣慰。台灣第一次政權交替，民進黨政府誕生時，我擔負了為台日關係造橋鋪路的任務。束裝返台時我寫了一首詩：「雨過天晴花木新，四年駐節亦心平；但求澹泊學君子，故國山川最有情。」我剛就任代表時，曾以前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的一句名言：「不要問國家能給你什麼，只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跟代表處同仁共勉。

駐日代表離任酒會（2004年6月22日，東京）。

前日本首相森喜朗蒞臨離任酒會（2004年6月22日，東京）。

自1960年出國留學，經海外旅居45年後，2004年回到台灣定居，實在宛如隔世之感。台灣社會又熟識又陌生。台灣一方面從一個純樸的農業社會，逐步經濟起飛成為一個先進國家。另一方面，二十年來由一黨專政逐步改革，成為政權和平輪替的民主體制。但我因長期在國外置身於成熟的民主社會，回到台灣頗有格格不入之感，好像還在「認識今天的台灣」階段。尤其，駐日四年期問也觀察到了台灣官場有別於西方民主社會的政治文化的諸面相。台灣還不是一個成熟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事實上台灣的民主算是剛起步，但能夠回到自己的國家定居，能落葉歸根，還是覺得很幸福。

2007年7月，總統府改派陳鴻基接掌亞協。自政壇退休後，我與清芬安居台北，除在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教授一門課外，常沉潛於書法與繪畫。效法年輕時即嚮往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境界。偕清芬回嘉義故里，探視從前欲興學的那塊地時，驚覺昔日手植的桃花心木如今樹幹都有兩臂環繞般地粗挺。除了感嘆時光飛逝外，更欣喜台灣政治情況之改變。當年在那個動輒就會被扣上叛亂罪名的時代，回台訂婚明明是喜事一樁，卻充滿山雨欲來的壓迫感。如今在大家的奮鬥下，那個黑暗的時代終成過去。

間暇喜讀書、作書畫，圖為1970年書法作品，藉謄錄連橫《台灣通史》序言，緬先祖入台開荒奉公精神，婿美「美國獨立宣言」之志。早年一直懸掛在我的書齋。

不過，台灣尚未獨立，退休後的我們仍日日進出台獨聯盟總部，繼續奉上一點心力。望著總部裡一些年輕熱忱的志工臉孔，清芬說常不自而然地想起從前在費城的歲月。當年，年輕的我們勇敢地踏出第一步，雖走上望斷故鄉的台獨路，但台獨理念這盞明燈，一路指引我們，兩人互相扶持一同面對生活的淬練，也經歷了豐富的人生。正如清芬常說：「在費城踏出的那一步，無怨無悔。」

2011年，我出任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9月間舉辦一場「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和平國際研討會」，特地邀請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與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同台演講，重申台日關係是民主主義價值觀的同盟，也是亞太區域和平的關鍵，十年來台日友好關係加深，這正是保衛台灣主權的百年大計。

2005年3月26日為抗議中國公布「反分裂國家法』參加「民主和平護台灣」遊行留影；退休後我和清芬仍以參與台獨聯盟及社會運動為生活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