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語言－我的心路歷程

作者 賴其萬

出國多年，回想在台灣的成長過程，就會因為自己對語言認同的變化而感慨良多。我們所說的“國語”其實應該說是“北京話”，而我們所說的“台灣話”其實也只能說是“福佬話”，因為台灣人還有客家話或原住民的話語。到底我們台灣的語言應該是那一種語言呢？到底我們台灣人的聚會裡應該使用那一種語言呢？

在小時還没上小學以前，我們在家都是講福佬話。由於爸媽有時談到一些他們不要我們小孩子聽的話就用日文，所以我在強烈的好奇心驅動下，也練得聽懂一些日文。上了小學以後，所謂的“國語”（北京話）就成了通用的語言。後來在小學四年級左右時，學校就開始規定不准使用台灣話，說了要罰錢，而如果能夠一段時間（幾個月或一年？）都没說台灣話的話，就可以領到一個“國語正音”的藍色勳章。記得自己當時還因為能在胸前掛了這勳章而沾沾自喜。進入中學以後，建中六年的時間更是“國語”的天下。

進了大學以後，台大醫學院裡南部的學生佔絶大多數。台南一中的同學不少，他們說的國語都有一種很可愛的台灣腔。我最初常忍不住笑他們。後來到了三年級由校本部的醫預科轉到醫學院時，才發覺我們醫學院的一些名教授除了病理的葉教授，生理科的方教授幾位極少數的外省籍教授以外，幾乎清一色的都是道道地地的台灣人。幾年的醫學院上課，醫院實習，以及住院醫師的訓練，我幾乎用的都是福佬話。記得我們那時少數的外省籍同學也入鄉隨俗的學起台語，而當時班上的幾位客家同學，也都操用福佬話或北京話，好像也不曾聽過他們對客家語言的訴求。

一九七五年到了美國以來，漸漸由幼稚的大中國思想覺醒過來，而對台灣政府對台灣語言的禁忌產生非常的反感。每次在同鄉聚會的場合，碰到有人說北京話時，我就故意用福佬話回答。對方如果還用北京話回答，我就很不客氣的問人家會不會說台灣話。也因為這種偏激的態度，我也與内人開始對教小孩子何種語言產生爭論。内人以為中文比台語普用，所以要教小孩子中文，我以為我們這一代在台灣受國民黨的欺壓不得不學“國語”，到了這自由的國度裡，我們就應該教他們我們的母語。小孩子就在我們的爭論中慢慢長大，而中文台語兩種話也都沒學會。

第一次讓我感受到客家話的震撼是在一九八四年左右，許信良先生第一次到堪薩斯市的演講。許先生當時以他十分生硬的福佬話做了一場演講。講完以後，有一位堪薩斯市的台灣同鄉竟然當著大家面前說“許先生，你如果連台灣話都講不好，也不用來這裡與台灣同鄉溝通了。”當時我聽了以後非常憤慨，曾經當場指責這位同鄉說：“許先生能在桃園縣長的選舉引起那麽大的旋風，他一定是非常能言善道的政治人物。他今天能不用他熟悉的北京話或客家話對我們演講，而刻意地使用這般生硬的福佬話來與我們談話，我的心中是有說不出的感激，因為這表示他尊重我們台灣同鄉的誠意。我想說這種話的這位同鄉應該向許先生道歉。”幾年前我聽了摯友朱真一醫師告訴我一個故事。他有一位客家同學說他童年時，常不瞭解為什麽他父親自個兒看電視時，總是把電視機的聲音關掉。他長大以後才聽他父親說他既聽不懂“國語”，也聽不懂“台灣話”，所以他才把聲音關掉。想想這一生都住在自己家鄉的老人從來無法聽得懂自己家鄉的電視在說什麽，這是何等令人心酸的事！這兩個故事相信對一些與我過去一樣，以為台灣人都應該講福佬話的井底之蛙是一道當頭棒喝！

最近在費城參加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年會時，有一位客家人的醫師，在中午年會時發表他的意見。他認為早上的會裡所有醫師都用福佬話演講是不太合理。他說他實在有很多地方聽不懂，他說我們也應該考慮我們的齧師協會將來也希望能有我們台灣人的下一代醫師來加入的話，我們就應該使用大家的共同語言，而他建議我們開會應該都用英文。大家從善如流，那天下午大部份的演講也都使用英文。一天開會下來，我感慨良多，對這“台灣人的語言”的問題又有一種新的看法，也因此我想在此作一番探討。

我個人覺得語言有時用來交誼談情，有時用來傳道授業，有時用來抒懷論政。在台灣這種多語言的社會環境裡，我們應該能撇開對政治的成見，而客觀地評估演講的目標與對象，而使用大多數聽眾都聽得懂的話語以連到溝通意見的目地。如果我們循用這原則的話，一些語言的糾紛也許就可能避免。我想當年許信良先生其實也不用整個演講都操用他當時實在非常無法達意的福佬話。他大可以使用福佬話說個兩三分鐘的開場白，而後使用大部份同鄉都能瞭解的北京話，也許他可以因為能讓大家聽懂他的演講，而成功地傳他的政治理念而達到與同鄉交換意見的目地。相信大家因為能瞭解他的演講内容，也不會因為他的無法使用福佬話而誤解他的政治立場。再說最近這醫師會的演講，其實有些醫師不曉得某些英文的醫學專有名詞用中文或台語怎麽說，而在解釋說理方面，有些醫師似乎使用福佬話或北京話可能比較達意。就我個人的觀察，既然我們這醫學繼續教育的演講主要目地是在於傳播知識，我們當天又没有第二代或只會說英文的會員列席，我們其實大可就用北京話，加上一些英文的醫學專有名詞最能達意。然而在政治意義重大的集會裡，語言上的選擇就並不只限於達意或傳知而已，也需要兼顧該語言本身的政治涵意。譬如說二二八紀念會的演講，由於這是一個控訴扼殺台灣人文的蔣政權的政治聚會，那麽使用自己的台灣母語就遠比使用蔣政權的官方語言來得合理。

細數自己的心路歷程，初以福佬話為主流，再而轉為北京話，而後迷途知返回歸福佬，最近又開始感受到客家同鄉的訴求，不管我心裡多不情願講北京話，但我也不得不承認由於國民黨政權幾十年來對台灣語文的封殺，台灣不少年輕的一輩說北京話反倒比他的福佬話或客家話更能達意。所以我們今天對語文的當務之急不應該在於計較用感情的因素來爭論應該用那種語言來開會，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介紹推廣福佬或客家語言文學，讓一般民眾因為有機會欣賞我們台文之美，而能使一般民眾願意學好我們的母語。當有一天我們在台灣人的聚會裡，百分之百的台灣人都能使用福佬或客家話時，我們就不必心不甘情不願地用我們所不能認同的中國政權的北京話來與我的鄉親交談。

然而在我們未達到這大家都能說台灣母語的鳥托邦以前，目前最理想的是我們能在台灣人一般的聚會開始前，先瞭解一下聽眾是否有人無法瞭解福佬話、客家話、或北京話，而後大會就以大多數聽眾都能瞭解或最適合當天大會特别場合的語言來進行。如果我們發現有些聽眾對大會使用的語言有困難時，大會就應該準備幾位能操兩種語言的同鄉坐在他們旁邊幫他們翻譯。這樣子我們台灣人才能彼此溝通彼此瞭解，否則因為語言的不同而產生誤解，促成感情上的分裂，徒為親者痛仇者快！

Source from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年刊 / -/1997

Posted in 03/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