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果籽,拜樹頭
作者 廖述宗
漫步走在芝加哥大學綠樹成蔭的優雅校園，聆聽著遠處傳來的悠揚鐘聲，情感豐富洋溢的我，內心感到無窮的喜悅與滿足。回首過去看似漫長的八十年載，有五十五年的歲月，我的足跡就如此來來回回地踏遍這片草地，而我的思緒也恣意地飄盪、馳騁在這座自由的學術殿堂。
台語有句俗語：「食果籽，拜樹頭。」叫人要知恩報本，懂得飲水思源。我雖然大半人生都在美國渡過，但是從未忘卻自己的根本，也從未忘記要回饋讓我生於斯、長於斯的故鄕一台灣。我畢生只有一個願望，那就是希望台灣能成爲一個獨立、民主、進步、有品質、有尊嚴的國家，而我所做的一切，就是竭盡所能地將所學與所有付諸於料學硏究與民主運動，藉此將所有熱情與心力奉獻給台灣。我一生所重視的，只有兩個信念：一是科學硏究在於創造全體人類之福址，二是知識份子應該秉持良知，爲故鄕作出最大的貢獻；我深信這是學者「食果籽，拜樹頭」的責任。小女兒慈卿知道我以「食果籽，拜樹頭」作爲人生重要圭臬，特地在數年前的父親節以此俗語爲主題，採撕貼的方式製作了一張父親節卡片，本書的封底即以此爲背景，向讀者確切表達我的意念。
在爲科學硏究與台灣人權奮鬥打拼的路途上，我意外獲得許多驚喜，就如同許多在美國的台灣人學者，我們的生命樂章因爲對於科學與民主的信仰，變得多采多姿與饒富意義。我能夠如此義無反顧地朝著理想邁進，在學術上專心地硏究、探索，在政治上堅定地參與、 關切，最該感謝的，是與我牽手一輩子的內人淑卿，以及我親愛的女兒們慈瑛（Jane)、慈芬（Tzufen)、慈明（Tzuming)、與慈卿（May)。她們給我無盡的理解、包容與支持，讓我總是能拚命往前，毫無後顧之憂：她們還給我一個充滿愛的家庭，讓我在精疲力竭之餘，總得到最溫暖的擁抱與安慰。
雖然我表面上總是顯得冷靜沉著，但是幻想(fantasy)、愛情（love)、熱情（passion)與感性（sensitivity)這些需要長時間才能領悟與體會的情感，豐沛地充斥在我的心裡。也許是從小接受日式教育的關係，抑或是長期接觸科學訓練的關係，我必須小心翼翼的掩飾、壓抑這些情緒，才能在硏究的領域、台灣事務與生活的待人接物上，確實以理性思考、計畫與執行各種任務。我珍惜一個人獨處的時刻，如此在悲傷時可以盡情流淚，在歡喜時可以雀躍歡呼。
這輩子讓我最痛徹心扉的，是父母的離去。父親在1976年辭世，由於「黑名單」的重重阻撓，讓我無法即刻返鄕送終。母親在1989年過世，正是我代表「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在南部觀察台灣縣市長議員選舉時，由於選情的告急與行程的緊迫，最後選擇留在南部與同仁繼續行動。我常在家人就寢後，一人獨自坐在書房裡悲慟流淚，感嘆氣憤自己沒能盡到最後的孝道。
當然，我也有琳瑯滿目令我開心到手舞足蹈的快樂回憶。娶到內人淑卿，我才真正了解到何謂幸運與幸福；我們與四位貼心的女兒一起創造了美好的家庭，讓我心滿意足；如今，還有兩位可愛的小孫女Leila與Cailin喜歡在我們兩老身邊嬉戲圍繞，能夠擁有如此恩典，更是教我夫復何求。
在科學方面，我很幸運的藉由一次臨時起意的拜訪，就可以不用透過申請程序而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也是在此時此地遇到我的另一半！）。一進芝大就是一輩子，我欣賞喜愛芝大自由的學術風氣，我在這裡可以盡情揮灑，開創自己的一片天。五十五年前我進來芝大所秉持的初衷，至今未曾改變，我認爲基礎硏究爲應用科學的基石，因此也一直把重心放在基礎硏究。以此爲準則下，我快樂熱衷地硏究疾病發生的原因與治療的方法，也喜歡花時間與病秦溝通討論，因而很幸運的發表不少卓越的「發見」(discovery)。我認爲科學上的「discovery」應該翻譯成「發見」，而非「發現」，因爲科學的起點，是用雙眼觀察事物的變化，再將不同於以往的現象，小心求證繼而公諸於世，因此達成一項嶄新的「發見」。我由衷地希望我的「發見」能對人類的有所助益，也希望這些「發見」能被台灣生物科技產業應用與發展，那將4是讓我最樂不可支的結果。
在台灣民主的議題上，1983年美國參議院通過「台灣人民自決案」、1990年國是會議通過台灣人民直選總統、1996年台灣人民第一次直選總統與2000年政治變天阿扁當選台灣總統，都讓我感到興奮與欣慰。
當我還是芝大的硏究生，甚至是畢業後擔任硏究員時，我的收入其實並不足以同時應付家庭的開銷與台灣學生會的活動，更別說援助其他關於台灣的事務。幸好，淑卿毅然決定外出工作，接起翻譯的工作。她成爲一名優秀的翻譯員，收入超過我擔任硏究員的薪水，不但分擔了家庭支出，更支援了許多與台灣相關的重要活動，其中除了校內的學生會活動，還包括我在海內外參與的各種政治事務。淑卿爲家庭與台灣全心全意的付出，讓我一輩子疼惜與感恩。
在協助台灣邁向民主的路途上，我亦獲得無數台灣人民有形與無形的大力相助。1970年代，早在「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創會之前，我就曾收到各界的捐款，支持各類人道救援與民主運動。許多人匿名捐款，我以「慈淵基金」稱呼這些款項，這名稱來自我善良仁慈的外公「林慈」，在哈佛大學的文件上，我簽下擔任「慈淵基金」的經手人。
1980年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成立，我被選爲第一屆會長，擔任會長時，我以慈淵基金支付協會的所有花費與活動。自1983年起，顏永財博士與其夫人莊和子定期慷慨捐款，我也建議他們將捐助款項納入慈淵基金，這對夫婦至今已通過無數管道，支持救援各種台灣的民主活動。「慈淵基金」最主要的行動之一，是搭援假釋出獄的林義雄先生負笈美國哈佛大學深造。
此外，李華林與張雅美夫婦、李雅彥與葉錦如夫婦也相繼捐款，輔助協會參與與台灣相關的各類活動。活動不僅僅限於政治範疇，還包括文化、藝術等領域。協會曾使用「李雅彥基金」舉辦蕭泰然先生的音樂會、贊助其出版音樂專集「台灣人的詩篇」。我也曾接下「Taiwan Culture Committee of a Taiwanese Organization」主席一職，協助出版例如《台灣文化》（Taiwan Culture)等刊物。
早期就有許多朋友與學生建議我將一生的故事寫成一本書，我知道完成一本自傳需要投入龐大的時間與精神，而我沒有額外的心思與餘力放在科學硏究與台灣民主事務之外，再者，我覺得人生的目的，在於過程中自己獲得了什麼啓發、對人類造成了什麼貢獻，並不在於留下了什麼殊榮與光環，所以我不覺得自吹自擂將自己的故事集結成冊，究竟有何必要性。
直到2005年資深記者兼作家的楊遠薰小姐與我連繫，表明將簡明扼要地撰寫多位台灣人在美國奮鬥的短篇故事，我才答應她的採訪。在楊小姐兩天細心的訪談中，許多埋藏在我記憶深處的模糊記憶逐漸鮮明，這時我才驚覺，自己年邁的腦袋裡，的確堆藏了不少值得分享的故事。隨著楊小姐《北美洲台灣人的故事〉的出版，家人與朋友更加鼓勵我將自己的故事寫下。起初我並沒有積極行事，讓回憶成爲一本自傳，只是希望腦袋裡的這些記憶能夠實際地在電腦裡歸檔，再加上我個人並不擅長書寫漢字與以漢語溝通，所以就算台灣有出版社願意派人來採萌，我仍是猶豫不決不知該接受還是婉拒，而寫書這個計畫也就一直耽擱著。
2010年，住在芝加哥的楊美玲小姐，熱心地爲我展開這項我認爲頗爲艱鉅的任務。我斷斷續續用英文寫下過去的回憶，連同曾經發表的講稿與文章，一股腦兒全寄給她，而她也用心逐一將這些文章翻譯成中文，使得這本書有了些微的雛形。
2011年，曾在芝加哥大學「明美癌症硏究中心」工作的莊家穎小姐接起了這項撰寫的工作。從芝加哥搬到加州的她，除了積極地將我的人生故事一片片的拼湊完整，也花了許多時間與精力搜尋書中所有歷史背景，更不厭其煩地與我通信校稿，讓這本自傳終於在2012年初得以完成。
承蒙「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吳樹民副董事長的全力支持，本書才得以出版，希望我的故事能對後輩帶來些許啓發。在此也特別感謝張炎憲秘書長與曾秋美秘書，他們費心又熱誠地協助文章與照片的編排，讓本書得以面世。
回首過往，値得回味與分享的故事，似乎如紀錄片般不停地閃入腦海，而曾經參與及豐富這些回憶的人事物，更是數不勝數。我由衷感謝的，除了共事的人員、陪伴我的家人，還有無數海內外幫助我、支持我的朋友。我無法在本書中呈現所有的過往，只能擷取部分印象較爲深刻的事件、捨棄其它等同關鍵的片段，與讀者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