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逵的文學生涯
編者 陳芳明
序
楊逵，是台灣的良心。在政治運動中，他是一位先驅者 ; 在文學運動中，他是一位先覺者。他的行動與文字，深刻 表現了台灣人的反抗精神與性格，而且也為台灣人塑造了勇毅不屈的形象。他八十年的生命，芷好横跨了兩個等長的時代。他在戰前戰後的奮鬥，恰當地反映了台灣人追求光明前途的意志。本書共分兩部份..第一部收集他的文學品，包括他的小説「送報伕」、「鹅媽媽出嫁」、「模範村」等； 第二部份收入他的傳記自述以及各方的評價等重要篇章。這不是蓋棺論楊逵的書，而是一本瞭解楊逵文學生涯的重要選集。他的思想精萃盡在於斯。
他的一生有過幾次遠行。只有這一次，他走了，不再回來。也只有這一次遠行之後，他不再離開我們。他的精神，他的文學，完整且永遠留在我們身邊。
他並非沒有被遺忘過，曾經有過數十年，他與世界隔絕了。那正是他生命中最美好最成熟的階段，但那也是他最困頓最孤寂的時光。當我們記起他時，他已然接近晚年。生活了將近八十年的他，正好跨越了兩個等長的艱苦的時代。然而，眞正屬於他的時代卻從未到來。
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年，最後一季，最後一天，他仍然在期望那樣的日子。他的期望，不是坐待，而是追求。他的追求，終其一生。
自從第一次遠行之後，再也沒有人看見他退卻過，那年他二十歲，果敢並充滿野心，從殖民地台灣到達日本時，他就已經知道要選擇怎樣的道路。那並不是一次枉費的遠行。在那裏，有了一次刻骨銘心的體驗，他見證了殖民地母國的資本家是如何欺侮社會的弱小者，也目睹了弱小者是如何結合起來反抗不公不義。同樣在這一次遠行時，他初次接觸了社會主義， 這使他成爲日後台灣左翼政治運動的先驅者之一。他在理論中汲取了養分，而在行動中開花結果。回到台灣時，他二十二歲，時正一九一 一七年，台灣抗日運動發展到一個分合的路口。 他並沒有去尋找一份安身的職業; 相反的，他解下了知識份子的書巾，毅然投入波瀾壯濶的農民運動的行列。
他的性格帶著一種驕傲，這使得當年凌辱他的人，到後來都要感到自慚形穢。他的驕傲，並不是要豢養個人的尊嚴 ; 他總是忘記自己，而讓驕傲的性格化爲政治運動的一部份。唯其維持這種高貴的氣質，所以在他多次進出日本人的牢獄之後，仍然鬥志昂揚，毫不灰心。在 一九二〇年代的歷史圓柱上，他爲我們留下最好的台灣人形象的浮雕。
敏銳的思考，淸晰的觀察，是他的特徵。當他和他的同志捲起風暴時，他反而是冷靜的。 保持冷靜，是他再出發的動力。他也與他的同志決裂過，但是他的決裂並不澆熄希望，而是爲了點燃更多的火花。在風聲鶴唳的時代裏，當政治運動變得零落不堪時，他選擇了無聲的文學道路。他在晚年時曾經如此回憶：「我決心走上文學道路，就是想以小說的形式來糾正被編造的歷史。歷年的抗日事件，自然對我的文學發生很大的影響。」
他並不是第一個以文學形式來表達政治信仰的人；在這塊土地上，他卻是唯一把文學運動和政治運動做最完美結合的作家。他的作品，不是靜態的。他身處那個時代所感受的社會活力，都飽滿而充分凝聚在他的字裏行間。因此，從發表第一篇小說開始，他的文學就不僅僅是個人的，而是屬於整個台灣。
我們難以發現他細緻纖弱的感情。他呈獻給我們島嶼的作品，母寧是粗糙的、雄美的。 他靈敏的耳朶，總是聽見黑暗角落發出疾苦的聲音。他不必使用想像 ; 如果在他創作生涯中有所謂靈感的話，那絕對是來自他的經驗。他更不必使用裝飾的語言，他的語言其實是民間的、羣衆的。他篤信文學應該是根植於人民和土地，這說明了爲什麼每當他的作品問世時， 便很迅速發生廣泛的說服力。他從來也不必使用欺罔和誑騙的技巧，他一落筆，便是樸素和 誠實。在半世紀以後的今天，我們捧讀他的小說時，仍能準確感受他那時代的艱難與黯淡。
他沒有表現細緻的情，並不就等於他不瞭解愛。當他携著他的新娘去坐日本人的監牢時， 就足夠吿訴我們那是一個如何悲壯的戀愛故事了。他的小說沒有私情，有的只是擁抱台灣的 高尙情操。但是，在現實的生活中，他緊緊守著與他一起患難的妻子– 一位背叛纏足的、 肩負鋤頭的、沾滿泥土的女性。他們可能並不熟悉海誓山盟的私語：他們的愛的語言，表現 在受難時仰望鐵窗的每一刻盼望，表現在勞動時淌在田野的’每一滴汗水，表境在奔波時共同 迎接的每一粒星光。他們的愛，沉默不語.，像兩株佇立的玫瑰，彷彿各自迎風綻放，而他們的根鬚卻在土壤底下盤錯糾結在一起。
然而，歷史並沒有給他合理的回答。
在兩個時代交錯的叉路上，他對土地的愛又變成了新的罪。這一次，他開始了生命中最長久的遠行。那時他正跨入盛年，但是展開他面前的道路，竟是陰霾而曲折。在漫長的被遺忘的十二年中，他一無所獲；唯一的收穫，便是鍛鍊了更堅強的意志。他已經預見，他後生面臨的將是一個毫無許諾的時代。他也知道，沒有人能夠拯救他的土地，只有他和他的人民才是可以信賴的。他不知道什麼是嘆息，更不知道什麼叫做畏懼。在新時代的舊監牢裏，
他仍然堅持文學的勞作。他以兩倍心力寫出了陌生的漢文，只爲證明他對文學的力量仍具信心。在那些誠摯拙撲的文字中，他對酷嗜權力的腐朽人物，依舊保持嘲諷輕蔑的態度。他的體格瘦小，卻有著巨人般的人格。所有的壓迫者站到他面前，都一律變成侏儒。
他重見天日時，已近六十歲。結束這次遠行，他更必須挺著腰桿走出高牆，因爲在牢獄歲月中，他已知道島嶼變得更加傾斜，而歷史也顯得特別扭曲了。身爲一個受害者，他把憐憫和傷感全然擲棄在陰濕的牢房裏。他這樣說過：「憐憫和傷感是膚淺的，不能把讀者的感情變化爲意志和行動。」說這話時，他已坐過了十三次牢，而這正是他所遵奉的文學信念，也是他的政治信念。很少有壓迫者遇到像他這樣傲慢的思想犯吧。在經過長達十餘年的思想改造之後，他仍然坦白向世界宣佈自己是「人道的社會主義者」。他的宣稱，豈非是對一切加諸於他身上的汚辱做了有力的反擊？他不懈地堅持自己所信仰的思想，就足夠證明他和他的土地是牢牢站在一起的。
他深知，公平和正義還未降臨到他纏綿苦戀的島嶼。所以，他決定荷鋤上山，把最大的輕蔑留給他背後的權力者。他爲自己的農場取名「首陽」，稍有一些歷史常識的權慾人物，看到這樣的命名都應該覺得羞慚的吧。倘然他們站在首陽農場之前而不感到臉紅，那如果不是無恥，便是無知。縱然他後來又爲花園重新命名，但是他的首陽精神，已成了他生命的支柱。
這樣一位驕傲的人格者，也有謙遜渺小的時候。從一朶茁壯的玫瑰，他虛心學習了堅忍 不屈的精神。沒有什麼可以擊敗他，艱苦折磨的經驗，使他在任何環境都能萌芽、生長、開花、結實。也沒有什麼可以誘惑他.，在他看來，栽培一株花苗遠比追求名利重要得多。對於佔據要津的政客，他可能德到陌生；但是要他細數花園中所有的植物，他絕對能夠叫出每一朶花每一株草的名字。他把腐朽與芬芳區別得淸淸楚楚，一點也不通融。如果有人偶然看見他低頭，那不是屈服，他其實是正在埋首爲他的花園施肥。他用經營一篇文學作品的心情，去扶植一株玫瑰。但是，他揮汗翻土，辛勤澆水，並不是要去感動每一朶花，他只不過是爲 了使自己的背脊挺得更直。他要讓他的土地知道，一顆社會良心依舊充滿了活力。
他身在山上，心存人間。在晨霧中，在暮靄裏，都可看到他工作的身影。勞動，不停的勞動，成爲他生命的最後的據點。可是，他的眼睛始終注視世事的一切變化。他以一朶壓不扁的玫瑰自喩，而且也終於成爲年輕知識份子的普遍認同。他支持每一位追求公義的人，但他不以指導者自居，他參加他們。他跨過七十歲時，還蘊藏著少年時期的奮鬥與憤怒。反抗的意志使他昇華爲這個時代的象徵–一朶玫瑰，成了他的名字的隱喩。
然而，歷史還是沒有還他一個公道。直到不吿而別的那天，他苦戀的島嶼仍然還是傾斜著，他沒有看到它被扶正過來。他可能覺得遺憾，但不必感到抱歉。這樣龐大的工作，顯然 不是他一個人所能完成的，而且也不只是他一個人的責任。對於這個人間，他完全沒有一點虧欠。可是，這不能說已經銀貨兩訖。他付出本分，還透支了精力，我們虧欠他太多了。他曾經被奪走的光陰，更不是我們能夠補償的。我們悲傷，因爲他的離去將使塊這土地寂寞了些。但我們也應感到僥倖，因為他留下來的工作，恰好是我們能夠繼續完成的。倘然有人退縮卸責，宣稱難以繼承這樣的工作，那就不只是羞愧而已，簡直是一種罪惡。
這一朶玫瑰，以盛放的姿態離去。那天他要遠行，再次顯露他豪放的性格，在淸晨霧氣 中說走就走，絲毫不拖泥帶水。他已習慣那混沌的霧，正如他熟悉那兩個顚倒錯亂的時代。 他的去和來，將成爲這塊土地永遠的傳說。假設若有人問起這朶花的來歷，我們都知道他屬於常綠灌木，學名叫楊逵。他選擇出發的那天，是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
編者 陳芳明簡歷
台灣左營人，1947年生。1969年輔仁大學歷史系畢業，1973年獲 台大史學碩士，1974年赴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深造。除本行的史學硏究之外，他以「陳嘉農」筆名寫詩和散文，以「宋冬陽」寫文學評論， 以「施敏輝」寫政論，並歷任海外〈美麗島週報〉編輯，<台灣文化>總編輯，「台湾文庫」執行主編，是海外反對運動一支健筆，因此長列「返台黑名單」達15年之久。
著有《鏡子與影子》《詩和現實》《受傷的蘆葦》《放膽文章拚命酒》
《台灣人的歷史與意識》《在美麗岛的旗幟下》《在時代分合的路口》《鞭傷之島》《台濟內部民主的窺探》《台灣對外關係的窺探》《謝雪紅評傅》。
編有《台灣意識論戰選集》《楊逵的文學生涯》《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台灣戰後史資料選–二二八專輯》。
Posted in 201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