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另一半
作者 林衡哲
剛到美國時，什麼都得適應，忙碌工作之餘，只想多利用時間聽我最熱愛的音樂會，對終身大事並不怎麼著急。因此不少朋友都說：「林醫師都在跟音樂戀愛，他大概不會結婚吧！」來美國第六年，我到Kingsbrooks Hospital當小兒科住院醫師（R3)之後，生活與工作卻慢慢穩定下來，這才發現來自台灣的同學與朋友都紛紛步入禮堂想到自己已過三十多了，是不是也到了該找尋對象的時候了。 透過從前台大醫院一位護士同事的居中介紹，我認識了我的太太邵維平。她是軍人子弟，祖籍貴州，但在四川出生，她出生那一年，抗戰結束，人人希望維持和平，她的父母也不例外，這是她名字的由來，兩歲時隨著全家人輾轉來台。家裡兄弟姊妹眾多，上有三兄兩姊，除大哥成大畢業，留在台灣外，其他都出國，二位哥哥分別從印地安那大學與密西根州立大學獲博士學位。 她從小書就念得不錯，課業成績一直都是一帆風順，不用家人操心。高中就讀北一女中，和前任副總統呂秀蓮是同班同學。大學讀的是中興大學植物病蟲害，畢業之後當了一、兩年助教，之後赴美留學，在德州女子大學（Texas Woman’s University)取得碩士學位，跟我認識的時候，她已經在紐約的布魯克林區工作。 第一次見面大約在1972年秋天，我們對彼此的印象都還不錯，因為她對文學有興趣，當她知道我與於梨華、夏志清這些文學界名人頗有交情時，她也對我另眼相待，覺得可以交往看看，之後很自然的，我們一個禮拜大概固定見一、兩次面，雖然各自都有工作，也很忙碌，但因為都住布魯克林區，約會還算方便。我們兩個都不是什麼新派的人，雖然在國外也待了好一陣子，但仍保有東方人的保守與傳統觀念。雖然沒有驚天動地的愛情，但是俩人談得來，觀念想法本來有點差距，但經過二年的磨合，也慢慢接近了，因彼此互有愛意，可說一切都很順利，因此兩年後，對對方的了解更深，雖然有省籍的差距，但兩方家長都樂觀其成，也更加確定彼此已是對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於是1974年5月4日這一天，我們在皇后區梅西百貨公司附近的長老教堂完成了終身大事。然後選了一家中國餐廳舉行婚宴，當時我往來頻繁的好友們，包括夏志清、於梨華、洪銘水、謝里法、鍾玲等，以及一些親戚、同學和醫師朋友都出席了，雖然只請了五、六桌，但在那個大家都是窮學生的年代，這樣的規模，已屬「盛宴級」了。 婚後到西班牙馬德里和蕭邦和喬治桑住過的馬約卡島渡過蜜月後，我們在紐澤西的北柏根（North Bergen)租了一間便宜的公寓六個月後。兩人靠著一點積蓄以及向二位老朋友借來的錢，以美金六萬元在道格拉斯頓鎮(Douglaston)買下人生中的第一棟房子，35歲的我，終於實現了第一個美國夢，這棟二層樓的美式房子有天藍色的地氈，我們戲稱為「Blue House」，這裡離東方人聚集的法拉幸（Flushing)才十分鐘，離林肯中心才30分，交通方便，旁邊有湖，是理想的住宅區，後來我翻譯：「南美洲智利鋼琴大師奧勞（Arrau)訪問錄」，才知道他也住在附近，可惜錯過了與他見面的機會。 我是道道地地、土生土長的台灣人，祖先來台已將近二百年，而且在我開始有了「台灣意識」的時候，卻娶了一個不太會講台灣話的「外省太太」，好像有點格格不人。剛開始約會時，她只要一聽到我講台灣獨立就很不習慣，後來經過慢慢的溝通，也接受我的觀念，加上我建中同學柯賢明當時他當過紐約同鄉會會長，他老婆也是外省人，而且北一女中時，與她是同一屆，那時他們常邀我們參加台灣同鄉會的活動，再加上呂秀蓮是她北一女中同班同學，所以逐漸的，她的想法也改變了。知道台灣獨立運動，並不是台灣人對抗外省人的運動，而是歷代移民追求建立自由民主和平等與繁榮的東方瑞士的理想國家之夢。現在的她，早已說得一口流利的台語，還擔任過南加州唯一的台灣長老教會的外省籍執事，也是我在海外推動台灣文化復興運動的得力助手。 大約是1975年，我和太太一起參加了美東夏令營，會中邀請了呂秀蓮來演講，當時正值呂秀蓮處女作：《新女性主義》 出版之際，平常我買太多書會被太太責備，那天在演講現場，我因為慢了一步沒買到呂秀蓮的新書，結果被太太削了一頓，說我都不捧她同學的場。她說：「我同學寫這麼好的書，你怎麼都沒幫我買到？」後來呂秀蓮來過我們的新家，返台後，她主編「台灣叢刊」三本，我們成為她海外最熱心的推銷者，「美麗島事件」發生，我們積極投入救援的工作。出獄後，她第一場公開演講「我們共同的母親一台灣生病了」，就是在我催生的1986年五月在南加大附近希爾頓大飯店舉行的「台灣文化之夜」，那天約有五百位同鄉參加，開始了南加州大型台灣文化活動的序幕。 住在紐約的皇后區的道格拉斯頓雖然只有短短二年，但卻留下不少愉快的回憶，與我共同催生「新潮文庫」的老友廖運範與夫人黃妙珠，曾來我家住過，當時不少住紐約的老同學也都來 了，彷彿回到大學時代的青春歲月。當時在茱麗亞音樂學院念碩士的簡名彥也常來我家，他拉薩拉沙泰的「流浪者之歌」和塔第尼「魔鬼的顫音」特別讓我聽得出神，因為當時他缺乏一把好琴，我特別投稿「音樂與音響」雜誌：「簡名彥需要一把好琴」。 當時我正與楊牧共同主編「新潮叢書」，因此不少友都來過我家，例如夏志清、施淑青、鍾玲、於梨華、國鐄等等，比較有台灣意識的謝里法、洪銘水、郭松棻、侯平文似乎也來過。
孩子們的成長
作者 林衡哲
就在我們住Douglaston時，1976年2月20日，我們的女兒（愛琳Irene)出生了；二年之後我們搬到長島Nesconset小鎮時，1978年1月20日，小兒子詹姆斯（James)也在大雪中，來到了人間，兩個新家庭成員加入，孩子的成長過程與喜怒哀樂，讓我更能體會生命的重要與家庭幸福的可貴，做為小兒科醫師的我，也學到不少小兒教科書上所沒有敎到的東西。
女兒Irene小時候非常乖巧，因此有個外號叫「阿乖」，因為她小的時候確實很乖，不過長大之後就沒這麼乖了，反而有點叛逆，且頗有主見，我們對她的教育方式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也不會強迫她學任何才藝，完全尊重她的意思。因此她六歲學鋼琴，七歲她改學大提琴，她 每年暑假都會參加波莫那學院（Pomona College)的大提琴夏令營，後來參加過Samuel先生主持的克萊蒙青少年交響樂團，高中時代拉過馬勒的第一，就喜歡上馬勒的音樂。 她的文筆很好，高中時代曾參加過全國性的論文比賽，獲得紐約時報評論家James Reston獎，不但獲得五千美金的獎金，並有機會到華府國會圖書館朗誦她的文章，我陪她去領獎時，才發現她是唯一亞裔的得獎者。 我們從不逼她念書，她也從未參加過補習，她以第一名成績從亞伯蘭高中（Upland High School)畢業，代表畢業生上台致答詞時，她的表現令我們深深引以為榮，亞伯蘭高中雖然台裔學生只佔百分之一左右，但歷屆第一名百分之七十都被我們台裔學生拿去，可見台灣人移民和第二代在美國的優秀表現。 因為她的SAT也考得不錯，因此申請大學時，包括史丹佛大學、波莫那學院等多所名校都對她展開雙臂歡迎，甚至她也獲得愛迪生電力公司二萬元的獎學金，但條件是她必須選擇加州的大學，最後她放棄有獎學金可拿的史坦福大學、而選擇離家三千哩的麻州一所歷史悠久、古典優美的小學校：Amherst College，這是前國府傑出外交官部長葉公超的母校，美國名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在此任教，美國文學史上最傑出的女詩人艾米麗•狄金遜（Emily Dickinson)的博物館就在學校附近。她在這所充滿人文氣息的自由主義學府，渡過了四年人生的黃金歲月，培養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也讓她在四年中成長了許多。 愛琳跟我一樣，喜歡文字工作，念大學時編過壁報，也曾在台裔辦的A Magazine和美國有名的People Magazine打過工，畢業後曾到非洲辛巴威（Zimbabwe)的雜誌社工作一年，在這一年中，她對第三世界的窮人產生惻隱之心，回美國後，本來有不錯的工作機會，不過她似乎更喜歡流浪的生活，於是參加八人小組的43州拜訪美國少數民族之旅：美國少數民族的印地安人、二次大戰中被關的日本人以及最壓迫的黑人，主要是描敘美國歷史對少數族昏的黑暗面，提供初高中老師做教材，這二年的流浪生活讓她深深體驗到美國歷史不為人知的一面。因此後來她選擇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念公共政策碩士，企圖從改變政府政策，去改善這些少數族裔的生活。 畢業後，她熱中美國的競選活動，曾先後替民主黨的候選人John Kerry、Howard Lynn及參眾議員助選過，唯一贏的是密蘇里州女參議員McCaskill，她曾做過國會議員的助理，在華府工作。目前她是在歐巴瑪政府的農業部任職。 James出生時，頗具戲劇效果，那時我已經搬到紐約州長島去開業，紐約本來就比較冷，兒子的預產期又在冬天，記得那天紐約的天寒地凍，下了26吋的雪，即將臨盆之際，我打電話叫救護車來接我太太到醫院待產。結果一通電話，不到十分鐘，卻一下子來了三部車，真把我給嚇了一大跳，原來是積雪太厚，所以第一部車是剷雪的，一邊剷雪一邊開道；第二部車載我太太；第三部車押後，隨時保護前車的安全，可說考慮周到，沿路三部車浩浩蕩蕩，警鈴聲鳴過不停，許多大人物的出生都沒這等陣仗，簡直像在拍電影一樣。這個經驗也成了孩子日後一個有趣的回憶，雖然對他而言只有想像的份兒。 兒子小時候長得白白胖胖，非常可愛。故小名為「小胖子」，但長大後，反而不胖了。 兒子雖出生紐約長島，但不到二個月就搬來加州，他的童年是在南加州爾灣市（Irvine)渡過，他小時候最好的玩伴是鄰居的Michael，大約七年前麥可在伊拉克陣亡時，他非常傷心，而成為反戰的和平主義者。他學東西比較被動，小時候曾強迫他學習小提琴和到爾灣中文學校學中文，當時他頗為抗拒，長大後卻反而埋怨我們為何不強迫他好好學小提琴與中文。高中畢業後，他順利進了加州大學爾灣分校主修經濟，還在這時候學了吉他。他在大一時，參加救國團主辦的夏令營，第一次回到台灣時，就愛上台灣，尤其喜歡台灣的卡拉OK和KTV，也從中學了不少中文。在大學時代，他曾經選修過羅素的數理邏輯，這部分的羅素，我是看不懂的，所以我的兒子似乎比我厲害。 相較於姊姊愛琳的理想主義、喜歡流浪放逐，不願受體制束縛的性格，學經濟的James倒是務實得多，他從UCI畢業後，就在加州帕里那找到一份待遇不錯的穩定、可以發揮能力的好工作。1999年他曾返台，與我跟門諾黃院帶領的義大利文藝復興之旅，以及2005年我與他到瑞士加盧桑音樂節（Lucerne Music Festival)欣賞到貝多芬第九與馬勒第五的精彩演出。後來也暢遊達利與米羅的故鄉巴塞隆那，最後到羅浮宮及梵谷的安息地做音樂與美術之旅，那是屬於我們父子的美好時光。 後來他再返母校爾灣加州大學，念經濟碩士，半工半讀，沒有花我一毛錢，畢業後，回去原來的公司上班，只是待遇提高了不少。目前他在「Direct TV」公司上班。 我這兩個孩子都在美國出生，我們並不強迫他們一定要承認自己是台灣人，把自己定位在台美人（Taiwanese American)就可以了，不過他們對台灣還是很有感情的，尤其是女兒愛琳，有一次她去參加林義雄的慈林基金會，那一次由游正博夫婦帶領巡視台灣一週，才較為了解台灣的情形，才開始看爸爸所出版的《自由的滋味（Taste of Freedom)》和《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 》這兩本書，也逐漸明白她父親對台灣文化的執著，開始很認同我的做法，這也是我最感欣慰的事。因此我非常感激林義雄夫婦和游正博夫婦，他們在台灣一週的震撼教育，勝過我在美國多年的家庭教育，有一次我女兒寫文章時。說他爸爸是Minister of Taiwan Culture (台灣文化的傳教士），可謂：「知父莫若女。」我很欣賞她給我的這個稱呼。
摘自 追夢的人生-一位台灣人文主義推手的故事 2014/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