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爭上游

作者張丁蘭

小學快畢業時，班上好幾個男生都要從壯圍鄉下進城到宜蘭考中學。我知道當時壯圍鄉共有四個小學，從來沒有一戶人家會讓女孩子繼續上中學，但是我卻不喜歡留在家裡做家事；正當不知何去何從的時候，學校的校長和導師都到我家去勸我父親讓我去報考試試看，結果我竟吊車尾地考上蘭陽女中，成了壯圍鄉第一位考取蘭陽女中的傳奇女生。但是在興奮之餘，村裡的人也七嘴八舌地議論紛紛，他們都認為讓女孩去宜蘭唸女中，是「無睬錢」的傻事，但是我的父母並不反對我升學。

我的父親還為我買了一部小型24吋的中古腳踏車，好讓小個子的我可以騎車到蘭陽女中上學，否則從我家到學校走路要花一個半鐘頭。每天上學，我得小心翼翼地在鄉下崎嶇不平的道路上騎著腳踏車，更要費力地和濱海的大風雨搏鬥。其實，對我來說，更大的挑戰卻是如何和一大群剛認識的城裡同學相處；我這樣又害羞又自卑的鄉下女生，自己也經常懷疑，到底是否值得花上家裡那麼多錢，換來如此艱苦的求學境遇。

初中第一學期結束時，我的成績祇能勉強過關，畢竟鄉下學生的程度遠比不上城裡學生的程度。初二那年，我被分在最好的班級，在逐漸適應學校環境和同學課業競爭之下，好勝的我，功課漸漸地迎頭趕上。

初中畢業時，我考慮去台北考公費的女子師範學校，一來可以不用讓家人負擔我的學費，再者當時在宜蘭鄉下，一個女孩子能夠當小學老師，已經是讓人又羨慕又尊敬的工作了。

參加女師考試前一天，我第一次乘坐火車到台北城，那天是父親騎著腳踏車載我到宜蘭火車站，想不到卻在進了車站月台後，才發現准考證放在父親腳踏車上的袋子裡，但是父親卻已騎車離開了。我望著消逝的父親背影，以及同時駛進月台的火車，不禁失聲痛哭，一路哭著回家。我的小學老師夢想也告吹了。

在家人和歷史老師的安慰與鼓勵下，我決定留在蘭陽女中唸高中。我的成績始終保持五名之內。蘭陽女中的訓導主任一再勸說我去加入國民黨，他愈是說入黨有多大好處，我愈是反感他對年輕學生的利誘。因此，我始終不願入黨。

1950年代的蘭陽女中，曾發生過白色恐怖案，當時學校裡的老師、學生都有人因涉及左傾思想的讀書會或歌詠隊而遭到逮捕。我記得公民老師、體育老師和訓導主任也曾被叫去問話，有的人則是一年後才回來。類似的情形，也曾發生在我大姐夫身上。

我的大姐夫是個地主，日據時代在警察局當書記，國民黨來台後實施「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政策，將他的土地都放領光了，大姐夫十分不滿，經常批評政府，卻被當局以流氓名義要抓他，於是大姐夫祇有逃亡到花蓮一段時間。姐夫逃亡期間，在宜蘭的大姐家中生活很苦，母親也不忍心，常常叫我偷偷地送魚去給大姐，為了不讓鄰人說「女兒仔賊」之類的閒話，我往往要繞到大姐家的田裡進去，好避人耳目，想起來實在悲哀。

蘭陽女中畢業後，我考上了中興大學社會學系，當時整個宜蘭地區，很少有女孩子唸大學，雖然我們那一屆包括我在內，只有五個女生考上大學，卻已經是打破歷年來的紀錄。

我在中興大學時，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為了減輕家裡的經濟負擔，大二那年，我就申請到國際婦女會獎學金。這是為了要培發社會工作人員的獎學金，全台灣只有二個名額，我一直領這份獎學金到大學畢業為止，讓我不用向家裡拿學費。至於生活費方面，我也兼當家教，完全不用向家人伸手。

大二那年父親病逝，正當期考前一個星期，緊跟在後頭二、三名的男生，以為這次他們有機會了，但是我的成績仍然是全班第一名。我修台大教授龍冠海教授的課，做了一篇論文，題目為「鄉村生活習慣的調査」。我吩附二個弟弟協助，完成不少問卷調查。龍教授十分滿意我的論文與調查，經常在校內、校外介紹我的論文，對我有很大的鼓舞。

大學畢業後，我到台大醫學院兒童心理衛生中心工作，為問題兒童做心理輔導，當時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為了援助開發中的國家，也在台灣提供公費留學獎學金，以培訓基層人才。我又順利地獲得這份美援獎學金，到美國留學二年，攻讀社會工作碩士學位。學成後，依規定要回國服務二年。

1962年我隻身到美國波士頓的西蒙斯學院留學，當時到美國的台灣留學生很少，資訊也不發達，我對美國全然無知，一切就只有靠自己摸索學習。我們班裡外國學生只有我和另一位從南美洲來的女生，在陌生的國度裡，我們兩人很快就建立起同病相憐的友誼。只可惜不到三個月，她就受不了思鄉寂寞和功課的壓力，在聖誕節時，即向我借錢跑回家，從此輟學不再回來學校。

當時美國和台灣的生活水準實在差異很大，尤其對我這個鄉下女孩來說，更是出了不少的洋相，鬧了不少笑話。

在台灣時，我從來沒看過的洗髮精，竞然被我誤以為是髮油拿來抹，直到有一天碰到下雨，突然察覺自己頭上竟然猛爆泡沫，才知道不對勁。

我在美國留學時，也吃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狗罐頭。起初，我並沒有特別留意罐頭上的貓、狗圖案，還以為是「狗頭」牌的罐頭：由於美國人不吃動物內臟，就將雞胗、雞心、內臟製造成餵狗餵貓的寵物罐頭，價格十分便宜。過去在台灣，只有在過年過節時才有機會和弟弟搶食內臟：我無意間在一家肉店買到雞胗，以為物美價廉的大發現，於是常買回去學生宿舍，拜託另一位也是從台灣來的護理助理幫我燙熟，再好好享受這麼「俗擱大碗」的美味。要不是有一天，肉店老板問起我這位老主顧：「到底養了幾隻狗？」我可能還不知道自己一直都在和貓、狗搶吃牠們的糧食哩！

第二年，我搬出學生宿舍，到貧民區住，同時從事社區的社會服務工作。起初，我的校長十分擔心我的安全；但是我在上課之餘，每個週末幫助社區黑人小孩，和他們到公園去玩，帶領他們從事團體遊戲，很快地和他們變成好朋友，不但我的住宿不用花錢，每週還有五頓晚餐不用錢，更重要的是讓我學到很多社會關懷工作的實務經驗，對我日後在紐約州政府從事社會福利工作有莫大的幫助。

過去，美國黑人一直受到歧視，時常引發衝突，黑人民權運動的導火線是在1955年12月1日，一位黑人女士Rosa Park從百貨公司工作下班回家時搭乘巴士，很疲倦的她不願遵照巴士公司的陋規讓位給白人坐，巴士司機便強迫她讓位，並叫警察來逮捕她，引發黑人發動抵制這一家歧視黑人的巴士公司；黑人堅持上班用步行、騎腳踏車，或集體分批載運的方式通勤，抵制活動持續381天。馬丁路德•金恩帶領的非暴力黑人民權運動，從此如洶湧急流的河水。

在課堂上，我們也經常討論黑人受到種族歧視的問題。在美國貧民區為黑人小孩提供課餘娛樂團樂活動時，黑人小孩偶爾也會笑我說不好的英文，但是我覺得他們認為我比較沒有優越感和威脅性，並不會排斥或拒絕我。唸社會學和從事社會工作，讓我原本害羞的個性逐漸變得開朗、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