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醫師的醫師到白宮醫療諮詢顧問

作者黃勝雄

結束了一年在匹茲堡大學的研究後，我終於完成了畢業後的醫學教育和訓練。一生努力追求的理想也告了一個段落。在一九七八年的暑假，我帶著全家回台灣省親。這是我從一九七〇年出國留學以後，第一次返回故鄉台灣。

闊別八年的故鄉台灣變了，台灣正在進步和改變當中。母校台北醫學院有了自己的附屬教學醫院，校園的風貌也變了。我也應生理學的翁國榮老師在醫院講了一堂「功能性的腦下垂體微腫瘤的生理病變和外科治療」。我回母校台中一中時幾乎認不出來，因為紅樓被拆除了，育才街變得很熱鬧，失去了舊時學子背書包上學的氣息。帶著一點感傷的心，我回草屯看看夢中也懷念的草屯國小，禮堂和操場還在，幾棵高大的椰子樹還靜靜地向我招手，但是整排的教室都拆掉重蓋成兩層樓的建物，使我也產生了莫名的悲哀和陌生。

從美國出發前最期待盼望和父母親、岳父母相聚的快樂時光，這時候卻被我兩個兒子因水土不服、下痢、蚊子叮咬、發燒、脫水，和要住院打點滴的煩惱和擔心而沖淡，連去探望老師的計畫也無法做到，倒是疼愛孫子的祖父母不忍心看孫子生病，很諒解地趕著我們快收拾行李返美。帶著虧欠的心回到美國，這個孩子們比較能適應和安全的地方。兩代父母親和我們這一代，好像都是為著下一代活著一樣。

一九七八年九月初，終於回到費城的傑佛遜醫學院報到。我的新角色是助理教授，負責神經外科及腦血管研究中心，並要帶領住院醫師做顯微神經外科的研究。我開始在動物實驗室做人工腦血管瘤的試驗，並做動物的蜘蛛網膜下腔出血的模型及它對腦膜組織的病理變化。也在這段時間我被邀請到威明頓醫學中心去看病和開刀。

可惜不到一年，我的研究經費因為石油危機，財務縮減，又無法及時申請到補助而告中斷。倒是在臨床上，病人愈來愈多而稍得安慰。有一位報社醫藥新聞記者的女友，患有顏面神經半邊瘦攣(Hemifacial spasm)常會不自主抽動而臉部歪一邊，使她自卑、不隨便外出。看過的醫師卻從來沒有人告訴她這種病可以外科手術根治。經過我的顯微外科手術後，治癒了她的半臉抽動，使她「改頭換面」願意和男朋友交往，使他們非常感激。他就把女朋友開刀的故事登在星期日半個版面的醫療新聞上，使我一夕成名，來求診的病人也愈來愈多。其中有地方的政要、參議員的家屬，也有喜歡挑剔醫師麻煩的律師，也有護理師和醫師的家屬，總之，這些人經過我治療都成了我的朋友和粉絲。

有一位護理長，忽然有嚴重的頭痛、嘔吐，失去意識，送來急診處檢查後確認是蜘蛛網膜下出血住進加護病房，第二天腦血管攝影，證實是腦血管瘤破裂而引起。在我還是住院醫師時的治療方式是給類固醇、鎮靜劑，在加護病房留心觀察，讓出血後導致的腦腫脹慢慢自然改善後，再進行手術。但是在等候的期間(約十至十四天)常會發生二次破裂出血，死亡率很高。在我學習顯微神經外科那一年，神經外科界開始主張提早開刀，利用顯微手術法可以避開腫脹的腦，在顱底開一個小洞，利用放大倍數，在顯微鏡下，很容易看到顱底位置的腦血管瘤，我就在腦血管攝影證實了血管瘤位置的當天替她開刀，也很成功地夾除了血管瘤。她恢復得很好，兩個月後就回來上班，使我頓時在醫院內護理部成了名人。

在一九八四年有位內科醫師，在返家的路上忽然看到右上方視野有閃電和火花，隨著頭痛又失去了方向感，他的妻子打電話問我該怎麼辦？我請他家人送他來醫院，做了腦部斷層掃描，發現左側枕葉大腦皮質下有一個類似轉移性腫瘤。我替他開刀，摘除的腫瘤病理報告是腎臟細胞瘤，他才告訴我十年前，他在另一家醫院因腎臟癌而摘除了右邊的腎臟，我比對兩次摘下的病理切片，完全符合是同種細胞。表示這次腦部的轉移細胞是十年前發生的，只是他的免疫系統抑制住了它，到現在他六十七歲了，才又開始分裂成長並壓迫到附近的腦細胞，而造成了局部的癲癇。這位醫師再活了五年才過世。

在一九八五年，有另外一位一般外科醫師Dr. F，因為頸椎間盤位移，壓迫到神經根痛到無法替病人開刀，做了一段物理治療無效而決定請我開刀，手術治療後，一個月他就能重操舊業而很滿意。他們兩位醫師在醫院行走，能繼續執業，也變成了我的代言人，所以逐漸地我獲得了一個「醫師的醫師(Doctor’s doctor)」的雅號。

也許在這裡我也應該交代媒體和Google、維基百科中，加添給我的一件「國王的新衣」是怎麼發生的。早在一九七七年福特總統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卡特的競選辯論會選擇在傑佛遜大學附近的核桃街劇院舉行，醫院指派我當天維護現場的安全。當然事先經過了FBI的安全調查、現場參訪、安全設施和演練。

使我好奇的是，為什麼一定要指定神經外科的總醫師？維安小組的負責人告訴我，當年甘迺迪總統遇刺，子彈打中腦部，檢討送醫急救的過程後才體會到神經外科醫師的必要性。這一次的任務圓滿達成後，沒有想到四年之後，共和黨雷根當上了總統。在就職後的某一天，我接到了德拉瓦州共和黨資深參議員辦公室的電話邀請，問我是否願意參與總統的醫療團隊。我真受寵若驚，也不清楚為什麼參議員會關心到總統的維安小組，而且這是在一九八一年的三月份，我的臨床工作開始很吃重的時候。在電話中我懇辭了邀請，並告訴他一定有很多人願意參與這份光榮的差事。

或許因為這期間參議員的母親患水腦症需要神經外科的照護，我替她做了腦室分流的手術改善了她的步態、記憶恢復和偶爾小便失禁的症狀。這次的機緣和近距離的相處，他和他的國會助理說什麼都一定要推薦我參加醫療團隊，還說我是外科學院的院士，和主辦高級外傷救命術訓練營的教授，並說他們查閱過FBI上次(一九七七年)在費城福特總統辯論會的維安紀錄，大家都覺得選我去既安全又可靠。最後我只好答應加入任務編組，做諮詢顧問。

這期間我只去過華府三、四次，每次都是參議員羅斯(Senator Roth)辦公室的國會特別助理開車來接送；第一次是雷根總統遭槍擊中腹部時，接我去海軍醫院參加危急小組應變檢討會，當時不送往附近的喬治華盛頓大學而送去海軍醫院的得失對錯。第二次是他在華府記者俱樂部的餐宴。最後一次是他從加州農場渡假跌倒，回白宮幾個月後，逐漸出現記憶的問題，我也被召去開會討論，後來證實是慢性的硬腦膜下出血，應該考慮開刀引流。後來尊重總統的選擇，飛去明尼蘇達州的梅約醫院開刀改善。這些事情我們曾誓約尊重總統的隱私不得公開，現在已經超過四十年了，雷根總統也已辭世。我只是人情上回應參議員的好意，並沒有什麼直接的貢獻，倒是從總統的維安事件上，和參與討論的專家身上學了很多。維安人員的細心，對國家元首健康的重視，讓我眼界大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