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歲的悸動與新生

─ 響應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我的三十一歲」串寫活動

作者楊遠薰

我的三十一歲是美好的，因為在思想與認同上，我走出了鬱鬱的叢林，覓尋到自己的天空；在生活領域裡，我擁有一個丈夫、一對兒女、一棟洋房和兩部車子，覺得很滿足。

然而在這之前的一年，我經歷了陳文成命案的震撼與白色校園恐怖的困擾，內心十分紛亂。

我的丈夫阿加與陳文成同齡，在經歷上也有一些不謀而合之處。1981年夏天，三十一歲的阿加拿到博士學位四年，在美國的一所州立大學執教。我們有一個可愛的小女兒，也正計劃帶她回台探親。

七月初，陳文成的命案驟然發生，在台北的公公婆婆立刻打電話來，勸我們取消台灣行。他們說，國民黨在美國各大學的特務向來猖狂；阿加年紀輕輕即當上大學教授，容易招忌，況且他胸無城府，講話不避嫌，恐怕上了黑名單，都還不自覺。

我誠為陳文成的事件難過，卻也覺得公公婆婆的操心有點過度。但為不拂逆他們的好意，我們修改計劃，由我單獨帶著小女兒在秋季回台灣。

那年十月，出國四年半、首度返抵國門的我在踏進桃園國際機場的剎那，真是無比雀躍。但很快地，疑慮便取代了喜悅。

我遞上護照後不久，關務員即大聲要我站到黃線後面去。那時尚無電腦，我瞥見玻璃窗內的辦事員翻閱一本很大的名冊，然後看看我的護照，又望望我，又打電話。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抱著小女兒靜靜地候立。

在等待中，我有點疑惑，卻又自忖「成分」不錯，應無問題。我畢業政大，高考及格，出國前是中央級的公務員，出國後不參加政治活動，近年更在家事、尿布與奶瓶間打轉，心想黑名單怎麼輪，也輪不上我。

總算，辦事員揮手要我上前，盤問一陣我在台的戶籍與地址後，便放了行。但接下來的行李檢查也很詭異。我的衣物一件件地被翻攪，連嬰兒的紙尿布都一片片地被拆開再折回，好似裡面暗藏海洛因。我心覺有異，卻不便說什麼。

待出了關，家人蜂擁而上，頭一句話便埋怨道：「怎麼這麼慢？跟妳同機的人早都出來了！」

我決定讓久別重逢的喜悅沖淡心中的疑慮，便和家人嘻哈地歡笑。當晚在台北家裡，一夥人聊至半夜方就寢。隔晨，遲醒的我才起床，母親便跨進房。

她把房門帶上，正色地問：「告訴我，妳在美國做了些什麼？」

「沒有啊。」我睡眼惺忪，滿臉茫然地回答。

「今天一大早，管區警察就找上門。」媽媽說。

「真的？」我的一顆心迸地往下沉。

「他說：『楊太太，妳的女兒是不是從美國回來了？』，我心裡詫異他怎麼如此消息靈通，卻不動聲色地回答：『是啊，她還在睡覺。你找她有事？要我叫她起來嗎？』」

「他怎麼說？」

「他說：『不用，不用，我只是過來打個招呼，明後天再來。』說著，便走了。奇怪，他怎麼知道妳回來？是不是所有國外回來的都受到這樣的查詢？」

「我也不知道。」我愣愣地回答，心裡很不舒服，繼而想著：「難到真如公公婆婆所言，被校園特務密報了？」

當天晚上，爸媽請公公婆婆與家人一起到外面餐館用餐，禮遇親家，也為我洗塵。

我公公那年正好應邀回國，擔任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的講座教授，住在老爺飯店裡的一間套房；那天餐前特地與婆婆拎著糕餅，先到我家拜訪。

兩家的親家與親家姆互相寒暄一陣、又逗了小孫女後，便坐下來話家常。談著談著，竟談到了阿加與陳文成。

「你知道嗎？親家，」素不多言的公公說：「陳文成去世前三日，到中央研究院演講，我們還一起聊天、吃飯。」

「真的？」家人不約而同地叫了起來。

「真的，」我婆婆搶著說：「他 (我公公) 那天下班回家，很高興地告訴我，他在所裡遇到一個剛從美國回來的年輕人，無論身材、體型或講話的口氣，都很像阿加。他的名字叫陳文成。」

「喂，等等。」母親霍地站起來，快步走到陽台前，把所有朝外的落地玻璃門與窗戶全都關上，再踅回沙發坐下。我看在眼裡，覺得他們上一輩的人確實對政治具有高度敏感性。

「陳文成那天到所裡作學術演講。」公公說：「我在他講完之後，趨前和他握手，說他講得很好。他一看到我的名字，立刻說：『許教授，我沒上過您的課，但讀過您寫的書。』」

「我望著他那張方方的臉、聰明的眼神與壯壯的身材，覺得很像阿加，便問起他的年紀，沒想到竟與阿加同齡！我又問他打不打壘球？因為阿加很喜歡打壘球。他很爽朗地回答：『打啊，壘球是我最喜愛的一個運動。』真是巧合！我們就這麼聊著，還一起吃了飯。」公公說。

這時，客廳裡一片靜穆。

「三天後，我去參加一位晚輩的婚禮。」公公接著說下去：「筵席中，同桌的人談起當天發生的一起離奇命案，說有一位美國回來的年輕教授陳屍台大校園。我越聽越覺不對勁，就請他們把那人的名字寫在紙上給我看，結果竟是『陳文成』！我擱了筷子，覺得再也嚥不下任何一口飯菜，隨後便提早回家了。」

「親家，」父親神情凝重地問：「你覺得陳文成可能自殺嗎？」

「絕對不可能。」講話一向保守的公公以堅定的語氣回答：「他在中央研究院時的神情相當自信、爽朗，還談未來的計劃。一個即將自殺的人，不可能是那樣子的。」

「那些國民黨的特務真沒良心！」婆婆這時恨恨地說：「他們為了每個月多拿一些錢，就不顧人家死活，按月報幾個名字上去。我們住美國大學城的人都曉得這情形，對某些有職業學生嫌疑的人也特別警覺。那些做那種喪天害理的事的人以後不得好死。」

靜坐一旁聆聽的我這時才恍悟到為什麼公公婆婆在電話裡一再叮嚀：「阿加不要回來。」公公早年執教台大數學系二十年，歷經台大醫學院教授被捕的政治案件；爾後執教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多年，亦目睹國民黨校園特務的橫行，因此對學界的政治議題十分警覺。他與婆婆本能地想保護阿加，然在越洋電話中，恐遭竊聽，不敢講得太露骨。

我那次停留台灣的三個星期裡，警察一共造訪我家三次，每次都旁敲側擊地問母親一些不著邊際的問題。

母親的解讀是警方在警告我，要我明白我的行蹤已被注意。我則認為警察待我還算客氣，判斷我可能僅上灰名單，不是黑名單，真正有問題的，應是阿加。

我靜靜地回想：究竟什麼地方出了差錯？想來想去，只有兩個可能。一是我們只參加「台灣同鄉會」，不參加「中國同學會」。二是每逢過年過節或暑假，我們常邀請台灣來的學生到家裡吃飯，極可能其中有人密報阿加批評國民黨的言論。

我逐一過濾那些到過我家的學生臉孔，覺得有一個經濟系的學生十分可疑。他講話一向閃爍，也不怎麼與其他到我家的台灣學生融入，但每次都不請自來，也每次都到台灣同鄉會去。

此後，我每一想起校園特務的密報，心頭便如有一把火在燃燒，越想越憤怒。然在無法宣吐的情況下，又只得將怒火壓抑在心中。因此一回到美國的家，我便全盤向阿加傾訴。

他聽後氣得破口大罵，罵國民黨政府、罵校園特務、罵那坑人的制度。

我望著他那張漲紅的臉，不禁說道：「還好你沒回台灣，否則依你這個性，若被抓到警備總部，準會被打死。」

「他們若拷打我，我就讓他們打到死！」他滿臉不妥協地叫嚷著。

「嘿，你若成了陳文成，我豈不成了陳素貞？那我們的孩子怎麼辦？」說罷，我猛然打個寒顫，發覺這不是開玩笑，這是可能發生的事實，因為特務就在我們的身邊！

我忽然有放聲大哭的衝動。

那夜，子夜夢醒，我想起陳文成的遭遇，不知不覺地淚流滿面。三十一歲，多麼美好的年紀！在許多留學生還在唸研究所的階段，他已經拿博士學位、在美國著名的大學執教，並且擁有一個美麗的妻子與一個剛滿週歲的兒子，該是多麼地意氣風發！那本是一趟歡天喜地的返鄉之旅，竟落得如此悲慘恐怖的下場，究竟是誰的錯？

我再也無法入眠，便起身披衣，走到客廳，坐在沙發上沉思。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時日，我在政治認同的理智與情感間拔河。初到美國的第一年，我一聽到人家謾罵國民黨，便覺十分刺耳，甚至難過。逐漸地，我發覺對方講的也有幾分道理，但要否定自己既定的想法，畢竟十分痛苦，於是我開始迴避會引起爭議的政治議題，也不參加相關的活動。

但接下來連續發生的美麗島大逮捕、林義雄家血案和陳文成命案，猶如一顆顆重量級的炸彈爆發，炸得我不得不正視事件的發展，並探討問題的所在。我越探討，越覺得從前被灌輸的許多觀念是扭曲的，甚至連時時掛在口裡的「我們中國人」如何如何的說法都值得懷疑。

那夜，我悲哀地想著：這是什麼世界，居然一個人活到三十歲，都還不清楚自己的國家定位，豈不太不可思議？那夜，我為自己的政治意識與國家認同的混淆而哭泣。

一進入十一月，北國的雪花紛飛，積雪越來越厚。我的心境亦如寒冬，籠罩著一層蕭瑟。不知不覺地，我送走了苦悶的1981年，踏入我的即將三十一歲的新的一年。

正月底的一個早晨，雪後初晴，天空豁然開朗。我佇立窗前，仰望白雲舒展的晴空，難以想像幾小時前猶是風雪交加的夜晚。我把雙手放在腹部，撫摸腹裡的一個新的生命，感到一陣喜悅。我回過頭，望著頭髮繫著粉紅蝴蝶結的小女兒正快樂地在起居室裡玩積木，心底湧起一抹無名的感動。

「這是一個安全的地方，」我對自己說：「我要讓我的孩子在一個沒有恐懼的環境中長大，讓他們的心裡沒有特務的陰影，也沒有國家認同的混亂。」

剎那間，我忽然覺得為什麼我要讓國家認同的問題困擾著我？台灣海峽那邊的疆域叫中國，這邊的島嶼叫台灣。我來自台灣，生活在美國，我認同台灣，也認同美國，就這麼簡單的一個定義，為什麼讓我掙扎良久無法出脫？

就在那瞬間，我走出了古老的中國與龍的傳人的桎梏，擁抱了台灣與美國的天空，心情亦如大雪新霽般地開朗。

我隨後走進了美國的社會與台美人的社區。在美國公司工作多年後，我陸續寫下一系列海外台灣人的故事，也出版了兩本台美人的書，作為我對三十一歲時所作的認同的回饋。

回首前塵，我的三十一歲是我的新生，也是我躍向另一個嶄新人生的起點。

楊遠薰與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