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鄉記

作者張丁蘭

一、衝破國民黨的防線踏進故鄉

二十多年前，要離台出國並非易事，除經濟條件受限外，最大的阻礙來自國民黨的關防。二十多年後海外台灣人要返回台灣，也像二十多年前要離開台灣一樣的困難。二十多年的間隔，要離台及要返台都同樣會被國民黨處處刁難。

這幾年來，我們看到了海外台灣人鍥而不捨的返鄉行動，有些甚至爲此而降低了多年來奮鬥的政治目標，否定了原本的政治立場，希望經由這種做法來取得國民黨的諒解，結果仍然是像空中迷途的飛鳥一樣，找不到歸宿；我們的處境至今仍是這麼樣地艱困坎坷。

返鄉本來是一種不可侵犯的權利，但這種權利落在國民黨的手中即變成為他們用來阻擋海外台灣人異見者的屏障，而作為施之於無異見者的「恩惠」。

有見於此，我們幾位婦女決定，要堅持長久以來—貫的立場，奮鬥到底，光明正大地突破國民黨的關防，把多年來海外台灣人「台灣獨立」的心聲在台灣人民面前公開地表達出來，也有機會譲島內台灣人民親眼看到國民黨所宣傳的「海外台獨分子」的真實面目。

陳翠玉、羅淸芬、劉真真、蔡明霞、吳秀惠和我等相約想辦法回到台灣。其中陳翠玉走遍天涯海角，最後到新加坡找到國民黨防線的一個缺口，拿到簽證。當她回到台灣時，人已經全身虛弱而病倒，住進台大醫院；直到她在世台會的節目（十九日下午）結束之後，才安祥地冥目而去。她不顧自身的安危，奮鬥到底的精神，令所有參加世台會的人員感動萬分，也爲我們台灣婦女樹立了一個可歌可泣楷模。吳秀惠雖然在桃園機場受到國民黨百般的阻撓，無法進入台灣與我們相見，但是她給我們這次回台的鼓勵和協助最大，我們都很感激她。

二、珍重再見

八月十日告別燦鍙和兩個女兒（惠琳和惠珍）。我告訴我的女兒這次不能帶他們回台灣，心情有點難過，但是答應一定將全家的照片帶回去，讓故鄉的親友從相片上看看她們；也要告訴他們，我們在美國的日子及海外台灣人如何爲台灣的前途打拼。在離別的前幾天，我和女兒討論發生意外的可能性，小女兒立刻回答說，她會放棄念大學，—定要到華盛頓去不斷的抗議。在旅途中，同機的乘客，人人臉上表露著歡欣的神情，唯獨我，這個二十多年來首次返鄉的遊子，在國民黨外來政權的陰影下，不得不做最壞的心理準備。我也知道劉真真曾經留下一份遺書，萬一發生意外，有個交代。我們的確下了很大的決心，不顧一切要奮鬥到底。

當飛機接近台灣的上空，往事歴歴呈現腦際，忽然想起小時候在我們鄉下，農民時常掛在口中的一首詩：

「頂是咱仔天；腳踏是咱的地；是按怎，世世代代要做人仔奴隸？」

「田畑咱哩耕；田租伊哩袋；收成都夠給伊算半價；」

「噯喲！兄弟仔，這款仔日子敢好過？」是的，在水的那一邊，是咱的天，是咱仔地，爲什麼要回去，姿態要放低？

三、機場的一幕

行前，除了通知已先到達台灣的淸芬和在台灣的一位朋友來接我外，沒有告訴在台灣的任何人。飛機準時抵達桃園機場；入境的人群排了很長的隊伍。我排的那一行，檢查護照的女士去吃飯，停止辦理，等候的旅客已經站了很久，大家開始不耐煩而與海關人員吵起來。有人指責說，走遍世界，就沒有像台灣入境要等一個多鐘頭的，那個海關人員回答說，沒有一個地方像台灣有這麼多的旅客。很多旅客聽了怒火冲天，好幾個人衝上前去大聲吵起來。海關人員看見眾怒難犯，馬上換來一位面容嚴肅的女士接辦。她用電腦對照每—個人的資料，在我前面的人都順利通過了。輪到我的時候，那位女士忽然停下來，把我的資料送進辦公室，要我站在旁邊等候。不久來了一位五十多歲的男人，態度不友善，叫我到原來排隊的外邊等候。我不肯，反而再進前幾步，看到不遠的地方有一長凳子，我就走過去坐下來。等了很久，我要走向放行李的樓梯，忽然有人在後面喊住我，叫我不能離開那個地方。我知道外頭有朋友要來接我，可是僅僅數十公尺的距離，卻像隔著銅牆鐵壁的監牢，無法通訊息。那位男士終於走出來了，他似乎查不出什麼不對勁，問我要住哪裡，我答以圓山飯店，他隨即把資料遞還給我，我趕緊走開，去提行李。此時在外邊等我的朋友都已絕望而準備離開了，卻見淸芬回頭走過來，一眼見到我，她那可愛的小臉上，頓時淚水直流。她說她很不甘願回去，因而再回頭來看一下，果然我就出現了。此時我心情有點緊張，深怕被那看著我的人再叫回去。向淸芬說不要哭了，趕快走，一些朋友也立刻準備好車子帶我們到旅館。

四、返鄉

一進入台灣，心情很激動，頓時覺得一分一秒都很珍貴，應該好好把握時間，安排行程。明霞好幾次經過她的家，沒有進去，這不是有意學「大禹」，而是要將該辦的公事先辦。這一趟回來好不容易，我也在第四天才給家裡打電話；他們早已在報上得知我回鄉的消息，我告訴他們有很多事必先安排，兩星期後才能回宜蘭看他們，同時也順便告訴他們，我參加演講會的行程。他們一向對政治畏懼，但出乎我的意料，十多位親戚，從東西南北來到新興國中的第三場演講會找到我；看到成千上萬的人群，他們也很興奮地聽台上人的演講。等到夜晚十二點散場後才和我見面。分離二十多年了，急迫地期待相見，卻在那麼多人群裡僅僅相會幾分鐘，但每—位親戚的面容都已流露出滿意的神情。

五、鄉親的溫暖與支持

我在台灣出現，的確使很多人驚訝。相隔二十多年，第一次堂堂正正地走入台灣。家人又期待又擔心；朋友們不相信；監牢裡的鬥士朋友以及民進黨人士都很驚喜。眾親友一直到我與他們面對面相見時才確認這個事實。

多年來國民黨對海外台灣獨立人士的醜化、扭曲及惡意的宣傳，並沒有動搖島內人民對我們的信心。我們馬不停蹄地到農民、工人、婦女及教會等團體與他們各層面的人員相會，彼此互相介紹及鼓勵；也參加了大規模的公開演講會及街頭遊行。每到一個地方都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許多人爭著與我們照相，更多的人邀請我們去參觀及演講。有一個晚上我們得趕赴三場的演講。尤其在台中張溫鷹及紀萬生爲我們安排的台灣獨立說明會，引來了人山人海的聽眾，人人心情激動，士氣高昂。演講會於十一時結束，有人提議帶我們海外同鄉散步遊街，結果大家排隊往市中心走，標語、旗幟滿街飛揚。「台灣獨立」、「獨立救台灣」等口號，此起彼落。

六、台北的第一次公開演講

八月十四日，我們參加民進黨中央黨部所辦的返鄉說明會，由謝長廷主持。原來已安排好幾位民進黨人士演講。我們到達時，謝長廷猶豫不決，不知如何安插我們的時間。那台下的聽眾一直喊著「讓她們講話！讓她們講話！」謝先生也即時附和眾議，請我們講話。—向很少登台演講的我們，這個時候，不知爲什麼，卻滔滔不絕地講下去。真真、明霞、淸芬和我，—個接一個講個不停，台下也不停地向我們歡呼。就這樣被我們佔去了相當多的時間。民進黨人士姚嘉文、陳水扁、洪奇昌、顏錦福、張德銘等對我們非常禮讓，並一再推崇我們的先生對台灣獨立運動的努力。此時台灣的天氣異常地熱，群眾擠得滿滿的，站了四個鐘頭聽演講，實在很辛苦；但他們仍然聚精會神地聽著、喊著，歡欣之情溢於言表。

七、向鄉親致敬

十六日及十七日的演講會之前，我們站在宣傳車上遊街，散發傳單，告訴民眾爭取海外台灣人返鄉的權利。洪奇昌、顔錦福服務處的人員、義工以及進步婦女聯盟的十幾位婦女，隨著宣傳車的前後，散發傳單。在車上，我們被島內朋友們「粧」得很標緻，頭上帶著「獨立救台灣」，身上披著橘紅色的彩帶，分別寫著「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前主席張燦鍙夫人」、「公論報發行人羅福全夫人」及「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中央委員蔡正隆夫人」。麥克風更不斷地大聲向市民介紹我們「代夫出征」的身份。我都很激動地向民眾揮手致意，沿路市眾也不斷地鼓掌歡呼，有的地方更放鞭砲歡迎。第二天自由時報將我們站在車上向市民揮手的照片，登在第一版。人權律師蔡明華女士一個晚上的餐會上，描述那張照片說我們看起來好像自由女神。的確，當我們與市民互相祝福時，也深深地感覺到島內的台灣同胞是多麼渴望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和平民主的台灣國。

第一天，真真與我們站在車上，第二天她決定與島內朋友步行，更能接近市民。真真無論在台上或台下，不時地補充我們的不是之處。她臨場的機智及表現出的勇氣，很令人佩服。

八、傳播界的報導

自從回到台灣，表明我們的身份之後，許多新聞界人士相繼來探訪。有人對我說，國民黨在報上登載燦鍙留著鬍子的相片，樣子怪異，我告訴他們，我們結婚二十年，我先生從來沒有留過鬍子。幸好我隨身帶了幾張我們的照片，我就送給他們，讓他們看看我先生的真面目。隨後幾天，有些報紙雜誌報導我們回台的消息時，卻也將我給他捫的照片登出來。

民眾日報、自由晚報、台灣時報、民進報、自由時代、新新聞等探訪我們的記者，也都能據實報導。雖然有些報紙避免報導我們的政治立場，但是對於個人背景及活動卻能如實報導。我們可以體會出來，他們也在擺脫思想控制的枷鎖，發揮新聞專業的良知。

九、探望政治犯

我們去三軍醫院探望絕食中的施明德。他的身體消瘦，但是精神很好。他每天—定衣著整齊，以表示他的堅強與尊嚴。他對海內外同鄉的活動很淸楚，特別托我們向大家致謝。

我們也去看「台獨案」的蔡有全和許曹德，以及因五二〇農民抗議活動被拘的林國華、蕭如珍、李江海等人。大家都很堅定樂觀，尤其是他們的家屬，更令人感動。例如蔡有全太太、林國華太太，除了關心在牢裡的親人外，更是全力地投入台灣人的反抗運動行列裡。我們本來計劃去綠島探望王幸男，因時間緊迫，無法成行，但在台北的幾個場合有機會見他的弟弟和弟婦。台灣的政治犯無論在牢內或在牢外，已然成了一個大家庭，互相都有密切的連繫和照應。我們見到的幾個政治犯，如黃華、蔡有全等他們的外表都比實際的歲數年輕得多；他們那種純潔的樣子非常可愛，而他們堅強的意志則令人起敬。

十、法庭旁聽

八月十九日去旁聽蔡有全、許曹得台獨案的審判，主審推事及一些陪審人員坐在法庭上，只顧誦讀一些準備好的文件，對於辯護律師陳水扁、李勝雄及蔡明華所提出的證據，無可奈何地置之不理。這些法官，只能按照「指示」行事。面對著這麼一個完全以政治決定司法程序的法庭，受害者唯一的抗辯只有訴諸於法律程序之外。蔡有全厲聲地向審判長提醒，國民黨利用他這種身份的台灣人來制裁台灣人，他應知慚愧，並勸他學習前任審判長辭掉那個職位，到外國去，免得被利用。當檢查官朗讀沒有人會相信的罪狀時，他的聲音立即被後頭旁聽席上的歌聲及禱告聲所淹沒。有人提議我站起來向檢查官自首。我馬上站起來，盡我最大的聲量向檢查官說：「我要自首！假如主張台灣獨立有罪的話，我就是主張台灣獨立！」七、八位女士也跟著我站起來要自首。此時一大群警察撲上來，不准我們說話，不准我們站起來，大家與警察們掙扎了一番，才安靜下來。過了一會兒，長老敎會的一位牧師帶領大家禱告，警衛欲加阻止也沒有效果。台灣的法庭就是這樣子被人民蔑視。無論在法庭內的警衛，在牢裡的獄卒，或在街上圍住遊行隊伍的警察與士兵，看來都是台灣人；他們的表情冷漠，與其說他們殘忍無情，不如說他們受背後的惡魔所操縱更適當。常常聽到有人向他們呼喚，對著他們說：「咱攏是台灣人，來做伙打拼哦！」，有一天他們冰冷的外表融解了，才能看到他們的盧山眞面目。

十一、世台會開鑼

回台參加世台會是我們的目標之一。世台會開幕之前，我們已經在一個星期內走遍了半個台灣，也參加了好幾次的公開演講和街頭遊行。我在世台會歡迎會中，向大家說，我們聽國民黨一再警告世台會不能討論台灣獨立，所以我們提早一個星期回來，趕快把台灣獨立搶先到處講出來，免得世台會受阻。其實，世台會中許多學者、專家討論的各項議題，包括文化、經濟、歷史、婦女、政治等等歸根究底，都離不了台灣人追求「新而獨立的國家的範疇。

國民黨千方百計禁止台灣人返回故鄉參加世台會，但結果仍然阻擋不了台灣人返鄉的心志，有一百多位同鄉從海外回去參加。島內的朋友，爲了安全計，參加的人士事先加以分配名額，總共大概有五、六百人參加。世台會受國民黨阻止不能回去主持時，由他指定的羅益世代理。羅益世雖年靑，卻能勝任，深得人心，每一個場合都應付自如。新公園的海內外聯歡晚會及台北市大遊行，這兩個室外大規模的活動，可以說是此次世台會的高潮，參加的人群上萬，聲勢浩大，群眾對台灣獨立的訴求自動地表現出來。世台會第一次在島內登陸，是歷史的轉捩點，帶給台灣人很大的信心與希望，是海內外台灣人打破國民黨的禁忌的一大勝利。

十二、悼念陳翠玉

在台灣人運動的歷史上，婦女的角色很少彰顯，但陳翠玉是一個例外。她是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在許多與她同年齡的台灣人前輩中，她那堅定的意志與信念，以及勇往直前不屈不撓爲故鄉打拼的風範，就是男士們也很難和她相比。這幾年來，她成爲海外台灣人家喩戶曉和藹可親的人物。中、上輩的同鄉叫她翠玉，年輕人和小孩子叫她STELLA。任何一個年齡群都感覺到她是屬於他們的。

陳翠玉爲人隨和，但是另一方面，她嫉惡如仇，明辨是非，對公理與正義相當堅持。她也非常信守諾言，一旦答應的事情，一定不遺餘力的努力以赴，這也是爲什麼她不惜一切，不顧旅途的疲勞，抱病獨自坐二十小時飛機到新加坡做最後的嘗試。

在她離開美國的前一天，由加州打電話給我，她說她要去馬來西亞找福全和淸芬，然後回台灣。我當時知道她在美國已費了很多心血試圖返鄉，但還是被國民黨拒絕簽證；但我卻不敢問她要如何回台灣，因為我知道她的回答一定是「我有辦法」。在她的字典裡永遠找不到「不可能」三個字。這是她一生奮鬥的精神。我也向她保證，會在台灣與她相見。

世台會原來排在八月十九日下午由她負責的台灣婦女民主運動的節目，因爲她的病況自從回台灣以後一直惡化，不得不由她的學生李錦容代爲主持。李錦容對她的生平，一生的奮鬥所做的報告，感人肺腑•陳翠玉堪稱台灣人的母親。

當天晚上十一時病況進入昏迷狀態。次日凌晨與世長辭。也許她感覺到她的最後一份責任已盡了，回鄉的願望也達成了，就此安心冥目。

八月二十四日在台北市濟南路長老敎會舉行追悼禮拜，海內外七百多人參加。世台會特別在她的靈柩上覆蓋會旗致敬。在往殯儀館火葬途中，隊伍由牧師及唱詩班前導，直往總統府前進，以示陳翠玉生前勇敢追求台灣人返鄉的權利。警衛、憲兵想不到會有這種突如其來的遊行隊伍，臨時調出一些來不及穿制服只穿短褲子的士兵前來圍住出殯隊伍。十幾位婦女也由隊伍後頭往前衝上去，與軍隊相持一陣子之後，才往殯儀館向翠玉告別。

十三、特務的監視

我回台灣的那天晚上，已經有很多人知道。第二天早上吃早餐時，發現有人在旁監視，平常有兩部車跟隨我。我住的地方也有人站崗，他們佈於街頭巷尾，偷偷摸摸，賊頭賊腦。有一天晚上，跟踪我的人，以爲我已經進入屋子裡頭，他走到圍牆大門外邊，正要向裡面偷看，剛好我站在大門的另一邊，他被我嚇了一跳，驚慌地往後跑掉。在台灣的朋友已經很習慣這種特務的行徑，興趣一來就和他們捉迷藏。統治台灣四十年的國民黨每年花費鉅資養著龐大的特務及線民監視人民的行動，而台灣人民的不屑口吻稱呼這些寄生於國民黨之下的特務及線民爲「爪爬仔」。

八月二十二日世台會結束的第二天，明霞已先回美國，真真、淸芬也回家看親戚，我回宜蘭老鄉。民進黨宜蘭縣黨部邀我晚宴，我匆匆忙忙地先回鄉下看我母親，許多親戚、小學老師也從各地來看我。由於只停留了三個鐘頭就得赴宴，因此也把親戚們帶去參加晚宴。一百多人聚在一齊，氣氛相當溫暖愉快。不多久有人來告訴我，台視新聞正在報導，我將被強制遞解出境。晚餐演講照樣進行，我交代家人先回家，假如我被捉去，也不必擔心。

走出餐館時，早已有五部特務車子，燈光炯炯地在附近等候。民進黨的朋友爲了我的安全也安排了四部車陪我回台北。就這様一路上九部車子浩浩蕩蕩地沿著北宜公路上急駛著。回到台北已經淸晨二時，聽說許多記者整晚電話打個不停，去民進黨中央黨部詢問我的去處，以爲我已被捉走了。

我們一直沒有收到限期出境的通知，而各家報紙的報導也不一致。各報向警政署、外交部、警備總部打聽，都沒有得到肯定的答覆。第二天，我們借用民進黨中央黨部舉行記者招待會，宣佈我們仍然照原計劃的日期離開台灣。後來有人對我們說，這個宣佈之後，國民黨當局知道我們只有幾天的停留，不會再給他們太多的麻煩，所以就放心多了。

準備離開台灣的那一天是二十七日，兩部車子從早就一直緊跟著我。到達機場時已過了飛機起飛的時間。—切出境手續都從簡，幾個情治人員一直催我趕快離開。翁金珠、周清玉兩位公職人員早已準備好公務證，要陪我出關，但被機場人員拒絕，理由是機場有演習。相反的，四、五位情治人員卻陪著我出關。走向出境關口時，又有七、八個人站在走道的兩旁，一直不停地對著我照像。我原本以爲他們是記者，後來發覺他們個個面目嚴肅，服裝整齊，一言不發，才知道他們這些人是奉命行事的特務。他們這樣做，也許要預防以後我再溜回去，或許要確定我確實離開台灣。陪我的那幾個情治人員把我引導至—間辦公室的沙發上。裡面也有三個人直對著我照相。不久一個自稱爲李建平的警政署官員坐在我的對面，對我說，我在台灣的許多言論，危害「國家」的安全和社會的安寧，本來我第一天公開演講時就可以把我強制遞解出境，因爲考慮到我二十多年沒有回台灣，再加上我也宣佈返美的日期，才沒有採取行動。我對他說我以後還要回來。我也曾經向親友公開說過，二十多年前離開台灣時，我是一個年青的女孩子，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回來，我已經是有點老花眼的女人了。台灣一天沒有獨立，我的心便一天不服老，我的心永遠是青春有活力的。

十四、結論

離開家鄉二十多年，剛剛踏進舊地，心裡有幾許不安，不知久違的鄉親將會如何接受我們這些海外的遊子。不多久，我們就發現很多鄉親所關懷和打拼的，就是我們在海外多年來不斷追求的目標。時間與距離並沒有造成我們之間的隔閡，我們乃是在不同戰場的同志，當我們在監牢探望政治犯，在街頭遊行，演講，在室內聚會，忽然聽到從未見過面的人叫我燦鍙嫂的時候，我感覺到這個世界竟是那麼狹小，台灣人的親情是多麼的濃厚。

任何社會的變動，對於既得利益階級來說，都是一種威脅。面對多數人民意識的覺醒及現實國際局勢的變化，國民黨政權一向獨裁，唯我獨尊的強硬高壓手段已經失去效力，殺雞儆猴的策略，只有招來更大的反抗。他們不得不做有限度的讓步、調整與適應，以期繼續維護他們的優越權力和地位。另方面，他們剛柔並施，薄此厚彼，以小恩惠拉攏部份反對人士，積極打擊另一部份人士，以分化台灣人民。

反抗勢力如果因爲嚐到一點甜頭就裏足不前，就是有失立場，沒有弄淸與統治者間的界限。台灣的反抗鬥爭不同於一般民主國家正常的政黨競爭；在這種惡劣的政治環境參加競選，應該只是宣揚政治理想的一條途徑，不能當做個人的晉昇之階；只有如此，反對勢力才會逐漸提昇，才不會偏離獨立自主的政治大目標，並繼續認同最受壓迫的勞動人民的奮鬥。一個政府的威信，是來自有民眾的基礎。國民黨政權藉口代表中國奴役台灣人民，是赤裸裸的神話，有骨氣的台灣人民是決不會信服的。台灣人民要當家做主，掌握自己的命運，需要大家做更大的努力，付出更大的代價。記得今年世台會最後一天的晚會，高俊明牧師向大家說，不要怕吃苦，不要怕坐牢，蕃薯要爛，才會發芽、生長、茁壯。

我們看到台北市擁擠的高樓大廈，熙來攘往的交通車輛，商店裡玲瑯滿目的物品，五光十色的都市夜景，在這種物慾洪流的社會背後，人民的心裡深處不也蘊藏著多少的不安全感？他們不也感到好景不常，前途茫然？

由這次回台，使我們對台灣社會這些年來的變化和發展，有進一步的了解。從群眾對我們的熱烈歡迎和鼓勵中，我們體會到這實在是大家對海外台灣獨立運動許多年來所做的努力的一種肯定，相信海外同鄉也將因此更加致力回饋鄉土。獨立、民主、救台灣是大家共同的訴求和努力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