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敬愛的股東同仁平安
作者:林衡哲
感激股東同仁30年來的熱心支持
最近股東同仁楊嘉猷正在南加州，推動成立海外台美人歷史協會，目的是希望我們這一代台美人，把走過的歷史記錄下來，給當代台美人歷史做一個交代，並留給下一代台美人做參考，於是我用「笨鳥先飛」的精神，把我催生的「台灣出版社」和「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TUF)，做一個歷史的回顧，因此我先向「台灣出版社」的股東同仁報告一下，我以業餘的身份，多年來從事出版工作的心路歷程。在此特別感激股東同仁三十年來的支持，才能出版42部「台灣文庫」和 60部「望春風文庫」，我們「台灣出版社」是台灣出版史上，出版了最多「禁書」和最多「台灣人物傳記」的出版社，而「望春風出版社」是出版最多台灣「醫生」和「宗教家」傳記，以及廿世紀西方和東方浪漫派大師馬勒和蕭泰然，最多有關他們作品的出版社。
傳記文學是我的文學底初戀情人
我從初中時代開始，就是傳記文學迷，現在已進入老年人的我，依然是傳記文學的熱愛者，只是我現在讀的多半是台灣歷史人物的傳記，初中時代都在讀西方名人的傳記例如「居里夫人傳」、「林肯傳」和「史懷哲自傳」等，中國人的傳記，當年祇有胡適的「四十自述」和梁啓超寫的一些短篇傳記如「羅蘭夫人傳」等，高中時代看了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而變成貝多芬迷，並大量閲讀西方傳記文學。
保送東海外文系一年，因為1959年12月9日聼了徐道鄰教授演講：「論翻譯事業之重要」，種下了我日後，催生「新潮文庫」的遠因，又因坐七小時車子遠征台北聽「波士頓交響樂團」，生平第一次體驗「靈魂飛上天」的感覺，而變成終身樂迷，同時也激勵我日後到世界各地聆聼名家演出的動力。同時因我的「波士頓交響樂團聆賞記」，竟能博得儒學大師魯實先的青睞，給我打了90分的高分，讓我信心大增，這是我成為業餘音樂評論家的開始。因為好的音樂會都在台北，因此重考幸運地考上台大醫科，走上了醫學生涯。
受胡適影響開始翻譯名著
在醫學院繁重課業壓力下，文學與音樂是我生活中最佳調剤與精神糧食，但在思想上，對我啓蒙最大、影響最鉅的卻是「文星雜誌」。蕭孟能創辦的這份月刊，最大的特色是，每期介紹20世紀世界性的人文大師，例如羅素、史懷哲、卡薩爾斯、愛因斯坦、畢卡索和史特拉文斯基等，打開了西方人文思想的一扇門窗，讓我無形中接受西方人文主義思想的洗禮，即使到現在我仍然是人文主義與自由主義的信徒。所不同的是，我想以西方的人文主義為基礎，來催生台灣人文主義與人文精神的再生運動。
大約大四時，蕭孟能邀請李敖做「文星」主編，他一接手，便大膽用胡適做封面人物。我中學時代就是胡適迷，因此胡適說過的一句話：「與其在課堂上誤人子弟，不如翻譯出一部世界名著貢獻來得大。」這句話使我產生頓悟，於是大四暑假我辭去所有家教，專心翻譯一部「當代智慧人物訪問錄」，譯完之後，大五暑假重抄一遍，才送去文星書局。
那時我並不認識蕭孟能與李敖，等了半年之後，於1966年6月才正式由文星書局出版我的處女譯作「當代智慧人物訪問錄」，並得4200元的稿費，那是我一生中最愉快而難忘的賺錢經驗，當時我正因12指腸潰瘍住院，看到自己的新書出版，似乎病也痊癒了一半。
經此鼓舞，我再接再厲翻譯二部羅素的書：「羅素回憶集」和「羅素傳」，前者同鄉好友陳良博（他是中研院院士，國際知名的抗癌研究專家，也是蔡英文宇昌案的重要人物。）也幫忙我翻譯一些文章。這二部書本來是要交給文星出版，但那時國民黨保守派正在圍剿「文星」集團與殷海光，連羅素也殃及魚池，因此蕭孟能告訴我，他雖然很想出版這二本書，但可能會使我成為黑名單人物，而無法出國，如果交給其他出版社出書反而不會有問題。
催生「新潮文庫」的歷史過程
後來我因常去長榮書店買舊書，而認識了張清吉先生，他雖以賣舊書起家，但也開始做出版，我頗欣賞他的行銷熱忱，於是有一天我帶著自己譯好的「羅素回憶集」 和「羅素傳」手稿去見他，起先他擔心這種書，水準太高，也許會造成曲高和寡的結果，於是我告訴他：「人死留名，虎死留皮，你雜七雜八的出些英語會話書，不如多出些有價值的書，為人生展現光華，対社會也會更有貢獻。」並慫恿他創辦一套高水準的世界名著譯作，定名「新潮文庫」。並義務當他精神上支援的顧問，於 是他答應先出版十萬字的「羅素回憶集」(1967 年11月)，而他業務上也跑得更勤快，我們二人都有期待，希望這套「新潮文庫」能夠彌補「文星」關門後，台灣文化界的空虛感。
結果銷售量出乎意料的好，三個月就賣出五千本，使張清吉先生對這種高水準的譯作產生極大的信心，趕快緊接著出版廿萬字的「羅素傳」，果然又是洛陽紙貴，銷售情況一樣很不錯，便漸漸建立了「新潮文庫」的口碑，連殷海光教授和陳鼓應都來書店向張先生致意。我選的這二本羅素著作，深入淺出，連高中生都可以看得懂，當時正在念高中的李筱峰教授，也因讀了這二本書，才覺醒起來，產生獨立思考的能力，他祟拜的偶像由羅素取代了蔣介石。
接著我與同班同學廖運範醫師（他是中研院院士，國際知名的肝病權威。）合作編譯了「讀書的藝術」，因為我準備出國，我本來想譯的「佛洛伊德自傳」，交給廖運範譯出，開啓了台灣佛洛伊德與佛洛姆風行的時代。
我從台大醫學院畢業到1968年出國之前，一口氣替「新潮」編譯了六本書，包括「傳記文學精選集」和「廿世紀代表性人物」等，領了一筆當時看來為數不少的稿費，買了一張單程機票飛到紐約，開始我三十年的旅美生涯。
1968年出國以後，雖然人在海外，但仍心繫台灣，依舊持續參與「新潮文庫」的成長與推動。除了選書和編書之外，也請高手譯出，例如「白鳥之歌」，就是由我寄回台灣，邀請外文系的高手林宜勝譯出。而廖運範醫師也結合台灣醫學界的理想主義者，例如賴其萬、林克明、胡海國、文栄光、葉頌壽和王溢嘉等分別譯介佛洛伊德等精神醫學大師的作品，並創刊了「當代醫學雜誌」，目前仍然存在，不久又創辦「井橘出版社」，出版了不少醫學名著，對台灣醫學界貢獻頗大。而後來王溢嘉又率領一批生力軍創刊「健康世界」，並大量出版健康智識的叢書。目前已有三十多年歷史，都還存在。賴其萬曾譯出佛氏經典著作「夢的解析」，目前是國內醫學人文教育的領航者，林克明曾譯出四本佛氏著作，是UCLA的榮譽教授，目前在舊金山開業，並從事台灣史的小說創作，他們二位都是我們的股東同仁，也是我多年的文化事業的親密戰友。我前後大約幫了志文出版社六、七年，「新潮文庫」前面一百部，除了我自己親自編譯的的八部外，醫學院好友譯出十多部，並介紹不少好書請高手譯出，一百號之後，張清吉先生參考日本的「岩波文庫」，並得到東海畢業的退休老師曹永洋先生幫他做主編，繼續出版世界名著。
四十五年來「新潮文庫」已出書500種，實現了當年胡適大規模翻譯世界名著的理想，創造了戰後出版史上的奇蹟，把西方第一流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的作品介紹到台灣來，在七、八十年代獨裁恐怖政權下，替台灣社會開了一扇「世界之窗」，使無數茫然畏縮的年輕心靈得到一陣春風、一道陽光，為台灣文化界的現代化與民主化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新潮文庫」可以說是繼「文星叢刊」之後，影響台灣思潮與青年學子最深遠的一套書，我很欣慰，在台大醫科七年生涯中，有機會與同班同學廖運範，共創鍾肇政所謂的「新潮文庫」的時代。因此我在大學時代，對台灣社會的貢獻，並非醫學方面有任何成就，而是透過「新潮文庫」 而完成的。在1965到1975年之間，我大約介紹了西方100位左右哲學、文學、音樂、建築和心理方面的人文大師，給台灣的讀書界認識。
而「新潮文庫」之所以成功，我祇管選書的工作，而張清吉先生很會行銷書，同時譯者都是一時之選。張清吉也因為出版「新潮文庫」，而在2000年被天下雜誌選為近百年來，影響台灣向前進步的200大名人之一（他是台灣出版界唯一的獲選者），頗使我與有榮焉。
台灣政治意識的覺醒
我在出國之前，並沒有台灣意識，因受梁超超、胡適和林語堂等中國學者之影響，我甚至在建中時代的日記寫道：「我想放棄學醫，而奉獻於中國的文兿復興。」顯然國民黨的制式教育相當成功，讓我給「新潮文庫」八本書的長序中，從未出現過「台灣」這個字眼，一直以中國知識份子的眼光看世界，1968年來到美國之後，才發現自己居然是台灣文化的文盲，不瞭解台灣四百年苦悶的歷史，對台灣的文化與歷史人物也非常陌生，過去讀的不是世界名著就是中國的文化與歷史，完全無視台灣的存在。
我在紐約第一次參加同鄉會，聽完陳隆志、周烒明和林榮勲等五位博士演講之後，我的台灣政治意識才覺醒過來，在台灣時，我總認為不是國民黨反攻大陸，就是由中共統一台灣，從沒想過台灣人也可以自己當家做主，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不必在自己的土地上過著二等公民的生活。不久黃文雄的「剌蔣事件」、彭明敏的「民衆大會」，黃彰輝領導的長老教會「自覺運動」相繼發生，更堅定我的政治上的台灣意識。
雖然政治上的台灣意識覺醒了，但是在文化上，我仍然是大中國主義者，因此我七十年代初期，在紐約與詩人楊牧主編24本「新潮叢書」系列時，除了施叔青、陳芳明之外，多是海外中國作家的作品，而忽略了台灣優秀作家的作品。現在我把催生「新潮叢書」的心路歷程，做一點歷史的回顧。
催生新潮叢書的心路歷程
我念東海外文系時，楊牧念東海歷史系，第二年他才轉來外文系，畢業後他與同系的陳少聰結婚，陳少聰也很喜歡音樂，因此我與他們之間常常互通信息，1968年我來美國時，路過柏克萊大學時，我就在當時正在念比較文學博士的楊牧家，邂逅了郭松芬、劉大任和張系國三位作家，在異鄉見面，彼此都留下不錯的印象，後來我到紐約行醫，又碰到了夏志清、施叔青、於梨華等作家，往來互動相當頻繁。
楊牧柏克萊畢業後，到麻薩諸塞州立大學任教，那裡距離紐約巿約3小時車程，我們大概一、兩個月見一次面，見面時無非就是聊聊國內外的文壇近況，並交換各類心得意見，他與陳少聰來紐約時，我們大概都會去夏志清家相聚，那時比較常見面的作家是施叔青、於梨華等。那時我對香港的「明報月刊」頗為欣賞，常在裡面讀到鍾玲、杜維明寫的文章，後來為了「新潮叢書」我特別飛到威斯康辛大學向鍾玲約稿，接著又跑到普林斯頓大學去找東海桌球校隊的老友杜維明，也設法催生他的處女作。而且那時我與夏志清變成過從甚密的好朋友，透過他的介紹我也認識了一些頗有學問的學者如盧飛白、吳魯芹和林以亮等。
那時我突然間，產生一個念頭：想把海外第一流的華文作家介紹給台灣的讀書界，當時我第一個想到的合作對象，就是楊牧，因為他在文學界人緣較廣，對編書也頗有興趣，因此取得志文出版社老板張清吉先生的同意後，我們開始為新書系列做規劃，書系名稱訂為「新潮叢書系列」，主要目的就是把海外優秀作家的作品集合起來，有系統、有計劃的介紹給國內的讀者。因此在「新潮弁言」裡，我們宣稱：
「新潮叢書」本著「新潮文庫」己經樹立的方針做表達技術方面的修改：我們希望這是一套完全由國人動手著述的好書，而不是亦步亦趨的翻譯品，我們要出版各種文化課題目裡一流的中文著作。我們希望這套叢書能廣泛而深入地代表這一代智識份子追求和思維的部分歷程，為你提供一種方法，來面對當前形形色色的問題。
這套「新潮叢書」的對象是國內外渇求新知的讀者，我們的野心是讓大家肯定這一代文藝界和學術界是在不斷推進的；我們相信除了譯介西方的作品，我們這一代的智識界也可以拿出自己的東西來。
1970年10月志文出版社在台灣推出了頭三部「新潮叢書」：
（1）「文化哲學的試探」（劉述先著）
（2）「紅土印象」（劉大任著）
（3）「赤足在草地上」（鍾玲著）
這套書由傅運籌設計封面，葉珊和林衡哲主編，在那個時期，我政治上的台灣意識大概己經萌芽了，但文化上的台灣意識就沒有那麼明顯了，所以和楊牧（當時的筆名是葉珊）一起為「志文出版社」規劃的「新潮叢書系列」共24本書中，只有五本由我約稿：包括施叔青、鍾玲、杜維明、韓國鐄和夏濟安等，其他都由楊牧邀稿，記得有一次我送天下雜誌創辦人殷允朋，到夏志清家interview時，就鼓勵他寫出海外華裔名人訪問錄，後來他的處女作「中國人的光輝」放入「新潮叢書」中，楊牧有三本詩集收在「新潮叢書」中，當時一本書的稿費是一萬元台幣，算是國內最高之一，因此不少現今文化界的名人、學者、作家，他們的第一本書，都是出自「新潮叢書系列」：例如前哈佛大學燕京社社長杜維明（三年的畜艾）、前中山大學文學院長鍾玲（赤足在草地上）、保釣健將劉大任（紅土印象）、施叔青（拾掇那些日子）和陳芳明（鏡子與影子），以及剛才提到的殷允亢（中國人的光輝）。
其中最暢銷的是「鄭愁雨詩選集」，當時就賣了二萬本，雖然這套書，文學史家陳芳明說是當時華人作家的最高水準系列，但是銷路方面，除了鄭愁予的詩選集之外，沒有翻譯名著「新潮文庫」那麼叫座，因此1975年，因劉大任到中國旅遊被國府知道，於是警總就經常到書店，去恐嚇張先生，並準備査禁「紅土印象」， 事實上此書是劉大任大學時代受存在主義影響所寫的作品，一奌也沒有左翼思想的味道，況且他到中國旅遊，開始對中共產生幻滅，開始批評中國共產黨更甚於國民黨，祇是張清吉先生受不了國府的恐嚇，加上也不賺錢，於是在1975年底，在我們三人同意下，結束歷史五年的「新潮叢書系列」，版權也退返給作者，後來楊牧與葉步榮合作，成立「洪範出版社」，繼續出版以華人作家為主的「洪範文庫」，而我也在1983年10月，在搬到南加州第五年，創立「台灣出版社」，開始與全美各地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就是你們各位股東同仁，進入人生中另一個更重要但並不賺錢的出版生涯，開始出版以禁書和台灣文化名著為主的「台灣文庫」。
當時NY，在華人圈子裡，在哲學界以在洛克菲勒大學任教的王浩學術地位最高，他與殷海光都是金岳霖的高足，在羅素數理邏輯方面，他的功力比殷海光高，但對台灣青年學子獨立思考與反抗權威的影響力，殷海光比較大；在文學界則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文學系教授夏志清，他也是知名的文學批評家，張愛玲就是他捧出來的；另一位是哥倫比亞大學作曲系主任周文中，他是華人圈音樂界的頭號人物，他是現代音樂大師Edgar Varese的入門弟子，許多現在旅美中國作曲家譚盾、陳怡和周龍等都是他的門生。王浩、夏志清和周文中，他們三位彼此心儀對方，郤從未見過面。而有一次，記得是在一場歡送楊牧到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任教的惜別會上，身為主辦人的我，特別把他們三人湊在一塊兒，席間我也邀請於梨華、施叔青等華人作家，那天晚上離情依依，賓主盡歡，這一次歷史性的盛會，我成功而圓滿地扮演了文化媒人的角色；同時也告別了我的「新潮叢書」時代，告別楊牧，也就在1975年這一年透過許常惠，我認識了江文也，加上鄉土文學論戰的剌激，台灣禁書「無花果」、「自由的滋味」的啓蒙，以及與台灣作家、畫家和學者（陳錦芳、謝里法、洪銘水和我）共同成立「台灣文兿沙龍」，我也開始向「台灣文學」和「台灣文化」的時代啓程。
台灣文化意識的覺醒
林白出版社出版的吳濁流「無花果」是台灣禁書，我到美國才看到這本書，雖然祇有最後18頁，才開始描寫「228事件」，但卻是我瞭解228事件的開始，此書不僅是吳濁流的自傳，也是台灣近百年來的歷史縮影，雖然吳氏是客家人，卻是我台灣文化意識的啓蒙老師，對我一生的影響重大，我由認同中國文化回歸到認同 台灣文化，此書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書中描述原本吳濁流以為自己是中國人，受日本人督學侮辱後，他跑回自己的原鄉：廣東梅縣，這才發現回到所謂的故鄉，面臨的竟是語言不通，思想觀念不同的窘境，這才讓他頓悟：「漢人的祖國，早在明朝滅亡時就結束了、消失了，祇有台灣才是他真正的故鄉。這是他由中國人回歸到台灣人的心路歷程。
1972年參加股東同仁鄭紹良主持在紐約希爾頓飯店舉行的1200人的台灣民眾大會，第一次聼到彭敏明逃亡海外的第一場演講，接著又讀了他的英文自傳「Taste of Freedom」，又是一次心靈的震撼，接著又接觸楊逵的「送報夫」、柯喬治「被出賣的台灣」、史明「台灣四百年史」、以及張良澤主編的吳濁流、吳新榮、王詩琅全集，才發現台灣30年代作家的水準，並不比對岸的中國差，經過以上這些書的洗禮後，我的台灣文化意識終於全面覺醒，1975年的鄉土文學論戰，更促使我全心投入台灣文學與台灣歷史的研究。
台灣文化獨立意識的萌芽
（1）一場啓蒙我文化獨立的音樂會（1970年4月15日）
——卡薩爾斯指揮全球100位大提琴家音樂會
這場為聯合國學校基金會募款的慈善音樂會，門票是美金五十元的天價，但我終於看到了我大學時代就心儀的，廿世紀最偉大的大師之一：卡薩爾斯。這是卡薩爾斯在1962年接受甘迺廸總統邀請在白宮演出後，首度在美國出現，那天不少人文大師雲集，例如伯恩斯坦，塞哥維亞（吉他大師）、摩爾（雕刻大師）、夏卡爾 （畫家）、奧登（詩人）以及當時才15歲的馬友友等，都來參加這場向「卡薩爾斯致敬」的音樂會，在演奏會開演之前，我特別去買了最近才出版的卡薩爾斯自述傳。（後來林宜勝譯出，取名「白鳥之歌」例入新潮文庫92號。)
這場音樂會最感動的是94歲的卡薩爾斯，最後演出他故鄉卡塔隆尼亞的民謠「白鳥之歌」，顯然他在掉淚，這時全場聽衆也情不自禁地流涙，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聼音樂會掉眼淚。
看完「白鳥之歌」後，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以巴塞隆納為主的卡塔隆尼亞和西班牙的關係，頗似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儘管在文化上他們超越西班牙，但在政治上，自從左翼共和國被佛朗哥武力推翻後，卻不幸淪為政治上的二等公民，因此儘管他們擁有許多世界一流的歌手（如卡瑞拉斯）、畫家（米羅等）、建築大師（高第等） 和作曲家、演奏家，仍然無法改變二等公民的待遇。目前他們正在追求公投獨立投票。
卡薩爾斯「不妥協的精神」深深地影響我，他的卡塔隆尼亞文化獨立的精神，也更深地影響我。
（2）一場啓䝉我台灣文化獨立的演講
—–愛默生的「美國學者」
來美國之後，偶然讀到張愛玲翻譯的「愛默生散文選」，裡面有一篇1837年愛默生為美國獨立六十週年紀念，在哈佛大學舉行一場歷史性演講，講題是「美國學者」。他說：「美國作為歐洲文化殖民地的時間實在太久了，我們美國應該要有獨立的文學和文化。」50年之後，醫生作家霍爾姆斯（Holmes）說這篇演講是美國文化的獨立宣言。因此後來才有美國新英格蘭的文兿復興運動，也才有梭羅、愛倫坡、馬克吐溫、惠脫曼和佛洛斯特等美國典型的大作家與詩人的出現，雖然廿世紀初期美國作家如亨利•詹姆士和海明威及詩人艾略特還須到歐洲取經，但二次戰後，美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已超越過英國。
（3）摯友吳潛誠大作「航向愛爾蘭」，啓示我們台灣人，1890年以「Abbey Theater」為中心的，詩人葉滋等人所發起的「愛爾蘭文兿復興」，可以說是比武力革命更有効地，促成1922年的愛爾蘭獨立，葉滋也因此在192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愛爾蘭另外有蕭伯納、貝克特和詩人赫湼三人獲獎，顯然都受惠於這場「愛爾蘭文兿復興運動」。葉滋曾說：「有獨立的愛爾蘭文學，才會有獨立的愛爾蘭。」
1982年南加州三件大事，讓我找到人生目標
1978年從紐約搬到南加州不久，台灣發生了「美麗島事件」，於是我與很多海外同鄉都投入救援政治犯的工作，不久海外台灣人的三份報紙：許信良主持的「美麗島週報」和台獨聯盟的「公論報」以及王桂榮先生主持的「亞洲商報」，都在南加州應運而生，它們的誔生，我祇是扮演從旁協助的配角工作，並沒有積極參與。
幸而1982年在南加州發生了三件文化界的大事：
（1）文壇老兵楊逵於1982年10月來南加州訪問。促成了「北美洲台灣文學研究會」的成立。
（2）蕭泰然與許丕龍在1982年11月12日催生第一屆感恩節音樂會。促成了後來「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Taiwanese United Fund）的創立。
（3）台灣文化的奉獻者張良澤於1982年來南加州宣揚台灣文化。也促成了「台灣出版社」的成立。
以上三件文化界的大事，終於讓我找到人生的目標：在南加州開創台灣文化的新時代，誠如我女兒所謂，我變成了「台灣文化傳教士」（Minister of Taiwan Culture），醫學是我的職業，奉獻台灣文化的推廣與發揚變成我終身的志業。
「送報伕」作者楊逵的來訪，促成了戰後海外台灣人第一個「台灣文學研究會」的成立，此會許達然、陳芳明，我和洪銘水等人都有貢獻。此會總共活了十一年，邀請李喬等十多位作家來美國演講，發表一百多篇有關台灣文學的論文，並在張良澤和黃娟的主持下，1989年在日本筑波大學舉行有史以來第一次「國際台灣文學會議」」。
碰到蕭泰然這位文化戰友，是我一生最大的幸運，他與許丕龍主持的「三千人音樂會」，讓我大開眼界，瞭解多釆多姿的台灣音樂傳統，我也很榮幸地，在做TUF第二任會長時，催生了他的不朽的三首協奏曲，讓他由民族音樂家蛻變為國際性的東方浪漫派音樂大師，透過無數志同道合的同鄉協助，大家共同把肅泰然音樂推上國際樂壇。
在南加州創刊「台灣文庫」的心路歷程
而張良澤來洛杉磯給同鄉的「台灣文化」考試，有將近百位傑出優秀同鄉中，祗有五位及格，因此當時的同鄉會長許英治說：「我一生考試從未考得這麼差，國民黨教育非常成功，讓台灣人不知有台灣文化的存在。」這句話使我頓悟，現在是我奉獻「台灣文化」的時間到了，於是邀請張良澤和張恆豪做顧問，並邀請當時的親密文化戰友張富美和陳芳明共同主編，同時號召三十多位有共同文化理想的股東同仁，共同創立「台灣出版社」，並在戒嚴時代，開始在海外出版台灣的禁書。
另外一個創刊「台灣文庫」的遠因是，大約30多年前，有一次我到杜克大學參觀他們的東亞圖書館時，發現了一套三百部的日本文庫，日本名作家每人各一本他們的精選集，象徵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光輝的文化傳統，於是我默默發誓：「我也要出版300部台灣文庫」，象徵台灣蔣渭水與賴和等所發起的台灣文化協會之後，所建立的近代台灣的文化傳統。於是我們在美國南加州，在股東同仁吳瑞信律師的協助下，於1983年10月31日在Cerritos的華國飯店正式成立「台灣出版社」，並在1984年3月正式出版三部國府的禁書：（1）現代音樂大師-江文也的生平與作品。
（2）無花果（吳濁流著）
（3）自由的滋味-彭敏明回憶錄。
這三部書，都是當時臺灣的禁書，也都是促成我台灣意識覺醒的書，而且具有永久的文學價值，我也希望透這些書，能普遍都讓海外同鄕萌發台灣意識。
源自 林衡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