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永華自傳
作者 許永華
留美記錄
一、在台灣求學與工作經驗
我是台南縣佳里興人。佳里興是在佳里市的北面。我在日本統治台灣時就入學上課。讀到二年級時，學校就停課了，因為空襲太厲害，害怕學校會被破害。佳興國校以前叫做佳里興國小，我的父親是該校第一屆的學生，以後改為佳里興國民學校。中國人佔領台灣時，才成立北門中學，它的全名是北門初級中學，全校男學生有一半以上上學不穿鞋子，一直到我畢業那一年(1952)還是如此。高中部是在1940年設立的，全校叫做北門中學，其實應該叫做佳里中學，因為北門並不在佳里，它是在南鯤鯓。
念師範學校算是撿到的。我的哥哥許永福念完小學後原本已經放棄升學，有一天他向父親說有一間不需要繳學費的學校，我父親聽了就說免錢就去念。後來二哥又說，聽說這間不用繳費的學校要念完初中才能進去，父母親認為初中學校離家近，不需要在外租房子，便同意他念完初中。所以輪到我的時候，自然可以去報考初中，再凖備念師範學校，反正家裡也沒有錢供我念其他的學校。我準備考初中，那時候戰爭剛結束四年，沒有什麼補習班，只在下課後在學校多留一小時念書準備考試。
我在讀台南師範學校的時候從來就沒有投考大學的凖備。當我決定要考大學時，在數學和英文方面我只能以初中的程度自已進修後去應考。能夠考取也不能說是僥倖，自有一些心血的消耗。問題是雖然凖備投考，但不一定能夠去讀，我只抱著先考取再說的心理。考取大學那一年(1959年)，本來已凖備申請保留學籍下一年再說。母親對我說：「要讀就去，我們克儉些就渡過。」於是我就硬著頭皮去註册入學。
這是第一次當家庭正需要我的時候，正需要我賺錢共同負擔家庭經濟的時候，我走了，把家庭的生計丟給兄長、父母去承擔。我大一讀得很痛苦，因為還要父母、哥哥負擔我的學雜費用。暑假期間我到埔里替一位在小學教書的朋友林新樹，他凖備考大學，我為他的學生補習。我的朋友主要的是要幫我籌學費。一年前台灣八七水災，台灣中部大橋都被破壞，剛好今年又遇到八一大水災，當地的飯攤又沒有水煮米。我親眼看大批的枯木從高山上流入附近的牛眠溪，印象很深。那是1960年的事情。到了大二時我考取郵政管理局的郵務人員。在此我要感謝郵管局人事室的一位許組長，他允許我考取後留到暑假才上班。大三開學前，經商量得到被安排在台北郵局的掛快組，下午四時開始上班，白天可以上課，而且待遇還比小學教師好，我還可以寄錢回家，另外又領到獎學金，從此我的生活過得很好。大學畢業那一年，我就經特考進交通銀行，我本來在台北所租住的房間也變成我的同學在畢業後到台北時過夜的住所，我們稱它為「狀元樓」。
我要上初中那一年，社會上一遍風聲說共匪要來了，書也不必念了。母親也這樣跟我說。我卻對她說等我讀畢業後也許共匪還不會來。其實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共匪。那是1949年，蔣介石從中國徹退來台灣。翌年1950年的三月一日蔣介石就在台灣宣佈「復行視事」，當時誰也不在乎什麼復行。北門初中是那個時候北門區六個鄉鎮唯一的初中，男生有一半以上，上學不穿鞋子；女學生只有一班。我每天走路上學，一趟四十分鐘。家境好的人可以騎腳踏車上學。我因為繳不起每一期的學費，就去找負責財務的老師商量，等家裡五穀收成出售後再繳，得到他的允許，使我可以繼續上學。那時候台灣沒有什麼工商業，租稅都由種田的人負擔，所以農人的稅負很重。
我是經過二種教育制度的人，國小上過二年的日本教育，第三年大部份時間學校停課，躲在防空壕裡防避美軍的飛機空襲掃射。日本投降時我們根本不知道，因為沒有收音機更是沒有報紙，不過消息傳得很快，那是1945年八月。日本教師很守本份，日本投降後，他們馬上放下以前的傲慢去開馬車或做其他的工作；台灣各地的農民則拿鋤頭等農具圍攻各地的衙門(派出所)，要攻打日本巡察(警察)，要為他們自已所受過的虐待作報復，不過那時還是由日本憲兵負責治安，事情不可能擴大。這都是我親眼看到的。
學校復校時也不知道要教什麼。各個學校自動拿些漢語學校的教材，諸如：一手五指，兩手十指；草地上有牛羊，牛羊同吃草；屋上鳥，地下貓之類，用台(漢)語發音教學。教師也常常換，有一部份是臨時性質的。在這中間，我還是三年級時，第二位新的年青女教師來替換原來的另一位年青女教師時，我就向新的老師說我不當班長了，因為我從一年級起就當班長的。這位新老師覺得很奇怪，問我到底嫌她什麼，為什麼她來後我就不當班長，而且堅持拜託我繼續當班長，可是我硬是不要。到現在為止，這位老師是我最懷念的老師，可是我早就不記得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到那裡去了。我還是懷念她，只想對她說，我不當班長並不是我嫌她。到了1946年，教師們在晚上去學注音發音，白天來賣給學生，我們學生也知道老師是現買現賣的。
我要去考師範學校那一天下大雨，鹽水溪水災，路上積水，巴士不能開到台南市，到了中洲寮就停下來。我們一群考生，只能下車浸在水裡一直到晚上，不知道要去住在那裡，那個時候的鄉下學生根本就沒有住旅舘的凖備。還好當地有一家旅舘的老板自動開放他的旅舘給我們住，我到現在還對他感恩不盡，可是從來就不曾親身去當面向他道謝，甚至於那家旅舘在什麼街上也記不得了。還好我的哥哥比較有經驗，他是陪我去應考的，在當天晚上就去買個匾子向老板道謝。那是1952年的事情。
在台灣的中國人一直相信中共真的有可能來攻打台灣。即使到了1955年，我要畢業那一年，那時南師的校長朱滙森，還下令要我們學生在暑假離開學校以前，要將校舍的窗戶上的玻璃貼上紙條，他說戰爭發生時玻璃被炸破後，破片才不會傷到人。二十幾年後他當了教育部長。那一年我畢業到鄉下服務時，我那個學校的校長，他是蔣經國的青年軍出身的，到國民黨在陽明山的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後，還替一位講師把他的太太帶到我們的學校來教書，主要的是怕戰爭暴發先到鄉下避難。
家中有四個兄弟留下來，我是第三個男生，在1936年出生，其他還有二個弟弟，三個姊妹。在我大姊那個年代的女生很少有人受教育，頂多念完國小就不再繼續了。我的二哥許永福師範學校畢業後，高考及格，擔任過考試院銓敘部司長與考試院總幹事。我在師範學校畢業後，認為不可能考得上大學，考得上也沒有錢可以去念，於是被分發到要進入關子嶺前一站的仙草國校服務。
1955年代，小學教師薪資一個月400元，連一雙皮鞋都買不起。教了兩年小學後，為了改善收入便決定報考大學。因為一開始並沒有準備考大學的想法，再加上教學地點偏遠，無法到高雄市那種市區找補習班，只好自已買書看。不過史地可以買書自己念，但是英語、數學就沒有辦法了，只能硬著頭皮試著理解。因為這樣的緣故，一直到我服務期滿後才考上政治大學財稅系，其實我的第一志願是法律系，財稅系是第二志願，後來看了報紙才知道財稅系是當時熱門的科系。於是向佳興國校辭職轉進大學。
國民黨政府剛來台灣的前幾年並沒有認眞地執行兵役制度，很多大學生與高中生畢業時不必當兵，進大學也不必服兵役。到了我念師範學校將畢業的前一年，也就是1954年，規定高中畢業生要先接受士官兵訓練四個月；大學生畢業後接受預備軍官訓練，是以後的事情。高中畢業生接受士官兵訓練的方式只辦了幾年就停止了，以後凡是高中畢業就一律服兵役一年，大學畢業生接受預備軍官訓練，不需要考試。
大學畢業那年，因為銀行被批評用人不公開，於是交通銀行和中國銀行分別舉辦第一屆行員特考，委託考選部舉辦，也可能是唯一的一屆。交通銀行先進行筆試，當交通銀行的筆試合格人員舉辦口試當天，中國銀行才開始筆試，因此只要交通銀行口試較早結束的人，還來得及趕上中國銀行的筆試。很多人，也包括我，便兩邊報考，因為我知道交銀一定考取，所以中銀筆試並沒有考完。考試成績公佈，我是交通銀行特考筆試的第一名，便留在交通銀行服務。很多人都覺得我薪水很好，但我仍然想要留學，其實是想出去看看世界，最大的動機還是認為自己應該具備英語能力。
我在1963年進入交通銀行服務，三年後，1966年離開台灣，來美國留學。
二、從現在看未來
在1984年代後，在台灣的情勢相當險惡那段時間，張金策偶而就會從紐約到密西根找我好多次，那時他有點孤獨。有一次我問他台灣有沒有可能獨立，他很堅定的說當然有，不然我們做這些活動幹嘛!聼來很振奮人心。但是那個時候有誰想得到國民黨的政府什麼時候會下台？可是2000年台灣的本土政黨民進黨取代國民黨而取得政權，四年後的2004年又出人意外地民進黨贏得總統選舉，繼續執政，給台灣人很大的興奮與很大的期待。可是將近六多年來，陳水扁的民進黨政權卻沒有辦法解脫國民黨舊体制的泥沼，反而遭受台灣的舊國民黨勢力結合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所進行的圍攻而沒有辦法脫離困境。
2000年和2004年我都回到台灣，受到我的朋友張維嘉的召集，在民進黨的總統競選總部的海外部協助，負責對海外民進黨支持者的連絡。2004年初還沒返台灣以前，在洛杉磯有幾次被邀上電視跟另一方的代表辯論。自2004年連、宋選敗以來，泛藍國民黨與親民黨的媒体、政客、落選的總統候選人等聯合要鬥跨台灣人的本土政權，而且變本加厲，完全採用毛澤東的共產黨清算鬥爭那一套，要鬥臭台灣人執政象徵的陳水扁總統，要使台灣人失去自治的信心，要使台灣人的政權永遠站不起來。我繼續在美國的台灣公論報上我寫了多年的「有時有陣」專欄，寫政論文章支持本土政權。
我的太太蘇惠美是我大學的同學，本來她在台灣的華南銀行服務。我們在美國結婚。她搬來洛杉磯以後，就在加州州立大學服務。對於台灣的政治活動，她一向跟我同進出。我只有一個兒子，名字Edward，許怡達。為了能夠跟阿媽交談，學會講台灣話，在一家電腦網路公司工作。
記得1966年我要來美國留時，我的父母親並不願意讓我來。我對他們說：只需要三年我就回來，沒有想到竟然就一直留下來。我最大的遺憾是，那個時候，是家裡最需要我的時候，我在交通銀行工作，我的收入對家庭的經濟負擔有非常大的幫助，可是我卻丟下那個擔子，讓我的哥哥去挑，因為求學的年齡不能拖，我就來美國，以後都沒有機會與能力回饋。雖然那個時候美金的價值還大，寄些美金回台灣還可以彌補一些，可是我離開台灣以後就沒有機會再看到我的父親；我的母親還算高齡84歲去世，但是終她的一生，我都沒有機會在她的身邊親身服侍她。回想人生，個人的過去，只能讓它過去，台灣的將來才是希望。
三、台灣意識的形成
有很多人反對外省人，也有很多人崇拜日本人，其實我都不會。現在常聽到有很多人說日本人對台灣人多有貢獻，其實日本人根本就看不起台灣人，比較日本人與中國人的統治，我覺得日本人比較有勇氣，因為日本人直接告訴台灣人是二等國民，除非台灣人有能力競爭，否則只能依照二等國民的身份來處理；可是國民黨不是那樣，中國政府告訴台灣人：「我們都是中國人」，可是把台灣人當作三等國民看待。
我的政治意識大約在初中時期就出現了，當時我已經感到社會對一般的勞動大眾很不公平。初中畢業後，特別覺得中國人什麼都不慬，只會打官腔。中國人還用學歷較高作理由，不讓台灣人擔任政府較高的職位，可是在日本人統治的時代，日本技術人員或公務人員都是高等學科的學歷，有些甚至連高等科的資格都沒有，而從中國過來的人卻自稱是某某大學畢業，可是對所負責的業務卻毫無專門常識，只會認定台灣人無法勝任高級官員。與我比較有關係的是學校教員，當時很多台灣人高中畢業找不到教職員，但是這些中國人為了安插軍眷與退伍軍人，經過特考就可以取得教師資格，而台灣人卻得不到資格。臺灣人高中畢業只能到工廠上班。
四、留學期間與台獨聯盟的聯繫
我在1966年離開台灣，當年八月抵達美國，我的台獨意識是從臺灣帶來的。當時國民黨一直掩蓋台獨運動的消息，1965年以後為了宣傳廖文毅回台灣，台獨運動才被公開報道。銀行裡的同事說我到美國以後，一定會加入台獨組織。我告訴他，我不會，因為我還會回臺灣。當初我的父親反對我到美國留學，雖然後來決定讓我出國，不過我心情還是依依不捨，讓我也覺得很難過，所以我認為我一定要回來。因為這樣，我在美國從事政治運動時不敢公開，能不曝光就不曝光。
1966年8月剛到美國舊金山市時，因為沒有足夠的錢到學校註冊，必須先打工半年。我們同在銀行工作的朋友先後來美國留學，先來美國留學的人會照顧後來者。一位朋友許村源便幫我找了餐館的工作，開學後他就去上學了。另有新來的張鉦錞，後來又有在同一銀行的朋友高銘益，我們三個人同住在一起。
由於我的朋友都具有相同的臺灣政治意識，聚在一起自然而然會談起對台灣政治的不滿，大家都認為臺灣人被欺負。臺灣發生什麼事情，我們就到舊金山的中國城張貼抗議海報、摽語等等，向住在美國的中國人表示不滿。雖然後來與江百顯來往，他是從日本來的，現在還住南加州，但是他不說他是日本台獨聯盟的人，也不敢找我們參加台獨運動，只給我們一些台獨的刊物閱讀。工作半年後，在1967年一月，我和高銘益、張鉦錞也到Utah State University註冊。我們本來並不是申請這個學校，因為許多認識的朋友都到這個學校，我便跟著他們到這裡來。這個學校的風景優美，似乎很適合讀書。
在1966年美國的台獨聯盟成立。不知道他們如何得知我們搬到Utah State的地址，就把美國台獨聯盟的刊物，以及日本台獨聯盟的「臺灣青年」寄到學校給我。當時「臺灣青年」還是日文，我們也看不懂。我想可能是因為江百顯的關係，台獨聯盟成立沒有多久便與我們聯絡了。
全美台獨聯盟最常找我們的是賴文雄，他曾在南加州大學讀過國際關係；蔡同榮也曾到猶他州立大學找過我們，主要的是要召集盟員。張燦洪則等到1967年夏天才從聖地耶哥跟賴文雄一起開車到舊金山市來，要來看廖光生和我。可是他們的車子在加油站灌完汽油後，開上公路，車子的前窗子卻被車子的前蓋子翻起來打得破裂，將車子開回加油站爭論也沒有用。賴文雄好像找到寶貝一般，把我們當作一群熱心的台獨學生。他們寄刊物給我們並沒有多大的用處，因為我們在理念上已經沒有太大的差異。我們希望能幫忙台獨聯盟寄刊物給學校裡的其他台灣人，我們便把收件人的名單與地址貼好後寄回給賴文雄，由台獨聯盟從其他都市寄出，一直到1969年我們先後離開該校為止。
當時的活動情形都與台灣政治有關係。我剛來美國時就已經知道台獨聯盟是怎麼產生的，只不過他們的策略與方式，與黃武東、黃彰輝牧師所成立的「自決運動」並不相同。自決運動要用「文」的解決，台獨聯盟則強調用「武」，這是其中有意見上的衝突。
五、在Utah State成立台灣同學會
我在1967年一月份到Utah State大學，在1969年三月離開。1967年一月到Utah State時，當地冰天雪地，我還抱怨自己怎麼會從台灣跑到這種地方來。雖然當時已經很多台灣人在美國的學校，可是很少留學生敢組織台灣同學會，因為當時幾乎每個學校已經都有中國同學會，如果組織台灣同學會，就表示組織臺灣同學會的人，有「分離主義」，反抗政府，以及臺獨的傾向。
沒多久，我踫到廖文毅的姪子廖光生，他在美國獲得學位以後就到香港教書，一直到李登輝當總統後，才回台灣當僑選立委及總統府的要職。廖光生比我早一年到美國，廖太太是他台大政治系的同學，到美國後改念會計系，與我同班，而廖光生繼續攻讀政治。本來我並不認識他，別人告訴我之後才知道他與廖文毅的關係。我認為既然他是廖文毅的姪子，應該值得信任，所以我向廖光生建議成立臺灣同學會。他一聽到我的提議馬上說好，我們就用「臺灣同學會」的名義舉辦一次園遊會。那是雪溶化以後，1967年的春節期間，我們決定用臺灣同學會的名義召開聚會，邀請大家一起吃飯。這次聚會在杜聰明醫生的兒子家中舉行，他當時在校中教書，他的一位學生洪博學向他提到這件事，邀請他來參加，他便提議到他家舉辦。會中有李友禮出來表演一場打拳頭賣肓藥，非常精彩。因為我人生地較不熟，所以這次邀請的人都由廖光生等人負責聯絡，沒想到居然來了二百多人。
這次聚會對我們是一大鼓勵，以後每年我們便固定集會，最初由我們這幾個人負責，等到快要離開學校時，再推舉新的人選擔任會長。因為政治運動都是從校園開始，所以社團叫做臺灣同學會；以後因為畢業而離開學校的人愈來愈多，已不再具有學生身份，所以才會改稱為「臺灣同鄉會」。
臺灣同學會成立後有很多人來參加，有些人並沒有特別的政治意識，有的人則有。有政治意識的人會常常聯絡，像吳裕昭、蕭奕義、洪博學等人，後來吳裕昭與廖光生都到密西根大學念書，就把在Utah組織臺灣同學會的經驗與觀念帶到密西根大學，也在密西根大學組織臺灣同學會。當1970年在彭明敏到密西根大學之前，密西根大學的臺灣同學會已經很興盛了。
如前所述，賴文雄等人看到我們如獲貴寶，因為台獨聯盟成立以後不知道該吸收誰，只有威斯康辛地區的台灣人比較活躍。他們沒有想到Utah State的台灣同學會這麼活躍，所以在1968年，台獨聯盟的主席蔡同榮也一起過來。那天我們在學校附近租了一間餐廳與蔡同榮一起用餐談話，他同時私下舉行面試，打算找人加入聯盟，不過就我所知，當時並沒有人加入。
台獨聯盟本來在洛杉磯成立，後來認為政治運動重鎭應該是紐約，才搬到紐約去。當我在1969年要離開Utah State時，賴文雄正要我從西部跟他搬到東部，我告訴他我剛畢業還不能這麼做。他卻告訴我，為了台灣的前途應該放棄私情。總之，我還是沒有和他去紐約，而台獨聯盟搬到紐約以後也開始發生變化了。
六、密西根時期
蘇惠美在我寫論文期間從台灣來到美國，她是我政大的同學，1969年我們在美國結婚。當時我身上只剩下幾百塊，所以我必須先找到工作。1969年5月我離開Utah State，先到西牙圖(Seattle)找一個美國女士夫婦，他們是美國軍人，在台灣認識的。然後搭往紐約的巴士馬拉松公車，中間一定要經過底特律(Detroit)的維恩州立大學找一位同學翁仁山。他說在那裡找工作都一樣，他邀我留下來，因此我就打算暫時住在密西根一陣子再說，沒有想到居然在密西根住了將近20年，到了1988年才離開。前幾年住在底特律，我的兒子是在這兒出生的。以後搬到南邊的安雅堡(Ann Arbor) 之密西根大學附近，蘇惠美在密西根大學的人口中心服務，我的兒子，Edward，也讀密西根大學的工學院。
我從事台獨運動大部分都在密西根進行。我對台灣政治的活動從未停止，只是程度上做多做少而已。當時的政治活動平常比較沒有重大的事情，一般就是示威、半夜貼海報、邀集同學集會或談天等等，可是國民黨的學生卻在半夜撕下海報。我曾在半夜貼完海報要回家時，也因為開車超速而收下罰單。在這段時間還包括政治討論會或私下的政治討論，分別討論如下：
(一) 彭明敏來美國與黃文雄刺蔣
在密西根的前幾年，我住在底特律的維恩州立大學附近，台灣有不少人在這裡念書，陳必照也在這間學校教書。不過因為學校沒有宿舍，學生必須在外面租房屋，學生也因此比較不會聚在一起談政治。我剛到底特律時與外界還有些脫節。不過隔年，1970年，馬上發生黃文雄刺殺蔣經國事件，這件事在當時造成很大的轟動，幾乎每個人都知道。因為我還沒有離開學校時對政治運動渉入頗深，所以對事件的發生有些瞭解。我除了自已捐款營救之外，也宣傳這件事讓市鎭裡的其他台灣人知道。台獨聯盟外交發言人陳隆志，與我是同一個小學畢業，他是當時剌蔣事件的發言人，我怎麼樣也沒有辦法想到他會加入台獨聯盟。
當時密西根的台灣人政治活動主要集中在Ann Arbor密西根大學。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我還不在現場，有幾位大將都在密西根，算是保釣運動的重鎮。當彭明敏受邀到密西根大學的時候，有人把工作擺在一旁，專程來陪彭明敏，用盡各種辦法擠去看彭教授，像張文祺、王秋森，就是這樣，這讓我非常欽佩。張文祺專程去陪彭明敏，王秋森則是因為台灣聯盟在紐約分裂，與張燦鍙等人的事情有些關係，不過我沒有涉入其中，很多都是聽來的，詳細情形並不清楚。廖光生雖然也在密西根大學，但是因為彭明敏畢竟是位流浪者，而廖光生即將畢業，各人的處境並不相同。當時我與彭明敏並沒有接觸。一直到1983年我載彭明敏從安雅堡到東蘭辛為FAPA募款時，才有機會單獨跟彭明敏教授交談，談他的台灣國民主義，我則主張台灣民族主義。
在1974年，我又開始參加台灣人的會議，那種感覺真好。這一次是台灣人長老教會舉辦的退休會，地點是在印第安那州。當時我也不知道這個會的性質，反正只要是臺灣人聚會的我就參加。當天還踫到黃武東牧師親家的兒子鄭仁壽，也踫到卓甫良，他們三、四個人正在室內開小組會議，我進去問我是不是可以參加，他們說可以。其實他們都猜想我是不是國民黨探險的。
1975年我到芝加哥參加民眾大會，大會由彭明敏主持，陳錦芳是當時世台會的秘書長，在會場上表演台灣史詩。在會議進行中，電視傳出蔣介石死亡，場內人士認為蔣介石過世應該對台灣獨立有很大的幫助。
(二) 擔任安雅堡台灣同鄉會會長
1974年我到Ann Arbor時，密西根大學已經有台灣同學會，可能因為廖光生太太向安雅堡當地台灣人介紹，說我的台灣意識很強烈，所以我到密西根大學參加台灣同學會時，他們一定要我擔任同學會會長。我拒絕擔任會長，只擔任負責鄉訊，登摘言論正確的柔性文章。安雅堡是為了取名稱聲音文雅而設立的。
由於學生畢業人數愈來愈多，學生與社會人士常在一起活動，過年過節也常在一起，所以在我擔任會長時，社團的名稱就改為「安雅堡台灣同鄉會」，以後就變成這種集會型態。每年到了台灣過年過節時，台灣同鄉會都會辦理台灣的名菜、名茶出來招待台灣的同鄉。
在底特律時，我在一間會計師事務所上班；來到安雅堡，我在一家私人公司上班，因為我是單位主管，所以時間還算自由。負責編輯「鄉訊」時，都是自己寫、自己拿到學校影印、自己裝釘、自己寄發。當時由陳唐山(全美會會長1979年開始及世台會會長) 給我一份全世界各地的同鄉會名單，能寄的我都寄。如果有邀到稿，我還必須再謄過一遍。當時全部的文章都是白紙黑字寫出來的，因為沒有中文打字機、沒有影印機，必須用像是鋼板的紙寫好後，再拿到學校油印。我下班後大多的時間都在處理這些事務。
1980年，當時陳婉真和許信良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到密西根時，我們替他們舉辦一次演講會。演講會由我主持，密西根大學的學生都很支持。會中特別提到林義雄的母親及二個女兒被殺的慘案。密西根州的底特律、東蘭辛及安雅堡三大市區，有五百多人來參加。國民黨也派人來鬧場，他們在別人演講時爬到桌子上大喊，被我們的人拉下來後，他們只好到會場外唱他們的「愛國歌曲」。我以前做這些運動不喜歡曝光，到了這個時候不曝光也不行了。
(三) 籌設中西部夏令營基金
從1970年代開始，在美國的台灣人每年會有舉辦夏令營，那是美國的西部少有這類的活動。各地的夏令會性質不盡相同。美東的台灣夏令會談宗教，比較不談政治；中西部則是打棒球，只不過打球打到最後會開始談政治，因此中西部的台灣人社團政治意識比較強烈。中西部每年的夏令營都成為大家討論政治的場所，各路英雄好漢在這裡集合，包括海外政論、台灣時代、台獨聯盟、史明的獨台會等等都來參加。為了公平起見，事先還規定要讓每個組織的幾位代表發言，事前事後還有各自的小型會議，非常熱鬧，同時各種理念也在這些辯論中受到挑戰與批判。
夏令營活動結束後剩下的經費都由主辦單位負責處理，可是因為輪流舉辦的關係，有些人因為擔心經費不足而推託不敢接辦。因此我建議，並草擬章程，將每年活動剩下的經費集合成一筆基金，讓下次負責主辦的單位可以先預支，不必先拿錢出來做籌辦經費。理事會通過決議設立「中西部夏令營基金會」。這個基金會現在還在運作，只是連鄭南榕紀念基金會，每年頒發鄭南榕紀念獎，也從這個基金支持。第一任是2004年鄭自才獲得。
(四) 成立「台灣同鄉聯合行動會」
1978年台灣正是選舉期間，這次選舉因為黨外(非國民黨的) 聲勢很大，所以在美國的台灣人政治活動也跟著活躍起來。同年我們為了不用同鄉會的名義做政治活動，在密西根州另外成立「台灣同鄉聯合行動會」，成員來自底特律、Ann Arbor、與東蘭辛三大城市，不過主要運作人物還是安雅堡這群人：如許永華、莊兆枋、黃邦男、林宜雄等人。下列事項是由聯合行動會推動的：
1、抗議鄧小平訪美
1979年1月29日鄧小平要來美國白宮訪問，我們僱用一輛車子，一起到華盛頓抗議鄧小平訪美。這一次的活動是全美國性質的，據了解將有五千多人參加。密西根的底特律、安雅堡以及東蘭辛三個市鎮的人共同租一台車，半夜出發到華盛頓DC參加。當天示威活動結束後，華盛頓快報第一次有半版的版面刊登台灣人示威的照片，非常壯觀；我怕被照像，所以躲在那位拿「台灣人民要獨立」大旗的朋友莊兆枋的後面。事後我們在附近的一家旅館召開討論會，那時我代表密西根州的台灣人上台發言，表示我們都是很勇敢的台灣人民。當時坐在台上的是張燦鍙、陳唐山等人。張金策當時還在台獨聯盟中，他沒有直接點名地批評郭雨新妥協，事後卻被迫退出台灣聯盟。陳唐山在當年一月一日當任全美會會長，一月底即來參加示威。
在華盛頓示威時，密西根州立大學的台灣人教授張家成寫了一篇The Statement of Taiwan，這篇文章被彭明敏教授誇讚是台灣人運動中寫得最好的文章。台美斷交發生的時候，我們在所住的市Ann Arbor News刊登廣告，以Taiwan Is Not A Part of China為標語，有些人希望我修改，但是我非常堅持這個標題，還成了密西根大學當時的大新聞。我家裡的電話也因此被國民黨的愛國份子來電恐嚇。
2、舉辦228討論會
1979年二月，我們舉辦「紀念228第32週年」討論會，邀請郭雨新、洪哲勝、陳錦芳來參加演講，因為郭雨新打算參加台灣的總統選舉，要跟蔣經國競選；而陳錦芳是世台會的秘書長。因為郭雨新在美國很活躍，同時由於陳菊還在台灣，台灣的消息只有郭雨新才拿得到，所以我們也靠他才能把消息傳開，當然這些活動與台獨聯盟都有所區別。
當天我們發了一本228特刊，刊物內我引用前文匯報導228事件的資料，但因為報紙已經陳舊，影印效果不佳，我還另外在每頁新聞旁邊手寫了幾份報導，以方便大家閱讀。這次討論會來參加的人很多，要知道228受難者遭害的情形，就是多看文匯報的報告，可以令社會大眾有比較清楚的瞭解。
隔一年是1980年，是高雄事件發生的次年，正好是228事件33週年紀念，我們也將舉辦33週年紀念會，同樣用行動會的名義出版專刊。
3、聲援美麗島受難者
美麗島事件發生時，在美國的台灣人除了捐款以外，主要還是簽名運動。我們在密西根發動所有同鄉簽名活動，很多婦女也一起參與，我的太太蘇惠美也為這項活動寫了一篇文章。這在美國的台灣人簽名活動中，算是人數最多的一次。除此之外，還有人寄信給參議員，讓他們知道台灣發生過這麼大的慘事，所以當時美國社會很多人知道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美國電視也派人訪問我們，Ann Arbor News常登我們的投書。我雖然已經不再編輯「鄉訊」，但是鄉訊裡面還有很多我寫的文章，而且每期都會刊登受難者的照片，定期鼓勵同鄉寫信給他們及他們的家屬。
(五) 擔任世台會秘書長
陳唐山從1979年一月一日開始擔任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當時擔任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的人，以後將有機會擔任世台會會長，因為這是台獨聯盟的主要組織。在1978年擔任安雅堡台灣同鄉會會長的林宜雄，建議陳唐山將安雅堡台灣同鄉會所印的刊物「臺灣通訊」變成全美臺灣同鄉會的刊物，獲得陳唐山同意。
沒多久，陳唐山即兼任世台會會長，聯合行動會中有人向陳唐山推薦我，所以他邀請我擔任世台會的秘書長，我便接下這項職務，主要負責「臺灣通訊」的編寫、印刷及寄發。當時的袐書長並不像現在這麼正式。我在擔任世台會秘書長時期，會收到許多同鄉會寄來的刊物，光是閱讀這些刊物，就知道當時海外台灣人的思想槪況及動態了。
1980年安雅堡台灣同鄉會會長黃邦男主動要接辦中西部台灣人夏令會，然後又建議將世台會年會移來密西根合辦，而取得同意。原來世界台灣同鄉會已經由米尼索達州接辦，我也覺得既然要辦夏令會，就不一定要將世台會的年會合在一起辦，結果第七屆世台會大會與中西部夏令會，都在密西根舉辦。那天來演講的人有彭明敏、蕭欣義、陳唐山、張維嘉等人。這期間因為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全美國的台灣人組織運動特別活躍，尤其以全美會與世台會都發揮最主要的功能。至於所有的資料，當然有些活動是各單位自已舉辦，其他還有透過刊物的散發，很多人都能瞭解活動的進行狀況。在康樂節目方面，李明信的台灣「打拳賣膏藥」，最引起歡呼高潮，是十足的精彩。過了幾年後，在一次大會後，史明還特別對我說，台灣發生的事情，他不需要看什麼特別的文章，只要看過「臺灣通訊」就可以瞭解，很令我覺得工作沒有白費。
(六) 起草全美台灣同鄉會組織章程
1986及1987年時，由於全美台灣同鄉會一直沒有組織章程，而遭到休斯頓的台灣學生報和其他同鄉的質疑。楊黃美幸擔任會長時，便提出修改章程的想法。那個時候決定章程由每位理事草擬後再討論，但是我也受邀參加。我寫完後讓其他理事看過，絕大多數的理事都同意採用我的版本。後來也拿到休斯頓開會討論二天，之後全美台灣同鄉會便同意以我的版本為組織章程，另外包括會長、副會長選舉辦法。
我所以會被受邀參加討論是因為我在1986及1987年間，我寫很多批評當時沒有正式的章程，登在台灣公論報上；還有一篇「四不像的全美會章程」登在台灣學生報上。另外我推動個人會員制，全美會的會長、副會長都由會員直接普選，不要由各分會的會長或副會長代表選舉。全美會的會長知道我對這些問題很有硏究，才會邀請我去參加的。
七、陳文成事件
(一) 幫助美麗島雜誌發行
陳文成事件發生時，陳唐山還是擔任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還兼世台會會長。我到Ann Arbor時，1974年，陳文成正在密西根大學念書，開始幾乎沒有人認識他，不過他會與幾位同學談話，算是個健談的人。其實他也不算真的認識我，只知道我常舉辦同鄉會活動。下一期同鄉會，他成為「鄉訊」的編輯負責人，以後他就主動找我，要增加鄉訊的鄉土文學。他畢業後(1976) 到匹茲堡的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教書，卻常找機會跟我討論“台灣時代”所提倡的台灣民族問題。
美麗島雜誌出版時(1979)，對他是很大的鼓舞。他一直在想辦法幫助美麗島雜誌推銷，雖然他已在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教書，還是會回安雅堡市找我商量如何募款幫助施明德，我們因為這樣才真正認識。後來陳文成和我，以及另外一位同學曹永愷變得非常要好，所以他做些什麼事情我多少都知道。
(二) 台灣人政治運動的競爭
美國的台灣人政治活動中，有許多意識型態的爭論，看台獨聯盟的刊物就知道，自從許信良來美國之後，台獨聯盟與許信良的鬥爭就一直存在著。美麗島事件發生後，許信良在加州發行「美麗島週報」(1980)。他發行一年之後，台獨聯盟受到剌激，也開始發行「臺灣公論報」。在這件事情發生前一年，1980，在密西根大學閒談時，有一位女學生問張燦鍙怎麼不辦報紙，張燦鍙一無回想就回答說：「辦報紙一定賠錢」。後來看到美麗島週報，才覺得不辦報不行了。
在美麗島週報之前，與台獨聯盟競爭的是「台灣時代」組織，因為他們出版台灣時代雜誌，所以我們稱他們為「台灣時代」。主持組織者是鄭節，他們的大本營在匹茲堡。鄭節認為陳文成活動力很強。所以「台灣時代」的成員要吸收他並且與他密切往來，一起討論政治。依照陳文成告訴我，他與台獨聯盟之間有論戰，所以站在台獨聯盟的立場來看，他是以「台灣時代」成員的身份在挑戰台獨聯盟。
當時「台灣時代」與台獨聯盟的爭論之處在於「台灣時代」主張台灣民族主義，台獨聯盟雖不反對，但卻不贊成這樣的主張，尤其是台獨聯盟的宣傳部長洪哲勝，他否認有臺灣民族主義這樣的東西。日後他雖然澄清說他並不是否認臺灣民族，而是沒有人能接受這種主張。洪哲勝為了反對臺灣民族主義，還發表很多篇反對的文章。我不喜歡用臺灣民族主義這樣的字眼，也曾經為台獨刊物寫過幾篇反對的文章。在1980年代初，當時的台獨刊物是「台獨月刊」。我跟洪哲勝私下筆戰很多次。他向我挑戰，何不把我的意見登出來；我說我寫的文章你們不登；這次他居然說：「只要你寫，我們一定保證刊登。」因此我就寫了一篇長文，關於：「建立台灣民族的信心」。不過因為「台獨月刊」停刊，改由「臺灣公論報」續登，所以我的文章便登載在「臺灣公論報」第一期，一直分了好幾期才刊登完畢。針對這件事我個人沒有意見，不過我的朋友曹永愷很不滿文章被切成好幾部份，根本就看不出來文章的重點在寫什麼。
(三) 參加紐約示威
1979年12月9日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在美國的台灣人有組織性地計畫要在紐約發起示威。示威的時間是12月15日早上。我們在Ann Arbor邀集了五個人，租了一台車，從密西根整個晚上開到紐約的聯合國大廈集合。翌晨抵達時，來的人很多，發現匹茲堡的同鄉開了一輛大型巴士到紐約，我看到陳文成才知道他也來參加，雖然他戴著面具，還是讓人看得出來。遊行從聯合國開始走到北美辦事處，紐約同鄉會會長要每四個人走成一排，才會顯得有整齊，實在也很無聊。我們在樓下，國民黨的官員在近十樓的樓上，我們根本就是狗叭火車。陳文成和一位同鄉想要買國旗來燒，但是買不到，後來陳文成用一張紙，畫一個人頭，說這是蔣經國的像，要領隊拿去燒。領隊是紐約台灣同鄉會的會長，他看了一下，說：『你自己拿去燒』。於是陳文成就上車子前面的車蓋上，當眾宣佈，「這是蔣經國的像，我們要把它燒掉」。他就點火把它燒掉。陳文成本來有帶面具，解散後就各自拿掉了，很多人還可以看得出來那個人是誰。
(四) 部分台灣人的心態
其實陳文成很早就想回臺灣，當然心中還是會害怕，但是他並不認為他的行為有任何嚴重性。陳文成遇害那一年，即1981年7月2日，剛好我們結束在費城蓋茨堡舉行的美東台灣人夏令營後要回密西根的途中，本來想去找他，不過怕他們回台灣去了，所以路過匹茲堡，因為天雨大作，後來因故作罷。到家時卻接到友人打電話來告知陳文成在台灣暴斃死亡，我心裡懷疑怎麼可能，首先並不相信，沒多久又來了相同的消息證實這件事。
台獨聯盟對陳文成事件的反應很冷淡，他們不知道陳文成是何等重要的人物，只知道他是「台灣時代」的成員。其實他並不是一位成員。當我一聽到陳文成死亡，第一個直覺就是「他被蔣經國打死的」，而洪哲勝則說他沒有那麼重要，不會動用到蔣經國下令。之後我也修正說法，認為陳文成是被特務頭目蔣孝武下令打死的，洪哲勝卻說是被失手打死的。因為台灣同鄉反應熱烈，在三個星期後，台獨聯盟也把陳文成事件刊登在第零期(1981年7月24日)「臺灣公論報」上，變成「陳文成事件專刊」。臨時把原本預定發行的時間延後，第一期則放在1981年8月18日發行，將台灣中央日報的消息照登，也說陳文成是「暴斃」。這件事讓我非常不滿，自己人被國民黨打死，怎麼可以說「暴斃」？以後臺灣一直報導陳文成的事，還說他是自殺死亡，我從來就不相信陳文成會自殺!!
當時謝聰敏也在美國，他自認為是臺灣的政治情勢專家，對台灣內部的鬥爭問題很清楚，所以他寫文章說陳文成運氣不好才會被打死，因為臺灣的警總與調查局軍統兩派互相鬥爭，調查局想把陳文成被打死的事嫁禍在警總身上。我非常不滿這篇文章，他根本不知道陳文成是怎樣的人，一個臺灣人的死亡卻被他們說成這樣的沒有價值，我又跟他在美麗島週報上辦論，實在沒有價值。
我對臺灣人真的很失望。臺灣人對別人說的話都很容易相信，今天只要有人說陳文成是自殺的，大家就開始相信他是自殺的，卻不會思考這樣的臺灣人怎麼會自殺。另外有人說陳文成是被失手打死的，其他人就開始討論是用什麼手法打死的，這就是部份臺灣人的心態，卻不去思考陳文成被打死的意義是什麼!!
(五) 事後台灣同鄉與美國大眾反應激烈
陳文成事件造成台灣同鄉很激烈的反應，我們在安雅堡(Ann Arbor)開追悼會，芝加哥也有同鄉來參加，還想要教訓打小報告的人，但我們根本就不知道是誰。當時報紙上把匹茲堡在Carnegie-Mellon示威時，用牛皮紙袋套在頭上的照片刊登出來，對美國社會各界造成相當大的影響。他們認為美國人遊行示威不需把自己的臉遮住，而台灣人的遊行示威卻要這麼做，間接把台灣獨裁政權的壓迫統治報導出來。
另一方面，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也替陳文成舉辦追悼會。我一直向學校要求讓陳唐山代表臺灣人社團發表演說，但是校方不同意，認為這樣會牽涉到政治。校長Cyert對蔣經國很憤慨，非常支持我們這些示威活動，他要求國民黨政府一定要給他一個交代，所以要求美國政府派美國法醫到台灣解剖驗屍，知名法醫魏契便是其中之一。校長Cyert很高興，他說：「魏契說這是他殺，不是自殺。」這樣就好了。不過魏契也說，他同意台灣所說的，屍體是被從高樓丟下來的。
我們在美國的人知道報告結果後認為這些法醫被收買了，因為聽說曾擔任過部長級的人物在事後還向美國交渉。我們去找Cyert校長時談到法醫的報告，我告訴他，我們認為法醫報告的內容有很多不屬實。校長告訴我們：「只要被認定“他殺”，不是自殺，就好了。」所以我們對校長的立場也很滿意。一齊去見校長的還有黃邦男、洪正幸、莊兆枋等人。
(六) 對陳文成遇害的推測
陳文成曾在克里夫蘭參加示威抗議林義雄的母親與女兒被害，陳氏在前一年(1979年)在紐約向國民黨示威時，為了焚燒中華民國的國旗而找不到，他還特別寫信請他的母親寄一些中華民國的國旗給他，但是事實上他母親並不清楚他要國旗的目的。隔年就發生林宅滅門血案，他在克里夫蘭示威時就拿中華民國的國旗出來燒。林家血案在距離上畢竟離我們還很遠，雖然悲傷憤怒但是有距離，而陳文成是我們的鄰居，遇害對我們的影響很大，他是一位鄰居，無緣無故變成這樣的下場，大家怎麼會不害怕？台灣同鄉都深感恐慌。
那時候我決定要讓社會大眾們瞭解陳文成是不會自殺的，所以我在臺灣同鄉會的「台灣通訊」中，特別寫下陳文成事件，尤其寫下很多篇文章刊登在許信良與陳婉真合辦的「美麗島週報」上。當時我發願雖然救不活陳文成，不過我不能讓他被污辱，一定要洗清他的名譽。
我認為雖然匹茲堡打小報告的人很多，也很活躍，但是陳文成不過是比較健談而已，何必置他於死地？更不可能有特別理由讓人失手打死的。另外，陳文成在美國參加的活動與批評政府的事情也並不嚴重，其他臺灣人做得比他明顯的大有人在，但並沒有人因為這樣而死的。
為什麼我堅持陳文成是被活活打死的？因為他一定有污辱到蔣經國而讓蔣家的人認為非除掉不可。當我們因為1979年12月25日為了美麗島事件到紐約示威時，陳文成與曹永愷因為在中國城買不到中華民國國旗和蔣經國的相片，陳文成便自行拿張白紙畫個人頭當作蔣經國的相片，還拿給當時示威隊伍的領隊要求燒掉。領隊看了他一眼後，臉色佞了一下，要他自己上指揮車上燒掉。陳文成上車後，大聲向群眾說這是蔣經國的相片，把它燒掉。我認為因為這樣污辱到蔣經國，而打小報告的人，在臺灣不知道怎麼描述情況，這些話再經過許多人的轉述，最後得到「把他幹掉」的決定。我認為這可能是他招來殺身之禍的原因。
當我為陳文成出版紀念專輯時(1981年)，曹永愷(用筆名葉長青)就寫出這些事情，寫得更加精採，但我勸他不要寫，以免被人認為陳文成是個愚笨的人，難怪會被別人打死。我擔心如果有人不瞭解這件事，我會被認為活該。曹先生同意而把那一段文字刪掉。
陳文成的父親陳庭荗來美國時(1981年)，我曾經向他提過這段經過，讓他知道。至於陳文成是不是因為燒像片事件而被殺呢？那只是我的推測而已。
(七) 設立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
陳文成事件後，我的涉入運動更深。當時很多台灣人想要捐款給陳文成家屬，可以幫助受難者家屬得到良好的照顧。在美國設立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事實上那是為接受各地台灣同鄉自動寄來的慰問支票而設立的，並沒有向聯邦政府登記。台北的基金會是另外設立的，那是陳文成的父親來美國時，大家把募得的錢讓他帶回臺灣，放入在台灣的基金會。陳永興在台灣幫忙成立基金會，但國民黨政府不願意讓他使用陳文成的名字，所以才以「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為名字。當基金會成立後，原本想在裡面設立陳文成紀念室，但是國民黨政府依然不准，直到2004年陳水扁再度當選上總統以後，羅文嘉擔任文健會副主委時，我直接找他，他一口答應，才把名稱改回「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在美國的紀念基本會，繼續募款，繼續舉辦大學生獎學金，要使陳文成的名字留下來。
八、洛杉磯時期
以前一直有回臺灣的打算，但是因為小孩子已經在念書，在我來到洛杉磯時，孩子已經大學三年級了，再加上太久沒有回去長住，許多消息、聯繫都斷了，所以後來就取消回臺灣的想法。住在密西根時，雖然上班時間自由，但是公司待久也就沒有意義了，發展程度有限。因為我早在1976年就取得會計師的執照，洛杉磯有較多的臺灣人，比較適合成立會計師事務所，以後如果要回台灣也比較方便，所以我在兒子大學三年時，就來加州的洛杉磯。
(一) 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選舉
(1) 選舉引起糾紛
來到洛杉磯後，第一件較大的事情是全美台灣同鄉會(簡稱全美會)會長選舉的事情。本來我並不想談全美會選舉的事情，因為這是屬於台灣人社團內部的糾紛，事情過去了就算了。既然你(訪問人) 提起，我就簡單談一談，因為你以後訪問到別人時也會談到這個問題。
在我要來洛杉磯時，我太太蘇惠美告訴我不要再管太多的閒事，比較不會得罪人，才會找到較多的客戶，好好發展業務。沒有想到事務所的業務剛開始，就捲入全美會會長的選舉糾紛，那是1988年年底的事情，選務工作是由聖路易斯台灣同鄉會負責的。
選舉過了好幾年以後，還有人告訴我：「謝清志很恨你，他說因為你他才選不上的。」這一句話可能是對的，可是這種說法真的很不公平。看到那一次選舉開票的情形使我覺得台灣人很惡質，為什麼在美國，台灣人只為了一個同鄉會的會長選舉就公然舞弊，同樣情况的票，若不是投給謝清志的就不算；還有些地區的選票，大概共有七個同鄉會，全部不算，說是報名不合規定，只因為那些地區是台獨聯盟的支持區。當時我在現場親眼看到整個開票的經過，將現場的經過寫了一篇報告登在台灣公論報，有一頁之長，叫做「全美會選舉創下歷史污點」(12/19/1988)，另外還有文章批評當時的會長楊黃美幸。在離開開票場所時，我對當時在場的選務負責人謝照寅醫師說：「你們要為歴史負責任。」那個時候的台灣公論報，各個有關係的地方分會，爭先刊登反對的意見，要求宣佈選舉無效。
其實那次的選舉糾紛在競選期間就發生了。在開票之前，候選人之一的蔡銘祿一定要我到現場去看開票的情形。我說不必了，可是他很堅持。跟我一起去的還有王秋森，陳進財，另外還有一位是當地的廖江玲珠女士。台獨聯盟的代表是當時的主席張信堂，他是自已到場的。在場的見證人有這麼多，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2) 台獨聯盟與海外組織路線之爭
台獨聯盟支持的候選人，會長蔡銘祿，副會長方菊雄(2005年時擔任慈濟大學校長)，他們這一組也受到台灣公論報的支持；海外組織支持謝清志選會長，他是當時會長楊黃美幸的祕書長，受到楊氏的支持，副會長候選人，我忘了；這一組受到太平洋時報的支持，界線分明。
我跟謝清志很早在密西根就認識，1975年我負責編輯「鄉訊」時，他是第一個投稿的。他是高雄人，我們都是留學生，照理我應該支持他。但是我不能支持他的原因是當時同鄉會內部分派。許信良那一派本來稱為民進黨海外黨部，但是未被民進黨接受，後來改稱為海外組織，我們稱它「海派」。他們主張組黨遷台，願意與國民黨妥協，他們主張在台灣進行体制內競爭。他們這些人後來在許信良擔任民進黨黨主席的前後，都回去擔任僑選國代、立委或在黨部工作，如楊嘉猷、許丕龍、鍾金江、陳昭南、江昭儀等等，再加上住在別州的同路人，在當時勢力很大。
台獨聯盟的人比較強硬，或比較固執，堅持台獨的立場，強調群眾路線與台灣意識的啓發，反對体制內的競爭，反對參加選舉的議會路線，所以到以後決定要回台灣參加選舉時，已經占無位了。當時又因李登輝剛擔任總統，台獨聯盟對這位台灣人做總統，也不知道要支持或反對。
(3) 同鄉會占地盤、灌人頭
1988年全美會開始採用上面已提到的新的章程及新的會長、副會長選罷法，因為這些都是我起草的，所以有些人就找上我來。舊的選舉辦法是全美國各分會，一會一票制，所以全美會會長的選舉並不需要花經費，也沒有引起台灣同鄉的注意，於是有人對會長的代表性有質疑。新的選舉辦法是一人一票制，由全部會員普選，這是我的主張，要提高全美會會長的代表性。
沒有想到這一次的選舉會那麼激烈。據說蔡銘祿花了三萬多美元，謝清志也是。台獨聯盟對這次選舉非常盡力，我並沒有進入台獨聯盟的競選圈子裡。雖然我跟台獨聯盟很熟，可是我和另有一部份的人替蔡銘祿製作文宣與研究競選策略，當時陳婉真也在洛杉磯。選舉一開始時，會員資格、投票人的人數這些問題就出來了。尤其洛杉磯地區，當時的東洛杉磯台灣同鄉會(現在已不存在了)反對聖東台灣同鄉會的成立(現在還存在，最興盛)，他們說那是在東洛杉磯的範圍內，不得另外成立一個同鄉會；陳婉真的洛杉磯台灣同鄉會說他們只要一個點就可以，不必有地盤，可是它的名稱卻把整個地區都包走了，自然引起別人的反對。在人數上，東洛杉磯台灣同鄉會的報名名單有三百多人，其實並沒有那麼多的人，名單上有的根本就沒有地址，投票有效數目當然引起質疑與反對。
我認為台灣人的選舉不應該壞到這個程度。以留學生為班底的台獨聯盟不支持留學生的謝清志，反而支持生意人的蔡銘祿，確實因為派系問題，而且因為蔡先生很有台灣意識，有經濟實力，非常支持台灣獨立運動。這一次全美會會長選舉的重要性，其中一個原因是還牽連到台灣民進黨的政治。開票結果引起很多同鄉的不滿，抗議選舉不公的聲明接連發表。不過會長楊黃美幸照樣宣佈謝清志當選，可是謝清志不敢上任，反而是當時的民進黨主席黃信介馬上來電道賀謝清志的當選，以期把生米煮成飯。
當年我們在南加州因選舉有爭執的人，除謝清志以外，目前都跟我有往來，不計既往了。更有趣的是，在2004年總統選舉時，我在台北民進黨競選總部的海外部當副主任，有一位當年海外組織的成員范佐村也來海外部做義工。他跑來問我是不是還認識他，我說當然認識。他說：「你來到洛杉磯設立聖東台灣同鄉會，說你們的地盤可以東到紐約，記得嗎？可是我沒有眼光，跟錯了人(許信良)。」我說：「是的，我說過，沒有想到你還記得!我們主張的是跟從人。」二人談起當年選舉的往事，笑得回味無窮。
(二) 成立台灣主体協會
在1988年一月李登輝繼任總統以後，給台灣獨立運動某種程度的衝擊。對一個台灣人當總統的政府到底要採什麼態度？如果繼續推動要推翻政府，並不一定會得到台灣人民的支持，但是這個新的政府畢竟仍然是獨裁政府的産物。雖然台灣人作總統不應該推翻，難道就應該擁護嗎？在這段期間，台獨運動的目標變為模糊，在運動的宣傳上必須作調整。在全美會會長選舉之後，1989年開始，台灣的情勢改變，使在美國的台灣人開始引起返鄉潮，連黑名單的人士也想辦法要回去。陳婉真就在那一年以別人的謢照回到桃園機場又被送回來的。其他陸續有跳機、跳船的人。那時雖然已是李登輝當總統，可是黑名單人士回到台灣照樣被抓、被關，尤其在1990年六月以後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時期，我們在美國這邊照樣遊行示威抗議。郭倍宏被抓那一次，我們跟郭清江等人還衝到台灣在洛杉磯的辦事處，跟裡面的人發生肢体衝突。
在我們檢討當時的情勢之後，我覺得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回台灣去，在美國這個地區的宣傳工作仍然很重要，只是我們的目標要調整，應強調廢除萬年國代、總統普選方面。我們於是在1992年六月二十六日成立「台灣主體協會」。我們認為關係台灣前途的四個因素是：台灣人民的力量、統治者政權、中共對台灣的政策與國際情勢的變化。當時在美國還有很多台灣人不懂「主體」的含意。為了宣傳台灣主体的觀念與台灣主体意識，我編了「台灣主體」雜誌，每月定期開討論會。主要工作有推動加入聯合國、公開審判二二八事件、推動撤銷僑委會等等。主要參與的人士除我以外，還有陳大昇、顏明格與洪禎澤等。當時獨盟還以為我在另起爐灶。
為了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我用「台灣主協會」的名義寫信給各國領事館，得到英國、澳洲領事館的回信。「主體」的英文我不知道應該叫做什麼，不過我想用的意思是「正港的」，所以就把它翻為Quintessence。那一年剛好美西台灣人夏令會在史丹福大學舉行，陳堅自告奮勇要把「台灣主體」雜誌拿去大會分發。因為該雜誌內有提議罷免全美會會長的文章，所以有人讀了雜誌後就衝著陳堅，問他這個雜誌是誰發行的？這個英文字是什麼意思？害得陳堅連聲說著不知道。這是他回洛杉磯後告訴我的。
1992年我去香港參加廖光生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硏討會，參加的人有台灣與中國來的學、商界的人士。有幾個由中國來的，對我這個美國來的很客氣。在會場上我跟中國派來的代表辯論台灣的主權問題，當時的國際日報有報導。
(三) 倒洪案：罷免全美會會長
李登輝當總統後，任命章孝嚴當僑務委員長，這個最看不起台灣人的中國人在台灣的情勢變化以後，居然也同意來跟台灣同鄉會交談。他的姿態很高，以長官的姿態來談話，談話會還沒完，就說時間到了，就走了。我寫了一篇「台僑抬轎」，加以評論。我們台灣主体協會與台獨聯盟都主張撤銷僑委會，也反對跟僑委會往來。我們不但反對華僑的名稱，也反對稱為台僑。「僑」是中國特有的封建思想。那是1993年的事情，當時在北美州的台灣同鄉會的新會長是洪茂澤，他去安排章孝嚴來和同鄉會面談。
台灣同郷會的傳統是反對向僑委會拿經費補助。聽說洪茂澤有接受僑委會的補助，而且我們認為跟章孝嚴的會談有傷害同鄉會的尊嚴。於是我們就用一個同鄉會的名義發動罷免會長，印文宣寄發。又在翌年，1994年五月到Kansas City的台灣同鄉會代表大會上，在第一天早上洪茂澤主持的大會，我在現場當場提出罷免的理由，近一個鐘頭的演講並沒有被阻止。罷免演說得到很大的迴響，但是罷免案並沒有被接受，那是我們可以瞭解的，我們的目的也不是真的在乎罷免。不過那次的大會從第一天開始氣勢就走樣了。本來我並不要到去大會，可是陳大昇說機票已經替我買好了，所以只好去。跟我一起去的還有陳進財、張山風。
洪茂澤是由南加州的台獨聯盟的支持才能當選的，當選後就說要跟台獨聯盟劃分界線，不過當我們提出罷免案時，美國的台獨聯盟並不贊成。可是在1995年初，本來支持洪茂澤的台獨聯盟代表邱勝宗、陳立夫等人卻開記者會指控洪氏拿北美辦事處經費十萬美元，而引起洪茂澤的不滿，提出「誹謗」的告訴。當時事情發生時，我已在台灣教書，也不在現場，卻也把我列入被告之內，指控我以前印的文宣用「鷄鳴風雨」與一隻晨叫的公鷄作封面，有侮辱他。其實我不過取顧炎武的「鷄鳴不已於風雨，松柏後凋於歲寒」的辭句來表達我們不得不鳴的態度而已。洪氏要告我是早就內定的，只是找不到正當的理由而已。我們的律師知道我那個時候並不在美國時，他說可以把我的名字拿掉，不必被告。我說不行，我們有難共苦，必須站在一起。被告除上面提到的人以外，還有陳進財、陳大昇。後來這個告訴案和解了，怎樣和解的我也不知道。至於洪茂澤與我，現在已恢復和好了，只是不談往事。
1999年的某一日，張維嘉和我約吳澧培先生( 他還是銀行董事長 )吃飯時，吳先生說幾年前台灣同鄉為了北美辦事處的十萬美元閙得很大條，所以他已宣佈要拿一百萬美元出來辦福爾摩沙基金會來服務台灣人社區。當時我聼了覺得是不是衝著我而說的。
(四) 週末清談會
王秋森辭去教職而搬來洛杉磯辦雜誌，要做宣傳工作。他自力出版「台灣新社會」月刊。每個月找一個星期 六晚上，他找一些人固定地在他的雜誌社交談，談論世界大事。我到洛杉磯後就加入他們的談話會。我在他的刊物連續發表一系列台灣意識的形成的文章，一直到他收攤為止。他在早期就加入台獨聯盟，後來又離開，不能回台灣。1990年他就想辦法要回台灣，可是他不跳船，也不用其他的名義，他堅持要走正門回台灣，大概也因為教授職位的卡位的關係，所以遲到1993年才能回台灣。以後做到台大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回到台灣後就不曾參加任何政治活動。
黃淑英，1989年她從達拉斯搬來，在一次同桌吃飯的場合，給我印象很深。我邀請她是不是要來參加台灣新社會社的週末清談會，她說好。以後她就成為我們這一群人的長年好同伴。後人她常開玩笑說我把她帶去認識這些呆人，誤入歧途。當年我們經常參加的，除王秋森以外，還有張維嘉、鄭良光、江順庭、Tony李、楊永發等人，形成一個沒有組織的小團體。她回台灣以後，推動婦運工作，2004年任民進黨不分區立委。
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當選人蔡銘綠一再地請我做袐書長，我堅持不行。可是他上任後，很多袐書長的工作反而來找我做，尤其是發表聲明、發行通訊、代表大會的主題與節目等等，都找我做。好多年以後，我才知道當時有其他的團体向蔡先生爭取袐書長的位子。再過了一年，蔡銘綠又當選兼任世界台灣同鄉會會長，又來找我當世台會的袐書長，我仍然堅辭。我對他說那個職位我早就當過了。
九、回到台灣
我一直認為臺灣人的社會一直都是這樣，愛搶鏡頭的人很多，特別是在南加州，尤其是1990-1991年代，黑名單開始開放那幾年更是明顯。南加州台灣人與其他的中西部或東部的台灣人不同，因為其他地方的台灣人留學生較多，而且那些地區比較沒有那麼商化。
1994年我回台灣教書，我太太還留在美國，所以我在美國的政治活動就停了一年，接下來台灣的政治也發生變化。我沒有特別預定在台灣做些什麼事，因為以前想回台灣卻不能回來，所以等到開放後一有機會就想回台灣。當我的朋友廖光生告訴我，高雄旗山的和春商工專校有教職缺時我就回去。他是李登輝挑他做香港地區的僑選立委，也是真的為了我而去找教職的。因為沒有多大可發揮，就離開了。
高植澎被新潮流推出而當選澎湖縣長後(1995)，張維嘉鼓勵我去澎湖幫忙高植澎，但是我在地方不知道能做什麼，特別是澎湖我更毫無頭緒不過我還是到澎湖看看，這是我第一次去澎湖。當時高植澎還特別向新潮流要人支援他，結果新潮流派了段宜康和劉世芳到澎湖擔任高先生的特別助裡。
1993年縣市長選舉時，我回台南市幫郭倍宏助選一個月，對管碧玲富有感情的演說印象最深；同一年陳唐山選台南縣長，我也回去幫忙助選。郭倍宏的很多競選議題與文宣是我寫的；那時候也提出創設市立大學不需要教育部承認，由縣市政府承認就可以。不過我向陳唐山建議時，他認為現在年青人不喜歡到學校上課，沒有採納這個議題。1997年陳水扁還在擔任台北市長時，維朋友張維嘉推薦我到台北銀行擔任駐行常務董事，職務性質似副董事長，後來因為陳水扁市長沒有連任，我便離開。
十、重新尋找台灣同鄉會的定位
2004年總統大選的結果，因為連宋不接受失敗的結果，連宋的支持者就在總統府廣場繼續抗爭，泛藍抗議陳水扁執政的方式，與我們過去反對蔣判介石統治的方式一樣，就是遊行、示威、抗議，要讓社會秩序混亂；可是台灣人或者是支持泛綠的台灣人，在保護政權的決心方面與技術方面還很用心。支持執政黨這一方在面對抗爭時，台灣人只想避免衝突，都不敢作聲，尤其在南加州這邊，有些人在選前喊得聲嘶力竭，選後看到泛藍的挑撥，都噤聲不敢出聲，怕對泛藍造成剌激。其實我們並不是要剌激泛藍，而是希望能展現看待事件對錯的反應，我們應該出來作支持陳水扁當選的行動。
另外，以前我推測若支持民進黨取得政權或臺灣得到獨立，台灣同鄉會的聲勢也會壯大，因為所有台灣人都會來參加。不過，民進黨取得政權之後，在美國的台灣同鄉會的聲勢反而大不起來，並不是因為台灣人變弱了，而是大家看不到以前對團體的期待，因為有其他的組織出來取代台灣同鄉會。現在的台灣同鄉會與台獨聯盟還有相當程度的關係，以前訴求撤僑運動的人，仍然堅持撤除僑委會；但是民進黨執政以後，反而成立「全僑和平聯盟」，在名稱上既沒有台灣，也沒有中國，只變成世界和平聯盟。在美國的「台灣團結聯盟」有一部份是以前國民黨的「臺灣同鄉聯誼會」的成員參加的，另一部份的「臺灣同鄉聯誼會」的成員還留在舊國民黨裡面，這些流動的人員，以後是不是會變成雙方的爭執人物？
我記得本文曾經提過，以前問過張金策臺灣有沒有可能獨立，他當然回答說「有可能」，不然我們做這些活動幹嘛？這樣聽起來確實振奮人心。不過看看世界人心的變化，人心都是為自己而共同努力的。
(全文於2008年在洛杉磯集結成文。原文係由陳儀深教授2004年交談的記錄。)
Source from Mrs. Hsu 08/2016
Posted in 08/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