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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台語七十年 - 日、漢、英語無法取代的福佬話/王泰澤

台語七十年 - 日、漢、英語無法取代的福佬話

作者:王泰澤

一、前言

從我三歲會說整句福佬話 ﹙福台語﹚ 那年算起,至今已有七十餘年。

我一九三九年日據時代,出生於台灣南部的東港郡萬丹庄,就是現在的屏東縣萬丹鄉。直到一九五七年,唸完高中,我都生活在這個鄉村裡,每天感受父母親的慈愛,過著非常幸福的生活。住家在萬丹街的中段,街道向南,經過三、四十戶店舖,就是萬丹國民學校。學校正對面有一座媽祖廟,名萬惠宮,約有二百五十年的歷史。廟寺右旁近鄰是基督教長老教堂。學校、媽祖廟、教堂中間有一棵大榕樹,濃蔭蔽天,是鄉民歇腳閒聊的地方。樹下圍繞著零食賣攤,最難忘的是,小學放學在榕樹下享受清涼可口的楊桃、鳳梨、牛奶刨冰。很可惜,古老的大榕樹好幾年前被連根鏟除,如今周圍景觀完全變了樣。

萬丹這個小鄉村,住的全是福佬人。當時民間,向天后祖燒香唸經,向耶穌基督祈神禱告,全用福佬話(通稱台語,該用福台語)。在鄉公所、派出所、農會、合作社、菜市場,也都用福佬話辦公、交易。所以,福佬話是我從幼年開始,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學得的母語。

二、小學

二次大戰末期,聽母親說,美國空軍轟炸萬丹,媽祖踩雲,用衣衫攔截炸彈,衣衫破了,萬丹人要捐款,替媽祖縫製新衣。小時候,雖然不太懂事,但是我知道,我從來未曾相信過這樣的神怪故事。讀小學後,每逢酬神娛己的節慶,我都興沖沖的到媽祖廟前廣場,看人搭棚演戲。常演的是歌仔戲和布袋戲,戲台上七彩奪目,鑼鼓喧天。雖然對劇情似懂非懂,在人群中光湊熱鬧,也甚高興。

其他,每次隨人群看戲,我學了不少戲中 「漢字台讀」 的成語,諸如︰風調雨順、遊償百花、飛簷走壁、騰雲駕霧、啟奏萬歲、剿家滅族、寡人龍心大喜、過五關斬六將等等。小小年紀,每次開口說這些口熟能詳的 「大人話」,頗覺神氣。

當時二次大戰剛結束,民間 「漢學仔」 教學風氣轉盛。漢字台讀啟蒙教材中,有很多充滿情趣的文句,例如「草地上有牛羊,牛羊同吃草…」「人有二手,一手五指,兩手十指,指有節,能屈伸…」「喔、喔、喔,雄雞啼…」「早晨起身,有三件要事…」 等等。雖然學習的總共時間只不過一、二個月,這些文句,卻留給我不可磨滅的記憶。此刻回想,當時幸有家父孜孜教誨,否則說不定我就不會有今天對 「漢字台讀」的認識與興趣。

經過一段短暫的日、漢交替過渡時期,剛從大陸敗退來台的國民政府,就開始在各級學校強制實施 「國語政策」,正式教授今日的 「台灣國語」﹙即中台語﹚。從此,「中國語」 的國語,在台灣取代了 「日本語」 的國語。那時,村裡父母輩中,讀過書的人,都只認得 「中國語」 中的一些漢字,讀不出中國語音;而大多鄉間小學老師,因為才開始新的一種語言,師資難免還不理想。因此,我唸小學的時候,腦子裡沒有 「國語」 的中國字句語音,對造句、作文的課業,常感覺惶恐不安。

三、中學

當時,我家裡沒有人信基督教,宗教的信仰,只隨著世俗過年過節,燒香拜拜。教堂裡雖然歐進安牧師每星期日都在傳道,我並不曾躬逢其盛 ﹙否則,說不定今天對西洋歷史的一般常識,就不會這麼差勁﹚。回想童年,我對黑皮紅邊厚厚一本聖經的內容,一無所知,看到聖經裡的 「豆菜牙仔」﹙羅馬拼音,俗稱白話字﹚,只能聯想到村裡頑童的 「ABC,上帝偷紐豬…」 這種不禮貌的童語。

真正把 ABC 當作文字學習,是進了屏東中學初一才開始的。英文初級課本用的是林語堂的 《開明英語讀本》,採用 Jones 的國際音標發音。上課以後不多時,我就覺察到,自己英語學習環境相當複雜。這個 「遭遇」 至今記憶猶新。譬如說,book這一個簡單的單字,就有三種不一致的發音︰父親的日本 ﹙東京大成、慶應﹚,母親的台灣 ﹙台北第三高女﹚,和學校老師的中國 ﹙不知她的學歷﹚。這三種腔調常使我無法適從。為著自修的需要,我只好從國際音標下工夫,有幸奠定了用英文字母拼讀語音的基礎。

中學六年中,學校裡有不少客家人,從內埔、長治、麟洛等地方來讀書。他們平時交談都講客家話。我和他們交往頗好,本有很好的環境可多學一種語言,可是當時我年小貪玩,尚無強烈的學習慾望,以致於白白失去了機會,十分可惜。

四、大學

中學畢業後,保送台大,我離開萬丹到台灣大學讀化學。初上台北,寄宿在武昌街林家。住處坐落台北戲院右鄰,每到傍晚,電影街上車水馬龍。從大廈四樓鳥瞰人群,很多三輪車穿梭在人群中,熱鬧非常。

林家原籍景美,林永生老先生大公子林慶亭先生是男主人。女主人林高淑英女士出身萬華,是家母 「台北第三高女」 中學時代的好朋友,我多受照顧。我早就知道台北人講話 「一個腔」,「下港人」﹙即南部人﹚常常聽不習慣。一年半中,我身歷其境,聽夠了萬華泉州系腔調,常覺得新奇有趣。只是幼時在鄉村庭園裡的 「甘仔蜜」﹙蕃茄﹚ 在繁雜的台北菜市場中,居然被叫做 「臭柿仔」,至今每次想起,心中仍然憤憤不平。

台灣大學學生來自全國各地,外省籍的同學在比例上,比中學高,所以平時大家用台灣國語交談的機會,增加了許多。剛從南部來時,沒有用國語會話的習慣,有時確實覺得很礙口。其實,當時所有的學生,半斤八兩,講台灣國語都有腔調,浙江、湖南、四川…口音很重,而台灣本地的學生,從小學,照著注音符號 ㄅ ㄆ ㄇ ㄈ 學國語,反而比較清楚;不清楚的部分,常只是台灣話和中國話的表意句法不同而已。

文字方面,漢字是中學的延續,毫無困難,可是英文卻成了問題。台大理工科系用的全是英文原文書 ﹙海盜版﹚,化學,物理,微積分等,必須閱讀英文,當然比閱讀漢文不容易。頭一年,有很多英文新字要查字典,浪費了不少研討正題的時間。

在台北的六年中,過的主要是大學生活;福佬話在學校裡,不知不覺中,變成了次要語言。

五、出國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我離開台灣,經日本東京,來美國留學。當時就讀早稻田大學的林家長子林克忠兄,導遊不少地方。停留了九天後,搭乘日航赴美。途中,飛機因颱風而改航南下,意外得了一個難逢的機會,在南太平洋中的威克小島 ﹙Wake Island﹚ 停留了一個晚上。次晨黎明,延小徑步行到海邊觀日出,遙望鵝黃盡處,水天一色,乘興逗留多時,曦浴風滌,洗盡了十天來的滿身疲勞。是日,起飛後,在夏威夷入境,檢查隨身攜帶的X-光胸部照片,證明未患肺病。在機場小歇一個半鐘頭,窺見 「鑽石角」。續航,深夜三更才抵達美國洛杉磯。在機上俯視洛城,夜間一片寂靜,街道阡陌縱橫,珠光點點,閃爍皓潔,疑是仙境。人地生疏,幸有台大同班系友蔣炯,披星戴月,開車前來機場迎接,感恩不盡。蔣炯一家原籍上海,學成囘台灣,成家後,患癌症往生,獲悉令我痛惜難過。

這次越洋旅行,全程形單影隻,周圍是十足的陌生環境。每次注意聽機場廣播員報告颱風動向,航程改變,我總是患得患失,心裡不得寧靜。語言方面,至今還很詫異,為甚麼當年在緊張的旅途中,我聽解「日語」比聽解 「英語」 容易得多。

日語,我只在小學時學了不到三個月。那時是世界二次大戰極末期,在萬丹鄉村的課堂裡,常常一邊害怕美機來襲,一邊低頭乖乖的看書,跟著 「先生 ﹙老師﹚」 唸「赤い花、白い花…」。以後的十五年,就不再有機會學習日文了。記得大學快畢業那年,想重新學點日文,就動了一個念頭,寫信到「日本大使館」,要了一套日語小學教科書。後來,欣羨日本作家佐佐木邦的幽默,我憑著尚能記憶的日文片假名,辛辛苦苦的讀了將近半本 「次男坊」;可惜,我的日文程度確實有不足之處,所以就半途而廢了。如此,我至今所懂得的日本語文,充其量,也只不過是,小時在台灣日語的環境中,耳濡目染的收穫而已。

相反的,學習英文,我就曾經費過苦心。中學六年,花了很多時間,查了很多生字。中學畢業免試保送台大,入學後英文筆試、口試及格,得免修大一英文;而且,大學四年加上研究所 ﹙兼助教﹚ 二年中,又天天看英文書。這樣長久保持優良成績,對英文當然充滿信心,本以為來美後,只要三個月的時間,就可以語文精通,應用自如。不料,這個幻覺,在這次越洋旅途中,完全破滅了。我這時才恍然大悟,原來在台灣,考試、考試、再考試,這種語文訓練,只留給看書的實力。在美國入學上課後,課堂聽講英語的困難,以及平日與美國同學會話比手畫腳的窘態,更證實了我的英文能力還沒到家。

六、研究所

美國德州休斯頓城中的萊斯 ﹙Rice﹚ 大學,頒給我一份一年二千二百美元的獎學金,留學生活安適。台灣來的學生初到時,都不免認為,當時英語說、聽困難,與 「德州佬」講話,帶有難能聽懂的 「德州腔 Texas Accent」關係很大。但我一直以為,這是人云亦云,沒有確實的憑據。

我的了解是,語文是互通訊息的工具。要通曉一種語文,必需顧全兩面︰一面是文字符號和字音,包括詞彙、句法種種 — 我們靠文字學習一種新語言,大半時間都花在這上面。另一面是語文所指謂的意念,包括一切人物事態。語言的字、音若表達不出意念,就失去其功能。所以,初來美國的時候,講話、作文,辭不達意,原因不只用辭不當,發音不準,更加上意念糢糊不清。其中,「意念糢糊不清」 是常被忽略的因素。

身居異鄉,研究所那伶叮度日的三、四年中,難免擔心語言上的徬徨無依,以致於日常生活中,「歡樂」 常與 「困境」 相互交替,時隱時現。

好在萊斯大學的總圖書館,存書無數,設備齊全。我在上課、實驗之餘,一有閒暇,常去圖書館瀏覽書冊;雖然漫無頭緒,但是日子久了,自然也就有些收穫。有一天,看到閱覽桌上一本書,有人讀過後,留放在那裡,書名是 《The Art of Loving》,作者是名心理分析家 Erich Fromm。讀了幾頁,看出是寫人類愛心的理論,馬上就引起我的注意。我那天特別感受到的是,作者論述人類愛心,所用的文字簡明易懂。讀了這本書後,我才慢慢了解,原來我一向只在數、理方面的專門書籍上認識英文,感性生活方面的英語,很少接觸,難怪在這新環境中,與美國人相處,談吐間,常常沒有操用母語時所能覺察到的親切感 ﹙也許這是作者在書中,所論及 「行為疏遠 alienation」 的一種因果吧!﹚ 受了這一本書的影響後,感覺得到,自己生活的感觸與語文的距離,確實縮短了不少。不知出於喜愛,著了迷,或本來就有書癖,從那年 ﹙1965﹚ 起,至 Erich Fromm 辭世,二十年間共買了他所寫的十六本書。他往生後的著作,我也繼續購買。這些書,佔了書架的一角,成了平時打發時間的固定良伴。每次翻閱,總覺得書的內容和我對人生的體會,與日俱增。

語言表達意念的功能,我至此有了深一層的認識。另一方面,字彙和句法的運用,則晚了八年才有一次突破的進步。無獨有偶,在寫作技巧上,我受益最大的一本書,也是偶然得到的。那是一九七三年一個春光明媚的清晨,奉內人之命,下樓到公寓旁的一家 Stop-n-Go 零賣店買牛奶。在店裡偷閒,先瀏覽書架上的雜誌,意外的看到一本相當正經的平裝書,書名是 《A New Guide to Better Writing》,作者 Rudolf Flesch 和A.H. Lass。我前後翻閱,心知獲得至寶。原來 Rudolf Flesch 是 「口語英文」 大師,曾於一九五五年出版 《Why Johnny Can’t  Read?》 一書,轟動學術界。從此以後,我的書架上,就增加了 Rudolf Flesch 著作的六本書。之後好多年,我寫英文文章的時候,常常參考這些書籍,而且文章寫後,常常修改、修改、再修改。這樣的努力,莫不是為著要精練 Flesch 「短字、短句、淺易近人」 的寫作技巧,好能充分表達自己的意念;能充分表達意念的簡短文句,往往是多次修訂以後寫成的文句。我從此體會了 「寫三頁文字比寫一頁文字還容易」 的道理。寫作的鍛鍊是一生一世的事,沒有止境的。

七、美國境內的台語轉機

文前提過,我在台北的六年間,台灣話在不知不覺之中,變成了次要語言。從沒想到,來美國後,台語反而有一個良好的轉機。那是五十多年前,美國各城市校園裡的環境。

一九六Ο年代,是台灣留學熱潮的初期。在德州休城,萊斯 ﹙Rice﹚、休斯頓大學 ﹙University of Houston﹚、和貝勒 ﹙Baylor﹚醫學院的台灣留學生,總共才有二十多人。平時大家見面,沒有人刻意用英文交談,因此,故鄉的台灣話就成了主要語言,連新到的學生也都能 「入鄉隨俗」。遇有聚會,譬如中秋佳節,「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的時候,獨身男女在皎潔的明月下,輪流唱歌,唱的也僅是台灣歌曲,老歌 「望春風」 和 「望你早歸」 最流行。久而久之,有些朋友就覺得他們的台灣話進步了,比在台灣的時候,還說得輪轉通順。我自己倒沒有這種感覺,因為我的台灣話本來就不差。以後在美國五十年間,我住過的城市中,都有台灣人,繼續有機會用台灣話和朋友交談,所處的台語環境,可以說和住在台灣的長輩鄉親們,沒有甚麼兩樣。

從我周圍的朋友廣用台灣話的情形,不難想像得到,美國各地有台灣人的地方,台灣話必定同樣流行。事實就是如此。台灣話接著甚且超越私下閒談的範圍,成了口頭鼓吹台灣意識和獨立建國的工具。在公共場所,操用台灣話最烈的,先是在紐約,芝加哥,和休斯頓等大城市舉辦的 「民眾大會」。記得在民眾大會中,有一位藝術家陳錦芳,當時由巴黎到世界各地,提倡台灣意識,及為指控蔣家極權,譜寫了一首台灣史詩,詩歌中追敘四百年來台灣苦悶的歷史,以台灣話朗誦,配上美麗島歷年來不同語言的時代歌曲,時而惋緬徘惻,時而憤慨激昂,氣氛嚴肅,感受至深,至今銘心難忘。後來美國各地每年舉辦的台灣人夏令會中,台語更不斷的顯示了 「敦睦鄉誼,喚起共識」 的功能。可是,無可諱言的,福佬話僅僅負起了口語的功能,其文字上的功能卻被忽略。海外留學生創辦的雜誌和國內的書刊報紙,一向都還以中文為主;雖然偶而也看過以漢字和教會羅馬字合併寫出的台語文章,但是當時作品的數量,寥如晨星。

多年來台語文字欠缺如此,是台語生存的一個極大危機。幸好,這幾年來確有一個大變動。隨著國內鄉土文學的推展,解除戒嚴以後,政府言論自由尺度被迫放寬,討論台語文字的文章和專著,有如雨後初荀,連帶的也引起了海外 《台灣公論報》 和 《太平洋時報》 對台語文字的重視。我因此隨著時潮,在二十五年前開始注意台語文字的枝節,而且陸續從台灣購得了 ﹙或見贈﹚ 林繼雄,洪惟人,鄭良偉,許極燉等熱心學者的著作,同時也買了字典與語彙,加上無數的剪報與論文抽印本。這些書報,我細心研讀,收益至深。七十年來,每天不經思索就可言所欲言的母語 - 福佬話,竟然到這時,才有機會從書本上追根溯源,並且初次領悟其獨特的語音聲調變化。這個經驗是令我十分驚愕的。特別是福佬話那麼有規則的聲調變化,我每天說話時,都照著這些規則變化聲調,但是以前卻一點也從沒注意到過。

我覺得已經對母語「語音、聲調」的內容有些認知,時間卻已經流失一個甲子!此時,我深覺推行母語是保音運動,而基於白話字聖經的成就,保音運動以教導羅馬拼音字最適合。這條路的最大瓶頸是,台灣缺失語音教學。顧及此,我於是著手書寫,在2004年出版《母語踏腳行:Taiwanese Language: An Acoustical Journey》,也繼續在《台灣文學評論》 發表多篇論文,意外獲得主編張良澤教授在2013年東方白牛津文學獎研討會上,說了嘉許的話。我感謝他多年來讓我有機會在他的雜誌上,書寫心得。十年來,我也在台灣做過三十餘次有關台語拼音的演講。最近一次2013年11月在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文化台灣卓越講座,講台灣語音教學之缺失 http://newtalk.tw/blog_cnn_read.php?oid=19454  正式向教育部提出,注音符號ㄅㄆㄇㄈ…… 從三十七個符號減到二十七個,以求和羅馬拼音符號接軌的語音教學方針。

原文 〈台語五十年-日、漢、英語無法取代的福佬話〉刊載於美國 《台灣公論報》 1991 / 02 / 18。  2014/12/15 追加訂正。

源自 王泰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