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紀前 UCLA的那些日子

作者 李木通 策劃 訪談/黃樹人 錄影、文字整理

與談人︰李木通、劉天良、黃根深

美洲台灣日報社長李木通(1966~1972在UCLA)和劉天良(1965~1968在UCLA)、黃根深(1967~1970在UCLA)都是半世紀前曾在UCLA 留學的台灣學生。他們在兩蔣專制統治下的台灣成長、就學甚至就業之後，分別來到美國留學，因為對台灣的愛和對民主的追求，讓他們在UCLA有了交集，也共同為海外台灣人民主運動貢獻了五十年，終於見到國民黨在台灣2016年大選中土崩瓦解，台灣第一位本土的女總統誕生，本土政黨完全執政，真是起伏跌宕的半個世紀！2016年3月9日，他們聚在一起，回顧過去，有談不完的話題。

◆讀書會與洛杉磯台灣同鄉會

李木通說，1966年來到UCLA，參加了同校台灣留學生所舉辦的迎新會，這個迎新會正是劉天良所主辦。

劉天良回憶說，他在1965年9月進UCLA念研究所，當時隻身一人，沒有人迎新，非常孤單，所以隔年(1966年)他就主動發起舉辦迎新會，也就是李木通進到UCLA的那一年，那是UCLA的台灣囝仔頭一次一起舉辦類似同鄉會及同學會的活動。那時候黃根深已經在洛杉磯，所以也都一起參加活動，參與了很多事務。那一次的活動大約有四、五十人參加。但是在那個時代，這樣的活動在國民黨眼中是不容許的，劉天良說，那是個無理、荒謬的政權！在台灣，從中國逃過來的人可以有山東同鄉會、浙江同鄉會等的社團，但台灣囝仔到海外留學，卻容不得有個台灣同鄉會或台灣同學會的組織，讓有共同的語言、文化背景的台灣人互相照顧、交流。所以那時候開始舉辦這樣的活動，就是一條不歸路，而台灣同學會就在這次舉辦迎新會的活動中自然而然成形。

李木通說，六十年代UCLA的台灣留學生組織了讀書會，會員輪流上台報告讀書心得，除了劉天良、黃根深、李木通之外，還有陳嶄新、王秋森、陳松楨等成員。劉天良說，讀書會的意義深遠，因為後來和UCLA、USC的台灣同學會的成員逐漸形成大洛杉磯台灣同鄉會。

劉天良說，讀書會其實也是後來生活座談會的前身。劉天良當同鄉會長，因為大家都關心台灣，劉天良就提議，大家都各有所學、各有專長，何不將自己的所學所長拿來分享，提升大家的知識與能力，所以後來促成了生活座談會。劉天良說，生活座談會再發展為現在的「台美人論壇」，這就是它的脈絡與傳承。

李木通說，生活座談會現在好幾個台灣人的社區都還有。劉天良也說，南加州因為有生活座談會這樣的交流論壇，培養了不少能在台上侃侃而談的台灣人領袖，除了李木通、黃根深之外，曾參加生活座談會的人，像郭清江、謝清志、王秋森、蘇育德、蔡滄波、江昭儀等人後來也都回台灣並有所貢獻。

李木通也說，他自己參加生活座談會實在獲益良多，因為在生活座談會上，必需上台講述，並有人給予指正，獲得了上台演說的實際經驗。

劉天良說，他認為世界的頂尖學校，應該協助學生學習溝通(communication)和系統(system)的觀念，這正是生活座談會所推動的兩個翅膀，台灣尤其要注重這兩個翅膀。劉天良說，到現在已經五十幾年了，他也曾經到溫哥華去成功地「推銷」了這兩個觀念，也曾經在東京用video 發表過這個理念。他希望台灣的教育界也能夠加強這兩部份的教育和訓練。

他說，因為生活座談會的歷練，他在道格拉斯飛機公司才能升任section manager，也是台灣人員工裡的第一個。正是因為有溝通能力和系統觀念，才能和整個團隊合作無間。

劉天良說，人類因為溝通出了問題而導致的禍害，比起疾病還要可怕。而台灣人因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系統觀念也比較薄弱。所以亂變、變亂層出不窮，他因此也一直在大力推動強化台灣人這兩個「翅膀」。有這兩個翅膀，才能和別人一起飛，而且飛在最前頭。

李木通也同意說，台灣人往往比較內向，不善於上台高談闊論，如果能具備這兩種能力，一定對工作、事業都很有幫助。

黃根深則說，台灣同鄉會的活動他參與很多，他負責文書方面的事務，比如發通知、編製newsletter等等。1969年在 Rancho Park Golf Club 辦台灣同鄉會活動時，參加的人就多達兩百人左右。李木通說他也記得該項活動，那時候李木通夫婦都參加了活動，黃根深還邀李木通夫人寫了一篇參與活動的感想，登載在newsletter上。

劉天良回憶說，台灣同鄉會成形後，1967年有一期UCLA的校刊登出一篇有關台灣228事件的投稿，引起討論，很多人都說是劉天良寫的。劉天良笑說大家都賴給他了。

黃根深說，當時候台灣同鄉會是陳銓仁(陳隆、陳堅的大哥，已過世)在主持的，主要都是他在聯絡、協調，後來才由許和瑞接棒，1967年當了會長。所以若溯及源頭，陳銓仁應是創會會長。

劉天良說，許和瑞當了三年的會長，後來就有人批評說這樣有點像蔣介石了。其實那時候當會長是「殺頭生意」，少有人願意挺身出來當會長的。由於劉天良在同鄉會很熱心參與各種活動，所以1971年被推選為會長。

劉天良回憶說，UCLA有一個東方圖書館，裡面陳列有「中央日報」、「人民日報」、日本的雜誌，林林總總。劉天良說，當時他很天真的認為，來到美國這個自由民主的地方，應該甚麼都可以看，都可以參考，可是當時國民黨政府駐絡杉磯的領事一天到晚都在那裡徘徊走動，有一次劉天良翻閱「人民日報」，卻見該國民黨官員在瞪著他看，令人極度不安而且憤怒。劉天良說，當年那就他們這些駐外官員的工作，但他就是不能理解，在美國這個自由國家的自由學府裡，我們竟然還是不能自由地閱讀圖書館裡所陳列的各種資訊。

李木通回應說，歷史真是捉弄人，當年看「人民日報」會被國民黨的領事「點油作記號」；可是今天的國民黨官員可能反而要說「人民日報」是必讀刊物呢！為了統治台灣人，國民黨可以從反共變親共，這種轉變太諷刺了！也太侮辱台灣人了！

劉天良感嘆，台灣人是被當奴隸看待的，簡直比美國當年黑奴的遭遇還要淒慘。

黃根深當時負責出版洛杉磯台灣同鄉會的通訊 Formosan Newsletter。黃根深說，那時候留學生念理工的佔絕大多數，像他念文科的很少，所以「舞文弄墨」、畫圖等都他一人獨撐，寫、編、印、摺、貼郵票、寄發，校長兼撞鐘。除了newsletter之外，也出版了同鄉會的通訊錄，現在都成了台美人活動的重要歷史文獻。

◆歡迎台灣金龍少棒隊

黃根深還記得，台灣金龍少棒隊1969年來美國比賽獲世界冠軍，洛杉磯台灣同鄉會所主辦的歡迎會也很盛大。他說那是他參與同鄉會以來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一次。

那次的歡迎會是在許和瑞會長任內的事，劉天良是該歡迎會的主持人。劉天良回憶說，為了歡迎並獎勵這些台灣少棒選手，同鄉會為每一位選手準備了一份禮物，那是一支筆和20元美金。當時領隊謝國城(謝南強的父親，謝南強是UCLA企管博士)依照球隊人員名單，逐一唱名，上台接受許和瑞會長頒給禮物，最後有兩位隨團記者，因為同鄉會只準備禮物給球員，並不包含記者，記者上台沒有禮物，讓謝國城非常緊張，一直敦促同鄉會給個甚麼禮物，生怕得罪了這兩個記者。

李木通也回憶說，那時候同鄉會會參與歡迎少棒隊，因為領隊謝國城是謝南強的父親，大家願意出力相助。台灣的少棒隊出國比賽時，經費根本沒著落，連住旅館的錢都沒有。少棒隊在威廉波特比賽時，謝南強呼籲UCLA的同學，請大家在少棒選手打完球從威廉波特來洛杉磯時，提供小朋友住宿，每個家庭招待兩位選手。李木通也允諾招待兩位小客人。不過，金龍少棒隊獲得冠軍獎杯，大大出了名，結果錢就來了，然後台灣同鄉會的盛情就遭排擠了。

劉天良也說，當少棒隊奪得冠軍之後，國民黨官方就不打算讓台灣同鄉會招待小國手們，要把台灣同鄉會排除在外，但由於台灣同鄉會表示，若被排擠在外，將發動示威抗議，國民黨當局才同意讓台灣同鄉會在China Town 舉辦一場歡迎會。

李木通感慨說，少棒出國比賽，先是不給經費，還得洛杉磯的台灣同鄉熱心出面承擔招待和歡迎的費用和住宿家庭；然而得了冠軍，國民黨當局就前恭後倨，要一腳把台灣同鄉會踢開，實在非常勢力，也非常可惡！

黃根深也說，那次的確是海外台灣人愛鄉精神發揮的極致，出錢出力，畢生難忘！

劉天良說，金龍少棒隊的教練吳敏添在洛杉磯歡迎會後，聽說和幾位鄉親到聖塔莫妮卡慶功喝酒，回台灣後就遭到處分，沒再能當棒球教練了。李木通說，按國民黨政府的思維，去和「台獨分子」喝酒，這還得了！

李木通說，後來台灣少棒隊來美國比賽，因為都在東部(威廉波特)，許多台灣人都會在球場舉牌「這是台灣隊，不是中國隊」向全世界宣示，也會惹來中國人的暴力相向。

◆台獨聯盟及抓耙仔

李木通說，他來UCLA念書時，蔡同榮、賴文雄都已在USC，也是台獨聯盟的核心人物。

劉天良說，1965年5月，他來到美國，趁還沒開學，曾去拜訪賴文雄，他那時候已經知道賴文雄是「台獨人士」。他到賴文雄家的時候，在客廳就碰見後來被人指為「間諜」的那位仁兄。隨後，劉天良也認識了蔡同榮。

劉天良說，黃根深先前提到的1969年Rancho Park 那一場兩百人人參加的台灣同鄉會活動，因為出席的同鄉太熱情了，蔡同榮事後打電話給劉天良，形容那次活動的盛況真是「空前絕後」。蔡同榮那天身上別了一枚「I love Formosa」的徽章，當晚他帶了百枚徽章到會場義賣，一掃而空，連他身上別著的那一枚也拿下來賣了！

劉天良說，蔡同榮讚他很優秀，還拿了台獨聯盟的入會表給他，邀他加入台獨聯盟；後來還要李隆吉帶陳隆志到Gardena劉天良住處遊說他加入，不過劉天良並沒加入台獨聯盟。

劉天良說，他確實是頗有顧慮，因為他的哥哥是白色恐怖時期遭到國民黨政府槍殺的，而當年也還希望來美之後，還能有機會回去見到父母親。不過即便如此小心，1971年劉天良被推舉擔任洛杉磯台灣同鄉會會長的同一年，劉天良已經無法回台奔母喪。

黃根深回憶說，1966年11、12月時，當時他住在USC附近，和一群台灣留學生同住在一棟出租的公寓，所以那時候就開始和住在那裡的賴文雄認識並來往，賴文雄並在1967年介紹黃根深加入台獨聯盟。黃根深就在組織裡負責編印newsletter「Formosa gram」。

當年台獨聯盟在USC開的會都是密秘舉行的，開會的人包括有賴文雄、蔡同榮、張燦鍙、王秋森、陳松真、黃根深、許和瑞以及那位後來被懷疑是國民黨間諜的人。這一密秘會議一個月開一次會。黃根深編寫台獨聯盟的newsletter「Formosa gram」兩期，這期間，每次的密秘會議，都會遭人打小報告給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結果就有調查人員到黃根深在台灣的家去搜集他的資料。他說，雖然沒有證據，但大家都認為其中的姜XX是抓耙仔，姜當時也是UCLA的學生。黃根深說，後來他就沒再聽到有姓姜的這名留學生的消息。

黃根深說，家人告訴他有關調查局人員到家裡搜集資料的事，黃根深覺悟到已經不能回台灣了。黃根深後來前往愛荷華州立大學念書，期間母親過世，他也無法回台奔母喪。雖然經歷過這麼多的波折，黃根深這五十年來仍然是台獨聯盟的成員。

李木通回憶說，1967年，蔡同榮邀他加入台獨聯盟。黃根深所提到的那些人他也都熟稔，也常常和這一群人做伙。

李木通說，這一些人裡面，姜XX和他頗為親近，因為當時都住在UCLA 的同一棟公寓，所以常有往來。李木通說，他當時也很天真，對姜沒任何疑慮；但後來有人警告李木通說，這個人要注意，李木通在驚訝之餘，回想和這個人交往的過程、互動以及和姜xx的太太的交談等等，才發覺事有事有蹊蹺。姜的太太常常告訴李木通說她沒有安全感。姜也常常在和李木通談話時接到來電，就跑到遠遠的地方小聲講電話。這個人和國民黨政府的領事館人員很熟，而且是「萬年學生」，總是念不畢業。他還聲稱在一家待遇很好的美國輪椅公司工作，收入優渥，但是卻沒看見他有上班的跡象。李木通說，國民黨給錢當然優渥啦！

李木通覺得很不可思議，因為姜xx是賴文雄、蔡同榮等人相當信任的核心人物之一，也因此之故，李木通離開聯盟，不再參加台獨聯盟的活動。

李木通說，二十幾年前，一位朋友因為要籌組開設銀行，聽說股東裡面就有姜xx這個人；再過不久，就聽聞他已經過世了。

黃根深也回憶說，當年的台灣留學生都窮得很，也很節儉，不過姜xx卻很有錢，確實也令人感覺特別不同。黃根深說，他在編newsletter期間，也曾向賴文雄提過可能有內鬼，可是當時賴文雄也不知道如何處理。

李木通也說，這件事對他個人及家人也造成很大的衝擊。當時他的弟弟服兵役，常無故被叫去出操，並要他說明他的哥哥在做些甚麼事。李木通回台簽證也一直被拒絕，一直到1983年，李木通的祖母過世，李木通再去申請簽證，只獲得一次回台簽證。後來再要去申請簽證，當時的洛杉磯經文處副處長(或秘書?)令狐榮達告訴李木通說︰「上次已經讓你回去了啊！」意思是已經給了極大的恩賜似的。

黃根深說，1971年他離開洛杉磯前往愛荷華大學念書，在學校裡就有人傳言「不可和黃根深這個人來往，因為這個人是台獨」。黃根深說，他在愛荷華是初來乍到的人，怎麼就有人知道他是台獨？顯然國民黨的抓耙仔情報是互通的。黃根深說，那時候台灣留學生被打小報告的事例太多「太流行了」。李木通說，當然，因為那時候的職業學生很多！

1970年彭明敏教授逃出台灣，1971年曾來過洛杉磯(註︰1971年2月 18、19 日，彭明敏來洛杉磯參加加州理工學院附設青年會舉行的「中國問題學術討論會」發表演說—「臺灣及其未來」 陳儀深「彭明敏與海外臺獨運動」)，那是彭明敏逃亡後首度在洛杉磯公開露面。

李木通和劉天良都說，在USC為彭明敏教授舉辦的歡迎會在晚上，聚會地點相當神秘，他們都是到了會場附近，才有人指示並引導到會場。李木通回憶說，彭教授和大家見面時說，台灣人要強一點，我們的勢如果壓過國民黨，這樣台灣就能獨立。歲月如梭，到現在已經都快五十年了。

劉天良說，他在UCLA念商學院，院長Neil Jacoby 曾是艾森豪總統經濟顧問之一，他和台灣有很特別的淵源。因為台灣的國民學校義務教育，從六年延長為九年，其實是這位院長當年協助擘劃的。國民黨大言不慚說是他們的德政，實際上都是接受美援並聽美國這邊的指揮在實施的，Jacoby在他的著作裡也曾提及。

劉天良說，1967年在商學院念書時，就曾經邀請Neil Jacoby 向台灣同學們演講。演講那天晚上，張燦鍙還特地從Pasadena趕到UCLA來聽他的演說。不過，演講會上也有聽眾當場質問Neil Jacoby 為何支持蔣介石政權。

至於職業學生的問題，劉天良說，那實在是非常丟臉的事。劉天良在台灣是念成大外文系，來UCLA 念書時轉念商學院，所以頭一科要補修的就是經濟學，那時候他班上有一位台大經濟學碩士的外省人留學生，因為UCLA也要他補修經濟學。第一次期中考後，韓裔的助教說，「你這位台大經濟碩士怎麼念得比他這個非本科系的人還差？」

劉天良說，那個時候有不少藉著各種管道進入大學的特權學生，一旦出來美國，原形就畢露了，這實在是台灣教育系統的大弊端。

劉天良說，1965年，剛好美國阿肯色州參議員傅爾布萊德（James William Fulbright，1905年4月9日－1995年2月9日）來UCLA ，劉天良還特地跑到商學院旁邊的公共電話亭，打了通電話給這位參議員，向他控訴蔣介石在台灣的獨裁惡行，那是來美國留學頭一年就鼓起勇氣和美國參議員通電話的寶貴經歷。

Source from : a portion of a video interview in Taiwan Daily by Dr. Tom Lee and written by Mr. Freeman Huang

Posted in 08/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