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福教授　美台40年教學研究及主持會議之經驗

作者李正福

1962年學士班、1965年碩士班畢業系友，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之經濟博士

現任現任美國羅格斯大學講座教授、數量財務及會計評論主編、

亞太金融市場及政策評論主編、財團法人亞太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我於1952年從桃園大園鄉埔心國小畢業後，考上建國中學初中部，並於1955年直升高中。1958年在聯考不分組的情況下考上臺大經濟系。除了修經濟系的課外，只要是商學系會計組所開的課我都修了，也選修了統計課程，因此我的會計及統計之訓練比一般學生好，這也造就了我日後研究財務學門良好的條件。

四年的大學生涯裡，同學們常一起打球，郊遊及旅行。陽明山、日月潭、石門水庫、橫貫公路、野柳都有我們的足跡。雖然大學時為了籌措一部份學費，而課外打工，生活過得清苦，但也相當快樂。1961年我當臺大法學院第四宿舍的伙食總幹事，吳榮義同學則是第十六宿舍的伙食總幹事。當時住宿舍每天的伙食費為新台幣6元，也許是年輕氣盛的關係，我倆竟不知天高地厚的去查管理伙食教官的帳。結果發現教官貪污，在當時的環境下，可說是以下犯上，膽大包天。但在校長主張學術自由、開放的政策下，教官賠了新台幣伍仟多元。我和吳榮義同學也因此事在法學院學生中聲名大噪。現在回想起，我們真是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啊!在臺大經濟系時，對我影響較深的教授有:張果為、施建生、李登輝及朱國璋等教授。

在臺大教育的磨練，百味雜陳，酸甜苦辣盡嘗。然而，也由於臺大的嚴格訓練，不但我的思考能力增進了許多，更奠定了我研究的基礎。大學畢業後，我在台南當了一年預官，退伍後很幸運能考上臺大經濟研究所及中國銀行（中國商銀前身）。在銀行工作很忙，故研究所在半工半讀下終於於1965年取得碩士學位。1968年，我29歲時決心到美國當老學生。在美期間不論當學生及教書皆很順利，不到3年就拿到紐約洲立大學水牛城分校之經濟博士，且很幸運的能在畢業5年內升至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之正教授，並在9年內得到講座教授的榮銜。1988年我被羅格斯大學延聘到新布朗校總區設立財務金融學系，並擔任了6年的系主任。我認為寫論文要有「上窮碧落下黃泉，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且能苦中求樂，進而達到「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回顧在美的教書生涯中，過得還算不錯，到處講學及開會，雖然很忙但卻很有趣及有意義。

40載作育英才教學相長

在喬治亞大學3年中，除了努力做研究外，也很認真地教學生。我教書是以東西合璧的方式進行，從我自己的學生生活及參與子女家長會中體會到，東方的教育較著重於「死記」而西方的教育則重視「瞭解」。在1973年我教初級財務管理課時，有位常吃中國炒麵的學生在課堂中問我：什麼是財務學?當時我靈機一動便以「財務學是種中國炒麵式的學問」回答他；財務學是由會計、經濟、統計、數學及電腦等不同的學問綜合而成，這些學問個別代表炒麵所用的麵條、豬肉、醬油、鹽等等，學生認為這是個有趣的比喻。這種想法對我日後的教育及研究有莫大的幫助。我認為教學生熱心誠懇最重要，同時要具備老師也有機會從學生那裡學到東西的觀念。

在伊利諾大學(1976-1988)的12年中，我很榮幸擔任了10年(1979-1988)的博士班主任。從博士課程的修訂開始到實際開課教財務系、會計及經濟系，指導出很多成績優良的學生。現在的他們在學術界都有很好的表現。為了教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我運用理論與實務並重的方法，去教導他們。從第一課開始，就要他們開始寫文章，以便培養他們的英文寫作能力及研究能力。

除了教博士生外，我也儘量在大學生及碩士生的訓練上出力。在依大的12年中，利用我經濟、會計和統計的綜合背景，我建議大學部及碩士班的財務課程要儘量引入會計與統計的教材。並主張以研究專案（Project）增進學生分析與寫作的能力。我教大學部及碩士班的課，常用東方的教學方式去督導學生，不論是美國學生或外國學生皆一視同仁。我認為教不同的學生要用不同的方式，這樣才能達到有教無類、因才施教的境界。

管理科學乃是介於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學門，理論與實務必須互相配合不可偏廢。所以，我自1976年到伊利諾大學教書後，即要求大學部及碩士班的學生，針對公司的實際資料進行分析並撰提報告。從寫報告中，學生除了可以增強寫作能力外，還可學到數量分析，並擁有應用財務理論以分析公司實際財務管理情況之能力。這樣的方法，讓我從教導學生知識中，也能由學生那裏學到約30%之知識。

在訓練博士生時，我必要求他們先讀學者發表的論文，接著寫一個論題的綜合結果及評論，再嘗試用新的理論、方法或資料撰寫有創意的論文。我鼓勵博士生，從第一年開始就要著手思考博士論文的題目。這樣一來，才能上課及論文齊頭並進，不但使學習更具挑戰性，也可縮短唸博士的時間。「一邊修課；一邊寫論文」不一定是最有趣的，但卻是最有效的辦法。從訓練學士、碩士及博士學生中，我體會到先天的聰明才智固然很重要，但後天的努力卻可彌補先天之不足。所謂：「石頭放在水中久了，自然會長青苔」。常常在各方面挑戰學生之思考，也會使學生更長進、更聰明。

西方著重理解的教育方式，只適合於天資聰穎的學生；東方著重記憶的方式，則適用於資質較為平庸的學生。從我的教學經驗中，我認為如果能將理解與記憶做適當的搭配，則可因材施教。西方的行為科學可分為具強迫性的「X理論」，具鼓勵性之「Y理論」及折衷的「Z理論」。我認為這些理論與中國古代之「性惡論」、「性善論」及「中庸之道」之主張，不謀而合。據我多年教學經驗，對先天聰明的學生用「Y理論」比較有效，一般學生可考慮採用「X理論」或「Z理論」。旅美多年後，我認為這是最合適的中西合璧教學方法與教育哲學。40年的教學生涯中，培養博士生約100多位，其中在台灣擔任教授約有18位。

身在異鄉心繫台灣

自1988年起，在羅格斯大學充分的財務資源提供下，我才能夠在教學研究，創設重要期刊及國際會議上有更大的發揮空間。自1994年開始，我希望對台灣及亞太之金融市場與政策做進一步研究及提出建議，尤其是台灣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做出更多的貢獻。這20多年來，以我現在主辦的會議、主編的期刊及由我擔任董事長的基金會為基礎，在台灣、美國及中國提出財經政策之建言。目前我主編二本季刊及三本年刊，並主持在美之「財務及會計會議」，以及「亞太之財務、會計及管理會議」。

1994年應李登輝總統、梁國樹、彭淮南及薛琦等人的邀請，我回台參與發展台北城區域金融中心籌劃之工作，並於1998年成立了「財團法人亞太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以(1)每年5月底或6月初在台灣舉辦財經政策會議(2)出版亞太金融市場及政策評論季刊(3)舉辦國際性亞太財務會計及管理會議等為主要業務。2002年應交通大學張俊彥校長之邀請，至交大設立財務金融研究所並籌辦交大國際財務金融會議。在台舉辦政策及學術會議期間，承蒙銀行各界及財經相關單位傾力協助，皆能圓滿順利完成。

自1973年起，我在美、台兩地40多年來的學術生涯中，所投入之心力記錄綜觀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