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前町九十番地

張超英  陳柔縉

自序 ◎張超英

「宮前町九十番地」是我老家舊址，即現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台灣水泥公司的對面，佔地一千多坪。這個地址在台灣近代史上有兩個特殊意義。

日據時代，我父親張月澄(又名張秀哲)以象徵性的一圓日幣租給中華民國駐臺領事館，他的本意是「能讓自家屋頂上飄著中華民國國旗」，不亦樂乎。當時台灣人在 日本統治下是二等國民，滿腹的壓抑，能看到「祖國」的國旗在自家飄揚，不免也是 一種紆解。

祖父當時是台灣煤礦界的資產家，雖然表面親日，但私底下也不反對父親的決 定。為了提供這棟自宅，祖父特地在同址後院加蓋一棟一模一樣的洋樓，我們一家人 就從前院搬到後院。

家父學生時代(一九二〇年代)靠著在台灣的祖父無限制的經濟支援，致力於反日運動，在廣州組織「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並出版「台灣先鋒」，鼓吹中國革命 「勿忘台灣」。這一群台灣學生夢想著藉由中國革命成功來解救台灣人民脫離日本統 治，現在看來真是「頭殼壞掉了」。更諷刺的是，二二八事件後不久，家父也與一般台灣知識份子一樣遭受國民黨逮捕，在死刑前獲救，夢碎也心碎。

二次大戰後，國共鬥爭，蔣介石節節敗退，他手下的情報首腦毛人鳳奉命先來台灣佈署，毛人鳳的落腳地也是我家。這次，屋頂上不是飄著國旗’而是架設各式各樣的無線電天線，院子裡更擺著準備隨時給蔣介石使用的三部美國產的豪華大轎車，一 字排開，頗為壯觀。

我的母親甘寶釵是彰化名紳甘得中的長女，彰化女中第一屆畢業，也是當時女孩 子到日本留學的先鋒之一 ,就讀於至今仍享有盛名的日本女子大學。在一九二〇年 代，她因深受日本西化的影響，自由、平等、人權的理念深植心中，主張女子剪髮， 投入社會服務。剛好父親也在報上呼籲提高婦女人權，兩人有相同的革命理念，相互 傾慕，而結成連理。

生為他們的獨子，體內或許也流著相同的熱血，一心所想，就是本於自由、民 主、人權，要提高台灣人的尊嚴與地位。在我人生歷程中，經過了曰治時代、威權時 代、李登輝時代以及現在的本土時代。在各階段中，為了反對不自由、不民主、不公 義而迸發出不同的火花，也為了執著於這個理念，在我人生各階段，有人說我是「漢 奸」，也有人說我是「台奸」，有人把我歸為「宋派」，更有人指我是「只會花大錢的公子哥兒」，對這些指稱，我總是一笑置之，從不放在心上。

記得二〇〇〇年那次選舉前，我公開發表「同時支持李登輝與宋楚瑜，對我來說 並不矛盾」，引起很大議論。其實，我的信念只有一個，凡是為自由、民主、公義理念而奮鬥的人，我都會無條件支持。可惜二〇〇〇年以後，兩人都偏離了這個理念，使 我無法接受。

回顧參與國內國外大大小小事件，不計其數，引以為傲的是我始終沒有參加國民 黨。在公務員三十一年生涯中-始終以超然的態度，努力做自己認為「對」的事，追求符合自由、民主和公義的事。一九五八年進入新聞局，一九六二年升任國際處第三 科科長，到一九九八年退休時任駐日代表處顧問兼新聞組組長，三十年從科長到組 長，職階相差無幾。也許我的名字使我太超然，從來不計較地位和金錢。生命中只堅 持一個原則：那就是爭取台灣人的民主、自由和尊嚴，而這個職場正提供了我這個舞 台，讓我很是感念上天的恩寵。也許在一般人眼中，我太「天真荒唐」，就如我父親早 年參加中國革命的「天真荒唐」。

如果能藉著我對往事的回憶而激發讀者少一點功利主義，多一點超然客觀，少一 點藍綠色彩，多一點回饋社會的熱忱，將是我最大的榮幸。

這本書得以完成面世，我要感謝柔縉，她不但文筆流暢，記憶力更是驚人。她在 考證與整理上，花了好大精力與時間，彌補了我的粗枝大葉，當初能請得到她執筆， 實在幸運，在此特別致上萬分的感謝。同時也感謝蕭秀琴、鄭宇斌及時報出版公司的 李濰美小姐，費心討論書該如何呈現，並在大堆照片中費功夫篩選、編排。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內人千鶴，由於她一路參與、犧牲與支持，我們才能共創本 書的片片段段。我們既是夫妻，更是同志。這本書也將是我們夫婦留給家瑜、得瑜、 致瑜三個孩子的禮物，希望他們能體會我們對台灣的愛，瞭解我們曾經走過的路。

 

執筆者簡介

陳柔縉

台灣雲林縣生

台灣大學法律系司法組畢業(1986)

曾任聯合報政治組記者、新新聞周刊資深記者

現為專欄作家

著有：

《私房政治-二十五位政治名人的政壇秘聞》(1993)

《總統是我家親戚》(1994)

《總統的親戚》(1999)

《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2005)

獲聯合報非文學類十大好書

新聞局最佳人文圖書金鼎獎

 

Posted in 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