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出台灣文化之夢
作者:林衡哲
去年十一月返回闊別十七年的祖國——台灣，發現很多讀者還記得新潮文庫時代的林衡哲，但卻很少有人知道我在異鄕的美國主編台灣文庫的出版，而在海外熱心台灣同鄕之間，發現不少人都知道我在負責台灣文庫的出書，但卻很少有人知道我曾在廿年前主編過新潮文庫，十八年前與詩人楊牧主編過新潮叢書。我的本行雖是醫生，但是二十多年來卻與出版事業結了不解之緣，在出國之前創辦新潮文庫時代，我因深受羅素、史懷哲、卡薩爾斯與愛因斯坦的影響，我覺得做中國人都太渺小了，想向上面四位傑出人物看齊，而希望做世界公民，離開故鄕來到美國之後，才發現祇有MENTAL RETARDED的人，才有可能變成世界公民，他們祇要有吃有穿，住在那一個國家都一樣，而我們一般人是離不開自己的民族與文化傳統。
在出國之前，我祇知道有西洋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存在，那時的我可以說是台灣文化的文盲，根本不知道有多彩多姿的台灣文化的存在。在政治上我也是後知後覺者，認爲台灣祇有國民黨反攻大陸或共匪渡海過來征服國民黨二條路可走，但是出國之後第一次參加紐約台灣同鄕會，聽完了五位台灣博士的演講後，才發現台灣最好的出路是台灣人民自己當家做主。今年五月到大陸遊覽後，更堅定了這個看法，台灣人民一定要創造自己的新文化與新而獨立的國家，這樣才能使古老的中國獲得前進的指標，才不會永遠比別人落後。
我從靑年時代就堅信有第一流文化的民族，才能創建第一流的國度，這是我翻譯羅素的著作並創辦新潮文庫的主要原因，這套文庫把近代西方重要思潮及第一流文學家的作品介紹給台灣讀書界，二十年來對台灣人思想的現代化，無疑有一定的貢獻。目前中國大陸最大的問題便是思想上的落伍，要治療他們的思想貧血症，無疑新潮文庫將是很有效的特效藥。
從初中時代開始我就熟讀梁啓超、胡適、林語堂的作品，加上國民黨十二年的所謂「中國文化」敎育，在台灣時，使我祇見到中國之林而沒有見到台灣之樹，出國之後，雖然政治意識覺醒得很快，但文化上仍然是大中國主義者，那時我的文友中除了謝里法外，幾乎全是中國作家，於是我與東海時代的文友楊牧共同主編二十四本新潮叢書，主要是把海外第一流的華裔作家介紹給台灣文壇，其中最大的收穫便是出版了陳芳明的處女作：「鏡子與影子」，他出國之後，我們變成了無話不談的知己之友，我很感謝他爲此書寫了一篇感人的序，並把他自己多年來思想上的心路歷程做了交代。
我剛出國時，正像目前國內的知識份子一樣，熱衷於閱讀大陸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魯迅、老舍、巴金、沈從文等中國作家的作品都是在那時讀的，除了魯迅的作品外，其他中國作家的作品，並沒有我想像中那麼了不起。到了一九七〇年左右我才接觸到吳濁流的無花果，我才首次瞭解二二八事件的前因後果，我的文化上的台灣意識經過「無花果」與「自由的滋味」的洗禮後，終於萌芽了，事實上在一九七五年我與楊牧結束了新潮叢書的編務時，我也吿別了我的文化上底中國意識。不久我看到了張良澤編出的那些三十年代台灣作家的全集之後，才知道台灣三十年代作家的水準，絕不下於中國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一九七五年鄕土文學論戰的來臨，更使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台灣文學的硏究，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更是一件震撼人心的大事，看到那些同輩的理想主義者與民主鬥士個個都入獄，即使是深受羅素、甘地、史懷哲這些和平主義大師影響的我，甘迺迪所謂：「當民主讓人絕望之時，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就是我當時心情的寫照，那時陳芳明正主編「美麗島週刊」，爲了拔筆相助，我寫了六、七篇政論文章，這次編選此文集，才發現這些文章都過時而不能用，才覺悟「政治是短暫的，文化才是永恆的」，因此將來除非有歷史性的大事件，以我有限的精力，將以文化爲重心，不再寫即興的政論文章。
傳記文學可以說是我在文學上的初戀情人，我從初中時代開始便嗜讀傳記文學，此書七篇台灣人物誌是我用力最深、感情放得最多的文章。蔣渭水與賴和是我的母校台大醫學院所產生的最偉大的校友，台灣社會之所以有敬重醫生的傳統，就是因爲有蔣渭水、賴和、吳新榮這些具有知識份子良心的醫生底存在，可惜在台大醫學院的朋友中，卻很少有人知道這些先輩的偉大事蹟，希望透過我的筆，他們的歷史生命能重新復活在我們這些後輩的心靈中。我來美國後曾聽過三百場以上的音樂會，幾乎聽過所有西方音樂大師的重要作品，但卻不知道我們台灣人也有一位世界級的音樂大師江文也，對江文也的音樂頗有相見恨晚之感，六年前我與張己任分工合作，我負責「江文也的生平與作品」的出版，他負責江文也樂譜的出版，五年前我創辦台灣文庫，第一件事便是出版「江文也的生平與作品」，二個月前到北京一遊，很榮幸地見到了江文也夫人吳韻眞女士和他的女兒，雖是初次見面，卻有如見知己之感，我鼓勵江夫人早日寫出江文也的傳記，並讓江先生的樂譜早日出土。一九八二年楊逵來洛杉磯時，我曾爲他舉辦「送報伕」五十週年紀念講座，他的來臨促成了台灣文學硏究會的成立，並使洛杉磯成爲海外台灣人的文化運動中心。郭雨新是我的伯父，我去年返台的最大心願之一，便是把他女兒郭惠娜與我主編的「郭雨新紀念文集」帶到他陽明山的墓園，呈獻給他，雖然晚年他在海外備受爭議，但在島內他是黨外衆望所歸的大家長，現在已經很難找到像他這樣心胸開闊、沒有敵人、充滿愛心的黨外領導人物。林義雄與朱文光是四十年來，台灣所產生的最令人敬重的民主烈士，像貝多芬一樣，林義雄並沒有被命運的悲劇所擊倒，在遊學哈佛、劍橋之後，他的世界觀與視野更爲廣闊，目前他已經變成了甘地式的人物，一位充滿政治良心而毫無政治野心的人，我們期待他早日東山再起，引領台灣人民走向眞正的民主之路。湖南的朱文光是戰後第一位爲民主而殉道的大陸籍台灣人，我不但敬佩他先知先覺的智慧：「他認爲台灣應該像羅德西亞一樣地走上當家做主之路，即使中共來侵犯，也要奮戰到獨立爲主」，更佩服他的勇氣，如果我們祖先都有朱文光的卓見，台灣早就變成了東方的美國，而不會像目前一樣變成了東方的孤兒，傳記家史特拉屈最大的本領是使小人物復活，可惜我沒有史氏的文筆，否則朱文光的偉大奉獻精神，就會永垂靑史。
我二十多年來最重要的工作，便是介紹好書給島內外的讀者，新潮文庫時代，是介紹世界名著給島內的讀者，目前台灣文庫時代是介紹台灣名著給海外讀者，鋼琴家魯賓斯坦說他祇演奏會讓他內心感動的作品，我因醫務太忙，因此我只爲那些會感動我內心的書寫序，而台灣文庫也祇出版會動人心弦與歷史價値的書。從「無花果」「瓦解的華廈帝國」這些書的序，島內讀者將會瞭解，我從西洋文化的介紹者變成台灣文化的奉獻者底心路歷程；從「羅素傳」「傳記文學精選集」「廿世紀代表性人物」這些書的序，讓海外讀者瞭解我的思想淵源，一個熱愛台灣文化的人也同時可以熱愛西方文化，兩者是沒有衝突的。亡友翁廣安兄的大作「癌症與我」，是一部用血淚寫成的感人之作，我也是含淚爲此書寫序，目前此書已在海峽兩岸先後出版，是一部獻給癌症病人的最佳禮物。李喬的「寒夜三部曲」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猶如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所以我才特別介紹這部台灣大河小說的經典巨著，台灣文學的獨立性，可以由此書得到證明。
我在大學時代因演話劇扮演過詩人的角色，同學們常以「詩人」稱我，事實上我祇寫過一首詩：「我有一個夢」，此詩的靈感，來自黑人民權運動領導者金恩博士，他爲實現全體黑人的夢想，而奉獻他的生命，高雄事件發生後不久，我完成此詩，一九八四年周淸玉曾在美南夏令營朗誦這首詩，據說有不少人因感動而落淚，我想這是周淸玉爲民主而奉獻的精神感動他們而不是我的詩。事實上我這首詩不僅是我個人的夢想，也是我們這一代所有台灣人的夢想，當這些夢想落實到台灣的大地時，那就是台灣變成東方瑞士的時刻。南加州台灣人三千人音樂會，是海外台灣人文化運動的里程碑，內容深刻感人，因此特別重拾舊筆爲她們寫樂評，並希望這個傳統能繼續下去。從初中時代，第一次在宜蘭，聽到貝多芬的第四交響曲唱片欣賞之後，音樂變成了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份，當國民黨製造的高雄事件、林家血案、陳文成案時，我的心情常常陷入地獄的深淵，但另一方面聆賞林昭亮、陳慕融、陳泰成、陳佳琳這些優秀的台灣子弟，在美國樂壇上做精彩的演出時，我的心情往往被提昇到天堂的境界，我把這些美感的經驗記錄下來，與讀者分享人生中美好的一面，林昭亮是台灣人有史以來在國際樂壇上，最具聲譽者，希望將來有一天我有機會爲他寫出一本傳記。
我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除了醫生的處方以外，我的專長是開理想主義的處方，但是我並不是自己有能力實現理想的人，最明顯的例子是我花了三個月時間，寫出「創立台美公民協會的重要性」一文，我提出了創立「台美公民協會」的理想，但是眞正推動實現這個理想的卻是吳澧培先生。去年返台，發現目前台灣最大的問題，是文化失調而造成的人心腐敗的問題，會晤李登輝先生時，他也表示他很關心這個問題，我們向他建議台灣應該創造新文化時，他也頗表贊同，吿別時我把我的「現代化國家的十項文化建設」一文交給他參考，如果他能實現我這些文化建設的理想，相信他在台灣史上的地位，會遠遠地超越過蔣經國，而成爲台灣文化史上的不朽人物，我們都期待他能像西班牙的卡洛王子一樣地，引領台灣人民走向眞正民主與自由的世紀。
最近到中國大陸遊覽，並沒有改變我對「台灣問題」的看法，爲了海峽兩岸子子孫孫的幸福，最好暫時不談統一或獨立，雙方簽定一百年的和平互不侵犯條約，台灣幫助中國現代化，而中國也幫忙台灣恢復國際人格，成立華人共同市場，彼此成爲和平共存的兄弟之邦，這是我寫「台灣之問題」一文時所懷抱的最大夢想。張良澤成立台灣文化館的夢想，也是我個人的夢想，希望我們在有生之年能把此夢想實現。
此書的出版，必須特別感謝台灣出版社的股東同仁，及所有台灣文庫的推銷者與讀者，沒有他們的努力此書是不可能出版的，爲了奉獻於台灣人的文化事業，我在五年前無法爲父親返台奔喪，我在此也順便把此書獻給父親在天之靈。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二日于南加州爾灣
Posted in 201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