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語七十年－日、漢、英語無法取代的福佬話

作者:王泰澤

一、前言

從我三歲會說整句福佬話 ﹙福台語﹚ 那年算起，至今已有七十餘年。

我一九三九年日據時代，出生於台灣南部的東港郡萬丹庄，就是現在的屏東縣萬丹鄉。直到一九五七年，唸完高中，我都生活在這個鄉村裡，每天感受父母親的慈愛，過著非常幸福的生活。住家在萬丹街的中段，街道向南，經過三、四十戶店舖，就是萬丹國民學校。學校正對面有一座媽祖廟，名萬惠宮，約有二百五十年的歷史。廟寺右旁近鄰是基督教長老教堂。學校、媽祖廟、教堂中間有一棵大榕樹，濃蔭蔽天，是鄉民歇腳閒聊的地方。樹下圍繞著零食賣攤，最難忘的是，小學放學在榕樹下享受清涼可口的楊桃、鳳梨、牛奶刨冰。很可惜，古老的大榕樹好幾年前被連根鏟除，如今周圍景觀完全變了樣。

萬丹這個小鄉村，住的全是福佬人。當時民間，向天后祖燒香唸經，向耶穌基督祈神禱告,全用福佬話（通稱台語，該用福台語）。在鄉公所、派出所、農會、合作社、菜市場，也都用福佬話辦公、交易。所以，福佬話是我從幼年開始，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學得的母語。

二、小學

二次大戰末期，聽母親說，美國空軍轟炸萬丹，媽祖踩雲，用衣衫攔截炸彈，衣衫破了，萬丹人要捐款，替媽祖縫製新衣。小時候，雖然不太懂事，但是我知道，我從來未曾相信過這樣的神怪故事。讀小學後，每逢酬神娛己的節慶，我都興沖沖的到媽祖廟前廣場，看人搭棚演戲。常演的是歌仔戲和布袋戲，戲台上七彩奪目，鑼鼓喧天。雖然對劇情似懂非懂，在人群中光湊熱鬧，也甚高興。

其他，每次隨人群看戲，我學了不少戲中「漢字台讀」的成語，諸如︰風調雨順、遊償百花、飛簷走壁、騰雲駕霧、啟奏萬歲、剿家滅族、寡人龍心大喜、過五關斬六將等等。小小年紀，每次開口說這些口熟能詳的「大人話」，頗覺神氣。

當時二次大戰剛結束，民間「漢學仔」教學風氣轉盛。漢字台讀啟蒙教材中，有很多充滿情趣的文句，例如「草地上有牛羊，牛羊同吃草…」「人有二手，一手五指，兩手十指，指有節，能屈伸…」「喔、喔、喔，雄雞啼…」「早晨起身，有三件要事…」等等。雖然學習的總共時間只不過一、二個月，這些文句，卻留給我不可磨滅的記憶。此刻回想，當時幸有家父孜孜教誨，否則說不定我就不會有今天對「漢字台讀」的認識與興趣。

經過一段短暫的日、漢交替過渡時期，剛從大陸敗退來台的國民政府，就開始在各級學校強制實施「國語政策」，正式教授今日的「台灣國語」﹙即中台語﹚。從此，「中國語」的國語，在台灣取代了「日本語」的國語。那時，村裡父母輩中，讀過書的人，都只認得「中國語」中的一些漢字，讀不出中國語音；而大多鄉間小學老師，因為才開始新的一種語言，師資難免還不理想。因此，我唸小學的時候，腦子裡沒有「國語」的中國字句語音，對造句、作文的課業，常感覺惶恐不安。

三、中學

當時，我家裡沒有人信基督教，宗教的信仰，只隨著世俗過年過節，燒香拜拜。教堂裡雖然歐進安牧師每星期日都在傳道，我並不曾躬逢其盛 ﹙否則，說不定今天對西洋歷史的一般常識，就不會這麼差勁﹚。回想童年，我對黑皮紅邊厚厚一本聖經的內容，一無所知，看到聖經裡的「豆菜牙仔」﹙羅馬拼音，俗稱白話字﹚，只能聯想到村裡頑童的「ABC，上帝偷紐豬…」這種不禮貌的童語。

真正把 ABC 當作文字學習，是進了屏東中學初一才開始的。英文初級課本用的是林語堂的《開明英語讀本》，採用 Jones 的國際音標發音。上課以後不多時，我就覺察到，自己英語學習環境相當複雜。這個「遭遇」至今記憶猶新。譬如說，book這一個簡單的單字，就有三種不一致的發音︰父親的日本 ﹙東京大成、慶應﹚，母親的台灣 ﹙台北第三高女﹚，和學校老師的中國 ﹙不知她的學歷﹚。這三種腔調常使我無法適從。為著自修的需要，我只好從國際音標下工夫，有幸奠定了用英文字母拼讀語音的基礎。

中學六年中，學校裡有不少客家人，從內埔、長治、麟洛等地方來讀書。他們平時交談都講客家話。我和他們交往頗好，本有很好的環境可多學一種語言，可是當時我年小貪玩，尚無強烈的學習慾望，以致於白白失去了機會，十分可惜。

四、大學

中學畢業後，保送台大，我離開萬丹到台灣大學讀化學。初上台北，寄宿在武昌街林家。住處坐落台北戲院右鄰，每到傍晚，電影街上車水馬龍。從大廈四樓鳥瞰人群，很多三輪車穿梭在人群中，熱鬧非常。

林家原籍景美，林永生老先生大公子林慶亭先生是男主人。女主人林高淑英女士出身萬華，是家母「台北第三高女」中學時代的好朋友，我多受照顧。我早就知道台北人講話「一個腔」，「下港人」﹙即南部人﹚常常聽不習慣。一年半中，我身歷其境，聽夠了萬華泉州系腔調，常覺得新奇有趣。只是幼時在鄉村庭園裡的「甘仔蜜」﹙蕃茄﹚ 在繁雜的台北菜市場中，居然被叫做「臭柿仔」，至今每次想起，心中仍然憤憤不平。

台灣大學學生來自全國各地，外省籍的同學在比例上，比中學高，所以平時大家用台灣國語交談的機會，增加了許多。剛從南部來時，沒有用國語會話的習慣，有時確實覺得很礙口。其實，當時所有的學生，半斤八兩，講台灣國語都有腔調，浙江、湖南、四川…口音很重，而台灣本地的學生，從小學，照著注音符號ㄅㄆㄇㄈ學國語，反而比較清楚；不清楚的部分，常只是台灣話和中國話的表意句法不同而已。

文字方面，漢字是中學的延續，毫無困難，可是英文卻成了問題。台大理工科系用的全是英文原文書 ﹙海盜版﹚，化學，物理，微積分等，必須閱讀英文，當然比閱讀漢文不容易。頭一年，有很多英文新字要查字典，浪費了不少研討正題的時間。

在台北的六年中，過的主要是大學生活；福佬話在學校裡，不知不覺中，變成了次要語言。

五、出國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我離開台灣，經日本東京，來美國留學。當時就讀早稻田大學的林家長子林克忠兄，導遊不少地方。停留了九天後，搭乘日航赴美。途中，飛機因颱風而改航南下，意外得了一個難逢的機會，在南太平洋中的威克小島 ﹙Wake Island﹚ 停留了一個晚上。次晨黎明，延小徑步行到海邊觀日出，遙望鵝黃盡處，水天一色，乘興逗留多時，曦浴風滌，洗盡了十天來的滿身疲勞。是日，起飛後，在夏威夷入境，檢查隨身攜帶的X-光胸部照片，證明未患肺病。在機場小歇一個半鐘頭，窺見「鑽石角」。續航，深夜三更才抵達美國洛杉磯。在機上俯視洛城，夜間一片寂靜，街道阡陌縱橫，珠光點點，閃爍皓潔，疑是仙境。人地生疏，幸有台大同班系友蔣炯，披星戴月，開車前來機場迎接，感恩不盡。蔣炯一家原籍上海，學成囘台灣，成家後，患癌症往生，獲悉令我痛惜難過。

這次越洋旅行，全程形單影隻，周圍是十足的陌生環境。每次注意聽機場廣播員報告颱風動向，航程改變，我總是患得患失，心裡不得寧靜。語言方面，至今還很詫異，為甚麼當年在緊張的旅途中，我聽解「日語」比聽解「英語」容易得多。

日語，我只在小學時學了不到三個月。那時是世界二次大戰極末期，在萬丹鄉村的課堂裡，常常一邊害怕美機來襲，一邊低頭乖乖的看書，跟著「先生 ﹙老師﹚」唸「赤い花、白い花…」。以後的十五年，就不再有機會學習日文了。記得大學快畢業那年，想重新學點日文，就動了一個念頭，寫信到「日本大使館」，要了一套日語小學教科書。後來，欣羨日本作家佐佐木邦的幽默，我憑著尚能記憶的日文片假名，辛辛苦苦的讀了將近半本「次男坊」；可惜，我的日文程度確實有不足之處，所以就半途而廢了。如此，我至今所懂得的日本語文，充其量，也只不過是，小時在台灣日語的環境中，耳濡目染的收穫而已。

相反的，學習英文，我就曾經費過苦心。中學六年，花了很多時間，查了很多生字。中學畢業免試保送台大，入學後英文筆試、口試及格，得免修大一英文；而且，大學四年加上研究所 ﹙兼助教﹚ 二年中，又天天看英文書。這樣長久保持優良成績，對英文當然充滿信心，本以為來美後，只要三個月的時間，就可以語文精通，應用自如。不料，這個幻覺，在這次越洋旅途中，完全破滅了。我這時才恍然大悟，原來在台灣，考試、考試、再考試，這種語文訓練，只留給看書的實力。在美國入學上課後，課堂聽講英語的困難，以及平日與美國同學會話比手畫腳的窘態，更證實了我的英文能力還沒到家。

六、研究所

美國德州休斯頓城中的萊斯 ﹙Rice﹚ 大學，頒給我一份一年二千二百美元的獎學金，留學生活安適。台灣來的學生初到時，都不免認為，當時英語說、聽困難，與「德州佬」講話，帶有難能聽懂的「德州腔 Texas Accent」關係很大。但我一直以為，這是人云亦云，沒有確實的憑據。

我的了解是，語文是互通訊息的工具。要通曉一種語文，必需顧全兩面︰一面是文字符號和字音，包括詞彙、句法種種 — 我們靠文字學習一種新語言，大半時間都花在這上面。另一面是語文所指謂的意念，包括一切人物事態。語言的字、音若表達不出意念，就失去其功能。所以，初來美國的時候，講話、作文，辭不達意，原因不只用辭不當，發音不準，更加上意念糢糊不清。其中，「意念糢糊不清」是常被忽略的因素。

身居異鄉，研究所那伶叮度日的三、四年中，難免擔心語言上的徬徨無依，以致於日常生活中，「歡樂」常與「困境」相互交替，時隱時現。

好在萊斯大學的總圖書館，存書無數，設備齊全。我在上課、實驗之餘，一有閒暇，常去圖書館瀏覽書冊；雖然漫無頭緒，但是日子久了，自然也就有些收穫。有一天，看到閱覽桌上一本書，有人讀過後，留放在那裡，書名是《The Art of Loving》，作者是名心理分析家 Erich Fromm。讀了幾頁，看出是寫人類愛心的理論，馬上就引起我的注意。我那天特別感受到的是，作者論述人類愛心，所用的文字簡明易懂。讀了這本書後，我才慢慢了解，原來我一向只在數、理方面的專門書籍上認識英文，感性生活方面的英語，很少接觸，難怪在這新環境中，與美國人相處，談吐間，常常沒有操用母語時所能覺察到的親切感 ﹙也許這是作者在書中，所論及「行為疏遠 alienation」的一種因果吧！﹚ 受了這一本書的影響後，感覺得到，自己生活的感觸與語文的距離，確實縮短了不少。不知出於喜愛，著了迷，或本來就有書癖，從那年 ﹙1965﹚ 起，至 Erich Fromm 辭世，二十年間共買了他所寫的十六本書。他往生後的著作，我也繼續購買。這些書，佔了書架的一角，成了平時打發時間的固定良伴。每次翻閱，總覺得書的內容和我對人生的體會，與日俱增。

語言表達意念的功能，我至此有了深一層的認識。另一方面，字彙和句法的運用，則晚了八年才有一次突破的進步。無獨有偶，在寫作技巧上，我受益最大的一本書，也是偶然得到的。那是一九七三年一個春光明媚的清晨，奉內人之命，下樓到公寓旁的一家 Stop-n-Go 零賣店買牛奶。在店裡偷閒，先瀏覽書架上的雜誌，意外的看到一本相當正經的平裝書，書名是《A New Guide to Better Writing》，作者 Rudolf Flesch 和A.H. Lass。我前後翻閱，心知獲得至寶。原來 Rudolf Flesch 是「口語英文」大師，曾於一九五五年出版《Why Johnny Can’t Read?》一書，轟動學術界。從此以後，我的書架上，就增加了 Rudolf Flesch 著作的六本書。之後好多年，我寫英文文章的時候，常常參考這些書籍，而且文章寫後，常常修改、修改、再修改。這樣的努力，莫不是為著要精練 Flesch 「短字、短句、淺易近人」的寫作技巧，好能充分表達自己的意念；能充分表達意念的簡短文句，往往是多次修訂以後寫成的文句。我從此體會了「寫三頁文字比寫一頁文字還容易」的道理。寫作的鍛鍊是一生一世的事，沒有止境的。

七、美國境內的台語轉機

文前提過，我在台北的六年間，台灣話在不知不覺之中，變成了次要語言。從沒想到，來美國後，台語反而有一個良好的轉機。那是五十多年前，美國各城市校園裡的環境。

一九六Ο年代，是台灣留學熱潮的初期。在德州休城，萊斯 ﹙Rice﹚、休斯頓大學 ﹙University of Houston﹚、和貝勒 ﹙Baylor﹚醫學院的台灣留學生，總共才有二十多人。平時大家見面，沒有人刻意用英文交談，因此，故鄉的台灣話就成了主要語言，連新到的學生也都能「入鄉隨俗」。遇有聚會，譬如中秋佳節，「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時候，獨身男女在皎潔的明月下，輪流唱歌，唱的也僅是台灣歌曲，老歌「望春風」和「望你早歸」最流行。久而久之，有些朋友就覺得他們的台灣話進步了，比在台灣的時候，還說得輪轉通順。我自己倒沒有這種感覺，因為我的台灣話本來就不差。以後在美國五十年間，我住過的城市中，都有台灣人，繼續有機會用台灣話和朋友交談，所處的台語環境，可以說和住在台灣的長輩鄉親們，沒有甚麼兩樣。

從我周圍的朋友廣用台灣話的情形，不難想像得到，美國各地有台灣人的地方，台灣話必定同樣流行。事實就是如此。台灣話接著甚且超越私下閒談的範圍，成了口頭鼓吹台灣意識和獨立建國的工具。在公共場所，操用台灣話最烈的，先是在紐約，芝加哥，和休斯頓等大城市舉辦的「民眾大會」。記得在民眾大會中，有一位藝術家陳錦芳，當時由巴黎到世界各地，提倡台灣意識，及為指控蔣家極權，譜寫了一首台灣史詩，詩歌中追敘四百年來台灣苦悶的歷史，以台灣話朗誦，配上美麗島歷年來不同語言的時代歌曲，時而惋緬徘惻，時而憤慨激昂，氣氛嚴肅，感受至深，至今銘心難忘。後來美國各地每年舉辦的台灣人夏令會中，台語更不斷的顯示了「敦睦鄉誼，喚起共識」的功能。可是，無可諱言的，福佬話僅僅負起了口語的功能，其文字上的功能卻被忽略。海外留學生創辦的雜誌和國內的書刊報紙，一向都還以中文為主；雖然偶而也看過以漢字和教會羅馬字合併寫出的台語文章，但是當時作品的數量，寥如晨星。

多年來台語文字欠缺如此，是台語生存的一個極大危機。幸好，這幾年來確有一個大變動。隨著國內鄉土文學的推展，解除戒嚴以後，政府言論自由尺度被迫放寬，討論台語文字的文章和專著，有如雨後初荀，連帶的也引起了海外《台灣公論報》和《太平洋時報》對台語文字的重視。我因此隨著時潮，在二十五年前開始注意台語文字的枝節，而且陸續從台灣購得了 ﹙或見贈﹚ 林繼雄，洪惟人，鄭良偉，許極燉等熱心學者的著作，同時也買了字典與語彙，加上無數的剪報與論文抽印本。這些書報，我細心研讀，收益至深。七十年來，每天不經思索就可言所欲言的母語－福佬話，竟然到這時，才有機會從書本上追根溯源，並且初次領悟其獨特的語音聲調變化。這個經驗是令我十分驚愕的。特別是福佬話那麼有規則的聲調變化，我每天說話時，都照著這些規則變化聲調，但是以前卻一點也從沒注意到過。

我覺得已經對母語「語音、聲調」的內容有些認知，時間卻已經流失一個甲子！此時，我深覺推行母語是保音運動，而基於白話字聖經的成就，保音運動以教導羅馬拼音字最適合。這條路的最大瓶頸是，台灣缺失語音教學。顧及此，我於是著手書寫，在2004年出版《母語踏腳行:Taiwanese Language: An Acoustical Journey》,也繼續在《台灣文學評論》發表多篇論文，意外獲得主編張良澤教授在2013年東方白牛津文學獎研討會上，說了嘉許的話。我感謝他多年來讓我有機會在他的雜誌上，書寫心得。十年來，我也在台灣做過三十餘次有關台語拼音的演講。最近一次2013年11月在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文化台灣卓越講座，講台灣語音教學之缺失 http://newtalk.tw/blog_cnn_read.php?oid=19454 正式向教育部提出，注音符號ㄅㄆㄇㄈ…… 從三十七個符號減到二十七個，以求和羅馬拼音符號接軌的語音教學方針。

原文〈台語五十年－日、漢、英語無法取代的福佬話〉刊載於美國《台灣公論報》 1991 / 02 / 18。 2014/12/15 追加訂正。

源自王泰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