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金山灣區台灣之音主持人
黃介山先生訪談紀錄
何義麟
2020年3月
臺灣風物第70卷第1期抽印本
149-172頁
目 錄
卷頭語／詹素娟…………………………………………………………. 6
珍貴史料
一份百家姓文件、兩張古文書──解開西拉雅族
Akatuang 家族史的謎／Alak Akatuang 段洪坤………………. 9
論 著
大量觀察──日治時期臺灣的統計調查與人口管理
／林佩欣……………………………………………………………… 15
日治時期臺灣人印刷業的發展──以臺北市為中心
／許芳庭…………………………………………………………….. 53
4 臺灣風物 70 卷 1 期
許子秋任省衛生處長時期的霍亂防治（1962-1970）
／陳世局…………………………………………………………….. 95
口述歷史
舊金山灣區台灣之音主持人黃介山先生訪談紀錄
／何義麟…………………………………………………………… 149
通 訊
活動報導／陳鳳華………………………………………………….. 173
出版消息／杜曉梅………………………………………………….. 181
臺灣風物 69 卷總目錄………………………….. 197
舊金山灣區台灣之音主持人
黃介山先生訪談紀錄
何義麟
訪問／記錄：何義麟
時 間：2016年12月27日 下午13:30～15:00
2017年6月30日 上午10:00～下午13:20
2017年9月07日 上午10:00～下午16:00
2019年8月22日 下午13:30～下午16:40
地 點：美國帕洛奧圖（Palo Atlo）黃介山自宅
受訪者簡介
黃介山先生（1935- ）是舊金山灣區臺灣人社團之主要幹部，在臺灣協志會、臺灣同鄉聯合會等團體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同時也積極參與臺語教會之事務。由他主持的「灣區台灣之音」，推進臺美人聲援臺灣民主化運動，貢獻卓著。因此，口述訪談紀錄之內容，首先將介紹黃介山先生的生平事蹟與灣區臺灣人的社團活動，而後進一步討論高雄事件之後，灣區如何建立起台之音，並請本人說明這個電話錄音傳播站的運作詳情。
1970年代，臺灣黨外運動逐漸興起，並與海外臺灣人社團建立聯繫網絡，舊金山灣區的臺灣人社團當然也不例外。l977年間，紐約的臺灣鄉親採用電話錄音的方式，名為「台灣之音」，宛如電臺一般播報臺灣島內的最新消息，最初目的是聯絡鄉親情誼。然而，隨著臺灣的國際處境日益艱難，島內外聯繫更加緊密，台灣之音很快就成了臺美人聽取島內消息的重要管道。1979年美國與臺灣政府斷交前後，海外臺灣同鄉憂心臺灣前途，各地同鄉會開始「轉播」紐約台灣之音的電話播音，以節省打長途電話收聽的費用。舊金山灣區也不例外，同樣設立這種電話錄音的轉播站，甚至進一步創立自己編輯採訪的「灣區台灣之音」。
從1979年4月1日起到1982年12月底為止，黃介山擔任「灣區台灣之音」的負責人，從撰稿到播音等全部一手包辦，而且完整保存當時的廣播稿。其播音起訖時間，正好涵蓋發生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等，島內政局出現變局的時期。電話錄音的內容，見證了海外臺灣人對島內情勢變化的認知，以及社團與個人所採取的行動。2016年底，筆者透過石清正先生之介紹，得以前去拜訪黃介山先生並進行訪談，同時取得其親手寫下的台灣之音播音紀錄手稿。希望這份訪談紀錄，能夠讓大家更清楚認識舊金山灣區臺灣人的社團，以及灣區台灣之音的播音活動。了解這段時期的變化，也可見證臺灣民主化歷程的轉折。
一、樹林的童年生活與求學經歷
我是1935年（昭和10）在臺北州海山郡鶯歌庄的樹林出世，黃家是樹林的大家族，我祖父黃煙春是地方的名人，在當地最有名的人是黃純青，他算是煙春的叔父。但是，到我父親這一代，我們這一房就沒落了。我爸爸黃元，1930年（昭和5）臺北第二師範學校畢業[1] 之後，開始擔任公學校老師。1934年跟我媽媽結婚，然後連續生了三個小孩。我媽媽不幸在1939年就去世了，我是家中的長子，媽媽去世那年才4歲，隔年我爸爸也過世了。因此，我們家三個小孩，包括我、妹妹妙芬、弟弟介洋三個小孩，都交給阿公、阿嬤來照顧。很不幸地，父親過世後兩年，就是1942年時，我阿公也過世了。所以，實際上我們都是由阿嬤扶養長大。阿公過世後，遺產處理得不好，結果很多財產被侵吞了。還好，我們幾個小孩子都還能繼續上學。日本時代我讀到國民學校四年級，日本就戰敗投降了。但後來，我還持續地進修日文，因此日文程度還算不錯。由於有這項語言能力，對我後來求學與工作很有幫助。
1947年那一年，我從小學畢業，然後升上建國初級中學，1950年轉入我姑丈執教鞭的泰北高中部就讀，1953年畢業。高中畢業後，因為沒考上大學，所以就到臺大農化系擔任雇員，當時雇員雖然只是約聘人員，但薪水待遇非常好。1957年時，我考上法商學院（中興大學）的行政系，並順利在1961年畢業。大學畢業後就去服兵役，擔任預備軍官一年。隔年1962年，我通過教育部的留學考試，同時也拿到入學許可。但是，不知道是甚麼原因，到美國大使館辦手續，都無法拿到赴美的簽證。因此，我就先到雄獅鉛筆公司的外務部上班，負責結匯的業務，當時我的英文程度還算可以，工作也勝任愉快。
因為留美簽證沒辦法順利取得，無法立即出國，所以就決定在1962年先結婚。我太太郭秋薰是南部人，她來到樹林長老教會附設的山地女青年保母班當教學主任，兼教鋼琴。因為這樣，我們才有機會在教會認識。這個保母班是孫理蓮牧師娘[2] 開設的，為山地培養不少人才，對原住民社會貢獻很大。我家原本不是基督教徒，家族裡面只有姑媽是信徒。聽說姑媽在小時候感染了傷寒，受到馬偕的醫治之後，才成為信徒。
我會成為基督徒跟姑媽受洗沒有關聯，我是因為樹林教會就在家的對面，年輕時候就常去教會。而後，又跟著美籍姑娘上Bible study的課程，原本只是想要藉由讀聖經來學英文，但經過一段時日後，很自然地我就受洗變成基督教徒了。後來，我的婚禮就在樹林長老教會舉行，在我出國留學前，我跟我太太已經有兩個小孩，女兒是1962年底出生，老二是男孩，1964年出生。
圖1 黃介山、郭秋薰夫婦結婚家族合影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
出國前，我很積極參加教會的活動，結婚後先擔任樹林教會的執事，也帶領過教會的團契，直到1965年出國為止。雖然我出生在樹林的大家族，但是後來我們這一房變得很單薄，我弟弟也定居美國，只有妹妹結婚後，還住在樹林的老家。妹妹是跟一位外省來臺的軍人結婚，婚後兩人就在樹林鎮博愛街的老家經營雜貨店兼租書店，店名為「蘭亭書屋」。解除黑名單的限制之後，我曾回到老家，那時妹妹一家人也來美國，所以找不到其他的親戚故舊了，因此後來就不太想再回臺灣。
對於在樹林的童年生活，有一件戰爭時期的事情，讓我印象最深刻。1945年間，美軍對臺灣的轟炸愈來愈頻繁，臺北也不例外。大規模的空襲之下，各地損失慘重。記得有一次美軍在臺北進行轟炸時，橫跨在大漢溪的鐵路橋樑上，剛好一部貨車經過，所以軍機就開始俯衝進行空對地的掃射。這時剛好還有另一架也準備攻擊，結果不知何故，前一架爬升時剛好跟俯衝的另一架撞上，兩架飛機就掉落在浮洲仔上面。直到戰爭結束前，飛機殘骸都沒有被移走，聽說飛行員的屍體也沒有被找到。
戰爭一結束，就有兩個美軍來到墜機點附近搜尋。聽說，其中一位美國人會講一點臺語，我猜想那位美國人可能就是George Kerr（葛超智）。[3] 其實，在臺灣有關George Kerr的傳言很多，我聽說他曾建議要轟炸臺灣神社，如此才能打擊日軍士氣，但美國官方可能認為這是文化設施，所以沒有採納這項建議。另外，他還提出轟炸臺北第一中學（戰後改為建國中學），這個建議被軍方採納。聽說，這是因為在1937-1940年間，他曾到該校兼任英文老師，由於當時受到日本人欺侮，這樣的建議，可說是他想要進行報復。他跟臺北第一中學日本人教師是否有不愉快的經驗，以及他是否曾建議轟炸該校，我無法確認。但是，記得在我進入建中初中部時，還可以看到建中的部分校舍被炸毀的景象。所以被轟炸是個明確的事實，但無法印證。我對George Kerr很早就非常感興趣，所以當我搬到加州之後，我就經朋友的介紹去柏克萊大學（UC Berkeley）拜訪過他。
二、到康乃爾大學之路
我能夠赴美國留學，有一段很特殊的因緣。首先，我申請學校並非依照一般程序，而是獲得一位貴人的幫忙，才取得入學許可。這位貴人就是知名的武雅士（Arthur P. Wolf），[4] 我們是在很特殊的機緣下認識。當年他還是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博士生的時候，就到板橋的溪州、沙崙與樹林一帶進行田野調查，我常看到他到處在村子裡走動。當時，來臺灣的洋人並不多，樹林這個鄉下地方更是難得一見，看到他出現在自己家鄉，就想認識他以便學英文。剛好武雅士租的住處，就是我樹林國小同學林忠輝的學生家長的房子，當時已經回母校任教的林忠輝的姐姐林麗月，就是王世慶先生的太太。我透過林忠輝以及他的學生的介紹之後，與武雅士認識。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武雅士覺得我對他的研究很有幫助。因此，他回國後，在我畢業服兵役期間，就幫我申請到可領取獎學金的康乃爾大學入學許可，然後直接寄到我家來。在此之前都沒告訴我，可能是想要給我一個驚喜。有了入學許可後，又通過教育部的留學考試，原本以為就可以順利到美國留學。但是，沒想到竟然一直無法申請到簽證。
圖2 黃介山出國留學家人送行合照（1965）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
後來能夠順利取得留美簽證，也是有一段很特別的經過。當初，我不僅是取得Cornell University的入學許可，而且我是拿到scholarship的獎助，比一般留學獎學金還要好。但為何沒辦法獲得簽證呢？我自己也想不出原因。一直到1965年，剛好我的指導教授John Lewis（劉易斯）[5] 來到臺灣，他也很想知道，為何我拿不到簽證？所以就陪著我到美國大使館面談。到大使館後，先獲得同意陪我進去面談。沒想到進去之後，面談官竟然直接說：「教授好，你就是John Lewis教授吧！我是你教過的學生。」Lewis教授很驚訝，沒想到在這裡可以碰到曾上過他的課的學生。
由於這樣的緣故，Lewis教授就直接詢問面談官員，為何我不能拿到簽證？此時，面談的官員才說明，因為先前美國國會議員羅伯・甘迺迪曾質詢，為什麼來美國的留學生不能帶太太出來？這是一種歧視。為此，甘迺迪議員還提案修改法令。結果，法令修改之後，赴美的留學生可以帶太太。但是，給予簽證時，卻被要求提出一定會回國的擔保。因為我的父母已經去世，無人可以保證我畢業後會再回到臺灣，所以才遲遲無法取得簽證。指導教授就問，那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呢？面談官就說：如果有大學請他擔任教師，用聘書來證明我會回國就可以了。因此，我就回到法商學院，請行政系吳英荃主任幫我開一張講師的聘書。他雖然只是系主任，因為是黨務高官，可以馬上下令教務主任發出聘書。拿到這張聘書之後，我才順利取得簽證到美國留學。
我是1965年8月來到Cornell大學留學，當時李登輝跟我同年來，而他的學生黃大洲則是早約半年前來留學。黃大洲幫李登輝找到一間公寓，可以開伙，他很喜歡煮東西請臺灣同學用餐，我也經常去他那裡打擾。當時，我先租房子住在美國人家，一個星期10美元，沒辦法開伙，已經吃膩了。知道有李登輝那樣可以開伙的公寓後，就請他幫我找一間，可是已經額滿了。但李さん（李先生）還是不死心，經過他不斷催促，管理員跟他說：只剩下閣樓而已，你要不要。就這樣，我將原本已租半年的房子辦退租，然後搬來跟李さん同住，閣樓的房租較便宜，每週只要8元，而且天天都可去找李さん，生活變得更有趣味。大概在我住進去半年之後，李登輝的太太也來美國，他就搬出去租獨棟的房子。過了不久，我也選擇離開這間閣樓，因為這房子實在太熱了。雖然，後來沒有跟李さん住在同一棟房子，但我們還是經常往來，直到1967年他回國為止。
圖3 黃介山與李登輝、黃大洲合影於康乃爾大學附近住處
（1965.10，黃介山提供）
我到Cornell大學留學，跟隨的Lewis教授是國際政治經濟學者，主要是研究中國，所以我的碩士論文的研究對象就選擇清朝末年設在唐山的「啟新水泥公司」。[6] 依照我的研究的結果，那個公司基本上就是利用特權在營運，所有官僚都分得到一點好處，跟現在中國的國營企業一樣。這實在是很諷刺的事情，我認為百年來的中國社會，根本都沒有任何改變。後來，因為我參與了另一個中國研究團隊，才開始進行臺灣社會的調查工作。他們這群研究團隊有4、5個人，對於中國研究不像哈佛的費正清等人，採取由上而下的研究，探討中國皇權體制，而是採取由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從地方社會著手，進行細部的調查分析。Wolf教授就是採取這種研究方法的代表性研究學者，後來這群人就直接被Stanford大學高薪挖角。結果，這群中國研究團隊整個移到這裡，我也就自然地跟著到這裡來。當時我們的計畫是要研究二十年，所以也不會有必須回臺灣的事情。因為不擔心居留問題，沒有顧忌之後，當然就可以全力參與臺灣人團體的活動。我是1969年來到Stanford大學，要搬過來之前，我太太帶著兩個小孩從臺灣出來團聚，隔年我們生下老三，也就是現住在附近的小女兒。
三、在史丹佛大學的研究工作
我在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有正式研究專員的職位，領取很好的薪水，有人質疑我只是碩士畢業而已，怎麼能拿這樣的薪水。其實內行人就知道，我們不是拿大學的薪水，而是我們替學校賺錢。當時，我們的研究團隊拿到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國家科學基金會）支助的研究經費，獎助金一匯進來，其中的百分之四十，就進入Stanford大學的帳戶，成為行政管理費。換句話說，是我們在幫Stanford大學賺錢，而不是向學校伸手領薪水。由於我們的研究主題非常受到矚目，後來還有一家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國立衛生研究院），也要給我們大筆研究經費，而且表明不用繳交研究報告。我們進行的研究，最後當然會盡力寫出好的研究報告，但是得知這麼有利的條件之後，我們決定選擇後者，這樣一來就不必在拿到贊助的經費後，很快地開始為撰寫提交報告而煩惱。可是我們都沒有想到，到了越戰末期，美國學術研究經費短缺，我們的計畫也不得不中途停止，所以這個計畫只持續了十年而已。
這十年間，我們的研究成果非常豐碩。美國跟中國建交後，美國學界選了十本書當「見面禮」要送給中國時，我們的書也列入其中。我們的研究經費是Wolf跟我掛名申請，但是能拿到經費的主要原因是，我就是海山郡出身者，而且懂得日文與中文。當時，我們在大學裡有兩位女士來當助理，每人月薪600元，另外還有一位臺灣來的張鉦錞先生，他是淡水英專畢業，先在美國領事部工作一段時間，才來到舊金山，記得他不是以留學生身分來美國。除了在Stanford大學的研究團隊，其他在樹林地政事務所，我們還有兩位雇員，負責抄寫資料，跟地政事務所一起上班，但這兩人都是領我們的薪水。
我們的團隊建立非常完整的戶口與土地相關的資料庫，可以把地方社會的動態掌握得很清楚。這些都是藉由日本的土地人口調查所建立的豐富資料，才有辦法建立起來，特別是戶政事務所的除戶簿。過去日本在本國與朝鮮，都沒辦法澈底執行這樣的調查工作，只有在殖民地臺灣做到，因為有警察與保甲行政之力，才得以使土地戶口等資料這麼完整保存下來。警察要求人民報戶口，要求嚴格，例如警察在村裡看到一個孕婦，過了一段時間肚子消下去了，馬上會查看村裡是否有人報出生。相對地，在日本就沒要求這麼嚴，而韓國雖然也有要求，但人民比較會反抗，所以臺灣的資料最完整。我們建立的家族史檔案非常可觀，大概共有三萬人左右的基本資料，最少也可以寫三本博士論文。我還讀清代文獻，日本人的調查報告等。例如岡松參太郎的報告書，我全都讀過了。還有資料彙編等書，有時還要看清代的資料彙編。透過這樣的資料庫，我們詳細地分析漢人社會的家族組織，也了解到地方社會的民眾生活。
我知道把臺灣地方社會的研究拿來代替中國研究，曾經受到一些人的批判。這是冷戰時期被包裝起來的問題，我們的研究並沒有受到這方面的影響。有一位灣區的朋友洪基隆，他曾批評Wolf等美國人類學者，認為他們不該用中國來包裝臺灣研究，而且也沒有真正了解臺灣。其實，這麼批評的人才是缺乏知識，不了解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我們是透過這些研究方法，才得以確實地描繪出臺灣宗族組織的面貌。後來我與Wolf合著出版的專書，成為漢人社會研究的經典名著，廣泛被學術界引用。[7] 臺灣有位研究者曾秋美，主要研究南崁地區的「媳婦仔」，她曾引用我們的著作，後來她出版的書我也有買。[8]
我聽說Wolf與我合著的這本書在臺灣常被影印店盜印，過去這個問題根本沒辦法追究，現在應該有改善了吧！我們的研究除了利用除戶簿，研究樹林地區的家族組織之外，接著是利用地籍資料，進行整個地方社會變遷的研究。可惜等到越戰結束後，所有外部的經費補助大多被終止，大批資料沒有後續整理，整個研究計畫就停止了。這批研究資料應該還在史丹佛大學內吧！只是不知道放在哪裡？因為這樣，到1978年的時候，我們在史丹佛大學的計畫就大致結束了，我也不得不開始想辦法試著到外面找其他的出路。
四、參與舊金山灣區臺灣人社團活動
有關灣區的臺灣人社團，我都是最早的成員，包括教會、協志會與同鄉聯合會、臺獨聯盟三者都有參加。臺獨聯盟的聚會常在我家舉行，我在 Cornell 大學就已經加入聯盟，是一位在那裡從事博士後研究的張先生邀請加入的，因為參與研究團隊工作已經確定，我覺得沒什麼居留簽證問題的顧忌，就直接加入了。加入臺獨聯盟以後，有一位法商學院畢業來美的朋友，常來找我討論，他經常寫信回臺灣，宣傳臺獨聯盟的政治理念。來到舊金山灣區這裡後，經常碰到的是黃呈嘉先生，他在刺蔣案之後，曾賣房子保釋黃文雄與鄭自才。由於他有比較激進的主張，對獨盟的主流派的作法很不滿，常叫我要小心一點，告誡我不要介太深。灣區的臺語教會我也很早就參加了，這裡有一位林彥光長老，他對教會事務很熟悉，你可以去問他。[9] 有關協志會部分，石清正先生比較清楚。[10] 大部分都是石先生要辦什麼活動，交代我負責的我就去做，我對那些細節不太記得，很多事務性的工作也處理不來。
剛才說過，我在史丹佛的團隊能夠擔任重要工作，主要是我會中文與日文。照理說，我日本時代才讀到小學四年級，日文根本沒什麼程度可言。實際上，我的日文能力，是在1945年日本人離開臺灣之後，靠著自己不斷努力地自修而學來的。1947年起，我通車到臺北，常到臺北車站附近的舊書店買書，持續地讀了很多日本人留下來的書。我學習英文的主要方法，也是讀日本出版的英文教材或介紹英美文化的書。透過這樣的課外學習，讓我增進不少新知識，同時也增強我的英文與日文的語言能力。由於我有日文閱讀能力，因此我也閱讀後來在日本出版的王育德與史明的著作。其中王育德《臺灣：苦悶的歷史》這本書，是李登輝拿到博士學位要回臺灣之前送給我的。我想可能是王育德送給他的吧！他回去時當然不敢帶回臺灣，所以才送給我。[11] 另外，到史丹佛大學之後，我知道史明發行《獨立臺灣》雜誌，所以就寫信給史明，請他們把現存的過期雜誌都寄過來給我，有時我也會捐款。
我很早就知道史明寫過《臺灣人四百年史》這本書，自己買了日文版來讀，然後也向石清正介紹過這本書，記得也曾經向他建議，可以將這本書翻譯為漢文版。後來他們集資協助出版四百年史的漢文版，是否有受到我的影響就不知道了。他們集資出版四百年史的時候，可能認為我的財力比較不夠，所以就沒有找我出錢，只找那些從事科技業工作的高收入臺灣同鄉募款。我對臺灣研究相關的英文書也很關心，例如：George Kerr《被出賣的臺灣》，當時聽說很難買得到，我是在史丹佛大學的書籍部訂購買到的，好像不到十美元而已。後來，我去請他簽名，他寫上1970年5月30日──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an “Memorial Day”）。
原本我不知道，簽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是什麼意思。前幾年，我看到張寬敏醫師在《中國時報》發表一篇文章，才知道這是指5月31日的臺北大轟炸，舊金山跟臺北接近一天的時差。所以，我想他所指的應該就是大轟炸這件事吧！
如果那時候我有多一點臺灣歷史的知識，我一定會多請教他。大家都知道，George Kerr戰後停留在臺灣的時候，收集了很
多臺灣相關的資料。聽說，有一次他碰到有人要把一整車的舊書與資料運到郊外當廢紙賣，他把它搶救下來，而且還告訴那個人說，以後有這樣的東西先拿來賣給他。人講「山豬毋捌食過米糠」，這些阿山竟然不知道要接收這些重要文獻，這就是當時臺灣一個很大的問題。George Kerr收集的資料部分捐給他任教過的Stanford大學與Berkeley大學，部分賣給住在西雅圖的臺灣人蕭成美醫生，蕭醫師是他臺北高等學校的學生。聽說他們買他的資料，除了已經可以認定確實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之外，同時也是為了幫他籌款養老。[12]
有關灣區的臺灣人教會活動，我一開始就有參與，從張瑞雄牧師在這裡牧會的時代，我就固定去參加。1975年，灣區臺灣基督教會正式成立，我是最早的成員，灣區教會曾派我參加北美臺灣基督教協會，我也曾經當代表去開會。1980年，在南灣另外設立「迦南臺灣基督教會」，我就改參加這邊的教會。有關南灣成立迦南臺灣基督教會的經過，林彥光與林典謨兩位長老比較清楚，你可以去問他們。我在灣區參加很多團體，主要都是提供意見而已，較少參與實際上的事務性工作。例如，石清正先生財力較好，我就建議他買臺灣文獻委員會全套的《臺灣省通志》，還有整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的「臺灣文獻叢刊」。後來，大家組織讀書會就是分配讀這些書。灣區就讀人文社會科學的人才比較少，所以我才有機會多提一些意見。
五、負責台灣之音電話錄音廣播
灣區的「台灣之音」本來是轉播紐約「台灣之音」的錄音帶，但是聽了一段時間後，很多人說應該要播送本地消息，所以後來才由我來負責籌備設立。我是從1979年4月1日開始錄音播送，到1982年底才結束。結束的原因之一，是我太太得了癌症，我想要轉給別人繼續辦，但是沒人願意接。那個時候，雖然有陳隆來幫忙，但是他也無法接下來。1982年初，紐約台灣之音要收起來時，曾經推薦大家可以繼續收聽灣區的台灣之音，但結果我們也無法再持續下去，只播送到年底就整個結束掉，隔年我太太也過世了。回想起來，台灣之音確實獲得很多人鼓勵支援，但是捐款與財力還是不足。所以，錄音帶必須重複地使用，這樣很快就會損壞，要再買新的。在這種情況下，哪有可能把錄音帶保存下來。因此，當時到底錄製過什麼樣的消息，現在只能看我的手稿了。
灣區的台灣之音能夠獲得大家熱烈的反應，有幾個偶然的因素。首先，高雄事件的播送最重要。因為我跟艾琳達原本就認識，所以開播以後，就曾打電話跟艾琳達聯絡上，有時候我也會打電話去詢問臺灣的最新消息。[13] 高雄事件發生時，我剛好打電話到高雄，知道在高雄發生衝突事情之後，我馬上換錄音帶，有聽眾聽到發生警察鎮壓民眾的情況，馬上就打回臺灣探聽。但是，臺灣的親友卻說：哪有這款代誌！你的消息從哪裡來的。幾天後，臺灣的新聞才正式播報高雄事件，印證灣區台灣之音播報的消息。這件事情傳開來之後，大家才更肯定灣區台灣之音的厲害。
另外，還有一件事也讓台灣之音更加獲得信賴。那時，國民黨開始抓人，但是到底有多少會被起訴判刑，大家議論紛紛，當時我
圖5 灣區台灣之音啟事
資料來源：《臺灣公論報》，1982年1月19日，版10。
圖6 灣區台灣之音主持人使用的名片（2017.6.30，何義麟攝）
猜可能會有八人被抓起來重判，結果確實猜對了，八名被移送軍事法庭審判。我在廣播中稱他們為「八傑」，這個相關新聞的播報，也是台灣之音獲得肯定的原因之一。台灣之音都是用臺語播送，我在樹林教會就有學過用羅馬字寫的白話字，原本我就會用比較典雅的臺語，所以用臺語來錄音播送不會有問題。我還曾經在史丹佛大學教一年臺語，這算是一段很特殊的經歷。
史丹佛大學原本沒有臺語課程，當時有幾個學生預定要到臺灣，當時在讀碩士班的艾琳達知道這件事之後，就告訴這些同學，要到臺灣一定要學臺語。因此，這群學生就向學校要求開臺語課。艾琳達的想法，可能是認為可以請她前夫陳嘉勝來教臺語，沒想到她先生表示他不會教，然後就打電話要我去替他授課。記得那班學生共有七個女生，採用美國人學臺語的教材。因為我會讀寫教會白話字，就用這套東西教她們，這些學生暑假去臺灣，發現確實很好用。我記得在康乃爾大學，學校曾經開設過客語的課程。那個年代，在史丹佛大學開臺語課，大概也只有這一次。沒想到消息竟然傳開，隔年夏威夷大學鄭良偉教授就來這裡拜訪我，問我如何教臺語，並送我臺語教科書。
台灣之音的廣播稿都是我自己寫的，因為當時Wolf教授的研究計畫剛結束，但我還是每天到圖書館，還在撰寫研究相關的報告。另一方面，為了要播報臺灣的消息，在圖書館閱讀各種中、英、日文報紙雜誌的時候，也會同時記錄臺灣相關消息的要點，這樣就成為廣播稿重要的來源之一。剛剛開始的時候，負責台灣之音只是副業，沒想到高雄事件發生後，投入的時間越來越多，每次六分鐘、每週兩次的廣播稿，大概就要投入整個禮拜的時間撰稿，根本沒有空閒的時間。這樣一來，撰稿錄製台灣之音，就自然變成我的本業了。
當時，聽眾的反應很熱烈，不斷打進來聽，錄音帶耗損得很快，所以經常更換新的錄音帶。你說1982年初台灣之音的營運委員會有登廣告，曾經表示要擴大服務，這件事情我記不太清楚。整個台灣之音的播送，從撰寫播音稿，到實際錄音、更換錄音帶等等，都是我一個人包辦。到目前為止，很多人來我這裡，都會談到有關台灣之音的事情，但是從沒有人詢問是否有廣播稿的事情，你是第一個問我的。原本我就已經把所有的手稿都整理好了，這是想要留下來做紀念，沒有想到過其他的用途。
六、現在的生活與心境
1982年底結束台灣之音的工作之後，我也開始找工作，最初先去陳文雄（Winston Chen）開設的電子公司Solectron上班。[14] 後來，自己也開公司，我的公司Eveready Industry Corp. 也是一家電子公司，經營得還算很順利。1983年，太太過世後我再婚，新妻名叫謝淑玉，北一女畢業來美國，在Utah（猶他）州的Salt Lake City（鹽湖城）的一所大學進修。婚後她讓我全力投入新的事業，經濟上還算寬裕。1991年買了目前Palo Atlo住的這間房子，退休之後一直住在這裡。目前子女都已長大，小女兒就住在附近，隨時可以過來看我跟我太太，生活得很平順。
很可惜，我的小孩也都不會說臺語了，美語才是他們生活的語言。我主持台灣之音之前，可能就被列入黑名單，所以長期無法回到臺灣。直到1992年，相隔27年之後，才能夠回去樹林，探望親友。那時看到臺灣的情況，都跟以前不太一樣了，目前已經沒有什麼親戚在臺灣，所以也沒有再回去的打算。現在每星期上教堂之外，也跟灣區的臺灣同鄉保持聯繫，臺灣的事情當然也很關心，但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我只希望臺灣未來能有更好的發展。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1] 根據臺北師範學校學籍資料顯示，黃元是1930年從臺北第二師範學校畢業。檢索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可知：他在1931年擔任龍山公學校訓導，隔年就轉到板橋公學校任教。另外，黃元的妹妹黃氏寶貴，1940年起成為「教員心得」（代課老師），任教於樹林公學校。根據黃介山說明，1945年戰爭結束前幾天，黃寶貴因病去世。
[2] 孫理蓮（Lillian Dickson，1901-1983），生於美國明尼蘇達州彼略湖城，財團法人基督教芥菜種會的創辦人之一和牧師孫雅各的妻子。她跟隨孫雅各牧師來到臺灣，積極投入宣教事業，特別關注原住民宣教事業。請參閱：李貞德，〈從師母到女宣：孫理蓮在戰後臺灣的醫療宣道經驗〉，《新史學》16：2（2005.6），頁95-156。
[3] George Kerr（1911-1992），正式使用中文名：葛超智，一般譯為柯喬治、喬治‧柯爾，生於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1935年到日本求學，1937-1940年間擔任臺北高等學校英文教師，可能也因此兼任臺北第一中學教師。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進入美國戰爭部戰略情報局工作。戰後擔任美國駐臺領事館副領事，對二二八事件有深入了解。1965年，他發表Formosa Betrayed一書，中譯：《被出賣的臺灣》，嚴厲批判國民黨政府，因而受到臺灣各界的矚目。
[4] 武雅士（Arthur P. Wolf, 1932-2016），以臺灣為田野的美國人類學學者，史丹佛大學教授，有關武雅士與臺灣的因緣，參見：〈第六章 武雅士夫婦及其報導人〉，周婉窈，《臺灣史開拓者：王世慶先生的人生之路》（臺北：新北市政府文化局，2011），頁77-85。
[5] 劉易斯（John W. Lewis, PhD，1930-2017），國際政治學者，也是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史丹佛大學政治學教授。
[6] 根據「維基百科」：啟新水泥公司在1889年創立，是中國第一家近代水泥公司，原名「唐山細棉土工廠」，1906年改為官督商辦企業，名為「啟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工廠位於唐山市，總部在天津。1954年更名為「唐山啟新水泥有限公司」，黃介山的研究涵蓋到戰後的經營情況。
[7] 黃介山與Wolf 的研究著作：Arthur P. Wolf & Chieh-shan Huang, 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 1845-194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8] 曾秋美，《臺灣媳婦仔的生活世界》（臺北：玉山社，1998）；曾秋美，〈南崁媳婦仔習俗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9] 有關灣區臺灣基督教會，參見：何義麟，〈美國舊金山灣區臺灣基督教會史料簡介：以社教暨建堂紀念特刊為中心〉，《臺灣史料研究》53（2019.6），頁25-69。
[10] 有關臺灣協志會，參見：何義麟，〈臺灣協志會石清正先生口述訪談紀錄〉，《臺灣風物》67：2（2017.6），頁133-170。
[11] 王育徳，《台湾：苦悶するその歴史》（東京：弘文堂，1964）。從出版時間與李登輝赴美時間來看，王育德有可能贈送此書給李登輝，但細節尚待確認。
[12] 蕭成美醫生購買部分George Kerr收集的文獻資料，目前收藏於臺北二二八紀念館。部分資料已經整理出版。
[13] 有關艾琳達在史丹佛大學與參與灣區臺灣人社團的情況，參見：艾琳達口述、林佳瑩著，《美麗的探險：艾琳達的一生》（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2011）。艾琳達接受筆者訪問表示，黃介山是Wolf的工作伙伴，自己是被Wolf逐出師門的學生，兩人是熟識的朋友，但高雄事件前後，並未與黃介山直接聯繫上。
[14] 有關陳文雄的創業故事，參見：川上桃子，〈第6回 シリコンバレーの「無名の巨人」ソレクトロンを率いた臺湾人経営者Winston Chen氏の歩み〉，《アジ研雑誌記事 / IDE Article》，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アジア経済研究所發行網路刊物／Institute of Devel- oping Economies,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IDE- JETRO), http://www.ide.go.jp。
Source from 何義麟
Posted in 08/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