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請獎學金
作者 郭溪
我還在念大學的時候,便已經知道畢業後要做什麼,就是到美國繼續念書。其實在高中時,我就希望能夠到美國念博士學位,甚至想拿諾貝爾物理獎。由於這個虛榮心,使我幾乎放棄保送台大數學系而參加聯考,希望考進台大物理系。但是念了一年的大學課程,我發現對數學比較有興趣,根本沒有轉系的念頭。
在當時的台灣,大學畢業生的出路大概有四條。第一條是到政府機關做事,因爲蔣家集團控制著黨、政、軍,政府機關完全是蔣家集團把持著,台灣人想要在那裡找事做,幾乎不可能。第二條出路是到私人公司做事。這方面,念工商的,還有可能。但是念數學的,就非常困難,幸運的人可以去當人壽保險公司的精算師。這門職業當時才在開始階段,要參加精算師的考試,還得到日本。第三條出路是到高中或高職學校教書。 這些學校的校長幾乎全是蔣家集團的中國人,他們對求職者收取鉅款紅包,根本不是祕密。第四條出路是到國外留學,大部份的人是到美國,到日本也不少。到日本的,以台灣人居多。台灣在1895到1945的50年期間是日本的領土,很多台灣人到日本本土做事定居,因此不少台灣人有親戚住在日本。到國外留學的有三種:公費、自費,以及獎學金。
當然,除了這四條出路以外,還有其他的出路,例如當大學的助教、開計程車、或者到補習班當老師。醫學院的畢業生最幸運,可以到大醫院當醫師,也可以自己開業,不需要擔心出路的問題。
那個時候,台灣的大學還沒有研究所,想要念碩士或博士學位的,必須到國外。美國大學的研究所獎學金提供了台灣的大學畢業生一個非常好的出路,尤其念理工的學生,獎學金很容易申請。這就是在那個年代所謂的留學潮。每年的夏天,有兩、三千個大學畢業生離開台灣,到美國留學。很多人根本是半自動地被其他的同學擠入這個潮流。
我會申請美國大學研究所的獎學金,並不是因爲在台灣的就業問題,因爲我並沒有試著找頭路。我會擠入留學潮,固然是因爲我想繼續念書,希望拿個博士學位,但是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那就是政治的因素。更確切地說,我是一個政治難民。
蔣家集團外來政權嚴密地控制著台灣人,台灣人沒有到外國旅遊的自由。到國外留學是台灣人可以離開台灣的唯一途徑,一條非常狹窄的途徑。任何一個人,只要稍爲顯露對蔣家政權的不滿,可能僅僅是口頭一句話而已,便會在人事記錄裡被特務貼上標籤,就拿不到出境證明,沒有辦法離開台灣。要拿到出境證明,還得找個保證人,保證到國外不會「思想有問題」’意即不會說反蔣家政權的話,不會作反蔣家政權的事。
我雖然出生在日本時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1945年,我才四歲而已。蔣介石受盟軍之託暫時接管台灣,繼而霸佔台灣,我被強迫從台灣人變成中國人,接受蔣家政權一整套的教育。從小學一年到大學畢業,腦子裡充滿著大中國的思想。我可以從盤古開天細數中國各朝代的歷史,然而對台灣的歷史卻是茫然無知,僅有的一點點是從中國觀點看待台灣邊陲地方的片段而已。
我被蔣家政權塑造成一個標準的乖乖牌學生,我能夠大聲地說:
「我是中國人」。
「台灣自古屬於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省」。
然而’在我的內心深處卻是另一種情景。我知道我是台灣人,蔣家政權是外來政權,台灣人正遭受蔣家集團的殖民統治。我想說:「我是台灣人」,只能跟親人或好友說說而已,還得小聲地說,萬一大聲說「我是台灣人」,給蔣家集團的特務聽到的話,立刻被扣上「思想有問題」的罪名,那是比殺人犯還嚴重的事情。因此台灣人會習慣地說: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其實,從1945年,蔣家集團在美國軍機的運送,空降到台灣的那一刻,便開始強迫台灣人做中國人、學中國話。當時的教材第一課便是這樣:
「你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
大家都是中國人」。
但是台灣人眼看中國人那麼壞,個個像土匪一般,就用台灣話把課文改爲:
「你是土豆仁,
我是土豆仁,
大家攏是土豆仁」。
台灣人把中國人改爲土豆仁,眞是傳神,因爲台灣人非常喜歡吃土豆。用土豆來自喻,既可免於被扣上思想有問題的罪名,又可以感到很親切。
台灣人爲了和中國人區分,稱自己爲蕃藷,稱中國人爲芋仔。蕃藷是台灣本地生產的,而芋仔則是從外國引進來的。台灣的形狀像一條蕃藷,台灣人自稱蕃藷仔,也有「身土合一」的涵義。
蔣家集團爲了消滅台灣人的台灣意識,幾乎把「台灣」兩個字列爲禁忌。任何東西絕對不能冠上「台灣」這兩個字。少數的例外是因爲有更深一層的政治意圖,例如他們把「台北帝國大學」改爲「台灣大學」,便是爲了把台灣矮化到和北京、南京等中國都市同一地位。
蔣家集團爲了區分他們和台灣人的不同,發明了「外省人」和「本省人」這兩個名詞。這樣他們可以避免用「台灣人」這個名詞,也可以成功地宣傳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有很多台灣人沒有察覺到蔣家集團的奸計,也跟著說「本省人,外省人」,甚至到現在,仍然有不少台灣人稱自己爲本省人。
我心裡是有些矛盾的。蔣家集團的人,騎在台灣人的頭上作威作福,我內心非常厭惡。然而我所認識的中國人,大部份都很仁慈,對我非常照顧與鼓勵。他們毫無私心地幫助我求學,使我衷心感激。曾經有一段日子,我很自責於敵視中國人。然而,只要睁開眼睛,我馬上就看到我的同胞——台灣人正受到外來中國人集團的欺壓。我不能閉著眼睛過活。
我直覺地感受到蔣家集團外來政權給我的思想迫害,使我不敢大聲而驕傲地說:
「我是台灣人」。
不但如此,蔣家集團還強迫台灣人認爲生爲台灣人是很羞恥的事。台灣人的人格遭受扭曲與摧殘,台灣人普遍有很深的自卑感。
除了思想的迫害,還有心理上的恐懼感。蔣家政權的特務人員隱藏在台灣社會的每個地方、每個角落。我住的台大宿舍二樓,就有個特務住在最邊邊的那個房間,他並不是學生,平常在學生中間走來走去,探聽學生的活動和言談。他的手中握有每個寄宿生的人事資料袋。我每次看到這個人,總會若無其事般地趕快走開。
這種對蔣家特務的恐懼心理,有些台灣人一生都無法消除。我曾在1998年的春天到成功大學的數學系訪問,教一門研究生的課。因爲台灣話是我講得最好的語言,所以我用台灣話上課,偶而也摻雜著英語和中國話。就在我去成大前不久約一、兩個月前,就有一個台大數學系的教授用台灣話講課而遭到蔣家集團第二代子弟的圍剿。可是我不管,我不怕他們的無理欺壓,那個時候,李登輝(康大的舊識)正在當台灣的總統,蔣介石父子的恐怖統治已不復存在。結果蔣家集團的後代並沒有來向我胡鬧。從成功大學回到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在和一個台灣人教授的談話中,我提到我用台灣話在成功大學上課,他嘴巴附在我耳朵旁邊小聲地用台灣話問我:
「敢無要緊?」
我聽他的口氣,便知道他認爲用台灣話講課,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從他講話的神態,便可看出他心中對蔣家特務的恐懼,一點都沒有消失。離開台灣那麼久了,又是在美國,而且是個教授,竟然還深深存在對蔣家特務的恐懼。這就足以說明我在大學時代,還沒有到美國之前的感受吧!
從這個層次來看,便可以知道我當初申請美國大學的研究生獎學金,固然是想繼續念書,但是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受不了蔣家政權的思想迫害及恐怖統治。我直覺地希望儘早逃脫蔣家政權的魔掌。我這個想法顯然是很自私,但是我沒有勇氣和我們的同胞——可憐的台灣人,共同承受苦難。
摘自 打拚的台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