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我自己

作者 蔡烈輝

來自這個家庭

記得小時候時常聽父母親提起他們參加「文化恊會」，「農民組合」等，日治時代的台灣社會運動。

父親還和幾位世伯們辦了「伍人報」，因為內容充滿反殖民地言論，聽說沒出版幾期就被迫停刊。母親也時常用日文投稿「先鋒部隊」前衛刊物，當時她才十八歲。母親還積極參加公益，1930年代和楊逵夫人葉陶女士參加嘉義地震賑災活動，推著板車到處收集物資發放給災民。

父親蔡德音

父親出生台南書香家庭，祖父是一位受當地尊敬的私塾，父親自豪是道地的府城人。十來歲時，父親遠渡廈門就學。當時，中國正值新生活運動，推行白話文如火如荼，從北京漫延到全國。父親幸運的遇到一位，從北京南下的青年大學生。因為父親對語言學習具有特別能力，在短短一年裡，他的北京話學的像北京人口音。就學期間，因為祖母上癮鴉片煙，家境逐漸傾蕩，中學還沒完成，就輟學在廈門ㄧ家漢藥店當學徒。回台南後，他就以鋒銳的筆法，批評舊風俗和日本政府的鴉片政策。在這時候，結識了當時的文人墨客王詩琅，廖漢臣，楊逵，朱點人，賴和等先進人士。同時父母親也先後加入了「文化恊會」和「農民組合」。

父親本名蔡天來，字建華，號德音。根據我們的記憶裡，他一直都用德音著作和教學。他不只作詞，更專長於戲劇編導，因為有個好歌喉，也錄製了幾張唱片。（現在有些年輕人，在尋找日治時期文學家的文獻，父親也是其中一員。可參考台南市名人錄）。

母親林月珠

外祖父林幀是桃園望族，雖然家庭富有，母親月珠卻是唯一留在家裡的女兒。其他四位妹妹，月香，月娥，月瑛，月華，都給了外祖父的富有朋友們。母親有兩位哥哥，瑞峰，煥銘。兩位弟弟，柏舟和慶同。

母親是外祖父的掌上明珠。據母親的好友們描述，母親自小，一直到她上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出門都有侍女陪隨。

母親十七八歲，就寫日文詩，並發表在當時的雜誌上。我的朋友許達然，是東方歷史教授，收藏有上千本台灣歷史文獻。1998年，母親往生後，他找出來母親在日治時期的雜誌「先鋒部隊」以日文發表的詩篇。後來，「台灣文藝」也翻譯為漢文。

新竹女高畢業後，她就職於當時的「歌侖比亞唱片株式會社」當收發兼打字員。在這期間，她認識了當時的作曲，作詞和歌唱家。鄧雨賢，陳君玉，蔡德音，楊逵，朱點人等文學家們。

她也因為喜愛唱歌，也錄製有幾張唱片。1960年代在「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當（台灣風物）主編的王詩琅先生，曾讓我看父母親的唱片(文獻不得借出，所以沒有聽)，還有父親當電影演員的黑白劇照。記得有一部默片，片名好像是「怪紳士」。

1983年移居洛杉磯後，她和家父參加了日文詩社，發表了一百多首的日文詩，得到數十次的佳作獎，有一次參加全美日文詩比賽，還得到「天位」首獎。數十年來為了守護一家十口，母親埋沒了她的才華，我們欠缺了她，卻無法補償她的犧牲。

父母親兩人的故事

父親二十來歲就從台南北上，獨身參與各種社會活動，也發揮他文學方面的才華。反對舊社會腐敗習俗，反對政府剝削工農，是他寫作的動力。不過他的歌詞，卻充滿了年輕男女的恩恩愛愛。

因為寫歌詞和唱歌灌製唱片，他時常到歌侖比亞。當時他只是二十幾歲，母親也還不到二十歲。父親當時光棍一個人在台北，只靠稿費維生。偶爾也當舞台劇演員，後來也編導舞台戲劇。芝加哥已故編劇家陳清風也拜師父親研修舞台劇。

母親工作是為了充實自己的生活，外祖父是她的提款機，從來不愁吃不愁買新衣。母親卻熱衷於社會運動，也傾慕於文化青年。母親的大弟弟柏舟當時也熱衷社會運動，時常和父親及他的朋友搞農民罷工示威。母親也曾因散發傳單被拘捕，可是都因為外祖父的在地方的聲望，被訓誡一番就被送回外祖父家。

在幾次的示威行動裡，父母親開始了他們的羅曼史，並由柏舟舅舅介紹。父親更勤於寫歌詞，藉故時常跑唱片公司。終於父親向母親提起 婚姻，怎奈兩方家境懸殊，外祖父極力反對。當時外祖父已經和桃園一家望族，安排了母親的婚姻。因此母親知道無法改變外祖父的意志，終於決定打破舊禮儀，1934年和父親私奔了。當時在桃園街上，掀起了一個大風波。

母親搭了夜晚列車，花了十幾小時到父親老家台南。後來怕外祖父的追蹤，搬到高雄。她是 富 豪千金，沒下過廚房，一切家事都得從頭學習。

我大哥烈陽1934年出生時，母還有些積蓄。兩年後我出生時，外祖父斷絕父女關係，她開始在街頭賣當時時尚的大甲草笠。兄弟姊妹裡，我的體質較弱，母親常說，因為外祖父斷絕財源，父親的寫作收入又時常青黃不接，她自己都不夠營養，因此時常乳水不足。一直到我成年了，她還是很欠疚的告訴我這段往事。他們當時也接觸認識了台灣共產黨員謝雪紅，郭德欽等人。

父親被派到中國大陸

我五歲那一年，父親因為精通日，中語言，被日本政府派到中國大陸當翻譯官。我們全家隨著日本海軍旗艦，從上海搬到南京、漢口。幾乎每年我們都在搬家，新的朋友名字還沒記得就要離開。現在想起來，確實是很不可思議的事。

因為台灣當時是日本統治，台灣人就是日本人，所以在中國五年裡，我和大我兩歲的哥哥烈陽，都在日本人居留民團的小學就讀（有校車接送）。因為當時中國沿岸雖然是日本佔領，可是晚上卻是八路軍出沒的地方，所以住家也在居留民團圍牆裡。記憶裡，只有阿媽（女佣人）是講當地話，我們沒和當地居民來往。

1944年我們搬到上海時，日軍開始從南洋各地敗退，在上海台灣人已經意識到，日本投降是時日問題。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時有些台灣人選擇去日本，也有繼續留在中國（舅舅柏舟因為在上海的太平洋電纜公司就職，決定留住上海），父母親亦然決定回台灣。

舉家回台灣

回台灣後，我們暫時住在桃園大舅舅瑞峰家。大舅舅繼承外祖父龐大家產，光是靠田租和房租，過著舒適豪華的生活。（大舅沒親生子女，只有一個大我們幾歲的養女）。一座巷底的凹形大宅院，多了我們一家十口（四個男孩，四個女孩）還是綽綽有餘。只是大舅母時常抱怨孩子吵鬧，偶爾也會向大舅舅發脾氣我們家吃的比他們多。

大戰後的台灣由中國國民黨接收，頓時，中國話成為國語。因為父親說的是標準北京話，桃園鎮裡，中小學爭相聘請他為國語文教師。當時父親不只執教桃園國民學校，還教桃園中學，晚上還有台北的大學生和社會人士來家裡求教。也有遠從新竹，苗栗來學的公教員。記得暑假裡，還到台中教授中小學教師國語文。1949年後教育部開始審查教師資格，因為父親不是正科出身，不得教授中學。

228事變發生後，來家裡學國語文的幾十位大學和社會人士，先後被抓走許多無緣無故被槍斃，父親也被關了九個多月。當時桃園近郊的大園國民學校校長黃媽峰，極力要求父親去鄉下避風險。（1990年代，二妹烈光回大園國小翻閱校史，卻發現父親在那裡執教的兩三年歷史都沒記載，幾次得到國語演講比賽冠軍的校史也沒記載指導老師的名字。二妹猜測，校方大概怕觸及到，父親曾被列入黑名單的歷史）。

因為多年來父親的工作輾轉各地，我們兄妹們也幾乎一兩年就換環境和學校。我中學三年時，因父母一時籌不出三個孩子的學費，（大我兩歲的哥哥，和差我一歲的妹妹功課都比我好）我也沒興趣繼續上學，商討結果，我自動向父母親提出退學。當時，我才十六歲。出了校門，因為父親在鎮裡的名望，沒幾天就找到電影廣告招牌繪畫工作。

走進社會

畫電影廣告是我走進自己夢想的起發點。自從幼稚園，我就夢想將來要當藝術家，不過卻沒想到一開始就畫超大的電影明星廣告招牌。記得畫「亂世佳人 Gone with the wind」的 Clark Gable 和 Vivien Leigh ，招牌幾乎蓋滿了三個店面兩層樓高。

在桃園大同戲院畫了將近一年電影招牌，這段時間打下了畫人物的基礎。

十七歲時，台北的月娥姨，把我介紹到台北的ㄧ家廣告設計社，開始在大都市接受考驗的日子。這段日子，卻是我踏入大都會自力更生的啟蒙時期。＊參閱中篇小說「西北雨」

十八歲，桃園國民學校設立了分校中山國民學校，校長廖秀年邀請我去教繪畫課並兼任民眾補習班教師（戰後台灣開始使用北京話，一些農家子弟超過小學年齡，而且無法上中學。利用夜間補習中文）。後來也兼「桃園警民之聲播音員」。

1955年十九歲，父親朋友王詩琅世伯，邀請我去當時最有名的兒童雜誌「學友」當插圖員兼日文翻譯，後來還兼任「新學友」編輯。那是我第二次到台北過城市生活。

二十歲入伍當大頭兵，二十二歲以上士工兵零件補給士退伍。當兵期間也因時常畫文宣壁報，不務正業，操練打靶都沒參加。夜間行軍，我卻坐吉普車押送工兵重機械。因為補給業務關係時常坐吉普車到處跑，也因為過得太舒服，兩年兵役轉眼就結束了。

退伍後回學友雜誌社繼續插圖，翻譯，編輯工作。有時工作繁多，夜裡沒回桃園，打舖在公司裡過夜，生活還是充實蠻愉快的。

二十四歲時，學友社長發生家變，最後關了當時最受歡迎的兒童雜誌。我也結束台北生活，回桃園找工作。因父親在桃園的名望，我考進了桃園信東製藥廠廣告部，開始接觸到廣告設計工作。除了藥品包裝，新聞廣告設計，也設計信東玻璃廠的一些產品（包括日本勸業銀行玻璃杯）。為了攝取廣告方面的知識和技藝，我和企劃部同事江崇良，考上日本東京武藏野美術短期通信大學（函授大學）主修美術設計。

短暫的初戀

企劃部隔壁藥品包裝室裡有三位少女，時常走過我們企劃部的走廊。上班後不到一個月，我就和裡面的一位時常掛著笑容很迷人的高個子開始約會。萬萬沒想到愛上的是老董事長的外甥女。她母親和大嫂有時安排我和她相會，可是父兄都反對這懸殊的家庭背景的往來。我沒和她道別，就讓時間和距離（我在台北，她在桃園），慢慢的沖淡那股熱情。據說後來她和一位中國醫學院畢業的富裕子弟結婚。不過說實在話，我到現在還是想要知道我們離別後，她的生活過得如何。只是關心罷了，終究是初戀的人。

＊當時的門當戶對觀念，使我放棄了這段緣分。我不要讓她親戚朋友以為我有任何企圖。

人生的轉折點

二十五歲離開信東後，我考進了當時（1961)最大的廣告公司國華廣告公司。面試是由三位日本電通廣告公司顧問和總經理許炳堂主持，除了鑑定作品還問了些廣告常識。當場四位都同意錄取我為正式廣告設計員。大概是我應對的日語給了日本顧問很好的印象。因為當時的國際牌，三洋，哥倫比亞，聲寶等電器公司，都有日本顧問參與廣告決策。我的日語程度可直接和他們溝通，解說廣告企劃，並暸解他們的訴求要點。

我剛進國華廣告公司時，美術部的成員大部分是師範大學藝術系畢業生，後來也招進了藝專和中國文化學院的廣告設計員。

對我這個中學都沒畢業的人說來，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在設計觀念和技藝上超越他們。經過三位顧問的介紹和訂閱日本廣告雜誌，我每天都撥時間細心閱讀。兩年後，公司重編美術部，我升任為 Art Director （藝術總監），編為第二處襄理處長。

當上藝術總監後，除了繼續美術設計外，時常和客戶開會解說廣告計畫。

六零年代前，沒有所謂的廣告攝影，都是一般35mm相機拍下的粗造的照片。在日本顧問田村晃要求下，總經理許炳棠創下了台灣廣告史，聘請了留學日本的柯錫杰擔任國華廣告公司攝影師。從此柯錫杰就在台灣廣告攝影界上成了創始者。

我和柯錫杰搭檔，拍了許多廣告作品。後來我們也一起開了「藝園文化社」。可惜事業正在上軌道時，他卻飛到美國深造他的藝術攝影，我也只好回國華當藝術總監。

回國華不久，我有幸和文學家黃春明同事，共同創作了不少好廣告。此後，我們成了忘年之交到如今。

喜歡創新冒險的我，回國華還不到兩年，又和幾位國華同事出來開清華廣告公司。總經理許炳堂曾經到桃園找我父母親，要他們勸阻我，可是我已經答應幾位朋友合夥人，並且公司也已經成立了，不能半途退出。我們也聘請黃春明主持文案組。總經理Marshall 林是留美的正派人士。他不喜歡台灣的商場裏的應酬惡習，主張要以優良的廣告品質和服務贏得客戶。不過業務部的人員，總是以跑酒吧，喝花酒爭取客戶。這成了後來拆夥的主要原因。

在清華我仍舊負責美術設計部，工作雖然繁重，一切進行得相當順利。可是因為攝影部分缺少優秀工作人員，創業兩年後，我決定到日本學習廣告攝影。和股東們商討後，由公司出資派我去日本深造。

1969年，我留下結婚才三年多的妻子和未滿四歲的兒子，獨自去東瀛學攝影。

到如今，我還是衷心感恩許炳棠先生，他寬懷的造就我，容許我的任性，離開國華後，還是關心我。他告訴國華美術部負責人張敬雄，等我到四十五歲心較定時，他會要我回去國華。我也有意願回去。可惜，我三十五歲就離開台灣。這是這輩子唯一感到遺憾的事。

到日本進修

剛到日本時，我住在國華舊同事林茂隆（在日本學習電影導演）位居柴崎町小公寓。每天坐高尾山線火車轉山手線到上野就讀「千代田寫真專門學院」。

小公寓沒有浴室，每天傍晚得走一公里左右的路到公共浴室泡「湯」。剛開始有點不自在，雖然浴室裡隔著一道木板牆分男湯女湯，可是櫃檯小姐卻坐在進門處中央，可以一目了然觀看照顧兩邊的客人。

進入冬天下雪時，泡的暖暖的，一出浴室又被冷風吹得凍得發抖。

千代田寫真專門學院教的是理論為重，我要的是短期內學攝影觀念和技術。在美國的柯錫杰知道我的需求，要我去找一位中學時，戰後從台灣被遣還日本的攝影師鈴木恆夫。他很高興從台灣來的我，不只讓我在他攝影室學習當助理，每個月還給我零用錢。

鈴木先生曾任日本商業攝影協會會長，在東京都山手線原宿站的神宮前大道上，一個公寓裡（セントラル。アパートメント）的地下室，設有「鈴木スタジオ」。日本最大的廣告公司電通是鈴木攝影室的大客戶，跟他學習期間，有時他會要我去電通接洽事務。雖然電通有一千多名員工，就是那麼巧，第一次就碰到一位四五年前曾經到國華當實習生的千葉大學的數馬君，不期而遇的喜悅，使我們激動的擁抱起來。頓時使他周圍的同事都驚訝好奇地注視忘形的我們兩人。1969年，他已是電通國際關係課的一位小主管了。後來他也招集了當時一起去台灣的同學，高中君和鈴木君，另一位女同學篠原小姐，她因結婚後失去聯絡就沒來述舊了。

在鈴木攝影室的幾個月裡，我不只在攝影室裡學習拍攝靜物，時裝模特兒，也跟著鈴木去拍了幾次外景。

有一次為了到富士山拍攝日產公司新跑車，我們浩浩蕩蕩開了兩部車，一部坐著攝影師鈴木先生，包括我在內的三個攝影助手，還有一位模特兒。另一部廂型車載著一位馴狗師，兩條大灰狗。因為天氣不佳，第一天，我們幾個助手們在旅社裡泡溫泉，投幣玩機械抓玩具。第二天一早五點，我們就開車到富士山附近的山麓停好跑車，模特兒也牽著兩條灰狗擺好姿勢，以富士山當背景，等待太陽的第一道照射到富士山山頂。

當那第一道陽光觸到白雪鋪蓋的山頂，呈現出粉紅色的光環。那一刻是我終身難忘的感人的景色。

我們也為1970年的月曆（忘了廠商的名字），到私人動物園拍攝各類猛獸。

我和林茂隆還去電影院看蘇聯電影「戰艦ポチアムキン」。因為那一年代，蘇聯和中國都是（我們）的敵人，所以我們是偷偷去看的。進去以前還東張西望，怕有國民黨職業學生盯哨。

後來在鈴木攝影室裡認識了一位日本第二大廣告公司「博報堂」年輕藝術總監石川君。二次大戰時他父親曾在滿州國當日本特派記者，大戰結束後，被派到東南亞。因此石川君的母親會幾句中文，對我也特別親切。第一次見面時，請我吃一大盤的sushi 和sashimi，隔天叫他兒子和女兒陪我們去橫濱吃中華料理。聽我說冒著下雪，跑一公里路去洗澡泡浴，就要我搬進她兒子的公寓。十二月初我就搬進石川君寬大的公寓裡，配備有廚房和浴室。他妹妹也在不遠的公寓，時常用她的跑車帶我到處逛。他母親的房子牆上，到處裝飾著東南亞原住民的雕刻面具。石川君媽媽說，雖然他們三人彼此住的很近，我來後，他們三個人才時常在一起。

1970年二月裡，台灣公司的簡經理突然來電話，要我趕回去調解他和林總經理之間的糾紛。我和鈴木先生講明情形，也沒告知太太，立即買機票趕回台灣。

日本回台灣後

一到台灣立即去太太服務的醫院，如意料中，她驚訝地以為我出了事。告訴她原委後，我就趕到公司見合夥人。林總經理沒預料我突然回台灣，看到我才知道是簡經理私自招我回來。他告訴我，簡經理聯合所有外務員（AE）爭取喝花酒的交際費，這是他所容不得的。雖然我完全同意他的觀點，可是我也知道，台灣的商場文化就是如此，你不花錢在那些握有決定權的人物身上，你就是有多少好的廣告設計，還是很難得到他們的工作。他希望我能站在他這邊，抵擋簡經理的聯合陣線。結果林總經理最後意識到，少了外務員的支持，根本無法拿到工作。經過幾回合，針鋒相對的會議後，林總經理終於宣布退夥，公司就讓給了簡經理了。

簡經理接下公司後被推上總經理座位，極力想扳回過去公司的信譽，可是經過這次政變，公司營業大不如前。不到一年，就把公司業務連人員，賣給了國華廣告公司的最大對手台灣廣告公司。

雖然和朋友出去另開公司，我還是把國華廣告公司當是我的啟蒙地，一直保持不搶奪國華客戶的原則。如今簡總經理把公司賣給台灣廣告公司，我也只好提出退夥要求。剛好國華舊同事李南衡，轉任美商格蘭廣告公司台北分公司當撰文員(copy writer)，他說服負責人秦凱經理（也是國華舊同事），聘請我為公司美術設計部藝術總監兼主任。後來，我太太介紹了她醫院的外科護理主任給還打光棍的李南衡。（他們至今還感謝我們促成他們的美滿婚姻，回台灣時，總要宴請我們各種料理）。

同一年年初，太太服務的醫院，希望她到美國進修護理專業，期望她學成後回去接任年邁的護理主任。（後來我們決定留在美國，賠償了所有費用給院方。）

八月裡，太太就和另一位醫院護士長，在松山機場坐上環球航空的班機飛美國去了。我繼續在格蘭廣告公司就業。

秦凱經理雖然知道我的美術設計能力，卻不知道我的英文能力很差，只有中學二年的程度。有一次美國DOW公司派人來視察雞鴨豬牛飼料銷售情形，跟利用豬舍糞池產生的瓦斯轉為能源的進度情況。秦經理不加思索就派我和那位洋大人下鄉到中壢。一整天洋大人吉哩哇拉講，我嗯啊喔啊頻頻點頭跟著還拼命索取中英文資料。下午回到公司，立即把資料交給撰文課李南衡（東海大學畢業，英文程度極高）要他趕夜工整理後給我。第二天我把整理好的資料加上自己的意見寫成報告交給秦經理，美國視察員還誇獎我一番。

太太到芝加哥一切就緒後，我就請她到紐約看望朋友柯錫杰。結果柯錫杰寫信要我也來美國，見識見識世界廣告潮流。建議我工作四五年後，再回台灣開創新天地。我太太同時也已經開始替我們辦理移民手續。

沒想到不到幾個月，移民局就通知我面試。我也整理一下在台灣的工作，第二年（1971年）八月裡飛往美利堅共和國，投靠住在芝加哥郊區Park Ridge的太太了。

多彩的西遊記

本來以為帶來過去的廣告作品，就可以進入位在芝加哥市內的格蘭廣告公司本公司，沒料到卻因語言不熟被婉拒門外。為了學習語言，我曾去華人飯館裡洗碗。可是他們講的是廣東話，根本無法學習英語。兩個月後經朋友介紹到附近的養老院洗碗，慢慢學習一般會話。不過心裡一直懷疑，要學多久才能再次進入廣告界。

一個小插曲。在芝加哥找工作期間，很幸運的遇到一位廣告界的日本藝術總監Ken，雖然他無法給我工作，可是看了我在台灣的人體攝影，卻介紹我去花花公子 (Play Boy)找一位華人攝影師，他們需要會中日文的攝影人員。三十五歲的我，可沒自信是否會淡定誘惑誤入歧途，和太太商量後，放棄了這誘人的工作。（當時Play Boy 總公司就在北芝加哥）

1972年八月裡和紐約的柯錫杰商討後，決定到紐約找工作。

紐約的確是國際城市，在等申請的公司回復前，為了生活找到幫租車公司洗車的工作。在這裡的一個月裡，學會了如何簡易的在窄小的空間park你的車。

還好第二個月，經柯的介紹就找到一家廣告攝影公司Krantzen Gool，雖然這工作不是我來美國的目的，可是心想趁此機會實踐在日本所學的攝影技術。沒想到來美國後，廣告攝影工作竟成了我的終身職業。

在紐約雖然語言還是有障礙，可是工作一切很順利。因為一開始對新的器材不熟，要我從助手開始。可是兩個月後，因為我表現出我的能力，升為Junior Photographer還給了我一位剛從日本回來美國的猶太裔年輕人Michel ，當我助手兼翻譯員。第二年(1973)，就升我為Senior Photographer。那一年來了幾位日本攝影協會的訪客，公司要我介紹公司的歷史和運作，沒想到我還能勝任這工作。他們聽我說曾在鈴木攝影公司學習一陣子，都羨慕我有機會在那裡工作得到經驗，並且讚揚鈴木先生的技藝和為人。我也託他們向鈴木先生問安，並且轉告我在這裡的工作狀況。

1973年，我們申請母親移民來美國依親，帶她到紐約的自由女神，洛克菲落中心，Radio City看表演。

雖然我個人喜愛紐約的工作，可是住居環境卻令我擔憂。

因為紐約的交通方便，我就把從芝加哥開去的車子停在公寓前面的馬路邊。過了幾天想開車載家人去郊區，結果引擎發不動，起初以為電瓶沒電，引擎蓋開了才發覺電瓶沒有了。沒多久備胎也被偷了。後來小偷破門而入，拿走了電視，音響。報警後警察看凌亂的現場後說，還好你們沒碰著他們，否則可能命都保不住了。我告訴太太，回芝加哥去。

＊一個小插曲。在我搬回芝加哥第二天，我的助手Michel從紐約打電話來告訴我，在Metropolitan Museum of New York City工作的朋友，看了我留在他那裡的portfolio ，希望兩天內去面試，當博物館的攝影師。接了電話後，我心裡確實起伏不定，在博物館當攝影師有許多可能，可以專心拍每一件藝術品，也可以見識到世界各地古物。可是又要全家搬回那令人難安心的城市，太太極力反對，只好婉拒了那難得的機會。後悔嗎？這癥結一直卡在心裡。

1974年我在紐約工作的Krantzen Gool Studio，本公司Krantzen Studio在芝加哥市內，所以我申請轉任本公司，不只能保有Seniority還有全家健康保險。

回憶兩年前，我也敲過這家攝影公司的門，當時他們婉拒我，因為我沒有在美國工作經驗。這次再來敲門，他們張開雙臂迎接我，因為我從紐約來，還稱我為City Photographer。

在我的工作較固定後，1975年我也把父親接過來美國和我們居住，一直到1984年他和母親搬到洛杉磯。一來那裡有幾位他們過去的同志，二來天氣較暖和，再來交通方便。有了這些條件我們也留不住他們。

Krantzen Studio是當時芝加哥最大的廣告攝影公司，專門拍攝Department Store Catalogue 。有八位攝影師，八十七位工作人員。

1983年購買了兩家芝加哥郊區的中型攝影公司，一下子增加到十八位攝影師，員工多達兩百七十三人。買下的Vogue Studio位居City of Bellwood，離我家較近。公司開會結果要我去那裡當Senior Photographer兼 Assistant Manager管理指導Vogue Studio的攝影師。

我知道自己不具管理人的性格，只是答應可以當指導員。Bellwood是芝加哥西邊郊區，只能開車上班，沒有火車經過那裡。我提出需要交通車，公司打破前例，給我一部Impala station wagon 還給我信用卡加油。有時候公司借用我的車，住在附近的總經理Joe Zotia還會特地來家裡載我去上班。當時我真的是天之驕子。＊請閱讀「我的西部開拓史」

1984年春天，台灣來電話，告訴我，給父親朋友王萬得當養子的弟弟，王若江腦充血過世，享年三十八。夏天裡，才五十歲的大哥烈陽也因腦充血過世。秋天裡，開創公司的董事長Rudy Guttash 也因腦充血過世。

董事長過世後，在總經理Zotia經營下，公司營業還是穩定的發展。公司還在市區裡，買下數十萬平方英尺的倉庫當攝影室。1986年，公司招回了分公司人員，我也搬回South Ashland Avenue 的本公司。1988年，總經理Zotia患病過世。公司就由董事長四個孩子接班，從此公司就一竅不振，營業額往下滑。1989年秋天終於宣布倒閉，結束了他們父親和Zotia多年來打下的龐大公司。

我慶幸兒子1987年芝加哥大學畢業，也就不必愁龐大的學費了。

把握時機自創天下

工作十七年的公司關門後，第二天，我立即和開七家電腦公司的鄭姓朋友開了攝影公司Studio Lekki（我投資技術和公司運作，鄭投資資金）。雇用七名員工，包括秘書，會計師（由鄭從他電腦公司派來兼任），兩名攝影助手，室內裝潢師，木匠，外務員。除了秘書和會計師，其餘都是舊公司的同事。

近$50,000的器材（我去採購），17,000SF的攝影場地（鄭姓朋友找到他公司附近倉庫）也在當天準備齊全。因為我過去和客戶們打得熟，印象好，幾天裡就接到一些訂單。除了老客戶，我也設計了一份廣告宣傳單打開新市場。

我自己開的新公司工作之外，過去舊公司的一些同事，也紛紛開了幾家新攝影公司，雖然是競爭對手，可是有時候也會要我去支援。（日資$800）

自己公司創立隔年，除了賺回投資的費用，已經開始有了累積營業額。開創時期我們（我和鄭姓朋友）答應員工如有盈餘會發年底獎金。1990底根據秘書估計，公司這年有三四萬元盈餘。（我的盈餘分配是三分之一公司再投資 ，三分之一資方獎金，三分之一員工分配）。耶誕節時員工們喜氣洋洋等著獎金。不料，會計師說公司沒盈餘。我和秘書要求查看帳簿，會計師說秘書沒資格看。我呢，也看不懂（確實是如此），我只好請懂得記帳的太太來公司查帳。會計師又有話說，你太太沒公司任何職位，沒資格看。她打電話請來頂頭上司鄭老闆。多年的朋友鄭一進攝影室，第一句就叫我太太出去，因為她不是公司職員。然後對我說，公司沒有我還是可以經營，因為我的助手可以勝任。我隨即提出辭呈，兩星期後就離開自己創立的Studio Lekki（我日文名字），另開一家Studio Misa（太太日文名字）。

＊我離開後半年，Studio Lekki關了門。鄭沒料到客戶是跟著我跑。

1990年一月Studio Misa成立，由我自己擔任一切事務，只留用秘書為我整理帳目和日常作業紀錄。工作需要時，僱用臨時攝影助手，木匠，Interior Decorator 。一直到1999年六十三歲退休，我的收入都比Studio Lekki時要多，並且有空時還開始畫油畫，更不用擔心員工們的薪水。

1990年，我也把兩個外甥女（我太太五妹的兩個女兒），從台灣接回來。小女孩Sue，1980年在她媽媽住我家時出生，四歲被媽媽帶回台灣，十歲我們又把她接回來。從此就跟我們在一起，一直到2004年在University Iowa拿了碩士後，回台灣教英文。1993年大女孩Cat到麻省一所女子大學，畢業後到University Kentucky 拿到碩士學位，現在在Connecticut 一所藥廠當研究員。

在自己開業期間，才真正踏進美國社會。也當了Legendary Golfer Jack Nicklaus Collection Catalogue 的 Photographer。

參閱「我的西部開拓史」。

1999年六十三歲，覺得該休息了，太太才六十二歲，也說一起退休到處玩吧！

每天都嘛星期日

睡到自然醒！是退休後的享受。

怎奈，賤骨頭。每天還是六點左右就起來。退休後三四年裡，經濟，體力允許內，坐Amtrak到美國西南部七日遊。到日本大阪，東京十日遊。2001年到中國（911我們正在中南海賓館用晚餐，回旅社房間打開電視才看到飛機闖Twin Tower的場面，開始我們都以為是新的好萊鳴電影），台灣兩個月遊。四年內回台灣六趟。

2004年大孫子怡德 (Orion) 出生，我們出外旅遊打了休止符。當阿公阿嬤後，陪孫子，比旅遊更有生活樂趣。同時也開始全職的繪畫生涯。

Pallet and Chisel 位居芝加哥市內water tower附近，是一個擁有一百多年歷史的畫社，雲集世界各國藝術界菁英。1999年退休後，經朋友吳永吉醫師介紹，我開始到該畫社學習人物油畫。由於來回交通時間將近三個半小時，隨即找到開車只要半小時的附近的College of DuPage學畫。不過兩邊的繪畫程度是有天淵之別。其實，我的人物畫是有一定的程度，學校沒什麼好學，

唯一安慰的是，跟班上老少同學還能學習英文。現在每一年都安排兩三次，要我去教肖像課。

2001年，在College of DuPage開了第一次繪畫個展，同一年也和吳永吉在 Pallet and Chisel開了雙人展。2002年在紐約第一銀行開個展。

2003年，和吳永吉，許明彥，邱淑惠組成芝加哥區的第一個台灣人畫會「胡塗畫會」。「胡塗畫會」組成過程裡，幾個六十幾歲老人，為了安排聚會時間，地點，還有決定畫會名稱，用email 來來去去花了一個多星期還沒有結論，明彥太太素珠說，你們真是一群老糊塗！於是，畫會名稱就叫「胡塗畫會」了。2004年，畫會成立後，秋季裡開了第一次畫展。然後決定每年開一次畫展。

可是2005年開了春季和秋季兩次畫展。因為感到兩次還是太累了，2006年又改回一次畫展。我們畫會的主將許明彥醫師，開了數次刀和腦癌戰鬥三十幾年，2007年春天裡和我們永別了。我們此後每年也繼續開畫展，一直到2010年舊址的芝加哥文化中心關門。

開畫展時，因為有些同鄉問是否開個繪畫班，大家有機會學畫。2008年中心主任鄭介松鼓勵我們，並且讓我們租借中心場地開始教畫。吳永吉醫師和我就挑起了這擔子，無償收學生教畫了。今年已經是第八年了，教過的學生有五十幾位，因為來學的學生在美國都是有高學位，並且很多是當主管的，所以我們稱之曰美術研究所。

談談我們家

1999年退休後，時常出外旅遊。有時，一出去就是一兩個月。雖然感到自由自在，可是心裡就是希望有個孫子抱抱玩玩。雖然兒子和一位他芝加哥大學洋人學妹已經同居十幾年，可是這是不能開口向兒子要的。2003年年底，終於由未來媳婦Susan告訴我們，我兒子向她求婚，準備十月底結婚。

2004年，我結束了「夢得孫」的生活，四月中旬抱到孫子怡德（Orion）了。

有了孫子雖然沒了自己自由的時間與空間，可是日子就是過得充實些。看著他茁壯的長大，又有顆善良的心，英俊的臉。活著就是一種期望，期望他將來是社會上有用的人才。

2010年，怡德有了可愛的弟弟怡明 (Atlas)，今年六月就要五歲了。長得聰慧精靈，我們預料，他將會是哥哥的好參謀。

怡德有了弟弟怡明後，過去唯我獨尊的特權被奪了。起初三四年，心理不平衡，可是也很維護弟弟，不容任何人責罵他弟弟。就連父母都敢頂闖。

兒子吾一去年被公司派遣到新加坡，孫子都帶走了。2014年我和太太五月底回台灣，七月初回美國，八月初去新加坡，九月底自己先回美國，十月初太太回美國，十一月初太太又去新加坡，我十二月中回台灣，太太來台灣會合，住兩星期後一起去新加坡過新年。隔年2015一月初我和太太和兒子回美國。一月底，兒子回新加坡。那一段日子，好像都在飛機上。

新加坡，如果兒子沒去那裡，我們這輩子大概也不會去。就是有這麼一個機會，我們也多訪問了一個不同的國家。

今年朋友王文隆提議，台灣人在美國的第一代，應該留下我們如何在這新世界奮鬥生活的紀錄。在此，我深深感謝他，使我有機會重審這些年來走過的足跡。

 

摘自 芝加哥台美人故事集 (Taiwanese American Journey to the West/Chicago/Volume I)/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