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過三個朝代的故事

作者劉光道

前言

我出生在日治時期昭和七年(1932)，受完日本小學教育，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軍的轟炸，也經過中國佔領軍民如何對待占多數臺灣住民的高壓戒嚴統治。在臺念完初中、師範學校、成大土木工程，並在台服務十三年後，於1969年來美完成碩士學位後再服務於工程界四十四年，2014年退休。

第一章日本統治時代

(1895 ~1945 自明治38年經大正至昭和四十年共50年)

我出生在臺南州的民雄義橋仔、現在的嘉義縣民雄鄉興中村義橋、這時日本已統治了臺灣37年。我的阿公年代是擁有四十多甲的大户人家，家父四歲時失去母親九歲時又失去父親、只念到小學三年級就輟學。可惜這個龐大財產被我的大伯父串通指定的公親族以有白紙黑字為証，變賣一空、他就流落鄉下人家的屋簷下，幸他的三叔父嬸母收養他至二十歲左右。但自輟學後家父就去當劉姓宗族主辦的私塾為旁聽生、那一個私塾都會請一位漢文仙教所有劉家的年輕人，家父就這樣獲得很好的漢文基礎。在這同一時期，也正是日本盡全力想要把臺灣改造成日本國, 進攻東南亞基地的時期，誇稱大東亞共榮圈。臺灣很多的基礎建設，水力發電、公路、鐵路、鄉下道路、排水溝、灌溉系統、電訊、廣播、衛生環境的改善，都是那個年代奠定的。就連我們鄉下的小村莊四週邊都有混凝土排污水溝，這種兩尺深的水溝，只是排除路邊的污水與雨水並用，以减少瘧疾蚊子的繁殖。

我六年小學及剛要進去的高等科，全都日本教育。可是每天回到家，跟父母或鄰居又都是以閩南話交談。雖然大部分的日文雜誌都懂得看(記得我第一本看完的日文小說是西遊記，接着中國的三國演義、都有日文的註解) ，但到現在70多年了都還不會講日語。2013年夏、帶女兒全家去日本旅遊，結果真漏氣 (Lau-kwi, = 出洋相) ，還要靠他們帶路幫忙，覓找交通工具，訂旅館去餐館等。我父親是客家人，母親是河洛人（亦稱福佬），住在大部分是閩南人的大環境，客家話，是無識講又無識聽。

台灣是根据中國和日本訂的條約―馬關條約Treaty of Shimonoseki, April 1895割讓給日本的。那個時期日本人對待臺灣人，也分好幾個層次，在政府機構做事，會講日語，又改名換姓的算是最高級，薪水與配給都比其他人多。我們鄉下農民，是次下等殖民地人, 配給的必需品都不够；好家在(=幸好)我們自己養的雞鴨，可以殺來打牙祭。但是只限於過年，祭祖，拜天公或大節日時才捨得這樣；平時這些家禽都要賣給日本人、城市人或公職人員吃。賣得的錢，只限於買化肥，農俱或者生病時看醫生用。自從1895年之後，也有很多日本人，有组織、有計劃的移民來臺灣耕田種地，特别是來臺灣東部。後來因水土不適與成本等問題、就較少有私人組織、再來臺灣耕田種地。反觀1945年後來台受降的軍民與1949年逃亡來台灣的民眾有多少人去耕田種地？這些人來了之後就接收了日本人所有的政府官舍，日本人的私有宿舍，日本人的田地以及政府公地蓋起眷村。

記得我還沒進小學前，父母親曾帶我們上臺北(我想是被迫)、參觀日本人辦的博覽會（1935至1936）。我沒有太多的印象，只記得很多展覽的東西都會動，例如火車、糖廠、汽車、飛機等。還記得去爬很多台階，到臺北日本神社参拜，那時母親還背著我弟弟。日本統治臺灣的五十年間，調換了十九個總督。「https://en.wikipedia.org/wiki/GovernorGeneral_of_Taiwan」在此順便一提：日本人待臺灣人並不很好，以我個人的評價，應該是非常兇狠。當時剛來統治初期，發生了很多不幸事件，日本軍政府，把那些抵抗的人當作土匪而殺死，統治的前八年就殺死了三萬兩千多人(1895 至1903) 。[請看附註一及註二] ，其中比較可惡的是霧社事件。清朝把臺灣割讓給日本，臺灣人反抗被佔領時發生的。

後來漸上軌道穩定後就沒有再隨便殺人，但一般還是對臺灣人很兇，我每天上學時經過派出所前，還是會看到鄉下人被刑罰、被打得哀哀叫，或被打臉頰、打得口沫橫飛，被駡馬鹿野狼-（ばかやろう），那是日本人駡人最兇最壊的話。

記得自懂事，父母親都要我們 (那時我有三個姊姊和我，大姊長期卧病床上，到她小學三年級時就走了，三姊只大我一歲，很小時候就讓人領養去了) ，早上五時就起床、梳洗畢，父親就準備好了給我們每人一杯熱牛奶(煉乳加開水)，這一杯熱牛奶給我們很大的鼓勵和滿足感，也很感激他得比我們早起準備這一杯熱牛奶。然後我們就得先完成早課或學校老師吩咐的作業再背三字經、四書或千金譜。之後二姊就幫母親整理床舖清掃房間，（是土脚、土的地面），做早餐準備中午便當(べんとう),(鄉下臺語叫飯包)。那時老師叫先生（せんせい)，而拿回家的作業叫宿題（しゅくだい）。天剛亮就去把所有家禽(雞鴨鵝羊) 放出，一邊餵牠們，一邊清掃庭院。做這些瑣碎事都在我們一年級就開始。說到我們的飯包，是蕃薯簽加一點點米煮熟再加一些青菜，菜葡乾，和自己捕捉的小魚蝦等。冬天的蕃薯簽還是晒乾的。夏天的飯包有時會(臭酸)，還是要照樣吞下去。上學時要走半小時草路去附近的國民學校上學、（一般台灣人念的叫公學校而日本人念的叫小學校）。不知道我們朋友之中有沒有冬天打赤腳走田間小草路去上學的經驗？脚指頭都凍得紅貢貢(很紅)、幾乎要斷裂的疼痛。那裡有像日本兒童歌詞(お手て、繋いで、野道を、行けば–靴が鳴る)-穿著的靴子聲音會嚮徹天空？不過也给我小心靈內留下來很大的想像空間。夏天下課回家的草路，就一邊玩一邊捉泥鰍撿田螺挖貝殼等，有時跳進大水溝游泳一番後才回家。

我的母親:她有兩個哥哥兩個姊姊，她排行最小。她除了準備我們三餐起居之外，還會為我們全家及鄰居免費裁製衣服，她會自己畫圖案、綉到衣服上、也會自製各種珍珠首飾。村裡有喜慶時還會幫人辦喜桌。她沒有正式念過書，但她會記帳，會記得何時向誰借多少錢等，是作記號於當天的日曆上，當然我想她看得懂數目字吧，當時也沒問過她。她還擁有一台Singer (シンガ) 的裁縫機。据說當時附近五六個村庄裡都沒有人有這樣高級的裁縫機，是我外公與舅父特别買給她的嫁妝。

小學四年級的老師是日本人，叫加藤（かとう）先生。他有兩個很可愛的兒子，住在學校的宿舍，我們都要輪流去清掃他們的庭院。在日治時代念小學，除了清掃教室、擦玻璃門窗外，要輪流清掃校園、廁所，還要給班級分配到的花草澆水。這個加藤先生，有一天接到召集令，全校的先生，包括校長都到我們教室門口向他道賀。之後他就去受訓然後去中國打支那兵了。其間曾回來看他的太太和小孩子, 也到學校看我們這一班，二戰後就暗然回日本去了。

那個時候，所有學校都有個日式神社。一進校門，就得行兩個鞠躬禮：一個是向神社，另一個是向東北向的昭和天皇。日本式的洗腦教育很厲害，我在一二年級時小小心靈裡就充満了愛日本、愛去當軍人的夢想。說到日式小學生活習慣，除了要求乾淨、整齊、不亂丢東西之外，還要絕對誠實有禮貌；這種教育理念是從小學一年級的第一天就開始。

我在念小學的六年期間，通常都要去田裡幫忙。除了拿鋤頭除雜草外，傍晚還要去巡視灌溉的渠溝有沒有暢通，過大水溝時，還要捲起褲管潦過去。這個時候父親就會說一句：逢河架橋、逢山開洞，我似懂非懂之類的詞句。秋收以後除了拜天公、謝平安之外，並沒有閒下來：通常我們就栽種蕃薯、玉蜀黍、馬鈴薯、青豆、花蓮豆等雜糧。臺灣被誇稱謂寶島並非誇張：我們的田園，除了兩季的水稻外，中間還可以栽種蕃薯蕃茄等類雜糧。春天夏天跪進水稻田除草時，有一種軟體吸血蛭，會鑽進我們腳腿的皮膚裡層，還可以看到一寸左右在外面漂搖，但因牠又軟又滑、抓都抓不住、硬是拉不出來，大概沒有太多人經驗過那種感覺吧。

第二章二次大戰的末期（1943－1945）

整個臺灣都被美國B-24、B-29空襲、轟炸得片地開花。B-29 從近一萬公尺高空丢下來的500磅炸彈足以造成直徑30 公尺、深10公尺的大窟窿，下雨時變成一個大水池。 B-24 的5磅炸彈則不會造成大窟窿，但炸彈尖頭、一觸地即暴炸，殺傷力極強，10 公尺直徑範圍內的人獸都無法幸免。這種B-24是低空飛掠過去，除丢5磅炸彈之外還會用機關砲[不是機關槍] 向地上人物掃射。有一次我和二姊在我們後山上花生園[我們叫土豆園] 用鋤頭除草時一下子飛來了好幾架B-24 向我們掃射。我們就側躺在田間草路旁邊，好家在沒有射中我們。B-24 飛去後，我們繼續除草工作時，突然間聽到金屬相碰聲音，再仔細用鋤頭一扒，赫然是一顆很大的銅色子彈。

這大戰後期，日本開始徵召臺灣人及原住民去替日本打戰，結果表現良好且勇敢，深得日本政府信賴。我的一個表哥以及村裡的一個老兄就去當兵而分别戰死在海南島及緬甸。還有很多醫生護士也都被送到戰場去服務。

美國剛開始轟炸臺灣初期，日本戰鬥機還升空迎戰，但第二天美機再來時，就針對那迎戰的嘉義機場及附近的高射炮臺猛炸；這時我就爬上大樹上觀戰，就像看電影，精彩至極，直到母親用籐條把我趕下來。不過自那一次在土豆園被B-24 掃射之後就不敢了。其後又有一次和我弟弟(他小我四歲) 去挑甘蔗葉回家到半路時，又遇上B-24 來向我們掃射，剛好見到附近有一個磚頭穹橋、就不管水深，我們兩人就鑽進去，幸好水面離橋底面大約還有十公分的空隙，足够把鼻孔伸出那十公分的空氣中，免於窒息。

我小學五六年級時、二姊和我都要替父親（當時父親身體不好）去参加俸仕作業（ほうしさぎよ）、一種志工，修補分配到的鄉間道路及嘉義虎尾機場等。村裡的保正，大概是現在的里長吧，嫌我們姊弟做得太少，就減少我們的配給，以致於我們需要的米油塩都不夠、我們就得走3 至4 小時的路程，去北港外的海口買粗塩挑回家用，大家知道鄉下沒有塩是很嚴重的事。

第三章改朝換代 (1945-1948)

1945年秋，換朝代變天了。經驗了兩顆原子炸彈，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蔣介石受美軍委託，派中國軍隊及高官來臺灣授降接收日本人所有的一切不動產，政府機關，陸海空三軍等，（絕對不是來光復臺灣）。我們臺灣大多數人民都盼望着變天後的生活有所改善，歡迎從中國大陸來的唐山人。這一變，就看清楚什麼叫中國的戰勝軍以及來臺灣接收官員的真面目。這些初期來臺的軍民，目無法紀，想佔據那裡就佔那裡，想要什麼就拿。比如看到村裡有雞鴨在庭院走來走去，就抓去殺。我們的祖堂門窗都被拆去煮飯。還有我們曾養有一隻大黑狗，有一天一個警察和一個拿一枝長棍子的人來，一棍子就把牠打死，拖走了。他們的理由是我們的那隻黑狗沒有牌照。我們猜想，那隻大黑狗大概被他們吃掉了。我小弟為了牠在他眼前被打死，傷心地哭泣了好久，到現在再提起這個無法無天的事，他還會臭罵這些人一頓。這件事發生時，只有我小弟和母親在家，其他人都去田裡做工了。

本來臺灣的米糧、食糖都足够給當時的六百萬人吃，還可以出口到其他國家。但自這些軍民來了之後、臺灣經濟被搞得天翻地覆，民不聊生，很多做小生意或開店鋪的都沒法做下去。我們鄉下耕田人，更要缴出大部分的收成給政府、由糧食局代收。農民剩下的還要去買工具、種子、肥料、看醫生等生活必須費用。種的甘蔗則全部繳給糖廠，而糖廠則按比例分還部分白糖給農民。聽說這些糧食都被運到中國大陸去，然後流進黑市。當然有很多臺灣壞人配合了他們，從中取得利益發了財或非法取得日本人的房子與鄉下的土地。

就這樣，終於228 事伴發生了（1947年）。這時我已念變天後的民雄初中二年級。是第一屆的初中。我們這一屆，有一部分從日本海空軍當過學徒回來的，有的是像我早已在日本小學畢業了一段時間的，還有大部是已經念了北京話、學了初級北京話發音的學生。老師則很多從日本剛回來的。這些初中老師就分別教我們英語、衛生、自然科、代數、三角、幾何、北京話等、還有一位教我們國文的老師何平先生、是用臺語發音學漢文。

228 時我們班裡大幾歲的就去反抗、去接收那些爛軍隊。還有地方農民仕紳就去阻止所有外來的軍民到菜市場買青菜肉類等食物。在我知道的範圍，並沒有殺死人。大部分地方仕紳看到這些勇敢為他們岀氣的年輕人，就準備茶水或汽水給他們喝。後來老蔣就從中國大陸調派更多軍隊(註三)，從基隆高雄港上岸包抄這些反抗的人，他還下令，寜錯殺99 人，也不能放走一個叛徒。連那些供應茶水的人都抓去，包括我們的一位家庭醫生，就在嘉義車站廣場跪着，被槍斃。初中有些從新港來民雄初中通學的同學，每天也會告知在新港路邊墓地槍殺的人數。就這樣，我又有一個表哥當時在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念書（現在成大前身），就不見了，永遠沒有回來了。那一陣子被槍斃的，不只是臺灣人，也有相當多的外省籍人仕。其實有些臺灣人還收容正在逃亡中的外省籍朋友、同事或同學。後來有些被殺的外省籍人仕，國民黨就歸罪於臺灣人殺的。還有很多被抓去關起來的外省籍人仕，這些人仕後來有的也來了美國，他們也透漏了這種毒殺的事實。

大家不覺得這些逃難來台的難民，以當時台灣已有的人口約六百萬、而這個國民黨與新來台的全部軍民約兩百萬不到（包括60多萬軍隊）却都騎在占了多數的台灣人上面管了70年，那台灣人裡的菁英都去了那兒。是不是在二二八事件時被殺死或逃亡到國外了，偶而想起這些事，我這一個行將就木的人，都想哭出來。其實我是時常想辦法把這些事忘掉的。

第四章念書歷程：小學、初中、師範和大學

我念書的過程一直都很不順利，小學一年級比同年齢的就慢了一拍。原因是依据日本學制，四月一日入學截止日期，而我又是五月初生的。所以我的小學一年級就慢了一年後才進去。進初中時又逢臺灣變天、學期制度不同又慢了很久。未進成大前，因為念了師範就要服務當小學教員、一服務、又遲了四年。

記得1946年夏天報考初中時，母親帶我去見當時的小學校長，他都還不準備讓我報名，原因是我連半句北京話發音都不會，而當屆畢業生、已學了北京話一年。母親就摸着鼻子帶我回家。回家後我就央求母親再帶我去見校長一次，告訴校長讓我試試參加入學考試。結果北京語文當然不好，而算術和自然科大概還算不錯，就被錄取了。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我們民雄初中（兩班全部男生）就被合併到兩班全部女生的大林初中去。我就得從家裡走二公里多的土石路到民雄火車站坐火車到大林車站再走路到大林初中。這樣子每天通學，一直到初中畢業。畢業後就每天戴著斗笠穿著長袖衣服去臺糖公司的甘蔗園幫忙除雜草、施肥料等，這樣可以幫助父母增加一點家庭收入。因為這個期間我們家又多了一個1938年出生的小妹和一個1942年出生的小弟。這個時期，我們的生活，真是儉腸又捏肚(很節省)，兩個小妹小弟営養都很不好。整個初中畢業後的夏天，就這樣早出晚歸，也沒有去想升學的事，心裡只想好好幫父母，將來成為一個好農夫。

但有一天從臺糖農場回到家，我們家牆上的小黑板上，居然寫著：（你如想去念師範學校，就來找我），而下面的署名竟然是我初中的教務主任，陳聯勳先生，也是我們的英語老師，他會講一口流利的日本式英語。這樣我第二天就跑二公里路去他家，他看到我這樣快就來，就說他可以保送我到那時的師範學校，任由我選擇，去臺中或臺南師範學校。我問他為什麼保送我，而不是其他很多書念得比我好的同學？他說這些同學都要去念高中，不想念師範學校(我們把它念成吃飯睡覺)。他可以保送三名畢業生，那一屆總共約有兩百多名畢業生。結果兩位女生去了臺中師範，而我就去比較近的臺南師範學校。大家應該知道那時的師範學校，是吃住和學費全部免費，畢業後又有固定的工作。我那時的心情，真是喜出望外。我再問這位教務主任老師，為什麼知道我要念師範學校？他說他看到我畢業前寫的最後一次週記。因為我在那一次週記裡提到我的願望就是念師範學校。實際上我這一個鄉下窮小子，也只能够念師範而已。

現在順便介紹一下當時的臺南師範學校：是男女合校但分班制，我們那一屆，共有九班普通科，一班幼師科、全部女生，一班藝術科、和一班體育科、都是男女合班。那一屆、總共十二班、近六百人、是一般初中畢業後來念三年就可被分配到全臺灣各地當小學教員。另有簡易師範科一班，是專收山地原住民小學畢業就來簡師科念四年後回原住地去教小學。我們在師範三年，全部軍事管理並軍訓。早上聽到喇叭聲就起床、直到晚上也是聽到喇叭聲時，電燈就被息滅睡覺、不許出聲、更不可講話，連誰打呵欠、放屁都可聽到。全天按照預排好的時間表作息，沒有自由時間。全天課程排得滿滿的。除了梳洗、吃飯、白天上課外、晚上還要去自己的教室晚自修，都有軍人教官點名巡視。我們的住宿是由以前日治時台南高等女學校的大教室改裝、放雙層木床而成，大約三十幾個人擠一個房間。可以掛蚊帳，睡上舖位的人有時會掉到地面來、好家在(幸好)都無大礙。

我在師範時曾託一個空軍朋友幫我買到一付空軍飛機上用過的耳機, 像現在的Head phone 一樣，我就看參考書自己在家裝了一個很簡單的礦石收音機，因為我們的住宿在臺南南門路、離中廣臺南電台又近，廣播聲音很清晰、晚上我就聽着入睡。有一次被巡視的教官看到，他問我在幹什麼、我就讓他試聽，但他還是不準我收聽，理由是會用到學校的電，我就跟他解釋，我只接到掛蚊帳的鉛線，沒有用到半點學校的電力，但他還是不相信，或許他們怕我收聼中國大陸的廣播，把我整套的礦石收音機拿到訓導處去。真是有理說不清。

南師普通科是一種通才教育，除了一般高中要念的基本課程外，第一年級要加強念算術，國語、國文、彈風琴、學唱歌、體操、學小學生的跳舞等。大家都知道，我們師範生在學校絕對要講北京話，偶爾不小心講了一句臺灣話、就會被罰站的。可憐我這個鄉下人，還在學標準的勹夊冂匚時常會不小心說了臺語。但我們同屆却已有一位趙森海同學(他是隨父母從福建來臺灣的)、他已經能代表我們南師，參加高中組的演講比賽而拿回冠軍。後來這位同學，聽說在臺灣廣播電臺，當過專題播報員，後來他當了省議會議員的教育組招集人。師範第二年級開始念很多教育方面的專科，例如教育心理學、教材及教學法、教育統計、怎麼準備教材、怎麼講故事等等。其他還是要修簡單的代數、幾何、三角、生物、化學、物理。英文是選修，美術是必修包括鉛筆素描、水彩畫到國畫等。也念很多中國大陸的地理、歷史，直到第三年級上學期止。然後就到台南市的國小、参觀又實習，每次實習當老師、教室後面窗外都站滿了老師、校長與師範同學、有時還有督學，回校後、就開批評檢討會供下次實習時可以改善之處。還有一件事，大概普通高中沒有的，必須順便提一下：就在念師範二年級開始，每一個同學都得輪流上指揮台，在全校師生面前，包括吳鼎校長站在你的正前面，指揮全校師生唱國歌升旗或降旗；我拿三四公斤鋤頭工作都沒有問題，但拿這個二十公克不到的指揮棒問題就大了，兩支腿不但站不直、而且會一直發抖，這樣够剌激吧。

我在南師三年，每個星期六下午吃了晚餐後還是趕回民雄鄉下老家，那個時候乘火車從臺南到民雄、要兩個小時，到家時都已近半夜，母親照樣等我回到家替我開門，問我肚子餓不餓。星期日照樣去田裡幫忙、直到傍晚又坐火車趕回臺南師範。寒暑假則每天全天幫助父母做農田: 挿秧、種蕃薯、蕃茄、花生、黑芝麻等。還有就是與弟弟去抓魚蝦、鱔魚、釣青蛙、挖貝殼等，除了供自己家吃，有時還賣給鄰居、增加收入。

就這樣我就從南師畢業了，也得到一份當老師的工作。我以十二萬分的熱忱（借用中國式誇張的形容詞）和時間投入教學。記得第一次領到的月薪是四十五元新臺幣，那時通貨膨脹、剛改四萬元舊臺幣換一元新臺幣。那時買東西或到銀行，都要用大布袋裝鈔票，拿來拿去很不方便。(見附註五)

臺灣的經濟、就這樣一下子通貨膨脹、一下子用新銀圓來變換、讓人民無所適從，本來二次大戰後大家生活雖苦，但臺灣糧食、足足有餘、怎麼突然變成這樣?

第五章在家鄉當小學老師與大學畢業後的工作

原則上、念師範除非有背景或特殊理由，否則就得回自己家鄉服務。當時我當小學老師時，校長和教務主任設立一種同年級的班級比賽。每次全校性的期中考和期末考都是在比賽，每次考完後就會在全校的朝會上，由校長或教務主任、上台發表那一班是第一、第二名、一直念到最後一名。我就用盡在南師所學，加上我自創的特殊教材與教學法，結果全班的表現都相當不錯。有時課後我還會把全斑留下來複習（本人從來沒有收過補習費）。這是鄉下，大部分學生的家長都是耕農，他們都需要學生早回家幫忙。教了三年後有一次在家長-教師會議上居然有些家長，竟然提出抗議，說是老師不能把學生留下來補習，學生下課以後須要馬上回家幫忙。自從知道這事以後，我的教學熱忱、就從沸點降到冰點。第四年、我就央求校長讓我教低年級，結果我得到一班全部女生三年級的班。雖然還是近七十名的大班，但發覺女生班却又乖又認真，又很會幫我教室的忙。學生下課回家後、我就專心準備考大學、自己一個人留在教室借用學校的電燈看書（因為那時我家還沒有電，看書要點臘燭、光線會恍動），直到深夜。我借到高中生用的大代數、幾何、三角、物理、化學等，幾乎課本裡的每個習題、我都想辦法做過。英文就去嘉義美國圖書館借小孩念的故事書來看，英文文法則買了一本厚厚的英文法大全、自己看了好幾遍。雖然似懂非懂，結果聯考發表時、各科還差強人意、英文僅得四十幾分，但却被錄取、進入成大土木程系。

進得成大、但學費生活費怎麼辦？我就拼命找家教做。有時是教小學升初中、有時是教初中升高中的。好在當時成大的學費還算不高，只是生活費仍無法籌足、有時得向親戚和南師的老師借。

因為我的英文程度很差，念成大第一年，大部分的基本課程、又都是英文原文、對我來說、課本上幾乎每一個單字都是生字、都要查字典，才懂、才能做習題。所須用的時間、是其他同學的兩倍以上。幸好有很多同學的指點幫忙，每科才得過關。同時也開始對結構工程感興趣而以主修結構工程自成大畢業。希望能够實現小時候父親講的一句話: 逢河架橋、逢山開洞的美夢。可惜事與願違，父親就在我畢業前兩個月與世長辭(1960)，沒有看到我自成大土木工程系畢業。

成大畢業後的第一個工作：石門水庫大壩

(1960 至1963 夏天)

我大學畢業後的第一個工作竟是石門水庫大壩處工地施工。整天與特大型各種重機械和駕駛人員為伍，每天工作十小時，每月輪流調換日夜班一次。上日班那一月晒得變成黑人、但上夜班那月就變成白人。每兩週才有一個禮拜天的休息，每個月利用其中的一個禮拜天就輾轉搭乘公共交通車回民雄老家探望母親、並親手交給她我領到的全部薪酬(當然扣除我在石門水庫必須的生活費用) 、然後又趕回石門水庫大壩處。這樣工作直到1963 年夏天，大壩的大部分施工已完成，處長 (丁道炎) 及總工程師 (顧文魁) 鼓勵員工自動離職者可以多領到一個月薪資，我就辭職回民雄老家、專心準備全國性高等考試。那時還被洗腦，以為反攻大陸成功後我的全國性高考可適用於全中國，實不知這個分別只是在幫助臺灣所有外省籍人仕更容易被錄取而已。考完試後一下子找不到工作，就去潮州中學、當數理科教師。1963 年年底高考放榜，幸獲得及格，同時取得考選部的全國性高考及格証書、又取得經濟部發的土木工程技師執照。

再回頭敘述我在石門水庫的見聞: 當時想進石門水庫工作、因薪資比一般公職人員好很多、但並不是想進去就可以進去的。我是因應石門水庫公開在報紙上招考土壤檢驗工程師及格，然後到台北內湖工兵學校受訓一個月的土壤檢驗後才到十一分石門水庫報到、分配到工地的土壤檢驗室工作一短暫時間、就被調到我最不想要去的大壩處施工隊。這種被調來調去、感覺非常無奈，只是因為我沒有好的人事背景。另一批人是來自臺電的工程師和施工人員，他們有臺電公司人事處代為處理安排。還有一些人是靠臺灣當時的立法委員或國大代表介紹就可進去，他們可以上班打瞌睡回宿舍搓麻將。在石門水庫也見到很多大陸撒退時來臺的退伍軍人、反共義士以及韓戰時被俘虜轉來臺灣的人仕。這些人都很可憐、大部分沒有特殊技能、只靠他們的勞力、沒有家眷更沒有子孫。

多災多難的臺灣：在我即將自成大畢業的前一年，1959年有了一次有名的八七大水災,而在石門水庫施工的高峯期，也遇到數次大型的天然災害，其中有一次是葛樂理颱風(Typhoon Gloria – 1963) 。這次颱風我親自看到幾部重機械、如D9 推土機、2.5 CY 的power shovel、Backhoe等都被大水沖走到三公里遠的下游去。

第二個工作:東南水泥公司(1964 年初至1965年5月)

當時總公司在高雄的東南水泥就聘請我當工程師兼該公司營建部技師。除一般薪水外加發技師津貼，等於領雙薪。我的工作是包括水泥工廠維修、半屏山的開挖、測量、各種機械的基礎工程設計和施工。有時還要與營造部出去投標(搜圓仔湯=圍標)、拜訪有關政府機關、陪伴政府官員去酒家喝花酒、裝笑臉、常到半夜才得回到家。因為那一整天的裝笑臉，臉部的肌肉都會酸痛。

我們營建部經理是謝掙強先生，他曾任兩任高雄市長、第一次當市長時才三十一歲，後又當了臺灣省籍的國大代表。他因1959年八七大水災害後沒遵從老蔣禁令不准所有公職人員參加娛樂宴會或搓麻將，被免去他所有公職。東南水泥公司老闆，是他的澎湖同鄉，就請他當營建部公關經理。事實上聽說他是趁任公職之便到了日本訪問期間、被約見了多位臺灣獨立人仕，國民黨就設計把他拿下。我離開東南後聽說他常在家喝悶酒、還從二樓樓梯跌下來，終日悶悶不樂而終(往生時才六十四歲)。

第三個工作:省公路局 (1965年5月至1969年6月出國前)

1965年初，我異想天開，寫了一封自我介紹信、給當時的省公路局長，林則彬。陳述我自成大土木系畢業、有石門水庫施工經驗、又高考及格、對道路工程及橋梁設計特别有興趣；結果竟然得到回信，要我去面談，又得同學，葉基棟兄極力推荐，進入新工處的橋梁課工作。課長是石中光、新工處處長是胡美璜兼總工程師、同事則有比我早四屆畢業的林樹柱、林炳方、楊欽耀與吳耀欽諸兄竭力提拔、指導幫忙，又遇臺灣當時很多新公路工程極須要設計的機會，讓我在橋梁設計方面、稍有心得。在同一時間我也吸收了很多國外、特别是日本，在橋梁設計及施工方面的知識。在我參加設計的每一座大橋梁、我的設計觀念、設計步驟、介紹新工法、比較設計、並考慮可能遇到的施工難度和經費預算等問題，然後送去省公路局月刊登載。發包後的施工過程以及完工後、也誠實地敘說遇到的問題、並列以後設計的改進建議事項等，同樣送去公路月刊登載。我這些撰寫投稿工作、都是我下班回家後在家裡做的，一方面是我的興趣、另一方面也賺取不錯的稿費、貼補家用。但也因這些投稿、引起調查局找我的麻煩。原因是我發表的文章中，曾舉例一些設計法或施工法，而提到當時的蘇聯與中國大陸的實例而被約談幾次。每次都趁我中午正要回家吃中飯時間，每次約談一至二小時不等，約談後都要寫切結書並簽名，並且一再叮囑我不能够向任何人提起此約談，就連最親的家人都不能講。那個時候，家裡沒有電話，更還沒有行動電話。家人都會莫名其妙，怎麼突然又不回來吃飯。据說我這樣舉例大陸或蘇聯的工程，而在報刊雜誌發表就是為匪宣傳，他們足可以把我抓去關起來。

因為我常投稿，省公路局月刊的編輯同事都誇稱我是一個多產作家，這種設計與施工報告曾被多人閱讀引用，也提高了不少我在橋梁工程方面的知名度。我前後參加設計的新工程，除了很多一般省道立體交叉陸橋外，還有臺北附近的華江大橋、至三重市的臺北大橋、民族路大橋、以及臺灣中部的大肚溪大橋等，而且也參與已經開始的第一條南北高速道路的規劃。

第六章：準備出國進修(1960至1969六月)

回想我出國前在臺灣工作的十三年多，除了當小學教員時月薪是新台幣四十五元外；在東南水泥幾乎是雙薪，在石門水庫的待遇也相當高、工作時間長又算加班；在省公路局時，除了薪水外、常有投稿費、我也常取得建築樓房的結構設計、諸如大禮堂、游泳池等；還替營造商計算預力混凝土梁須要的預力都在家裡工作到半夜。理由無他: 我覺悟到調查局對我的不友善, 工程施工單位又要裝笑臉吃花酒, 投標時的搜圓仔湯等悪習慣, 我就開始計劃出國；但出國要一筆錢, 當時美金是1:45左右, 儉腸捏肚 (省吃儉用) ，節省了九年仍無法籌足須要的兩千美金。結果1969年要出國時，還得向親朋好友借才湊足,到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華大)報到。報到之初就碰到洪順天夫婦、林美玲與林嘉仁兄嫂、許輝勳、廖保和與黃萬森諸兄。他們有的已畢業在做事、有的正在修博士學位。當然也見到我成大的同學，葉基棟、陳世芳兩位，他們都是臺灣省公費生修完碩士再攻讀博士學位中。

1969年夏天到華大報到時我的年齢已是37歲了, 穿了西裝到了校園, 有人問我：是來教書的嗎, 是那一系的那一門課等。到了學校一看, 校園之大之美, 讓我目瞪口呆。大到從學校的一邊穿越到另一邊, 快走都要30多分鐘左右；校園美侖美煥, 每一系館都是獨立大型特别設計的建築物, 整個校園與一樹一木，都經過詳細庭院佈置設計, 剛好碰到櫻花盛開季節，杜鵑花與薔薇花分植其間。除了各系科圖書館還有總圖書館外，學校有自己的發電廠，學生宿舍等。這個時期，剛好是越戰高峯期學生反戰，到處破壞門窗及建築物、還公開痛駡總統尼克森，這跟當時臺灣，聽到老蔣名字還要立正，真有天淵之別。美國人民怪政府參加越戰，把經濟搞壞, 但到超市Safeway 第一次看到這樣規模的超市，燈火通明，青菜魚蝦與肉類都排得整整齊齊任人選購、那像經濟不好？這與臺灣當時的菜市場，真的沒得比。又當時正是Hippie 在全國盛行，整個西雅圖到處都可看到一堆堆衣衫不整的年輕人在遊蕩。在超市內居然可以看到穿着不能再少衣服的人在買食物，甚至看到漂亮女生，三點只穿一點，任人觀賞，真是美不勝收，無法把視線收回來。我只有讚嘆這個社會文化差別之大。

第七章：在華大念書(1969—1971)

現在讓我們回到現實生活裡，我把自臺灣帶來的兩千美金存入學校指定的銀行，過了幾個禮拜之後，身上已所剩無幾，我就去學生宿舍餐廳打工。這一打工，又讓我大開眼界。清理杯盤時，要先把學生吃剩下來的牛排、猪排、鶏肉倒掉後才能放進全自動化的洗碗機。對我這個鄉下窮小子來說就覺得這些美國學生實在太浪費了。對全自動化的洗碗設備也驚嘆不已；只要一個人把杯盤從洗碗機一端按序放進去，另一個人帶着防燙手套，從洗碗機另一端把冲洗蒸乾的杯盤、一個又一個接下來依類放上鉄架備用就好了。領到的工資是每小時1.6元美金。記得當時的汽油是29 cents/gallon 、一打雞蛋也是29 cents，雞腿特别便宜，所以幾乎天天吃雞蛋雞腿。有一個華大同學，他在華大的Aquatic & Fishery Dept. 做研究，常把實驗室餘下來的鮭魚肉魚頭帶回來，讓我們分享。但是我必須的生活費用，包括租一個房間、共用厨廁也要每月30元，食物25元, 加上文具費與教科書, 每個月至少也要一百元, 而1.6元的最低工資是很難拉平的。這樣撑到第三學期時, 就去找我的指導教授幫忙。我讓他先看一張家照，照片上有我的家庭成員，三個(MIT，臺灣生的) 幼小孩子還在臺灣，並給他看最後兩個學期的成績單，請他幫忙找任何型式的獎學金，不久就有好消息了。是Washington State Transportation Dept. 供給，每個月三百多元的研究獎學金，每月雖然至少要工作二十小時，但比起洗杯盤的1.6元好很多，而且學費以當地居民計算，又省下許多。我就把所剩存款全部領出來寄回臺灣還債和家人的生活費用。

我的論文主題–以計算機分析斜吊橋結構剛度。A Study of the Computer Analysis of Cable-Stayed Bridges by Stiffness Method. 當時美國還沒有一座這個型式的斜吊橋，但現在全國已經有大小斜吊橋四十多座了。我們灣區就有一個: 就是新海灣橋主橋接Treasure Island 隧道那一段。我在1970年做這個論文橋梁結構剛度分析有幾個難度。其一：當時所謂的計算機是占據整個大房間那種，Data Entry 是用打卡方式，每一個資訊一張卡。其二：斜吊橋梁是一種超高度靜不定結構(High Degrees of Static Indeterminate Structures) ，要用當時已有結構分析程式做要很多調整。其三：斜吊橋本身有很多只能承受張力的鋼索，這在當時的寫程式語言上有很多挑戰性。其四：要描寫計算車輛在橋梁上經過時的感應線(Influence Lines)，非常繁複。其五：當時還沒有任何計算機協助畫圖(Computer Aid Drafting, CAD)工具，我的畫圖工作僅靠在成大學的工程繪畫與在台灣公路局投稿時用過的繪畫技術，所有插圖都用手畫成。其六：用我的英文程度寫畢業論文，又是一大挑戰，我在師範與大學都沒有正式好好修過英文，要寫論文真是很難，幸虧有我的指導教授與Host Family, Mr.& Mrs. Seaton的協助，克服了大部分困難，如期呈繳論文，参加指導教授團的口試，回答針對論文主題的問題。這一次站在教授團及圍觀同學面前、我的雙腿沒有發抖，這要感謝臺南師範的訓練和拜當小學老師的經驗之賜而通過了碩士學位最後口試。在此也要順便感謝指導教授Dr. Desi D. Vasarhelyi, 結構教授Dr. Z. M. Elias, Dr. J.D. Nicholls 和Professor Sergev。也感謝公路局胡美璜總工程師、當時他已幫我申請到台灣交通處的聘請書要我回臺服務。更要感謝我的牽手，陳美華，她在臺北沒有任何的收入下、獨自帶着三個幼小孩子苦等着我趕快畢業找到工作。但因我是自費出國留學、就決定先在這個所謂西方國家找工作賺回我用去的學費，如找不到再回臺灣不遲。同一時間也申請家人來美手續。

第八章華大畢業後找工作及尋找另一種生活方式

(1971 至現在)

華大畢業後找工作(1971 到1972): 當課業結束正要開始找工作時，在西雅圖的波音公司、因一主要發展製作超音波飛機計劃被取消，遣散了大批員工(由原來十一萬多人減少到六萬多)而西雅圖滿街都是在找工作的工程師。我也曾坐灰狗巴士來灣區及南加州找工作，可惜找很久都沒找到、就回到西雅圖把僅有比較値錢的照相機賣掉，換成一張單程灰狗巴士車票打算往東部去找工作, 汽車從西雅圖跑了四個多小時到了Spokane WA, 打算住一夜，天亮後依照電話簿列的工程公司到鬧區去敲門找工作，如找不到再繼續乘灰狗巴士往東岸去找。結果敲到第二家，在當天下午就找到一份工作，雖然公司不大：只有一個繪圖員，一個工程師，最後一個是老闆(Owner)自己，他跟我面談了將近三小時，也要求我繪圖給他看，我覺察到他有一點猶豫不決。我就告訢他讓他試用期三個月，薪水由他隨意訂，如滿意再調整，他就即時決定聘請我了。接着我就把餘程的灰狗巴士車票退還，即刻回西雅圖把我的行李及書本全帶到Spokane, 租了一個房間，準備過另一種上班下班的西方生活。在同一時間參加EIT 及PE (Professional Engineer) 考試幸都一一通過。很快就工作超過三個月了，但沒有得到老闆的任何反應，我就提醒他聘請時的諾言，結果他就給我每個月$30加薪。照當時沒有經驗剛畢業的碩士、在西雅圖可以有$800/月而他只給我每個月$600加薪$30。我想小公司還是很難經營，而付不起高一點的薪水。在這個同一時期，我就認識在這個十多萬人口的城市中，僅有的兩對半來自臺灣的同鄉。一對是陳振坤兄嫂，另一對是洪純仁兄嫂，還有半對是賀靜(她在臺灣嫁給了美軍，隨夫移來Spokane) ，她是當時在台灣電視節目裡唱低音提琴歌星賀蘭的姊姊。不久我就轉進陳振坤兄的公司，有四十多名員工。同時與久別三年的內人陳美華及三個小孩也到達Spokane WA 團圓。

搬來灣區(1972到2015): 1972年春天，接到Bechtel公司通知面談之後聘請，該年夏天就舉家從Spokane搬到灣區。這個期間，曾在Bechtel工作十年左右，(其間考取了加州的結構工程師)，在PG&E 約七年，在Parsons Brinckerhoff工程公司十四年，在加州政府的Dept. of Water Resource約三年，在朋友的私人公司幫忙，直到2014才正式退休。回憶這44年來在美國這個自由社會貢獻所學，参加無數的各種公共工程設計及施工，完成了父親臨終前的遺願。三個小孩也都順利完成學業，各自獨立成家，各奔前程。唯一遺憾的是與我共患難五十年的牽手，陳美華沒有等到我退休一起來享受美國的退休生活，於2011年十二月去世。她原來也念了台南師範，教了十年小學，來灣區後也在同鄉會主辦的小學班教過北京話。她自1972年來美之後才開始學英語英文 (從ABC開始) 再修當時的Computer Language, IBM大型電腦操作等課程，之後在AMOT Controls Corporations公司在Richmond當大型電腦的Operator工作了七年多又轉美國海軍在Alameda辦公室當會計多年後再辭掉工作而去Hayward State Collage 專心修完她的學士學位，完成了她一生的心願，她畢業時我們三個小孩，都專程從東岸回來參加慶祝她的畢業典禮。她學任何事情都很認真，我的日本式英語發音、都託她改正。我寫信或公文時都會讓她看，徵求她的意見。我們在Spokane時也就買了一台新式Singer的縫衣機，除了裁製我們三個小孩所有衣服，也幫我製了兩件Dressing Shirts,一件上班穿的西裝。我們也一起換新窗戶窗簾、換新沙發Cover。我想我們跟大部分領薪水的同鄉一樣，平時都很節省。我們寒暑假就開車到處搭帳棚旅遊，三四天才捨得住進旅館大洗澡一番，有時還一邊釣魚一邊煮來吃，樂在其中。大概西部各州包括加拿大的洛磯山脈，美國黄石公園、猶他州，亞利桑那州，內華達州都這樣遊透透。目的無他，只希望省一點錢供小孩念大學用、不必像我一樣念大學時還得拼命打工。

第九章　我們的三個女兒

在此順便介紹我們的三個女兒：老大若文（Joanne），老二佳琳（Sharlene）和老三韻玲（Lynette）。她們自小學一年級開始都要輪流做家裡的雜事（House Chore）。一個買菜並煮飯煮菜，一個負責洗衣折疊衣服，另一個則保持地版整潔。每個月調換工作一次，但可以互相幫忙。一直到高中畢業為止。我們對她們的另一個要求是：自她們拿到駕照後都要去打工賺取她們自已的零用錢，也是做到高中的Senior year為止。我們的目的是訓練她們用最少的時間去完成更多且必須做的工作。離開家進入大學後，生活可以自理，課業可以自行分配時間去控制完成。

老大進UC Berkeley念化工系。老二則說她不去 Berkeley而要去MIT。當時 UC的學費加上住宿費是五千多元一年，而MIT 則須要一萬七千多元加上來回機票，我要老二在UC先完成 BS學位後將來再去MIT的研究院, 但她說了很多理由，讓我無法拒絕。原則上、我們負責她們Under四年的全部學費和生活費，不要像我念大學時還要拼命打工。兩年後老三也要申請進大學了，但她還不知道要念什麼，結果她去申請美國海軍學院 (US Navy Academy)，因為她知道我們再也沒餘錢給她念大學。幸好在她猶豫不決時, Monte Vista High（In Danville, CA）的Counselor 告訴她一個機會可以申請學費獎學金，結果她得到四年全學費獎學金，是American Engineering Associations 頒給的，該獎學金唯一要求是一定要念與工程有關的科系。最後她就決定去念Johns Hopkins 的Bio-engineering. 她念大學時一邊去監獄教Prisoners 上課，一邊替學校校刊寫稿賺一點零用錢。結果念了三年半就以電機工程系自Johns Hopkins大學畢業，準備找事再說。但這個Bio-Engineering 必須念到Master Degree 以上，才能找到工作。幸好 UC LA給她獎學金，接受她去念研究院。UCLA畢業後去Dallas TX 的Texas Instrument (TI) 實習然後，志願去TI France 分公司工作兩年多，回美後去U-Penn Wharton 再念MBA 兩年多, 回灣區工作至今，現住在 Mountain View CA.

現在再回頭說我們老大，若文，她自UC Berkeley 化工系畢業後就同時申請MIT 化工系和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L 的醫學院, 都獲得許可。結果她選擇去MIT念化工，獲得Chemical Engineering PhD後, 在Boston同一公司工作了近二十年，我的牽手病情惡化，受不了我的一再要求才於2007年回灣區的Chevron 油公司工作至今。而老二，佳琳，則去了MIT 從Under 一直念到 Graduate School而以專攻語音辨別-Speech Recognition亦獲得Electric Engineering PhD 而在灣區工作至今，她現住在Sunnyvale CA.

後記

我覺得我很幸運，能夠定居在這風和日麗的北加州東灣，在這裡又認識了這麼多各有專長而且熱誠的臺灣菁英。謝謝各位讀者耐心看到最後這一章節，希望同鄉大家夫婦多珍惜現在的每一天每一分鐘，相互扶持，相互勉勵，保持健康和快樂的心情，共渡餘年，好好享受退休生活。最後給大家一個笑話，以便收筆。

人出生後有三晃：

一晃就大了？二晃就老了？再晃就走了？

我已經晃兩下了，暫時不想晃了？再晃就沒了！

活著就是勝利，掙錢只是遊戲，健康才是目的，快樂才是真諦！

附註***********************附註********************附註

[附註一] 根據後藤新平引述官方統計，僅在1898—1902四年間，總督府殺戮的台灣「土匪」人數為11,950人，日本統治台灣的前八年，共有三萬二千人被日方殺害，超過當時總人口百分之一。

[附註二] 霧社事件: 自1897至1917年止，原住民的反抗。

其他重大事件：

Shin Cheng events (新城事件)

Truku battle (太魯閣之役)

Renzhiguan events (人止關件)1902

Zimeiyuan incident 姊妹原事1903

Wushe Incident（1897 至1917）

[附註三] 二二八事件：the February 28th Incident of 1947,

When Chiang Kai-shek’s troops came over from the mainland, and brutally slaughtered between 18,000 and 28,000 Taiwanese — many of them local leaders, doctors, lawyers, and students. Also read an article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of 29 March 1947 about what happened in Taiwan during those fateful days.

228 屠臺川軍指揮官-劉雨卿：http://wtfm.exblog.jp/20128132

[附註四] Political divisions of Taiwan (1895–1945)

當時的行政區域	面積 (平方公里 )	人口 1941 年	現在的行政區域　2015年
當時的行政區域	面積 (平方公里 )	人口 1941 年	現在的行政區域　2015年
臺北州	4,594.24	1,140,530	基隆市, 新北市,台北市, 宜蘭縣
新竹州	4,570.01	783,416	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桃園市
臺中州	7,382.94	1,303,709	彰化縣,南投縣,台中市
臺南州	5,421.46	1,487,999	嘉義縣,嘉義市,雲林縣,台南市
高雄州	5,721.87	857,214	高雄市,屏東縣
花蓮港廳	4,628.57	147,744	花蓮縣
臺東廳	3,515.25	86,852	台東縣
澎湖廳	126.8642	64,620	澎湖縣
五州三廳	35,961.21	5,872,084	九市十一縣

[附註五] 舊臺幣兌換新臺幣，on June 15, 1949; 2 years after 228

The Taiwan dollar was replaced by the New Taiwan dollar on June 15, 1949, at the rate of 1 new dollar to 40,000 old dollars. The Nationalists were defeated by the Communists in December 1949.

[附註六] 我們的照片:

1936年我們的閤家照，最左側為 Kenneth 4歲多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