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瑞典到美國
作者 彭明敏
翻譯 林美惠
抉擇去向
我一直寄宿在伯納家裡，一切都很舒適偸快，但是不是就這樣在瑞典永住下去？我猶豫難決。瑞典是高度的福利國家，當局對我的生活和工作，相當關心。不久，接到通知，我被任命爲人類博物舘的正式硏究員，待遇也算不錯。在這個美麗、人情又濃的國度裡，定居下來，安心工作，實在是一個大的引誘。可是海外台灣人，尤其在北美洲和日本的，强烈要求我應盡早想辦法，移居北美或日本，因爲那裡台灣人最多，台灣人運動也因我來到海外而急速發展起來。
在我內心的奥底，無可否認，有一種沈重的責任感，使我深深感覺，我實在有義務爲了台灣和台灣人的將來，盡一點力量。對於大多台灣人來說，我在這「天涯海角」的瑞典，安逸久居，是一件無法想像的事。
還有語言也是一個問題。雖然瑞典人大多能講流利的英、法或德語，我到達以後，不論要做什麼事情，未曾遇到任何不方便，但是如果我決定久留，還是要學得瑞典語，這在時間、精力和心理上，對我將是相當的負荷。
所以，我決定探究到北美的可能性。
密西根大學
我與美國學界再度聯絡上。
我於一九六五年被釋放而受軟禁期間，密西根大學曾連續兩年，寄來聘書，雖然我無法前往。如今，該大學法學院教授格雷(Whitmore Gray)來信說，他們對於過去我在台灣時與他們討論過的硏究計劃，仍有興趣。那時，他剛要到莫斯科一趟，打電報給我說他願意到斯德哥爾摩某時某地與我見面，要我打電報到布拉格他將住宿的旅舘，確定這個約會。我打了電報，到了他所定的時間前往他所指定的旅舘去，但沒有看到他。約十天以後，他才由密西根打電話來，說在布拉格沒有接到我的電報，所以沒有去瑞典。他問我對於前往密西根大學硏究是否還有興趣，我答說有。
在其後接着的長久通信中，我對於密西根一直對我有興趣，願意給我硏究的機會，表示感激。密大的中國硏究中心主任穆爾飛(Rhoads Murphey)教授也加入通信來往，最後決定，我的聘書由密大法學院和中國硏究中心共同發出，法學院提供硏究室，中國硏究中心則成爲我的硏究基地，我的硏究題目將是國民黨佔領下台灣的現行法律制度。
密西根大學問我能否自一九七〇年四月開始工作。那時已是二月，而有許多手續要辦，包括申請美國簽證等。
當我的瑞典朋友們知道我打算到美國時，他們都極力反對。從瑞典人的觀點看，我這樣做，是非常危險的。歐洲報紙每日載滿着美國城市裡的暴力、法律和秩序的崩潰。他們認爲我此時到美國是等於要自殺了，國民黨很容易計劃把我暗殺。我在與美國的通信中提出這個問題，也向前來訪問我的美國記者們詢問。他們却都認爲在美國許多城市裡街頭暴力雖是個嚴重問題，國民黨如想傷害我，則愚不可及，因爲國際輿論的指責將會嚴重損害國民黨的名聲，甚至可能成爲致命傷。
雖然我很淸楚，政治行爲，尤其國民黨中國人的動作，未必會服從理性，或遵循朋友們所提出的邏輯，我還是決定申請簽證，前往美國。
美國領事的躊躇
一些美國朋友，曾向國務院爲我私下探詢。在正式申請簽證以前，我們要確實知道，我的申請有獲准的可能。美國國務院並沒有承諾什麼，可是大家都比較樂觀，認爲可能會有拖延，但問題總可以解決。
有一天，我帶着伯納教授的一封介紹信，到在斯德哥爾摩的美國領事舘，塡妥申請觀光護照的表格，遞交給副領事。他講得令人洩氣：我是個政治亡命者，又無常久職業，難以視爲眞正的觀光客。不過，他答應將我的申請呈送華府。
一九七〇年四月廿四日，兩位台灣靑年，在紐約一旅舘門前，企圖槍殺蔣經國。我的朋友們因此變得悲觀起來。他們相信現在國務院一定極不願批准我到美國。據說國務院覺得我逃離台灣所造成的傷痕，在台灣和中共，都記憶猶新，現在批准我到美國，仍嫌過早。
新的學年日漸接近，我們決定採取行動。七月卅一日，我提出密大的聘書，再正式申請，這次申請的，却是「文化交流」簽證。美國領事舘已等著我再度前往，請我進去與一位領事和女副領事談話。我開頭便說，我瞭解這是複雜的事情，但是開學在卽，密大和我都須要知道此事如何決定。
領事雖然客氣，但也坦白表示使舘爲此事感覺爲難。他問「你申請簽證的目的是什麼？」。我指着桌上的密大聘書說這不是很淸楚地說明目的麼。
「你會不會從事於政治活動？」
「你如何爲政治活動下定義？」我問道。我指出我的專門是公法和政治學，我一生只致力於硏究和教學。我認爲我的專業職務包括讓世人知道我對時事的看法。如果我到美國，這將也是我職業的正當範圍之內。依照我的觀點，對於政治提出專業的評論，並不構成政治活動。
領事說「不過，假如一個退休的大使建議承認中共，我便會認爲那是政治活動」。然後，他問我，是否要尋找新聞界人士，表達我的看法。我說「我不知道會不會去尋找他們，不過，如果他們來找我，我不會拒絕評論當前的時事」。
領事下一個問題，使我有一點驚異。他說「你會不會讓你的名字被用作信紙上頭銜？」。我回答說那不太可能，我從來沒有想到那種事情。然後，他又問我，如果我的申請不獲批准，我會怎麼辦。我只能說我不知道，心裡却很想告訴他「我不會因之自殺的」。
領事又指着申請表格上細字註釋，說「也許你已注意到這一條裡，有一項問題，關於犯罪紀錄的。你有沒有看到？」我回答說，當然看到了，但我不認爲我的案件是個犯罪的紀錄。
他又問道「可否請你將你案件的細節寫下？」我回答說那大可不必了，在台北的美國大使舘裡有我的完全檔案，相信如果去要，他們一定會提供全部資料。
領事似乎有一點訝異，說「你要瞭解，每一個領事舘都是獨立作業的」。在這種相當尶尬的氣氛中，談話結束，領事最後說，最終決定是在華府做的。
姐姐被迫辭職
中國傳統観念的「罪及九族」，起了作用。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自從創辦以來，一直由我姐姐担任校長。自我被釋放以後，當局便開始加以壓力，要强迫我姐姐辭職。可是該校董事會，不管董事長蔡培火與國民黨的勾結，一直抗拒這種壓力。但是如今我逃離台灣，國民黨的態度，蠻橫起來。董事會接到通知，如果我姐不自動辭職，教育部將直接干預，命令解散董事會。國民黨有人告訴我姐姐，勸她自動辭職，暗示廖文毅的例子：他的嫂嫂被判十二年徒刑，她的兒子則被判死刑，直到廖放棄在日本的政治活動，回到台灣接受等於俘虜一般的生活時爲止。
這樣的暗示已夠淸楚了。主辦該校的長老教會提早召開總會，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接受了我姐姐的辭職，但拒絕當局的要求以「無能」作爲理由。
同時，有位遠房堂兄的太太，她一向喜愛到國外旅行，忽然接到通知，她的護照巳被吊銷，從此不准再出境了。
獲得簽證
自我申請美國簽證之後四週，在美麗的夏日與伯納一家人在一起，我開始知覺我多麼深深愛上瑞典這個國家、多麼喜歡瑞典的朋友們。我可以猜得到，伯納一家人暗地希望我最後不能獲准赴美。伯納教授因公出差到紐約和波士頓，在那裡，他曾與一些出版社接觸，想解決我的經濟問題。回來以後，他勸我不要再想到美國去，說「留在這裡，寫一本書吧」。
除前往密西根大學以外，我還沒有心情構想長期嚴肅的計劃，而且我又沉醉於斯德哥爾摩美麗愉快的氣氛以及伯納和瑞典朋友們的溫情裡。我們喜愛一起談笑，也多次到海邊別墅歡渡週末。
六個禮拜過去了，我還一直等着美國領事舘的回音。九月有一天早晨未到八點鐘，電話鈴響了，年輕的副領事的聲音傳來，「恭喜！華盛頓來電說你的簽證批准了。還有一些手續要辦，不過請你先去作身體檢查」。
九月十七日，我帶著文件到領事舘領收簽證。這次接待我的是與前不同的領事，氣氛也顯得較愉快，他也恭喜我，還恭維了 一番。顯然，他已對我過去的經歷，相當淸楚，他遞給我一切文件，裂嘴笑道「當然你瞭解你是要到大學去作硏究的，我們希望你不會與你原來的目的走偏差了」。當消息傳開，我已獲准到美國時，國民黨立刻向美國駐台大使提出强烈抗議，駐華府的國民黨大使也親自到國務院，强調國民黨的反對。
當我獲得簽證時，我接有兩項邀請，一是到瑞典一所大學演講，另一是到在挪威奥斯陸(Oslo)擧行的國際特赦協會全球年會演講。前者不得不取銷，因爲我決定取道挪威和英國赴美要離別伯納全家和瑞典朋友們，以及離開瑞典是件非常傷心的事。這個國家、這些朋友們，在我性命危險時，給我庇護和照顧，溫暖仁慈地接納了我，這使我永遠難忘。
抵達美國
在一九七〇年國際間頻繁發生劫機事件時，我由奥斯陸，經由倫敦、蒙特里爾，飛往底特律。在倫敦機場，所有旅客都須經過搜檢，所有行李也都要卸下，實施徹底檢查。
九月廿九日下午，我通過底特律海關，十年來首度再進入美國。上次我到美國時，我拿的是國民黨發給的外交護照，這次我却作爲政治亡命者，手持瑞典政府所發的無國籍者證件。
第二天，我便到密西根大學中國硏究中心，見其主任穆爾飛教授，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談話。他很技巧地想知道我在美國是否打算作政治活動、關於此點，我與國務院之間有無諒解，換句話說，國務院有無從我取得承諾，限制我的言論和行動的自由。我告訴他我如何向斯德哥爾摩美國領事說明此點：我仍然自認是個學人，打算專硏法律和政治，而在我硏究的過程中，無疑將會對當前政治問題，提供意見。
穆爾飛教授接着就說，他看不出理由，我爲何不能享受與美國同行教授一樣的自由。
我應邀到密大，可以硏究自選的任何題目，我曾提出計劃，要硏究「台灣『國家緊急狀態』的法律和政治」。密大最初發聘書給我是一九六八年，其後我雖然受着監視，他們還是繼續發給聘書。對於許多硏究中國的學者來說，台灣只是「中國的一部份」，也是他們能夠接觸並前往硏究的唯一部份。所以，他們之間產生了一個疑問：彭明敏在「中國硏究中心」的存在，是否會危及它與國民黨的微妙關係呢？硏究中心有些同事曾建議，應對我警告，不要參與政治活動而影響硏究中心的利益、傷害其與國民黨的關係或損害密大在台灣的硏究計劃。但是，他們經過討論之後，決定由個別同事讓我知道他們毎個人的想法。有的，照辦了。
我發現密大的學風，刺激鼓舞。不久，我的硏究計劃擴充到包含近一百年來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
Published in 1984/03
Posted in 201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