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光理與台灣的半生緣

作者：楊遠薰

彭光理1 — 2016 年，彭光理(Michael Fonte)攝於民進黨駐美代表處

義裔美籍的彭光理(Michael Fonte) 生為紐約客(New Yorker)，卻講得一口流利的台語，而且對台灣的近代史如數家珍。他在台灣邁向民主化的過程中留下許多身影，在蔡英文兩度競選總統前的美國華府行，更扮演著運籌帷幄的角色。

至於他如何與台灣結緣？何以這個緣一結，便是大半生？且聽他娓娓道來。

彭光理一開口講話，常令對方吃一驚，心想：「這個老外怎麼會講台語？而且講得如此典雅道地？」

事實上，他曾受過正式的台語文訓練。因為年輕時，他是個奉派到台灣農村服務的天主教神父。為了與基層民眾溝通，他花費一番苦心去學台語。

來自一個天主教家庭的彭光理生長在紐約市的布魯克林區。他在敏感的青少年時代，即同情城市裡的弱勢族群，因此高中一畢業，便進紐約瑪利諾(Maryknoll)神學院就讀，矢志做個濟貧扶弱的神父。

1967年，自神學院畢業的他被羅馬天主教冊封為神父，開始踏上實踐理念的第一步。當時，他希望到海外的大城如日本的東京或智利的聖地牙哥等地工作，結果卻被分發到台灣，為農民服務。

於是，不曾見過水稻的他拎起行李，飛到這塊另名為「美麗之島(Formosa)」的亞熱帶的島嶼報到。抵達台灣後，他在教會安排下，先送到台中的瑪利諾會語言中心學台語。

彭光理說：「當時台灣大多數的民眾都講福佬話，所以我學的台語就是福佬話，即使後來繼續學中文，也是以福佬話發音。」

就這樣，他每天上課六小時，每星期上課五天，連續讀了九個月。其時，彰化縣埔心鄉羅厝庄的駐堂神父生病告假，教會派他去代工，所以他的第一個工作站便是處於阡陌稻田間的羅厝庄。

彭光理說：「羅厝庄是一個很典型的台灣農村，座落在員林鎮與溪湖鄉之間，居民都務農。但那裡有一家天主堂，也有好幾戶天主教的教友。」

因此，年輕的彭神父騎著鐵馬，沿著鄉村小道，去探訪會友。村裡的孩子遠遠見到他，便大叫：「阿凸仔，阿凸仔！」

待彭神父停下鐵馬，和村人說話。大家都嚇一跳，忍不住叫：「唉喲，這個阿凸仔怎麼會說台灣話？」

消息很快地傳開，所以到後來，村人都稱他為「那個會講福佬話的阿凸仔」。

彭光理在羅厝庄工作一陣後，原先告假的神父復職，他便又回語言中心學中文。這回讀到會讀會寫的程度，才被分發到苗栗的苑裡與竹南工作。

「苗栗縣是客家縣，但海線的居民仍講福佬話。」彭光理說：「所以我的福佬話在海線的苑裡與竹南都行得通。直到現在，我都還跟當年在那裡認識的老朋友保持聯絡呢。」

當時的台灣因為長期戒嚴，民眾心頭普遍籠罩白色恐怖的陰影，無論講話或行事，都小心翼翼。彭光理日日與基層民眾為伍，知道他們大致都對政府不滿，但不敢吭聲。他同時目睹社會許多不公平的現象，但因缺乏著力點，也無力改善。

逐漸地，他有種無奈與無力感。在台灣生活三年後，幾經思考，他決定回美國，繼續充實自己。

1970年秋，彭光理抵達密西根州的安娜堡(Ann Arbor)，進密西根大學的東亞研究所深造。

出乎意外的是在那個寒冬漫漫白雪皚皚的地方，他遇到兩個影響他爾後人生的台灣人。這兩個人分別為彭明敏教授與林宗義教授。

彭教授原是台大政治系系主任， 1964年因與學生共同發表《台灣自救宣言》而被捕，判刑八年，後來改為監禁在家。1970年一月，身為獨臂人的他竟得以擺脫嚴密的監控，逃離台灣，飛抵瑞典，堪稱傳奇。稍後，他在美國密西根大學從事研究工作。

林教授本身是一位傑出的精神科醫師暨日本東京大學的醫學博士，曾任職於台大醫院與聯合國多年，其時在密西根大學醫學院任精神醫學教授。他的父親是著名的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暨前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博士。

彭光理在密大遇見這兩人時，時值壯年的彭明敏氣宇軒昂、風度翩翩，學養俱佳的林教授亦令人景仰。兩人對這位會講福佬話的阿凸仔後輩亦十分親切，三人乃經常聚首。結果，彭光理自他倆得到的有關台灣政治、歷史、文化…的知識遠勝於他在台灣三年的見聞與在密大東亞研究所的學習。

彭明敏於1971年離開安娜堡。林宗義則在1972年與黃彰輝牧師、黃武東牧師、宋泉盛牧師共同發起「台灣人民自覺運動」，成為海外台灣人運動的領袖之一，然後於1973年前往加拿大執教。

彭光理在密大取得東亞研究碩士學位後，續留安娜堡，從事亞洲研究教育的推廣工作。1976年，他獲得一個在洛杉磯城內照顧弱勢族群的工作，乃搬到加州。

在洛城工作八年後，他經朋友介紹，到華盛頓特區從事美國對中南美洲外交政策的研究，乃於1984年搬到華府。

巧合的是彭明敏亦在稍後抵達華府，從事台灣人的公共事務。兩人在華府不期而遇，使得彭光理再度與台灣結緣。

華府 (Washington, D.C.)是美國的首都，也是影響國際政治的行政中樞。由於美國是一個民主的國家，由各州選出的參、眾議員足以影響美國的政策，而美國的政策又足以影響全球各地的政治生態，所以在華府地區有許多遊說團體。遊說與研究美國外交政策都成了專業。許多人或為理念或為利益或為政黨或為其國家，從事各種不同的遊說事工。

八十年代的彭光理任職於一所中南美洲的文化歷史機構，專事美國外交政策的分析。他在華府逐漸結識一些理念相同的朋友，也加入一個名為「宜居世界理事會(Council for a Livable World)」的非營利組織。

這個組織係由一些曾經參與原子彈武器的發明爾後深感不妥的物理學家們於1962年所創立，其宗旨在主張廢除核子武器，促進世界和平。該組織的總部設於華府，不少華府地區著名的學者與神父皆參與。

爾後，「宜居世界理事會」在推廣反核武的運動中，進一步主張槍械管制。因為槍械管制牽涉美國人的生活與歷史背景，因此引起正反雙方的支持與抵制。為達到槍械管制能在國會立法實施，他們透過媒體，廣對民眾宣導，並且到處募款，支持理念相同的候選人當選為國會的參、眾議員。迄今，他們已經送進三百多名主張槍械管制的政治人物進入美國的國會。

在從事這些理念宣導與四處募款的過程中，彭光理認識了同是人道主義者的Berta Romero。他說，Berta為了幫助因越戰而流離失所的難民，特地在七十年代飛到泰國，在難民營住了八年，也學會了泰語，如此工作到越戰結束、難民營工作全告一段落後才回美國。兩人在華府相識，惺惺相惜，情投意合，乃進一步於1987年結婚。婚後共育一子，取名 Gabriel。

與此同時，一個名為FAPA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中文名為「台灣人公共事務會」的非營利組織於1982年在美國洛杉磯成立，總部設在華府。其宗旨在從事美國國會參、眾議員的遊說工作，希藉美國國會議員影響美國行政部門的力量，保障台灣的安全與島上住民的利益。

不同於其他台灣人的社團，FAPA是一個美國人的組織，由台裔美國人（Taiwanese Americans，簡稱台美人）組成。FAPA成立後，由蔡同榮博士擔任創會會長，彭明敏教授為榮譽會長。一年後，蔡同榮將棒交給陳唐山，自己改任執行長。

1984年底，彭明敏夾其獨特的光環當選為FAPA第三任會長，任期兩年，乃搬到華府。他於1985年正月走馬上任後，即力促美國國會舉辦江南命案聽證會。

接下來，FAPA的工作重點放在遊說美國國會議員提案並通過「支持台灣民主」決議案，以期向國民黨政府施壓，迫其釋放政治犯，並廢除戒嚴法。這時，彭明敏邀請同在華府的彭光理為FAPA編撰英文通訊。

彭光理認為FAPA支持人權、民主與公義，皆與他的理念不謀而合，便欣然同意，他沒料到他會自此在台灣人的公共事務上一步步地「潦」了下去。

1986年五月，FAPA敦請美國參議員甘迺迪(Edward Kennedy)與裴爾(Claiborne Pell)、眾議員索拉茲(Stephen Solarz)、李奇(Jim Leach)與托里西尼(Robert Torricelli)…等議員在國會山莊舉行「台灣實施戒嚴三十七週年」記者會，同時安排其時在美國訪問的「美麗島」受刑人家屬周清玉與許榮淑參與記者會。當時，接待周、許兩人的事便由彭光理負責。

彭光理的一口福佬話令周清玉與許榮淑感到十分親切。三人相談甚歡，很快地成為好朋友，而那日的記者會成果更令人印象深刻。

那天，諸多美國參、眾議員在現場宣佈成立「台灣民主委員會(Committee for Democracy on Taiwan)」，由參議員甘迺迪與裴爾任榮譽主席，眾議員索拉茲與李奇任聯合主席，以協助促進台灣的民主、自由與人權，令所有與會的台美人都感到十分興奮。

然後，四個月後的9月28日，一群勇敢的黨外人士包括周清玉與許榮淑在內，假台北圓山飯店宣佈成立民主進步黨(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簡稱DPP) 。他們在挑戰黨禁後，隨即在現場打電話給在美國華府的FAPA總部，尋求國際的關注。FAPA總部接訊後，同仁們立刻分頭聯絡美國國會裡「台灣民主委員會」的議員朋友，籲請他們儘速送賀電與發表支持民進黨成立的聲明，以免這些創黨人士被捕造成民進黨的夭折。

結果十日後，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法索爾(Donate Fascell)發表公開聲明，敦促國民黨政府應與剛成立的反對黨溝通，並廢除戒嚴法。民進黨亦在驚濤駭浪中成立。

全程參與的彭光理這時的心情猶如一個助產婆，目睹一個稚嫩的小生命自母親驚險的分娩中呱呱墜地，安然存活，心中充滿喜悅。

「這是我與民進黨結緣的開始。」他微笑地說。

1987年是彭光理與Berta 的大喜之年，但新婚的他卻為陪朋友回台而闖關，挑戰黑名單。

那年七月，國民黨政府在台實施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法終告解除。許多海外人士急欲返台施展抱負，卻囿於黑名單的限制無法成行。其中，因美麗島事件滯留美國多年的許信良尤為積極。他巡迴各地募款，揚言將闖關回台，但又擔心會如菲律賓的阿奎諾般，一抵故國機場即被槍擊，因此找了包括彭光理與林邁爾(Lynn Miles) 兩位國際友人在內的一夥人同行。

彭光理說，他們一行人先飛到日本，再轉飛到台灣。林邁爾與他其時都被國民黨政府列入黑名單，都無法取得入台簽證，但那次在桃園機場卻都入境了，反倒許信良功敗垂成。許信良後來經其他途徑輾轉回台，而那次的闖關則是他人生的一個難忘的經歷。

戒嚴法解除後，突破報禁成為島內民主鬥士奮鬥的目標。1989年六月，由康寧祥主辦的《首都早報》在台北正式發行，被視為台灣報禁解除的重要指標。其時網羅島內諸多名筆的《首都早報》即聘彭光理任其駐美特派員。

彭光理說，康寧祥在主辦黨外雜誌《八十年代》時，即與主編司馬文武在美國與他相識。後來，康寧祥籌辦《首都早報》，聘司馬文武任總編輯，司馬邀他助一臂之力。他乃情義相挺。

為此，他改行換業，成為一個天天跑新聞與伏案寫稿的新聞記者。雖然《首都早報》發行一年多後關門，他亦重回分析美國外交政策的本行，但同時另有其他雜誌向他邀稿，他便陸續寫了四年的華府報導，直到自己的業務太忙，才告一段落。

彭光理自1993至1999年領導一個十人小組，從事研究大量武器的摧毀，並追蹤聯合國維持世界和平的進行。他同時是「宜居世界理事會」教育基金的執行長，經常透過媒體向大眾宣導槍械管制的重要，並進行募款，工作十分忙碌。

但在百忙之中，他的台灣朋友找他幫忙，他都盡力完成。結果。不同的朋友找他幫不同的忙，他竟在台灣邁向民主化的每個過程中都留下了腳蹤。

九十年代，反電子媒體壟斷成為民主人士全力以赴的目標。在此之前，台灣僅有台視、中視與華視三家電視台，皆由中國國民黨的相關單位所掌控。1995年正月，FAPA力促友好的議員們在國會舉辦「台灣言論自由暨電子媒體壟斷」聽證會，當時出席作證的就是台灣立委張俊宏、電台主持人許榮棋與彭光理三人。此種電子媒體壟斷的現象直到1996年民視開播，方告突破。

在參與這些運動中，彭光理與華府的一些台灣鄉親如賴義雄、李賢淇、陳文彥…等人都常見面、聯絡。因此在1999年，當FAPA在美國國會力推「台灣安全加強法案(Taiwan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之際，總會長陳文彥教授便極力延攬這位在華府人脈豐沛的台灣友人，聘他為FAPA的資深研究員。自此，與台灣結緣二十餘年的彭光理開始全職為台灣工作。

他加入FAPA時，正值陳水扁代表民進黨參選台灣總統，與國民黨的連戰及親民黨的宋楚瑜分庭抗禮，勢均力敵。台灣人第一次見到有當家作主的機會，頓時熱血沸騰，士氣衝天，戰鬥意志旺盛。

彭光理目睹台灣人歡天喜地將陳水扁送進總統，又見新政府執政後面對一波接一波的挑戰與挫折，那種感覺如同眾人一路披荊斬棘地辛苦爬山，好不容易通過重重險隘，到達山頂，卻又發現眼前橫著更高大更險的惡嶺。5

2002年，民進黨國際事務部主任蕭美琴找上彭光理，請他擔任民進黨駐華府的聯絡人。彭光理說，民進黨在1996年設過駐美代表處，張旭成與邱義仁先後擔任過代表。蕭美琴在回台工作前，亦曾在華府辦公室擔任執行長。但民進黨在2000年執政後，為避免與台北經文處(TECRO)疊床架屋，乃將駐美代表處撤除。然未及兩年，又深感需要一個黨部與美方溝通的對口，因此請他幫忙。

自2002年至2013年，彭光理成了民進黨駐美的惟一聯絡人。他說：「美國的外交政策一向以美國的國家利益為基準。我是美國人，研究美國外交政策多年，深知美國政府的立場。同時，我也瞭解台灣朋友的需要與期待。在兩方都信任我的情況下，我努力做好居間的橋樑角色。」

那麼，台、美之間的溝通管道究竟有哪些？基於工作，彭光理不願明講。但一般來說，美國國務院主掌外交，下有亞太事務區，亞太事務區裡有台灣科。白宮裡則有個國安會，國安會裡有個亞太事務科。這些單位的主管，即副國務卿、亞太事務助卿、副助卿、台灣科長，加上國安會顧問…等，通常被視為影響美國對台政策的重量級人物。此外，美國在台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與華府地區經常舉辦美、中、台關係研討會的數個著名智庫如布魯金斯智庫(Brookings Institution) 、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 、美國企業(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傳統基金會 (Heritage Foundation)…等，亦被視為可能影響美、台政策的重量機構。

彭光理就如此單槍匹馬地穿梭在諸多單位間，默默從事民進黨與美方的溝通與協調。一般咸認陳水扁主政時期，台灣與美方的關係並不平順。彭光理解釋說：

「國際的因素影響甚大。陳總統就任後的第一年，美、台關係十分良好。但2001年發生9/11恐攻事件，美國出兵伊拉克，以後得面對一連串棘手的中東問題，同時又得應付北韓的挑釁，不得不遷就於中國，台、美的關係乃深受影響。」

接著，民進黨在2008年大選中遭遇空前大挫敗，彭光理在華府的工作益形困難。但他並沒有喪志，仍一如以往地代表民進黨出席各個智庫所舉辦的研討會，沉著穩健地回答各方的問題，並在諸多議題上表達民進黨的立場，其認真理性的態度相當贏得肯定。

民進黨駐美代表處座落在華府精華區賓夕維尼亞大道上一棟堂皇的辦公大樓裡，距白宮僅數分鐘步行的距離。但經濟向來拮据的民進黨僅能租大樓裡一間小小的辦公室，其面積如一個教授的研究室般大。

但裡面擠了三張辦公桌，桌上放著三套電腦設備，橫向的一面牆掛著黨徽與「台灣民進黨駐美代表處」的中英文字，此外便無太大的空間。但至少，為民進黨工作逾十年的彭光理有了一個小小的落腳處。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民進黨駐美代表處的辦公室雖小，人手雖少，卻發揮極大的功效。蔡英文在2015年二度參選總統前的關鍵華府行，便是驗收該代表處成立兩年來的工作成果。

2015年五月底，蔡英文再度以總統候選人身分訪問華府，大批媒體隨行。記者們每日像驚豔般，馬不停蹄地報導蔡英文進出了白宮、國務院、五角大廈、國會山莊、CSIS智庫…等地方與會見了什麼人。

他們根據可靠的消息來源，相信蔡英文在國務院拜會了副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亞太事務助卿Daniel Russel與副助卿董雲裳( SusanThorton)…等重要官員，在國會山莊拜會了參議員麥肯(John McCain)等多名國會議員，在其他場合見了前副國務卿阿米塔(Richard Armitage) 等人，亦在美國重要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表一場深受學者們肯定的演講…等等，顯示小英此行具有突破性的格局與相當的份量。

蔡英文在華府最後一晚的台僑歡迎晚宴上，笑意盈盈卻蓄意低調地向鄉親報告此行「一切順利」。吳釗燮私下與鄉親互翹大姆指，咧嘴高興地表示此行「非常成功」。而彭光理則靜坐在一個角落，面對手提電腦，依舊沉著地處理公事。鑒於2011年的經驗，他非得等到一切無瑕結束，才會放下心頭的責任感。

為何蔡英文兩次的華府行，為之規劃的幕僚相同，得到的成效顯著不同？

「主客觀因素皆有。」彭光理回答：「就國際局勢來說，美、中在南海諸多議題上，關係趨於緊張，美國得重新思考亞太地區的再平衡。就台灣政治現實而言，藍消綠長，蔡英文的民調一路領先馬英九，使華府得正視民進黨重新執政的可能。」

「至於內在的因素亦可分兩方面。」他繼續說：「一是民進黨與蔡英文皆做了不少符合美方期待的調整。二是我們本身也比上回多做了許多準備。

這些準備包括事前即一再地與美方溝通，並釋出誠意。小英未抵華府前，即拋出維持現狀論。她抵達華府前一天，華爾街日報即刊出她的投書，表明將與中國有原則地交往…等。此外，我們也曾就一些狀況作各種沙盤推演。這些都有助於讓大局趨於圓滿。」

彭光理對台灣始終存著感性的回憶。

2009年，他應高雄市副市長劉世芳之邀，赴台協助在高雄舉辦的世界運動大會的國際事務。會後，他帶著妻子Berta與兒子Gabriel同遊寶島，讓他們認識他念茲在茲的台灣與故友們。

他們從北到南，走遍許多大城小鎮。在苗栗苑裡，他們見到1968年時與他一起工作的老朋友們。在台中，他們探望他初抵台灣時學習福佬話的瑪麗諾會語言中心。在多個不同的場合，他們都分別見到多位曾經一起為台灣的民主打拼的老伙伴們。大家相見甚歡，笑聲朗朗，讓他頗有歸鄉之感。

許多時候，他的台灣朋友的影像會輕輕掠過他的心頭，讓他想起往日時光。

2016年1月16日晚上，當數百萬台灣人歡欣鼓舞地望著蔡英文以壓倒性的多數當選為台灣總統、民進黨史無前例地囊括國會過半席次之際，彭光理心裡亦感到無限興奮與喜悅。這時，他想起三十多前兩個啟發他認識台灣的友人，他們相識在冰天雪地的安娜堡，經常促膝相談。他倆激動地對他述說在台灣發生的許多不公不義的事，使他的心頭像火般地燃燒。於是，他拿起電話，打給已故林宗義教授的女兒林郁文，對她說：「Elizabeh，如果妳爸爸還健在，現在一定很高興。這一次，我們一定要讓轉型正義在台灣實現。」

回首過去，他一度要當獻身的神父，終生追隨教宗，從事弱勢族群的服務。後來，他沒繼續當神父，但追求社會公義與世界和平的心依舊熾熱。他感謝上帝，讓他得有機會與台灣結緣，也因此認識許多心懷社會責任的朋友，一起在台灣邁向民主與獨立的路上併肩奮鬥，最後終讓真理、公義、民主及和平的種子在那島上萌芽、生根。

「這豈不是一個美好的半生緣？」彭光理想著，不禁露出燦爛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