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歲的人生回顧

作者林靜竹

前言

台美人北加州東灣長樂會正在發起每人一文，集體出書運動，將每人由台灣到美國生涯歷程展現，非常合乎我的本意。我早在醫學生時代閱讀韓石泉醫師《六十回憶》時就夢想當我年老時也要寫回憶錄。十多年前我從芝加哥大學教授職退休後就有時間完成這個夢。2005年及2006年我出版了兩本書《留美夢，台灣情—林靜竹文集》(前衛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425頁)和《台美生涯70年—林靜竹回憶錄》(前衛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505頁) 。這兩冊很詳細地講述了我70歲以前的人生歷程。我又於2010年出版了一本我專業方面的書《見證胎兒醫學》(健康文化事業公司，2010年12月出版254頁) 。這三本書都在台灣出售，也贈送很多台美親友，我實在不必再寫我生涯歷程的文章。可是現在又過了十年，我可以寫一篇文章將過去較有趣，有特殊性的片段連接起來織成〈八十歲的人生回顧〉。同時合併另一體裁的詩文〈長愛歌〉登載於台美人東灣長樂會的新書。

我的人生觀

相信每一個人，尤其到了晚年，都會思考自己的人生價值，自己對家庭，社會，世界，人類有何貢獻?包括創業的得失，教育兒女的成敗，對家庭和社會的貢獻，世界和平的理想，宗教信仰等問題。以及我從哪裡來? 我又要往哪裡去? 這一切的一切，常常得不到滿意的解答。由於世界的變遷，新人類的人生觀也會隨之改變，例如同性戀者結婚，女性領導者的普遍化，新科技取代人工等等。年長者在現代生活中失去競爭力，深受現代人的生活模式所屈服。

我的人生觀深受儒家及基督教的影響而產生重視家庭及師道的倫理，服務的人生觀，以愛為中心，愛自己，愛人類，愛上帝的人生觀。儒家的中庸之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和為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等等雖淺顯，但要實踐力行並不容易。聖經的教訓，聖靈的指引，學習耶穌的模樣更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要時刻謹慎，也要有智慧，要有恒心。近年來更體會到基督信仰的喜樂，可以在地面上享受天堂的生活，不必等到死後到天國才開始。

我個人的人生經驗

人的一生不過是滄海一粟，戲台上的一段小插曲，不會留下太多的痕跡。由近年兒童心理學的觀點，在幼童期間(六歲以前)所學習到的東西，對於奠定一個人一生的成就非常重要。我出生時是大家族，同一輩的第一個小孩，頓時成為林家的寵兒。多位堂叔堂姑都覺得很好玩，常常陪著我玩。他們教我唱歌，教我禮節，也講許多故事和當代常識給我聽。媽媽回憶說，我很聰明，先會講話，後學走路。對於自然界和生活中的許多現象都提出問題，使他們窮於應付。晚霞姑母因此為我取了一個綽號叫「質問博士」。她告訴我：「毛毛蟲會變蝴蝶」，我就說：「毛毛蟲只會爬，怎能變成會飛的蝴蝶? 小孩子長大後為什麼不會飛? 」姑母啞然無法回答。又有一次她問我：「阿竹，你知道在台灣誰最大? 」我說：「不知道！」她解釋說：「是日本天皇派來的總督，他統治台灣，有最高的權力。」我便追問：「那麼第二高位是誰?」她答：「是總督的參謀，叫總務長官。」她繼續解釋說，總督是發號司令，指揮一切的。但是總務長官是提供政策，計謀和資料給總督的，比較要用頭腦思考的人。我想了一下，反應說：「我長大要做總務長官，不要做總督。」我心想參謀的工作要用心思計謀，比台面上發號司令者更有意義。也許是這種想法的延續，使我以後在事業工作上常常居於第二號人物的一個前兆吧! 這個童言童語竟對我一生有莫大的影響。舉例來說，我1976年到芝加哥大學醫學院擔任教授職，翌年被任命為高危險產科門診主任，負責訓練住院醫師及胎兒醫學研究員。在婦產科服務的二十五年間在產科部一直位居第二的職位，僅次於產科部主任莫亞教授。1987年我升任正教授以後，有多所美國醫學院徵求婦產科主任候選人，我得到伊利諾大學，加州大學戴維斯，亞歷桑那大學，維吉尼亞大學的邀請函，去競爭第一號人物的科主任。我因有些畏怯白人的競爭者，也因前述情願永居第二號人物的心態，竟不敢出手競爭。

1990年代我有回饋台灣的想法，參選台灣的醫學院院長。1993年在台大，有六位台大的教授，六位美國學者參選。在第一輪評審出線的五人中，我是唯一的海外校友，在發表一些醫學教育改革的理念之後，深知自己在「由教授副教授票選」的方法之下，決無勝選的希望。1996年成功大學校長吳京到芝加哥邀請我參選醫學院院長，首輪三人出線，評選委員會提兩名請校長選聘，結果我又落入第二名的命運。

在我個人生活經驗的另一方面，我是個醫生，對於患病的體認和感觸很多。我也是一名基督徒，從聖經中學習教訓，對於人生的生離死別的領悟也相當透徹。可是當與生死悠關的大病降臨到自己身上時，仍難免有失志，恐懼和聽天由命的無奈。幸而憑藉著信仰，把一切交給上帝，在祈禱中得到平安。

回顧我的人生，自1961年由台大醫學院畢業以後，似乎每十年就有一次災難降臨。不知是命運的挑戰的巧合，或是我信仰上的試探，每次都經過真誠的祈禱而得到平安。

1961年7月在服預備軍官役之前，和數位同學到馬偕醫院當助理醫師不到一週的週末，我和一個朋友到西門町逛街，吃晚餐看電影，直到午夜前才回宿舍。睡不到兩小時就發生腹痛，自己診斷為急性盲腸炎。到馬偕急診處時三點鐘，一位年輕醫師同意我的診斷，他說外科主任七點鐘會來，等到他來之後開刀不遲。外科潘主任抵達後即刻進行割盲腸手術但因盲腸形成膿包，且破裂形成局部腹膜炎。手術後留置一條引流管，導致久久不癒的瘻管，再經兩次瘻管手術後才痊癒。這次病痛雖無生命危險，卻是拖了很久。

1971年不但沒有生病，反而進行一次人生最大的歐亞大旅行。6月結束在紐約州立大學的研究生深造。到9月回台大醫學院就任講師職之間有兩個月的空檔，就到歐亞13個國家18個城市帶著太太和6歲的長男旅行。先從倫敦，巴黎，盧森堡，比利時，荷蘭，到德國。大妹淑敏安排我們乘萊茵河遊艇，將長男寄託大妹，我們夫婦再到北歐的丹麥，瑞典，芬蘭。重返德國帶回小孩繼續行程，瑞士，義大利，教廷，摩洛哥，土耳其，希臘，泰國，香港，返抵台北，避過了十年一次的大病。

1981年5月，我在芝加哥大學產房的休息室和住院醫師們同吃午餐牛肉三明治。我們邊吃邊談，突然我將一大塊未嚼爛的牛肉吸進喉嚨卡住呼吸道，引起窒息。頓時我的臉色變紅發紫。此時有人已找來推車準備將我送到急診處作氣管切開手術。在緊急之際，一位體格高大的總住院醫師馬克伊凡斯(Mark I. Evans)叫我站直，他由我的背後用兩手環住，在我腹部一壓，我隨即吐出梗在喉頭的牛肉塊，免除了氣管切開，但換回兩側胸胳疼痛達數星期之久。這位伊凡斯就是幾年後我出版第一本英文教科書的伙伴。異物窒息呼吸道致死的病例時而聞之，尤其是小孩和老人較常見。

1991年2月我在芝加哥大學產房換穿手術衣，正準備指導住院醫師作剖腹產。突然我感到全身發寒、發燒且發抖，接著頭暈眼花，便在醫師休息室的長椅躺下，一位護士取來一條毛氈讓我保溫，一位住院醫師馬上替我按脈量血壓，護士也替我量體溫，我聽到「脈膊摸不到，血壓70/40，體溫104⁰F，是休克…..點滴…..快!」之後便完全失去意識了。再度醒來，是在急診處，身上有兩個靜脈點滴及導尿管。我在芝加哥大學的長子和西北大學的次子均陪在身旁。隨即由芝大的外科大牌教授托瑪斯瓦吉西(Thomas Vagish)進行五個小時的手術。據說我的膽囊因有膽結石，已經浮腫化膿，且波及肝內的膽管及胰臟內的胰導管，需要時間清洗。我在手術後進入加護病房住了四天，四天後再轉到外科病房休養五天，終於撿回一條命。在加護病房的痛苦，真是難以用筆墨來形容。全身有孔的地方都有管子通到身外，包括手上靜脈點滴，呼吸道插管，鼻子氧氣管，胸部手臂指頭都有心電圖，血壓和血中含氧量也必須連續記錄。身旁機器吵鬧，加上護士時來檢查，使我根本無法入睡，有口難言，有身難動，一切任人擺佈。我本來是照顧病患的醫師，現在卻一百八十度轉變成為事事依賴醫護人員照顧的病人，心中的無奈莫此為甚。好在兩天後身上的插管連線逐漸減少，我開始可以翻身側睡。轉到外科病房後，我可以坐看電視，可以起而行，晚上亦可入睡，這時候才覺得又慢慢尋回一點人的尊嚴。此次大難，醫師總共用了九種抗生素，包括兩種非常昂貴的新藥，來對抗急性膽囊炎引發的大腸菌(E. Coli) ，敗血症(Sepsis) ，才把我從死神手中救回來。就是以今日的醫療效率而言，敗血症仍有30% 至50%的死亡率。

2001年3月1日起，輪到我當產科主治醫師的月份，工作行程非常忙碌。3月13日早上七點多，我正駕車到芝加哥大學醫院上班，在離開醫院不到十分鐘車程時，突然感到左邊胸背有被用力擠壓的壓迫感，我自覺不妙，心中盼望不是突來的Heart Attack吧! 乃由於心肌缺氧所引起的。我勉強開車到醫院，進入辦公室後，平躺在沙發上，再加上頭暈冒冷汗，這時我有很大的焦慮，於是趕緊到門診大樓五樓的心臟病門診部。我請他們馬上為我做心電圖，隨即跑來一位年輕的心臟科醫師來查看我的心電圖，他說：「林教授，這真的是Heart Attack，心電圖很明顯，而你自己先診斷出來了，好專業！」他隨即吩咐，將我從地下輸送道緊急送進心導管手術室，並事先問明我家的電話以通知我太太。一切動作在十多分鐘內完成。結果他們發現我的右側心臟冠狀動脈阻塞，用導管去除阻塞後，再裝上金屬擴展器(Stent)，避免了心臟的心血管整形手術而不必開刀了。術後一切恢復順利，三天後便回家休養。

2008年我被診斷患有攝護腺早期癌，雖然可以有手術，放射線治療，和追蹤觀察三種方法，我還是選擇了手術以便一次根除。4月由台灣選舉總統後便住進醫院，由泌尿科醫師進行微創切除攝護腺，手術後一切順利。

2011年來臨的災難更為嚴重，不是我個人的病變而是失去了結婚47年的愛妻許世真。她的種種回憶會在本文的『家庭』章節描述。她自2003年發現有甲狀腺癌症後就連續有三次手術和全程放射性碘的治療。可是得不到根治，持續有癌細胞在體內的現象。2009年發現頸部有癌症再發及肺部轉移的情況，因此有頸部再手術和加強放射碘治療。2010年5月我們參加我同學地中海遊艇並趁機走訪在德國的大妹淑敏。回程世真就發生食道阻塞無法吞食。十月以後情況愈趨嚴重，甚至發生左側頸動脈動脈瘤，住進舊金山加州醫院(UCSF)作結紮。後來一直在醫院進進出出，終於在2011年6月3日蒙召回天家。世真的病變實際上比我自身的病變對我的打擊更大。

家庭

我的父親林坤炎出生農家，兄弟中排行第六，上面還有一位姐姐。他註定好命，從小就被地主家庭領養，可是他的養父林載華年輕辭世，養母離家出走。由他的養祖母謝鳳扶養長大，從小養尊處優，生活寬裕。母親江鑾出身自耕農外祖父江阿佳的家庭，上面有兩位哥哥，三位姐姐，下面有一位弟弟。這個家庭雖然是從事農耕，但是大家勤勉，經濟富裕，是個喜樂的大家庭。

我的父親生於1912年10月18日，逝於1994年11月18日，享年83歲。自幼我就體會到傳統的嚴父慈母的家訓。父親雖是富家子弟，但是沒有不茍言笑、一派正經的作風。他生性好客，遇有大小喜事，家中都是賀客滿堂。他一生從未擁有私家轎車，但是隨身的腳踏車總要選最好的品牌，如富士霸王，並且妥善保養，因為這是他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他很少遠行，但幾乎每天都要騎腳踏車出去找朋友，到市場買菜，或到鄉公所、農會、合作社辦事。一言以蔽之，父親是個道道地地的地方鄉紳，在地方上人緣不錯。

他是位嚴父，心中疼愛子女，卻很少在口頭上說出。在1920年至1930年代受日本教育的大男人，大致都是如此。當兒女有病痛，實際關心慰撫或帶去看醫生的，十次有九次是母親。如果兒女有失誤或越軌的行為，厲聲斥責我們的是父親。因此我們兄弟姐妹總會有嚴父慈母的明顯感受。其實兒女爭氣成績好，父親都喜悅在心頭，但偶爾也會禁不住當面勉勵我們。在國小及中學時代，二弟和我功課都很好，父親不止一次地對我們講述古人的訓語，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也曾用日本故事「一隻青蛙想攀上垂下的柳枝，一再試跳，終於如願以償」，「日本大書法家，一再勤練，終於成名」。總是用盡心思來鼓勵我們。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軍在太平洋的海戰節節失敗，南太平洋陸軍的島嶼爭奪戰也受到美軍的反攻，日本本土及台灣都受到美軍嚴重的轟炸，父親比他的朋友們敢怒敢言地說：「日本必敗，再打下去，只會犧牲台灣青年們寶貴的生命。」這使我意識到父親心中有一股反日本軍國主義，盼望日本敗戰投降的熱烈情操。父親是受日本教育、看日本報紙、在外面講日本話的日本殖民地皇民，但我想，他的心態是那一代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普遍的心態吧！在那一段時間，物資食品大量供給軍方，民間則施行配給制，不能自由購買。日本家庭配給多，台灣家庭配給少。

因為國民黨實施三七五減租及耕者有其田政策，所以我家的土地大部份被政府收購，換成四大公司股票，此事對父親打擊太大，平時笑口常開、笑臉迎人的父親，變成兩眉深鎖、時時憂慮的人。土地被收購後，父親的幽默感頓時消失了，不久也把公司股票低價賣出。後來父親開始營商，和一位朋友阿炳叔在豐原合開金舖銀樓。阿炳叔是有經驗的金飾匠，手藝不錯。父親出資，阿炳叔出工，最初一年的生意十分興旺，收益可期，因此父親又恢復了往昔的笑容與幽默。不幸天天在金舖管帳的父親突然大病一場，四處求醫住院，並在家中休養達半年以上。此時阿炳叔獨自經營，逢低出售，逢高買進，漸漸連本錢也輸掉了，於是他們只好拆夥。但不久阿炳叔重開金舖，獨自經營。父親深深體會，合作生意難免外行人被內行人欺負的道理。可是父親仍不死心，不久又和人合作經營製花生油、培養草菇、建築樓房出售….林林總總。結果依舊是外行人抵不過內行人，父親總是賠錢蝕本。

回想起來，我和父親最親近的一段時間是我讀初中和高中的六個年頭。這六年，我都是搭火車通學。星期假日我常和父親騎腳踏車出遊拜訪親戚朋友。每年六月荔枝大出時，父親常和我一起帶自產的荔枝分送親友。騎腳踏車時容易喘呼呼地，不適合邊騎邊談話，所以我和父親總是在樹蔭下休息，然後一邊天南地北的聊天，學校的功課、我養鴿的趣事、社會新聞、世界大事、政府政策，都能成為我們談論的主題。我覺得父親有時很開明，很懂得少年的心理；有時卻又很保守，很堅持他自己的看法。譬如對於同姓男女結婚，他就認為是犯了社會大忌，會引起親友共憤。他並不重視門當戶對，可是他會反對和外國人(包括中國人)通婚，也反對同姓結婚和私奔，因親友中有前例可循。

我在台北住了15年，這15年中，我只有寒暑假和偶爾的長假才會回潭子和爸媽弟妹們小聚。這段時間，父親已由四十出頭的壯年逐漸變成近六十的老人了。目前我自己也已走過這一段人生路，年華由生命高峰逐漸步向下坡，生理上、心理上都退化了許多。記得父親在五十多歲時，即有一次輕微中風的經驗，不久後又被告知有糖尿病，雖未病倒，卻也開始和慢性病纏鬥。父親算是那一輩台灣人當中的開明派，相信科學的進步和現代醫學的發展，可是也免不了會想試用中藥偏方。後來，我自己有了新家庭並且留居美國，回台灣探視父母親的機會更為稀少了，每次回家，都是趁著到東亞開醫學會議或講學之便。已進入老年階段的父親，常抱怨兒女受教育越高走得越遠、台灣在兩蔣時代一切都不如日治時代，和他自己時日不多而且成為增加社會負擔的養老份子等等。我便好言相勸，並且以他的孫兒女在美國成長，正逐步走上人生成功的路等等積極肯定的消息來安慰他。有一次，父親突然對我說出一番「養子防老」的傳統孝道，使我內心受到重重的一擊。雖然兩位弟弟都留在台灣，父母親有人照顧，可是身為老大的我不應置身事外。另一方面，我的子女在美國正過著安定進步的生活，行勢比人強，我一時之間也無法馬上搬回台灣為父母盡孝。但這時我心中閃出一個念頭，希望等到我的子女都上了大學之後，我能夠轉職台灣，回饋故鄉，也能盡一點孝道。為此，我在1990年代三次參選了台灣的醫學院院長。

1990年，父親以台灣的虛歲計算已八十大壽。我發動弟妹們在台中為父親祝壽。我們在台中一家海鮮食堂宴請八桌親友，父母親都很高興，親友們也熱烈參與，並祝福年老的父母親。這次父母親和五位兒女媳婦孫兒女，一齊出動到台中大坑的亞哥花園遊覽，在青木綠草之間享受天倫之樂。二弟媳紅梅更託請她的哥哥傅祖武先生拍攝DVD影片留念，我們也在潭子的照相館拍攝全家福，和父母兩位壽星並坐拍照留念。這張放大的照片一直都掛在我的書房，影片則時常取出播放觀賞。這一次的聚會，父親略顯駝背，行動也有些蹣跚遲緩，使我想起初中時代國文課所唸過的朱自清「父親的背影」那篇感人的文章，不禁感嘆我的父親已老矣！

我的母親林江鑾女士生於1917年2月18日，而於2015年11月15日蒙召回天家，享年99歲，她在我們的心目中永遠存活。

我是家中的老大，母親在19歲時就生了我。我在兩歲以前常感冒，鬧腸胃病，全靠母親南北跑，帶我到台中或豐原就醫，才保住了這條小生命。

1940年至1942年間，母親已有三個年幼的兒女。那時剛好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著台灣常受美軍飛機空襲轟炸，母親卻冒著種種的不便與危險，到台中助產士學校學習。我和二弟尚未進學校，留在家中，襁褓中的嬰兒(大妹)則常託寄在北屯區二份埔，由二姨母看護。母親勤勉攻讀助產士，奠定以後服務鄉民的基礎。我在上初中時(1948年)，母親開始到潭子衛生所擔任助產士，晚上或周末也常為鄉民接生。母親克勤克勞，終於和我們的好友紀敬宗的母親紀阿俐成為兩位為潭子鄉民敬重的助產士，她們勞苦功高，還曾接受表揚。

母親生性勤儉，愛人惜物，即使她連續工作三十年，她的收入絕非花用在她自己身上，而是用於家庭。她不喜歡傳統的拜鬼迎神，但是對於敬拜祖先，例如阿太的生日，必虔誠祭拜。清明節前後，全家一定會赴祖墳掃墓。她和娘家的姐妹、兄嫂相處和睦，勤於來往，甚得人緣。我對母親最大的報答，可能是影響她深信基督。她曾說：「靜竹一向認真，很少走錯路，到了大學，很自然地受洗成為基督徒。我就跟著開始慕道，終於成為基督徒。」她不但信仰虔誠，天天讀聖經並認真祈禱，生活方式也很快地表現出基督徒的模式，還鼓勵家中大小一同信仰基督教。她事奉教會，善待牧師和傳道人員，幫忙打掃教堂，遵守聖經上的訓誡。她愈是年老，愈是勤讀聖經。聖經中的知識和教訓成為她人生修養的依靠，也成為她寂寞時的最大慰藉。我們兄弟姐妹有任何憂愁事，或兒孫輩長大受教育的過程，事無大小，她都會為此祈禱不已。

1961年，我患急性盲腸炎在台北馬偕醫院動手術，住院中天天陪伴我的人是母親。後來回家休養卻發生遺留的瘻管久治不癒，帶我到處求醫的，也是母親。在我病床側為我誠心祈禱的，又是母親。1991年，我因膽結石導致膽囊炎併發症、敗血症，歷經十天左右的手術後住院才返家休養，母親專程由台灣趕來美國探視我。2001年我又因心臟病做導管手術，知道我已完全康復才取消行程。母親雖已年老，但她的愛子心切，不論我的年紀多大，始終不變。母親身體清瘦，幸而她在進入養老之前即勤於運動，天天操練太極拳，雖偶有小病，但需要住院的大病卻從未發生。

我的學醫，選擇婦產科，出國留學深入研究胎兒醫學都受到母親的影響和鼓勵。我父親雖然希望我開業，但因母親堅持要順應我的興趣和抱負，我終於成為兩袖清風，但是桃李滿天下的學者。

母親在2001年以後曾表示，她年紀已大，不願再在台美之間奔波。我覺得倒是長居美國和德國的兄妹應多返台探視母親。我時常為她的健康百歲向上帝祈禱，祝福她永遠快樂、永遠健康。

2004年10月，我們兄弟姐妹相約，分別由美國、德國回台灣，和高齡的母親歡聚。媽媽已八十九歲，身體瘦了許多，但尚稱硬朗，全家團聚於台北東區的海霸王海鮮餐廳，席開二桌，母親笑逐顏開，非常高興，對上帝的祝福衷心感恩。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家庭，家人分散在國際各地已是司空見慣，那天大家惜惜道別，拍了很多相片留念，大家盡歡而散，後會有期。

2011年11月我回台參加台大醫學院畢業五十週年同學會，在台北二弟幸助弟媳紅梅家中看到母親形影消瘦，食量減少，甚為擔憂。今年三月我們兄弟姐妹再度在潭子聚會時，媽媽很虛弱，食量更少。可是全家歡聚，心情愉悅，也很好奇我留鬍鬚。我說這是學外公近80歲留鬚的，她笑了。

我自1954年進入台大醫學院就讀以後都居住台北。1969年赴美深造後於1972年決定留居美國，期間雖有短暫的回家，對於母親後半生的接觸不多，這次因奔喪，兩位妹妹也由德國、美國回台灣，再加上在台灣的兩位弟弟，兩位弟媳，大家談論母親在世的點點滴滴，使我能重拾母親退休後的後半生印象。

我於1935年10月24日出生於台灣的台中縣潭子鄉頭家厝。我家有五個兄弟姐妹，我是老大，必須當弟妹的模範，從小謹言慎行，弟妹都很尊敬我。目前各自發展，兩位弟弟在台灣，兩位妹妹在德國和美國。在我《台美生涯七十年》一書中曾略述，本文不再對他(她)們有所描述。

在此我要描述我的兩位愛妻。在我五歲左右，父親曾請一位算命仙作我和二弟的「流連」，預測我們的將來。我只記得我自己的流連有三個要點。第一我的事業宜向東發展(美國) ，不宜向北方(日本)或西方(中國)發展。第二我會有兩個太太。第三我年老時會子孫滿堂。第一和第三點都應驗了。第二點使我疑惑不解，我和前妻世真感情良好，不會想娶姨太太。我比她大五歲，平均年齡女比男多五年，我一直以為這十年的差距，在年老的時候先走的一定是我。退休後人生計劃也都以此為準則，常對她說我走後，如果不想和兒女同住，就要找一位可靠的男人再結婚。料不到先走的竟是她。世真離開後我確實過了一段悲痛，思念和孤獨的日子，雖然我的長子存欣，每星期都來探望安慰我。

2011年7月台灣同鄉美西夏令會在聖地牙哥加州大學舉行，我被邀請作一場醫學演講。期間經由黃東昇博士夫婦介紹認識住在南加州的韓淑清女士。她不久前也失去了丈夫。兩人情境類似，由筆友變成情友。2012年3月同遊鳳凰城時我在次子家兩人互訂終身。2012年11月23日(感恩節次日)在康科德市希爾頓飯店(Concord Hilton Hotel)在親人祝賀下結婚，恭請張瑞雄牧師證婚。

許世真有顯赫的家世，父親是彰化名門許家的書香子弟，母親則是草屯名門洪家的大家閨秀。筆者有幸和世真結成連理，除了有緣，必是林家子弟的幸運。世真祖父許嘉種是日據時代具有新思想的彰化名人，擔任當時文化協會的調查部長，非常活躍。他和林獻堂是總角之交，曾任職於台中州廳，為通譯官，後來辭去該職，追隨林獻堂從事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大伯許乃昌是日據時代繼連溫卿之後，重量級的社會運動人物之一。日本戰敗，台灣由中國接管，許乃昌成為台北名人，曾擔任林茂生辦的民報總執筆，也當過台北東方書局總經理等要職。

世真的父親許乃邦，排行第二，1908年出生於彰化市，台中一中第九期第一名畢業，為校隊網球選手；台北高等學校第三期畢業；日本京都大學法學部畢業及日本東京大學經濟學部畢業，獲雙學位。1938年，因考取日本高等考試司法科考試榜首，許乃邦短暫在東京執業律師。返台後，1945年就任台中地方法院庭長。1947年轉任台南高等法院分院推事，1960年當選台灣全國律師公會常務理事。他熱心於法律改革，但也遭遇不少阻礙，不久他便放棄公務，專心執業律師。

外祖父洪清江，於台北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後在竹山執教，後來擔任草屯助役(即副鎮長，鎮長為日本人)達十餘年。畢生致力於文化教育事業。大舅洪耀勳，東京帝大文學部哲學系畢業，曾在中國北京大學執教，返台後一直擔任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直到退休。世真的母親洪金雀台中女中畢業後留學日本東京女子醫專，畢業後先後在京都大學醫學院和台北赤十字醫院訓練。曾在草屯開業一段時間再到台中開業「洪婦兒科」，長期照顧病患。

岳父母有四位子女，世真排行第二，上有比她大六歲的哥哥許世楷，下有妹妹許世惠和弟弟許世模。

許世楷，1957年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1963年獲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博士學位。之後在東京津田墊女子大學教授政治課程，1972年升任正教授並擔任大學院院長。其著作等身，為不折不扣的學者。大嫂盧千惠，1955年台中女中畢業後留學日本，1960年於國際基督教大學英文系畢業，1961年繼續深造於東京「茶之水」大學院研究兒童文學。許世楷，盧千惠夫婦早期從事台灣獨立運動，發刊「台灣青年」，許世楷出任日本台獨運動委員長職務。1964年彭明敏教授與學生謝聰敏、魏廷朝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後被捕，許世楷領導的日本台獨運動團隊曾參與彭教授的營救脫逃事宜。1972年許世楷開始寫「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並於1975年向台灣獨立聯盟世界總部提出此憲法草案。1987年起擔任台獨聯盟總部主席。1989年鄭南榕因在其「自由時代」雜誌刊登許世楷的獻草全文，而發生拒捕自焚事件。1992年許世楷、盧千惠夫婦返台。1998年許世楷接續李鎮源院士之後，出任建國黨第二任黨主席。

愛妻許世真是經由雙方家庭的熟人介紹，在女方的家中見面後而認識的。見面之前已看過照片，也知道對方的一些資訊，因為她是大妹淑敏過去的同學，所以未見面就有好感了。記得我們的見面是在1963年的夏天，世真自師大音樂系畢業已過了一年，她在實踐家專當音樂助教，剛好暑假在家。我們首次見面時，我有些不自在，她也有些羞澀，幸而有家人陪同，所以當事人不必說太多話。大概雙方都有一些肯定及一些猜測。在我心中，世真是一位理想的對象，她的面貌姣美，這是客觀的判斷而不是主觀的情人眼中出西施。聽說過去不少朋友說她像英籍的好萊塢女星伊麗莎白泰勒。

在情投意合之後，雙方都覺得既然彼此相處投機，又是「郎才女貌」，便希望開始討論訂婚結婚的安排。巧的是我們兩人的生日都在十月下旬，我提議「是否可以在今年(1963年)您的生日訂婚，翌年(1964年)我的生日結婚」，她欣然同意。我們本是有「先友後婚」的心理準備，我的提議也不算倉促逼人，她是一位開朗善解人意的少女，我們之間沒有波折，我也不用跪地求婚，一切順理成章。訂婚少不了要買鑽石戒指，我用我的積蓄買了訂婚的鑽戒，她用她首次的薪水買了一部打字機送我。就這樣幾個月過去，便到了訂婚的日子。

1963年10月29日是個天氣溫和的大晴天。訂婚儀式在世真家的二樓舉行，儀式簡單隆重。我們訂婚後，世真繼續在實踐家專上班，她變成更會打扮，學生們見到她都說「家專最美麗的老師」，此稱讚使我心中暗自高興。我也繼續忙碌台大住院醫師的工作，但是每逢週末都相約出遊。一年之間玩遍了台北近郊的古蹟名勝和風景區。陽明山、碧潭、淡水港灣、觀音山、植物園、螢橋、故宮、孫中山紀念館、台北新公園博物館、龍山寺、北投溫泉、野柳都留下了我們得足跡。這時世真和我已相當熟識，一點也沒有初次見面時的緊張，面對大家詢問何時請喝喜酒，我們並未故作神秘，兩人有默契地都回答「大概一年後」，因為我們心中已經知道正確的婚期了。

時序輪轉，又到了1964年的秋末，我們在潭子聖教會結婚。我特別商請台北和平教會的莊丁昌牧師替我們證婚。我有三位醫學院的同學由台北趕來參加，一位是內科的詹錕鋙(1998至2001年擔任馬偕醫院院長)和同在婦產科的吳金山、李叔仁。詹錕鋙做我的伴郎。世真的伴娘則由她的妹妹世惠擔任。1964年10月24日，在莊丁昌牧師的證婚下，世真和我以基督教儀式結婚，在上帝和眾人的祝福下完成婚禮。當晚在潭子有第一場喜筵。次日新娘回娘家，在台中有第二場喜筵，一星期後在台北中國大飯店有第三場喜筵，宴請雙方在台北的同事、親友。

我們的新婚旅行由台中出發，先到日月潭住宿教師會館，參觀了文武廟、番社，觀賞潭中的光華島，那時教師會館新蓋，因此沒有住涵碧樓。其次是到台南，在世真師大音樂系好友周理悧家宿一夜。理悧的丈夫楊啟洲在台大醫學院高我一屆，我們彼此都很熟識。楊在台南市開設龍生婦產科醫院，非常忙碌。在高雄，我們去了左營春秋閣，高雄西子灣海濱和澄清湖。然後到墾丁公園，享受南台灣溫和的天氣，再到四重溪溫泉。一星期的旅行，很快地過去，馬上要上台北舉辦第三次宴會。

我們結婚後將近一年，長男存欣就來報到了。過了兩年又生了老二存亮。這期間世真繼續在家專執教，也在家中教友人幼童彈鋼琴。岳父母送一位幫傭幫忙照顧小孩，我們也常偷閑去聽音樂會，或到國賓飯店喝咖啡。

1969年我出國深造，世真帶著四歲的存欣在聖誕節前到紐約相聚。兩歲的存亮則留在台中，由雙方父母照顧。1972年老三存如在紐約出生時，一個兒子在水牛城我妹妹淑惠家，另一個兒子在世真妹妹世惠在威斯康辛州的家。等到嬰兒三個月大以後再團聚。此後世真日夜為兒女操勞，沒有抱怨。我則早出晚歸，也常留在工作場所工作到深夜，夫妻相處時間很少，照顧兒女的責任完全由她負擔，我一直感到不安，但也無可奈何。直到兒女都長大獨立，尤其是到我退休之後才又過著日夜相處的好日子。結婚47年很少吵架，因兒女的教養有時意見不同，但是都很快解決。我每年有七、八次出外講學或會議，在美國境內的，她都會留守家中。但是每次國際會議，她都會隨行，她父親都會替她買飛機票。當我在忙碌開會時，她都能到處參觀，並買回珍奇紀念物品。晚年我們搬到北加州，在芝加哥住了26年，不論在同鄉會或教會，她都有很多要好的朋友。她逝世時，也有幾位好友在報紙上登載文章紀念她。

韓淑清於1940年12月2日出生於台南名醫韓石泉醫師夫婦家中，上有四位哥哥，三位姐姐，下有三位弟弟。大哥自幼病逝，大姊在美軍轟炸台南時罹難，還有一位排行第十的弟弟是在日本行醫的婦產科醫師，卻於數年前病逝。韓石泉醫師是我崇敬的醫學前輩，我在醫學生時代所讀第一本台灣人傳記書便是他的「六十回憶」，非常佩服他的理念，作風，和留下的言行。他的書名聞遐爾，一版再版，且有進行中的日語，英語翻譯。他不但是位名醫，救人無數，也是一位關心台灣，貢獻社會的長者。他參與台灣文化協會，擔任省參議員，負責台南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減少台南的人員傷亡，充分表現他的愛心與毅力，是一位身體力行的基督徒。

淑清的二哥韓良信教授是數學的高手，史丹福大學的博士，著有多本精深的數學書。二嫂李慧嫻醫師是高我三期的台大醫學院前輩，曾在美國陸軍服務。三哥韓良誠高我一期，繼承其父在台南執業「韓內科醫院」，之後曾到夏威夷大學及哈佛大學進修老人醫學，並在台大醫學院及成大醫學院兼任教授職。對於日趨重要的老人醫學有遠見而在成大設立台灣第一所老人醫學研究所。2015年韓良誠獲選為台灣大學傑出校友。四哥韓良俊為留日口腔醫學高手，為退休的台大醫學院牙醫學系主任教授。為提高口腔醫學品質，戒除台灣人使用檳榔的習慣，努力奔走宣傳，不遺餘力，到處演講，著作等身。最近韓良誠、韓良俊兩兄弟合著兩大冊「景福兄弟耕心集」在台灣醫學界引起高度關注，不但有行醫治療經驗的好文章，也有勸人警世的寶貴意見。淑清的另兩位弟弟良博和良憲分別在新墨西哥州和夏威夷行醫。淑清的二姊夫何耀輝則為高雄醫學院資深放射線學教授，現已退休。

淑清獲美國心理學碩士學位，專攻兒童心理學，來美國已超過五十年。她不但性情善良，很會待人接物。面貌清秀美麗，字體娟秀，擅寫書信。結婚後淑清常為我寫的文章評改，成為好助手。她喜歡種植花草蔬菜，園藝興趣極高。她生活已相當美國化，定時三餐，定時運動，食品調節有度，注重營養勝於口味，不喜歡外食。在她調護之下，將有益於我的健康，長壽。在她勸導之下，我也逐漸調整生活規律，增加運動，更配合她的規律生活。她生性活潑，但不愛出風頭，喜歡歌唱彈琴，參加教會的唱詩班，日語班，也在東灣台灣人長樂會，自告奮勇擔任引領大眾作體操，為此朋友漸漸多起來。她和南加州的鄰居朋友仍保持書信或電話連絡。生活在一起，我漸漸體會出她的內在美，善良而不驕傲，不會隨便批評別人，容易寬待別人，憐憫弱勢可憐的人，充分表現出虔誠基督徒的真心。我有幸在失去一位相依為命的愛妻之後，上帝又賜給我另一位相信我、愛護我的嬌妻，心中感激不盡。淑清育有一男一女，兒子Raymond是位醫師，有一個女兒。女兒Ingrid夫婿Rob Chen有二女一男。兩家都是經濟富裕，和樂融融，生活美滿幸福。

世真和我有二男一女。長男林存欣(Jim Lin)就讀麻省理工學院(MIT)及芝加哥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先受內科訓練，再改芝大麻醉科訓練。大媳婦邱鈺淋(May Chiu) ，父親邱永仁是位醫師，曾任台灣立法委員。她專攻內科，也在芝大當腎科研究員，目前都在北加州行醫。他們有一男一女。次男林存亮(John Lin) ，次媳張怡君(Christine Chang)都是西北大學七年制醫學畢業，怡君父親張輝雄畢業台大農學院，美國農經博士。存亮夫婦現住亞歷桑那州鳳凰城，存亮是位放射線科醫師，怡君則是小兒科醫師，目前專職家庭主婦，照顧三個男孩。女兒林存如(Juliet Lin)從小學芭蕾舞，大學時代改現代舞，畢業俄亥俄州奧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心理系，再到新罕布雪爾州(State of New Hampshire)的安地奧客克大學，新英格蘭研究所(Antioch New England Graduate School)獲舞蹈治療心理學碩士。她的夫婿Todd Anderson專職電腦軟體設計。他們有一個男孩。

在六位孫兒女中，目前值得一提的是存欣的長男David今年已進入芝加哥大學就讀。女兒Amy就讀高中，是北加州東灣少年交響樂團的小提琴手，她也是學校辯論團代表之一，到處參加辯論比賽。存亮的長男Eric今年初中畢業，成績全年第一名，被選為學生代表在畢業典禮演講。兩位弟弟都是鳳凰城少年合唱團團員。我對孫兒女的期待是每一位都能受好的教育，將來都有專業成就，有高尚人格，有發揮對人類的愛心，成為能貢獻社會國家，值得稱讚的人物。

事業

台灣前總統陳水扁的資政，前南加州萬通銀行董事長吳澧培最近出版一本回憶錄，標榜「一個堅持(台獨)和無數巧合的人生」，我正在閱讀。我也記得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創會會長，芝加哥大學生化及癌症研究所廖述宗教授和哈佛大學及聖地牙哥加大精神科莊明哲教授，在他們講述人生，事業發展的過程中都強調「意外和貴人相助」。我的事業沒有他們那種成就，卻也有不少意外和貴人的組合。

首先略述我的學業，小學在潭子國民學校都保持全班第一名的成績。省立台中一中初中畢業保送高中。高中畢業時發生第一次意外，兩個驚嘆。全程高中我都勤奮課業，但是沒有想到畢業成績是全年第一。通常畢業第一名會得到台中市長獎，可是我的體育不滿70分(69分) 。成績第二的劉家順軍訓不滿70分(65分)，市長獎由第三名的韓毅雄獲得。1954年台灣高中考大學的制度首次改為四院校(台大，台南工學院，師範學院，台中農學院)聯合招生和各校各自辦理保送制度。當時我已報名台大(第一志願醫科，電機系第二，化工系第三)自認可以考上。是否可以考上醫科實在沒有把握。結果獲得保送台大醫科。劉家順保送台大政治系，韓毅雄反而因有一年國文科沒有達到80分而失去保送的機會，他有實力，仍然自己考上台大醫科。

我在台大的成績每年都保持班上前茅，每年得書卷獎(Top 5%)。畢業時想進入台大醫學院婦產科，當時最熱門的科系為外科和婦產科，通常婦產科會錄取四名或五名，可是我們服預備軍官役後申請住院醫師那年(1962) ，台大醫院突然改變制度，廢除四大科在住院醫師之前先做一年固定實習醫師(Fixed Intern)的規定。我們那一屆和前一屆畢業者合併都成為第一年住院醫師。婦產科因前一屆留下四位，所以我們這一屆只取三位。我畢業全班排名第四，好在第一名和第二名分別進入小兒科和內科，婦產科錄取第三、第四和第五名。我終於安全入圍，這個小意外有驚無險。

在台大婦產科住院醫師訓練期間，遇到兩位貴人提拔。陳皙堯教授指導我作胎兒及產婦死亡率的統計和設計各種藥物對產中子宮收縮頻率的影響研究。科主任魏炳炎教授則介紹我在主治醫師時一半時間到台北的美國海軍醫學研究所(U. S. Navy Medical Research Unit -2，簡稱NMRU-2)作當時生物科技尖端的組織培養，分離病毒，和染色體的研究工作。陳、魏兩位教授不但是我留任僅此一位婦產科總住院醫師的決策要角，也是極力推動我進入醫學研究領域的引導者。

1969年我赴美進修，在紐約州立大學的下州醫學中心。從事兩年的羊水細胞培養，染色體分析，和胎兒產前診斷學的研究。工作即將期滿的1971年5月，適逢哥倫比亞大學婦產科有一位做完第二年住院醫師的白人，被軍方徵召，擬對外找人補充的機會，我遇到了第二批貴人。我早就仰慕哥倫比亞大學，因此就送進我的學經歷資料試試運氣。據說有六位申請者，六月到該科面談，由Charles Steele老教授接見，他是當時的代理科主任。Steele教授對我一連串的研究經歷詢問甚詳。我告訴他即將返台大復職，也留下台灣通訊住址。7月和夫人及長男做50天的歐亞大旅行，9月初到台大復職升任講師。不料1972年元月接到哥倫比亞婦產科新主任Raymond Vande Wiele教授一封文情並茂的信函，錄取我於該年七月起第三年住院醫師，可以兼任細胞遺傳學研究員，也可以提早赴任云云。當時我對台大醫院的研究環境，和我在台大前途的展望都感到失望(詳下一節文章) ，乃和科主任魏教授商量此事，他說：「哥倫比亞乃是美國著名學府，我自己也在那邊進修過。青年人自己的前途自己決定吧！」我決定再度赴美後去和台大醫學院魏火曜院長辭行，他說：「真是煩人，你由台大培養，剛回來尚未有貢獻又要走了，再見，好自為之。」兩位魏老師稍有責備卻很鼓勵的話語，使我往後在美國的事業發展，更加努力。Steele和Vande Wiele兩位教授便是我能進入哥大受精良的臨床醫學養成教育，為將來成為胎兒醫學學者奠定基礎的第二批貴人。

1971年至1972年間美國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中美建交，台大醫院也有多位教授因此離職出國。後來台大婦產科謝豐舟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本科有一位前輩因為避春(指春秋戰國時代，各國懼怕秦國)的關係，使本科羊水細胞培養和產前診斷學的發展晚了十年」。其實謝教授有很大的誤會，我再度出國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其一，我回台大婦產科後即刻申請研究設備，其中最重要的是二氧化碳培養器(CO₂ Incubator) 。台大醫院總務處說：「至少要等一年半」，羊水細胞培養無法即刻進行，非常失望。其二，有一位前輩偷偷告訴我，「靜竹，你太不聰明了，因為你內兄許世楷博士的關係，你在台大沒有前途。」生理科彭明聰教授因彭明敏教授的關係，出國受阻。使我不得不對此三思。其三，我當時決定由基礎醫學的研究轉回臨床醫學，哥倫比亞的職位對我的吸引力很大。那時代在美國，要成為臨床專科都要受足夠的實習醫師和住院醫師，甚或臨床超專科研究員的訓練。因此我於1972年3月到哥倫比亞赴任。

1974年從哥倫比亞出來，正值胎兒醫學萌芽拓荒期，乃決定師事紐約愛恩斯坦醫學院婦產科主任休曼教授(Harlod Schulman)學習週產期醫學。這個研究員職位是否符合規定要由婦產科專家評鑑局(American Board of Obstetrician and Gznecologists)派人實地評鑑，當時的評鑑員為芝加哥大學婦產科主任，也是美國婦產科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OB/GYN)主編Zuspan教授，審查及格。那時休曼教授和一位助教授Luis Salana也正準備考週產期醫學超專家(Subspecialty of Perinatal Obstetricians)資格，就進行所謂的牛津教學法(Oxford Education Method) 。由休曼教授指定我每週一個議題，去查書，閱讀醫學雜誌，整理出有系統的報告。每週一早上三個小時，由我報告，他們二人聽講，有疑點當場查閱教科書或雜誌，弄到明白為止。這樣累積新知識兩年下來舉凡胎兒生理，病理，胎盤功能異常，孕婦疑難雜症都深深了解。我也順利通過週產期醫學超專家的筆試和口試，成為亞洲獲此資格的第一人。休曼教授可算是我第三位遇到的貴人。這兩年期間我們也作了不少動物實驗羊胎兒，兔子，白老鼠等非常有趣。我們也深入研究Prostaglandin這種荷爾蒙對於催生，引產的影響，兩年間總共發表了8篇論文。

1976年春天，我赴費城參加婦產科科學研究學會(Society of Gynecological Investigation，簡稱SGI)並發表論文。芝加哥大學婦產科新就任的科主任亞瑟賀伯斯特(Arthur L. Herbst)教授和產科部主任阿鐵夫莫亞(Atef H. Moawad)教授也去參加該會的年會。他倆雙雙約見我，並很誠懇地邀請我到芝大婦產科任教。那時我即將完成周產期醫學次專科的研究工作，並會獲得該項次專科資格。我是屬於第二期正式訓練的周產期醫學次專家，每期全美只有三十人左右，因此人才難求，各醫學院競相爭取。紐約附近的幾個醫學院，包括那時我接受深造的愛因斯坦醫學院、西奈山醫學院(Mt. Sainai Medical School)和在長島的石溪醫學院(Stone Brook Medical School) ，都有意聘請我。最後我選擇了比東、西、南部更保守的中西部，在研究一流的學府—芝加哥大學從事醫學研究及教學。1976年至1980年擔任助教授，1980年至1987年擔任副教授，1987年起擔任正教授的職務。在芝大25年的期間，我一直負擔高危產科門診(Obstetric High-Risk Clinic) ，專責訓練住院醫師及周產醫學研究員。前八年協助莫亞教授，後十七年和另一同事麥克菲力比(Mike Phillipe)教授共同負責訓練周產期研究員達16人。另外，由東方各國，韓國、中國及台灣而來的，有8位客座研究員跟隨我從事周產醫學的研究，總共有24位研究員。住院醫師每年六人完成訓練，25年總共有150人受教於我。

莫亞教授是和我同年齡的埃及人，埃及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就來美國發展，比我早十五年來美。當時他已擔任芝加哥大學產科主任教授和婦產部的副主任。他極力支持我，使我能放手去做，並將一位他的研究助理Philip River轉來幫忙我的研究工作。莫亞教授可以說是我能在芝大發展一片天的貴人，第四位貴人。

我剛到芝大任教時，專管醫學院研究發展的副院長奧德曼教授(John Autman)曾提供一個研究成功的要訣給一群新到的年輕助理教授。即方程式(S = I + E² + L)。他說，成功(Success)的要素包括：智慧(Intelligence) ，努力再努力(Effort X Effort)和少量的運氣(Luck) 。我常以此自勉，也提供給朋友、兒女和學生參考。其中的運氣，我認為含有「選擇正確」的成份在內。在台灣歷久不衰且人人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曲「愛拼才會贏」中也唱出「三份天註定，七份靠打拼」的道理，所以重要的還是要靠打拼。

IUGR的研究

早在紐約時代，我就讀到輕體重新生兒(2500公克以下)不全是早產嬰兒，其中三分之一為足月的小嬰兒，後來稱為子宮內成長遲滯症(Intrauterine Growth Retardation，簡稱IUGR，今改稱為Fetal Growth Restriction) 。此議題當時不受重視，但我已看出其未來發展性及重要性。因為這群嬰兒的死亡率為正常嬰兒的3倍，新生嬰兒時期致病率則增加5到8倍。此議題為我到芝加哥研究的「中心議題」，由1976年至1982年，我在六年間發表IUGR相關論文共15篇。1980年間，我開始研究因孕婦糖尿病失控而成長過快的巨大兒(Macrosomia)。非糖尿病引起的巨大兒則常為妊娠過期(Postdate)所導致。1980年代中期，因超音波、電腦、放射性斷層攝影(CT Scan)的發展，研究者完全放棄1970年代學習胎兒生理病理的「動物實驗」。由於我是IUGR研究的先驅者，每次在美國及國際性婦產科學術會議發表突破性論文，都相當轟動。邀請演講及索取論文複印本(Reprint)的信函，由世界各角落如雪片飛來，難於招架。

我研究工作最突出的發現為證明胎兒胰島素(Fetal Insulin)是胎兒成長最大的推動元素。由胎兒胰臟Beta Cell分泌前胰島素(Proinsulin)後在胎兒體內隨即分裂為胰島素及連結蛋白(Connecting Peptide，簡稱C-peptide) 。兩者都因分子量大，不會通過胎盤和母血混合。胰島素供應胎兒成長而消耗。連結蛋白則原封不動地由胎兒尿液排出到羊水中。因此，我設計測定三組嬰兒生產時的臍帶血和產前抽取的羊水，測定其中連結蛋白的含量。和當時芝大內科主任Arthur Rubenstein合作，由他的實驗室做C-peptide的定量分析。Rubenstein教授是全美有名的內分泌及糖尿病的權威。結果完全符合我的研究假設(Hypothesis) ，糖尿病孕婦的巨大兒最高，正常胎兒居中，成長受限的胎兒最低。論文發表時轟動國際婦產科及小兒科學界。

研究成果與職位晉升

我於1976年到芝加哥大學婦產科執教，首先擔任助教授。努力四年，研究論文已累積達40篇，順利晉升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當時，我請了四位教授推薦，芝加哥大學兩位，伊利諾大學一位，西北大學一位。

1981年起開始到國外講學，參加國際會議，發表新研究論文及IUGR綜合性概念。也常到美國國內各地講學，被認定為IURG的先驅研究者及權威性人物。1982年開始籌劃出版專門教科書，1983年到科州大學學習羊胎兒的動物實驗，1984年出版了IUGR的專門教科書。

1984年後，則專心於動物實驗，而其他研究則凍結到1990年為止。這期間我同時忙於參加國內及國際會議，或擔任客座教授講學，為別的教科書寫篇章，也為台灣鄉親主編「醫學專欄」兩年，並擔任芝加哥市婦幼衛生顧問。在這期間，美國有許多醫學院以電話或信函邀請我轉任他校產科主任或婦產科主任，筆者因考慮子女教育在中學時代的安定性，也顧慮我自己現有安定的研究環境和設備，乃一一婉言回絕。

1986年，產科主任推薦我晉升正教授，婦產科主任也同意我這六年來副教授的表現不錯，遂向醫學院長及院方升級及聘任委員會送請評審，不料卻遇到一個難題。按照芝加哥大學法規，正教授必須在美國及國際學術界聞名，且必須是著書立說研究有成的學者。因此要求提供美國國內及國際正教授各八份至十份，共為十六份至二十份的推薦書。以我在美國已有十七年在學術界努力的經驗，十份美國國內教授們的推薦書並無困難。可是要有八份國際正教授的推薦書，且不集中於兩、三個國家，就成為一個頭痛的難題了。幸好我在1980年至1986年之間，勤於參加歐洲及東亞的國際學會，發表論文或主持專題討論。我專門的IUGR在1980年代是相當新穎的議題，使參加學術會議的學者都留有深刻的印象，也有不少學者知道我出版IUGR專門教科書。最後終於湊足十六位教授，這方面總算過了關。後來升上正教授後，我向這十六位寫推薦書的國內外教授馳函道謝，亦收到多位教授的回函。

「子宮內胎兒成長遲滯症」一書的出版

1980年至1982年之間，我已有二十篇左右對此主題的研究論文發表。在1982年的一次極為精彩的論文演講之後，有一位當時在芝加哥大學婦產科總住院醫師的馬克伊凡斯(Mark I Evans) 對我說：「林教授，您可考慮出版以IUGR為主題的專業教科書。婦產科專業領域的教科書中，尚未見到IUGR的教科書，若您能寫出世界第一本IUGR的教科書，必定暢銷無疑。」此語一出，令我驚嚇，一時無言以對，伊凡斯是我指導過四年的得意門生。那時我在芝大是一位副教授，來美深造雖已有十多年的經驗，可是真能承擔成為一本教科書的作家嗎？我自己也感到疑惑。可是數天後，伊凡斯再對我說：「林教授，我先前說的不是在開玩笑，我在紐約認識幾個出版商的代表，如果您有意，我可以問問看。」伊凡斯一本正經地催逼我。我答說：「如果你能得到一個肯定的答案，我就開始準備著手出版書的計劃。」

結果，在一個月內就得到紐約的McGraw Hill出版公司的同意。伊凡斯也成為我的合著者(Co-author) 。經過一年多的寫稿，校正和封面設計等程序，此書終於在1984年初出版。此後三年，本書不但銷售歐美，且遠銷到亞洲、東歐、南美，甚至是世界各地。我曾將之贈送台大醫學院的五位師長。不期然，我於1986年到日本參加國際會議時，順道訪問台灣，才知道台灣已有該書的海盜版。該書售價原本為美金55元，海盜版每本售價台幣300元(合美金7元5角) 。婦產科的住院醫師和不少開業醫師人手一冊。我也樂得有不少台灣學生能讀我的書，不曾加以追究版權問題。有人問我在美國出版教科書的感想，我說：「我當醫學生用的是英文教科書。如今我在美國當教授，應該寫英文的教科書給美國醫生、受訓中的住院醫師、研究員及訓練後的開業醫師使用。這樣投桃報李，也算是人生一樁樂事。」

「高危險性胎兒」一書的出版

1990年我擔任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會長，七月在台北舉行年會，雖不受獨斷的行政院長郝柏村的歡迎，並有李應元博士的秘密潛台，引起媒體的騷動。但年會總算順利進行，大功告成，當時我在芝加哥大學的羊胎兒動物實驗研究正告一段落，而新的研究設計尚未開始的空檔，又思及兩個兒子將於1991年6月分別由芝加哥大學醫學院及西北大學醫學院畢業，應該籌備並大大慶祝一番，因此想到再寫一本教科書。

兩個月內徵得芝加哥大學婦產科遺傳學專家波普副教授(Marion S. Verp)和西北大學超音波專家撒巴加教授(Ruddy E. Sabbagha)同意為合著者(Co-author) 。此次計劃擴大邀請幾位大師級的學者貢獻章篇，包括芝加哥大學的希比亞(Luis A. Cibils)和莫亞(Atef H. Moawad) ，田納西大學的辛普森(Joe Leigh Simpson)和伊萊亞斯(Sherman Elias) ，紐約石溪大學的休曼(Harold Schuman) ，費城田堡大學的雷斯(E. Albert Reece)和葉思雅(Sze-Za Yeh)等多位大牌教授。所有章篇貢獻者都是美國周產期醫學重要議題的一時人選。

寫書計劃提議送給三家出版公司，結果紐約的Springer-Verlag派人直接和我接觸，以了解全盤計劃。這個出版公司是國際性的出版公司，除了總公司在德國柏林及海德堡之外，美國紐約、英國倫敦、法國巴黎、日本東京和香港等地，都設有分公司。一旦出書，可以遠銷歐美、東亞各國。在學術評估和市場評估的兩個程序就花了八個月的時間，直到1992年年初才簽約定案。寫稿，校正到出版，也需時一年半，所幸出版社有專人幫忙校正，節省作者很多寶貴的時間。

本書的序文由三位作者合寫，其內容如下：

周產醫學的進步是機動性的。昨天的無稽之談成為今日的質疑，卻是明日的真實。過去二十年來，有關妊娠的生理知識有重大的進展，對於產前診斷、預防和治療的技術更是大量擴充。現代的產科已經由接生這種簡單的方式，轉變成複雜的照顧未出生的胎兒，將胎兒視為「一個病患」而加以照顧。1990年代的產科，對於新家庭高度期望得到健康的嬰兒，因而醫生的責任是重大的。在日常健康維護的過程中，難免有突發的意外，因此產科醫師必須充分瞭解日新月異的胎兒醫學新知識，才能適當地應付這些問題。「高危險性胎兒」這本書是適時的專業書籍，足以提供周產醫學最先進的知識。

兩本英文專業教科書的出版，最初都有些猶豫，結果卻都很成功，在我事業發展中成為里程碑，也算是意外吧！

國外講學及回饋故鄉

做為一個學者，講學、傳知與解惑是重要責任。尤其是世界即將成為世界村的今日，國際學術交流不可缺少。我自1972年二度出國，即埋首研究十年，未曾出國一步。1981年應台大婦產科之邀，返國擔任短期客座教授，並應台灣醫學會彭明聰理事長之邀，為其年會擔任主講員，我記得題目為「IUGR之診斷及處置，特別是羊水中C蛋白的含量和胎兒成長的直接關係」。1984年擔任長庚客座教授個月，趁機到日本關東、關西、九州共十個醫學院作巡迴演講，頗得好評。乃於1986年在日本東京之亞澳周產期學會擔任主講人及講座主持人。1987年隨美國婦產科教授訪問團到共產制度的赫爾辛基(芬蘭)、莫斯科、列寧格勒(蘇聯)訪問及演講。1986年及1988年兩度到中國北京、上海、西安參加國際學會，主講我的專長IUGR及糖尿病。1989年國科會資助我在台大講學一個月，李鎡堯教授安排在台灣由北而南的巡迴演講，謝長堯教授安排於恩師邱仕榮教授辭世一週年紀念會上演講「十五年來我對IUGR的持續研究及成果」，在眾師長面前特別談到邱教授在世時對子癇前驅症動物實驗研究的持續及執著，表達我的敬意和效法他的精神。1988年再次到國防醫學院講學一個月。此外參加國際會議與發表論文的，尚有埃及、阿根廷、澳洲雪梨、英國、法國、荷蘭、柏林等等。

前述返台講學，已走遍台灣各醫學院，在有住院醫師的大醫院講學。近年來，台灣醫學教育不但質與量都有進步，台大陳維昭校長更是信心十足，想把台大推上世界一流學府的行列。1993年我曾寫過一文，「思考台大如何能擠上世界一流」，文中提出許多建言。為此，1994年至2000年，我一直擔任台大醫學院海外院務諮詢委員。1998年，在紐約北美台灣人醫師協會年會上，我的演講「美國和台灣醫學教育的比較」，經太平洋時報刊登全文。2000年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返台開二十年年會，筆者應婦產部主任周松男教授之邀，演講「台灣的臨床教育和臨床研究，及師資的培養」。2000年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在「橫跨斷層」一文中表示，基礎科學研究後繼無人，值得憂心。我倒是覺得，在基礎醫學及生物科技方面，台灣做得還不錯，但臨床醫學的訓練卻漫無標準，醫學教育和醫療政策更需要加倍努力改善，如果醫學教育和醫療政策的領導者能聽取我的一些建言，於願足矣。

主編醫學專欄

為使北美台灣鄉親增加醫學知識，筆者於1987年至1988年兩年間，在台灣公論報連續登載。以下是1987年刊登醫學專欄的序文：

從1960年至1980年代，定居在北美洲的台灣人已經由流浪外鄉、寄人籬下的一群孤兒逐漸成長為有自主能力、有台灣人意識、有組織、堅強活躍的北美洲台灣人。因此，在1980年以後，不但各地同鄉夏令會每次都有數千人參加，各種社團如：同鄉會、政治團體、教會團體、基金會、教授協會、文藝協會、醫師協會等等也都非常活躍。大家關心台灣的前途，關心在美加地區台灣人的福利，也關心我們第二代的教育與培養。因此，我們台灣人應有一個共識，就是不論你從事何種行業，應該獻出你的力量，你的金錢，為台灣人謀福利，也為我們的故鄉的前途奮鬥。

這二十年來各種科技的進步，突飛猛進，醫學方面也不例外。荷爾蒙接受體的觀念、免疫的學理、遺傳工程與優生學、器官的移植、癌症的早期發現與治療、新生兒死亡率的降低，在在都是近年來醫學進步的證據。目前台灣人醫師遍佈美加地區每一個角落，近來由台灣人的報紙常看到，在台灣人社團的活動中，有某某醫師作醫療保健常識演講的消息。相信每一位台灣人醫師在診所、在家裡也常接到台灣同鄉的電話詢問醫療保健上的問題。本人感於既然每一位醫師都有服務同鄉的熱忱，與其做個人服務，不如貢獻出你的專長醫藥常識給更多的同鄉分享。因此，本人於1985年底向醫師協會芝加哥分會的會員們提出成立醫學專欄的構想，受到他們的贊成與支持，本人隨即與台灣公論報社編輯部連絡，提議此專欄之刊行，也受到他們的歡迎與贊同。醫學專欄編輯委員會乃於1986年2月15日在芝加哥正式成立。

此計劃的推動，最初還算容易，後來因醫師們都很忙碌，因此審稿及介紹作者的工作完全由我負責。到了1988年，因邀稿困難，不得不停刊，甚感可惜。

人生的感觸

人生如戲，一個人在世界舞台上都在扮演一個或大或小的角色，不論在舞台上停留多久，終究要走下來。我來美後全力投入學術研究和教學，尤其是在開拓正在萌芽的荒地胎兒醫學。後來逐漸長大成形，也教導出不少徒子徒孫，也寫出兩本英文的專業教科書。三十年後不得不由學術殿堂退出，相當慨嘆。人生苦短，古人秉燭夜遊，善用良宵，我在學術研究的巔峰時期，天天早出晚歸，多少深夜挑燈寫研究報告，申請研究經費，和寫出及編輯頗有心得的專業教科書。在娛樂方面，剛到紐約就投入紐約大學下州醫學院瓦連地(Carol Valenti)教授門下研究染色體和羊水細胞培養的產前診斷學。他是一位中年義大利人，雖然學術認真，生活上是花花公子型的人物。多次和他乘跑車，在紐約街頭橫衝直撞，嚇得我全身發冷汗。他很有錢，在紐約的藝術總匯，林肯中心買了長期的交響樂和芭蕾舞的訂票。在他不能出席的日子，就將票送給我，讓我這個初出茅廬的台灣人大開眼界，享受世界第一流的娛樂表演。接著因為愛妻音樂出身(許世真師大音樂系畢業，實踐家專合唱團及音樂系教師) ，女兒又由小學到碩士學芭蕾舞、現代舞，到舞蹈心理治療。在紐約8年，芝加哥26年，到舊金山10年，不知看了多少舞台劇、舞蹈表演、歌劇和交響樂團的演出。

退休生活

西遷的故事

早在1972年第二度由台灣來紐約時，我們就決定在美國定居了。那時我對台大醫學院的教職仍念念不忘，但心想為了兒女的教育，定居美國較好，等兒女都上了大學能獨立生活後，想再回台灣退休。

1969年在紐約，我的研究工作從州立大學下州醫學中心，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到愛因斯坦醫學院，一共渡過七年半。之後獲芝加哥大學教職，1976年搬到中西部的芝城，總算完成西遷的第一步。我們在芝加哥一住就住了二十六年，始料未及。其間也有多次到美國西海岸醫學院任教的機會，但都因不想讓兒女頻頻轉校而放棄。另一方面，也因在芝大的研究工作一直緊密連接，我不想中斷。雖然在1980年代，有四度受邀為醫學院婦產科主任職位候選人的機會，但都婉辭參加候選。2002年我從芝加哥大學退休後的第二年，我們搬到離舊金山很近的東灣，可以和長男存欣一家和女兒存如時常見面。和次男存亮一家距離也不太遠。回想1969年我第一次來美時曾在舊金山、芝加哥停留，最後抵達目的地紐約。結果我卻在紐約，芝加哥長住之後再搬到舊金山退休。這三個城市的連線一來一往成為我人生生涯中很美妙的巧合，深感意外。

設計自己的生活天地

退休在個人生活上是一個重大的改變，從過去早出晚歸的上班生活變成夫妻整日相處的狀況。在年輕時也許會覺得甜甜蜜蜜，求之不得。可是老年夫妻太多時間相對，反而會增加意見相左的磨擦或相對無言的尷尬局面。丈夫若是成天在家要吃三餐，也會增加太太的麻煩。有一對年老的夫妻，在先生退休之後，太太為了避免上述的麻煩情形發生，決定讓先生帶便當出去到圖書館閱讀，或到公園觀景散步，在外面吃完午餐，到傍晚才回家和太太一起享受一頓正式的晚餐。如此一來，太太也能有半日的清閒，或有自己的時間做她自己的家務，因此夫婦相敬如賓，從不吵架。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退休生活的生活情趣和如何安排與利用時間，還有退休夫妻應有各自的活動空間和時間。

搬入新屋的第二年，世真忙於購買窗簾，我則負責設計庭院(Garden Landscaping) 。住屋的兩側都有空地，北側的空地很大，屋後則有向下傾斜的坡地，後院平坦的地方足以構築紅木陽台，因此在家庭房出口處及主臥室各有一個陽台，後者更接連於室外熱水浴池(Spa) 。南側空地和屋後都有水泥走道相通，北側庭院有電動石頭水池和小瀑布，可以不斷傳出水流聲。另外也構築了個圓型石砌的花壇，園內遍植各種灌木、茶花、玫瑰花、杜鵑花，和一些紅、白、紫色的花草；較大的樹包括日本楓樹、白楊樹、桃、柿、檸檬，和原有的幾棵古老的杏樹。在二月中，這些杏樹未長葉先開花，有粉紅色，也有雪白色，酷似日本櫻花，和後面連綿的山景相對成趣，構成一幅美麗的圖畫。這便是我時常在傍晚泡過熱水浴後，在陽台上觀賞沉思的私人天地。

含飴弄孫

十年前我在寫我的傳記《台美生涯七十年》時，對於孫兒女有如下的描述：

我曾多次在演講中半開玩笑地說，我一生真正的成功(成公) ，是在1997年以後，意指在第一個孫子出生之後。目前第一個孫子怡安(David)已經八歲，就讀小學三年級。他是芝加哥大學醫學中心出生的。他參加游泳、棒球、足球、籃球活動，樣樣都來。他的妹妹怡美(Amy)六歲，就讀小學一年級，兄妹兩人都學習鋼琴，進步迅速。教會主日學的老師們都稱讚這兩個孩子很聰明。每次來到我們家，這兩個小孫子都會在門口喊阿嬤，阿嬤，喊個不停。因為阿嬤時常弄點心給他們吃，還會陪他們上鋼琴課。等到他們玩累了才會想到阿公。有時，他們會到書房叫阿公吃飯或道別告辭。阿公和他們玩的時間不多，偶爾陪陪他們看電視。最近他們搬新家，怡安曾有一次抱怨說新房子裡爸爸媽媽的臥房很大，也有很大的浴池，我的房間反而比以前小。接著又說，可是大部份時間我都在樓下，所以我還是喜歡新房子。別看他年紀小，說起話來還很有道理呢！

2005年5月底，我們夫婦到鳳凰城探望另外兩個孫子。存亮的長男怡立(Eric)已經四歲，上幼稚園了。他很會逗阿公、阿嬤開心，也喜歡畫圖，跑起來動作敏捷，很像他父親小時候。他一歲半的弟弟怡朗(Ryan) ，看卡通電視時蹦蹦跳跳，也喜歡模仿劇中人或動物彎腰轉身，還喜歡跟在他哥哥後面跑。存亮夫婦於一年後又添了一個男孩明傑森(Jason) 。女兒存如和Todd Anderson於2004年結婚，四年後有一個男孩名Baraka，和美國總統Obama的名字相近，這個嬰孩是阿嬤照顧最多的寶貝。

十四年來，我們每年都有一次全家三代大團聚(Annual Family Reunion) ，2003年在拉斯維加斯，2004年在夏威夷，2005年在舊金山南灣的蒙特列，2006年預訂到亞利桑那州。2005年以前的團聚都由我召集。2006年以後由存欣籌劃擴大舉行，大部份在灣區，存亮一家就由鳳凰城飛來參加。有一次更擴大包括世真弟弟、弟媳，我的妹妹、妹夫一家。人多，一定會熱鬧，身為阿公阿嬤的我們將會樂得呵呵大笑！這就是年老享受含飴弄孫的樂趣。誰說美國是「兒童的天堂、老人的墳墓」呢？

歲月催人老，人生上了八旬，留下的只有老本(自己身體的健康) 、老伴(相依為命的愛妻，我有兩位) 、老友(同學、教會朋友、同鄉、同事)及老天(宗教信仰)。其他錢財、地位、名譽，和紛紛擾擾的世界，我不必管太多，要管也管不了。退休生活重要的是保持身心健康，心平氣和，笑口常開。不論世態如何演變，都要能適應，能愉快地活下去。

台美之間

我的故鄉在台灣，第二故鄉在美國。住在美國的時間比住在台灣的時間至少長了十年，還會在美國繼續居住下去。

年老退休，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減輕，可是對國家社會的關心，一點也不減少。尤其身為台美人，對台灣前途的關心更深，對故鄉台灣的感情更濃，時時流露出身為台灣人的一份驕傲。我的思鄉之情，也時時在情感中流露出來。

在美國我們一直熱心參加台美人社團的活動。紐約的台灣同鄉會和美東夏令會；芝加哥同鄉會和中西部夏令會；北加州的東灣台灣同鄉會，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年會和美西夏令會。教會包括紐約的恩會教會和聯合教會；芝加哥的芝城教會和社區教會；北加州的東灣台灣基督教會等等。1980年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在芝加哥大學成立，我為創會會員之一，後來歷任芝加哥分會會長，總會理事並擔任1990(第十屆)總會長，第一次回台辦年會。

1983年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在克里夫蘭(Cleveland)成立，我也是創會會員之一，並召集芝加哥地區醫師加入。在NATMA我歷任芝加哥分會長，推辭總會長職務，推薦鄭天助醫師擔任，自己擔任總會理事。並多次負責NATMA年會學術演講的安排，自己也成為講員之一。

1982年在芝加哥成立芝加哥台灣人聯合基金會(TUF Chicago) ，我擔任第二任會長，剛成立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創會會長蔡同榮到芝加哥募款，TUF捐了七千美元。後來北美台灣婦女會(NATWA)成立，我也多次參加她們的年會並發表醫學演講。

當時北美的兩個台灣人報紙，台灣公論報和太平洋時報，我都頻頻投稿發表，介紹醫學知識，旅遊報導，或發出台灣人的心聲。

1980年代後期李登輝接任台灣總統之後，台美人社團有些成員陸續回台灣貢獻社會建設，尤其是1990年以後更多人因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的號召回台貢獻，也有些人協助台灣人的政黨，民主進步黨(DPP)的成立。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後，也有一些台美人回台參加他的行政團隊，可見台美人和故鄉台灣有密切的關係。

2015年由台美大選的形勢觀之，台灣的蔡英文和美國的希拉蕊克林頓獲選成為兩位女總統的機率最大。在此，我非常期待民進黨的蔡總統在2016年就職後能加深台美的關係，也提昇和日本安倍政府的台日關係，使國民黨將台灣送給中國的夢想成為泡影。而把台灣建設成充分民主自由，有人權，有法治而富裕的樂土。

( 圖-1) 靜竹世真訂婚(1963) ( 圖-2) 靜竹世真結婚(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