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来自泗溝水鄉下的女孩

作者林壽英

台灣日制時代，我父親從日本留學回台灣與母親結婚後，便回到屏東縣萬巒鄉下一個叫泗溝水的客家小農村之祖居老家與年邁、守寡的阿婆（祖母）共同居住。接着，我父親任職在潮州由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HO) 所屬的瘧疾研究所。父親每天騎脚踏車往返於泗溝水和潮州之間上班。因此，家中的田地都租給佃農耕種，母親只留下一個菜園及果園自己耕作。母親一連生了七個子女，我排行第三，上有兄姊各一，下有三弟一妹。小時候，我們兄弟姊妹必須步行半小時的路程到鄰村的萬巒國民學校上小學。泗溝水跟萬巒之間有一條河流，河上有座小木橋供行人過河，我們步行上學時須過此橋，但雨季時河水時常泛濫而淹沒木橋，使行人無法過河。這時就會有船夫筏竹排載行人過河，搭乘木排過河給我留下不少深刻的童年印象及回憶。當時住在農村的小孩子們從小就打光踋，白天上學也不例外，只有晚間洗過澡後才穿上木屐，因此我上中學以前可以說沒有穿過鞋子。

我從萬巒國小畢業後考上在屏東市內的屏東女中，因學校離家路途遙遠，通學不方便，父母親便把才十二歲的我送進屏東女中的學生宿舍寄居，週末才能回家。父母送我去宿舍時，除帶一些我的衣服及日常用品外，還在屏東市買了一雙很漂亮的白布鞋給我。父母臨走時，叮嚀我說:『城裏的孩子們都穿鞋子，因此上學時一定得穿上鞋子，這樣才不會被城裏的孩子瞧不起』。但是從來沒穿過鞋子的我，第一天上學穿上鞋子實在是很不習慣，一雙腳丫子被緊緊的裹在鞋子裏，非常痛苦。穿不到兩天，腳趾和腳跟都被鞋子磨得起泡，走起路來痛苦得很，但又不能不穿鞋子，更不能不去上學。晚上在宿舍睡覺時，常常自己躲在被窩裏哭，一方面是想家，想家裏的父母親及兄弟姐妹還有故鄉的玩伴們，一方面也是因為腳痛。想到第二天還得忍痛穿鞋子去上學，我就很後悔自己考上了屏東女中。

記得上屏東女中的第一天，我們班上的同學們我－個都不認識，但班上的其他同學們之間好像都互相認識。後來才知道原來班上的同學大多來自屏東市内的中正國小、仁愛國小、屏東師範附小或是空軍子弟小學，從鄉下來的學生只有我一個人（當年鄉下考取的初中學生大多被分派上屏女在西勢鄉下的分校，父親為了讓我上校本部，把我的户籍遷到屏東市內的舅父家）。下課休息時間，同學們之間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喜戲聊天，沒人注意到我的存在，也沒人理我。一直到第一次月考後，我們班上的導師呂清樂老師，也是教我們生物課的老師，上課一進教室就問那一位叫＂林壽英＂請站起來。我一聽嚇了一大跳，怯生生的站起來。呂老師接着說我第一次月考生物課考一百分，一時班上的同學都看着我，同學們才知道原來班上有一個叫林壽英的鄉下人（照片一）。

初中三年，除了初一的第一學期外，我都當我們班上的班長。我年少時因常聽我父親推崇曾為第一任台灣省主席（1949年到 1953年期間）的吳國楨先生，父親說吳先生是一個受西洋教育（他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政治學博士），有民主觀念又願提拔台灣人的政治家。吳國楨先生受當權者蔣介石的派任為第一任台灣省主席期間，曾到位於屏東、潮州的世界衛生組織（WHO）所屬的瘧疾研究所視察訪問，而使我對他的名子印象深刻。 1958年，我從屏東女中初中畢業時，免試而保送直升屏女高中。當時雖不用考筆試，但卻需經過口試，那時給我口試的是教務主任麥穗歧老師，他問的其他很多問題我都記不得了，但有一題至今仍在我腦海中瀝瀝如繪。他問我最崇拜的現代人物是誰？我當時毫不猶豫地回答說是吳國楨先生。麥主任一聽就吃驚地大發雷霆，大聲嚴厲地叱責我說“你難到不知道吳國楨是叛國賊嗎？你為什麼崇拜他！（註一）”，我被嚇得一時講不出話來。麥主任又接著說“顧慮到你年少無知，以後決不可再提到吳國楨這個名子，知道了嗎？”。這件事使年少才十五歲的我覺得當權著很可怕，國民黨也很可怕，因此在出國前的求學期間，不管學校裏的教官如何對我威迫利誘要我加入國民黨，我都婉轉拒絕而決不妥協。

當年因受父親的影響，我希望自己大學畢業後能去瘧疾研究所上班就業，因此高中三年時我選擇考大學的丙组以生物系為第一志願。在屏女高中三年期間，我仍然每年當班上的班長。當年的屏東女中，學校當局不但沒有為想升大學的高三學生特別加強課業補習，反而時常來個什麼時事測驗的考試，妨礙高三的學生專心準備大學的升學考。這點使我深有反感，於是我聯合了高三所有班上的班長及一些同學們，時事測驗時來個罷考。一九六０年代正值臺灣白色恐佈時代，罷考、罷課、罷工等等被當年執政的國民黨當局視為巖重的造反行為，年少無知的我闖了大禍，當時連我父親都被當局叫去詢問是否有人背後指使此次的罷考事件。我差一點因此罷考事件被記大過而留校察看，後來幸好有我的班導師呂治平老師，他是一位國民黨的退伍軍官也是蒙藏委員會的委員，出面替我說情担保，結果我以寫一份悔過書了事。高中畢業後，我考上位於台中市的中興大學昆蟲系。

大學時我住學校的女生宿舍，宿舍裡有兩位女教官在管理住宿的學生，也給學生打每學期的操行分數。我因為不肯加入國民黨，每學期的操行分數都是六十多分勉強及格。雖然我學業成績優秀，但我因操行分數不够，都無法申請學校的獎學金。大學一年級時，教我們英文課的老師是位美國女傳教師，名叫 Ms. Simpson，為了上課方便，她給班上每個學生取個英文名子，Christine 是她給我的英文名（照片二）。我來美國留學、結婚後，就一直用Christine 為名，以外子的楊 ( Yang) 為姓，正式的英文名字就變成 Christine Yang ，跟婚前的漢文名子＂林壽英＂完全不同了。在美國就業期間至最近，我隅而也在美國發刊的台灣公論報（現已停刊）以及太平洋時報以＂楊雨亭＂筆名寫文章投稿。

大學四年級上學期，我在臺中遇到我現在的外子楊茂嘉，我們的相識，可說是＂有緣千里一線牽＂。當時，他從台灣大學機械系畢業後在臺中服役空軍，也積極準備去美國留學。我們交往期間，他鼓勵我準備留學考而後去美國留學，於是我改變了我畢業後想去瘧疾研究所上班的計劃，而打算出國留學。1965年的夏天，我大學畢業，楊茂嘉申請到在美國伊利諾州、支加哥北郊的西北大學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材料學系之獎學金而出國成行。他出國前，我們在雙方家長的同意及祝福下決定訂婚。我大學畢業後，到位於臺北市公園路臺大醫學院隔壁的美國海軍醫學第二研究所；NAMRU-2 (U.S. Naval Medical Research Unite 2) 任職，同時也積極準備出國。當時，在美國海軍醫學第二研究所任職的人，有很多是準備出國的大學畢業生。工作兩年後 (1967年)，我申請到西北大學的入學許可（但無獎學金）以及密西西比(Mississippi) 大學的獎學全，便決定離職出國念書。

那時，我的未婚夫在西北大學念博士班，因此我就決定提早於當年的五月初來支加哥過個暑假，然後於八月底秋季班開學時才去 Mississippi大學上學。西北大學座落於密西根湖畔的 Evanston城，校園非常優美。來到 Evanston我過了幾天新奇、輕鬆又愉快的日子後，心想何不去西北大學的生物系看看有無短期的暑期工作可做，一來可以賺點錢，二來也可以在開學前練練自己的英語能力。出國來美前我在台北的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做過兩年事，因此一般的英語會話還可以應付。所以我就提起勇氣去見西北大學生物系裏的每個教授看他們是否要請人工作，結果很幸運有一個年輕的英國籍的女教授 Dr. Joan Whitten正要找人做研究助理，她要我第二天就開始上班在她的試驗室工作。Dr. Whitten 友善活潑，待人非常親切，一個暑假下來，我不但賺了不少錢還從她學了一些有關使用電子顯微鏡的技術。

當年八月底學校快開學時，我向Dr. Whitten 辭行，準備去 Mississippi大學上學，她問我說﹕『妳不喜歡西北大學嗎？為什麼不留在西北大學念書，而要去 Mississippi大學呢？』，我回答說﹕『我很喜歡西北大學也很希望能留在此校念書，可是我沒錢，也沒有獎學金，我怎能留在西北念書呢？』，她馬上說﹕『我若給妳助教獎學金，妳願意留下來做我的助理及學生嗎？』。這真是天大的喜訊及幸運，這份獎學金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如此我就成了西北大學的研究生（Graduate student ），而 Dr. Whitten就成了我的指導教授以及我此生都感激的恩人。開學前一個禮拜六，楊茂嘉與我匆匆在校園裏的一個小教堂( Alice Chapel) 舉行簡單的結婚典禮。記得我們的証婚人是Pastor Armstrong, 楊茂嘉的指導教授 Dr. Shchwartz夫婦充當新郎男方家長，大我三歲的學長林光輝、詹文女夫婦充當新娘女方家長把我 giveaway 嫁出去，其他如伴娘、伴郎、招待以及準備請客的食品都由同校的臺灣留學生們幫忙担任。是個非常簡單而温馨、難忘的婚禮！我的伴娘汪雪惠成了我的至友，我們至今一直都保持連絡。當天我穿的新娘禮服是文女在一年前與林光輝學長结始婚時所穿的禮服，她慷慨地借給我穿用。當時在西北大學的臺灣留學生不是很多，大家相處融洽，不過大家都知道其中有一位姓陸的、比我們年長不少由臺灣海軍官校來的學生負有特別的任務，他是替國民黨監視留學生打小報告的。

史格特夫婦 (Mr. & Mrs. E. J. Scott) 是我們在西北大學讀書時, 由外國學生顧問分配給我們的 Foster Parents。他們是五十多歲的白人夫婦、虔誠的基督教徒, 也是保守的中西部美國人。 Mr. Scott 長得高頭大馬、文質彬彬, 在 Evanston高中任職。而 Mrs. Scott是個漂亮、慈愛的家庭主婦。他們有兩個長得英俊瀟洒的兒子, 長子 John及次子 David當時都在上大學。記得我們來到 Evanston不久, Scott夫婦就開車來帶我們出去熟悉 Evanston的環境, 然後開車帶我們到郊外去看那一望無際的平原及農地。紅色屋頂的農家與一些牛、羊群散落在那一大片綠油油的玉米田中, 構成一幅安祥、富足而美麗的田園景色。使我深深感受到美國真是個地大物博的國家, 而 Scott夫婦的親切更使我們感到美國人的友善及溫暖。我們結婚時, Scott夫婦送給我們一套精美的瓷器及一些廚房的用具。而每年的感恩節以及聖誕節時, Scott夫婦總是接我們去他們家過節, 享受那火雞大餐而且在電視前看球賽。往後幾年, 一直到我們畢業離開 Evanston, Scott夫婦對我們關懷備至。1970年，長兒 Tony 出世後幾個月，Scott夫婦還邀請我們去他們家聚會（照片三）。史格特夫婦雖然己離世多年，卻永遠活在我的思念中。

1969年的夏天，外子從西北大學的博士班而我從碩士班畢業（照片四）。畢業後，外子繼續留在系裏做Post Doctor的研究工作兩年，而我則轉到西北大學的醫學院的藥理系作研究肋理。我在西北大學求學期間以及畢業後的兩三年間，我的指導教授Dr. Whitten 對我亦師亦友，百般照顧。假日時，她不但請外子及我去她家吃飯還送我們禮物。我的兩個孩子出生時，她都送禮物來，以後還時常請我帶孩子去她家。 Dr. Whitten 跟她的先生都是西北大學的教授，當年他們有一個上初中的女兒，家庭很是美滿。也許是上天忌妒好人， Dr. Whitten不幸於1972年以三十九歲的英年因急性腦瘤而遽然離世，但她永遠活在我的腦海裡，我時時感念她。

1971年的秋天我的女兒 ( Jennifer) 出生時，我決定辭去當時我在西北大學醫學院的研究助理的工作，而留在家裏當全職的母親養育兩個孩子。因女兒跟長兒之間只差一歲，我要上班又要帶兩個幼兒實在是很辛苦，再加上支加哥的冬天又長又冷，冰天雪地，一大早要把熟睡中的幼兒從床上挖起來送去保母家，小孩子實在很可憐。因此我決定不再上班而留在家照顧小孩，我每天手忙腳亂地在尿布及奶瓶中打轉，但也享受著看兩個孩子成長的樂趣及親情。一直到1973年的春天，一個當時在支加哥北郊 Abbott 藥廠做研究工作的朋友（李彥輝醫師）的一通電話就改變了我往後三十年的生活。有一天李醫師打電話來問我說﹕『妳想不想來Abbott 上班？這裏有個缺正適合妳的所學』，我毫不考慮就回答說﹕『我的兩個小孩這麼小，而且我又不會開車（以前去西北大學醫學院上班是搭電車的），我怎麼去上班呢？』，李醫師用鼓勵的口氣說﹕『開車可以學，小孩可請保母照顧，妳不妨來口試看看！』。

去口試的結果，那位要雇人的主管正好是一位從台灣來的早期留學生（于其康博士），于博士以及他的直接上司給我口試後，于博士馬上問我說﹕『妳什麼時候可以開始上班？妳薪水要多少？』，我一聽嚇了一跳，因我心裏毫無準備要開始上班，而且也不知要多少薪水，以前在西北大學醫學院工作時，因是學校機構薪水不多，而 Abbott 藥廠是營利機構，我實在是毫無觀念薪水該多少才適合。因此我就回答說﹕『以我的學歷及經歷，你看我值多少薪水？』，于博士回答的薪水數目又讓我再嚇一跳，因他所說的數目是我以前在西北時薪水的三倍之多。這使我進退兩難，因為看在薪水的數目要拒絕這份工作實在可惜，要接受嗎？小孩沒人照顧怎麼辦？而且我又不會開車怎麼去上班呢？我只得老實跟于博士說﹕『我有兩個小孩需找保母照顧，而且我不會開車需時間學開車，你能不能給我一個禮拜的時間考慮？而且得起馬一個月多月以後才能開始上班』。于博士竟說﹕『沒問題，不過我希望妳能快點來上班，在妳學會開車以前，我也許可以幫妳找個願讓妳搭便車的同事，因有位同事住在妳家附近』。因為李彥輝醫師當時的鼓勵、介紹及推薦，還有于其康博士的關照，我就幸運地進了 Abbott 藥廠的新藥研發部門(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就職。但是于博士在我進入 Abbott 藥廠的第二年，他就離職回去臺灣而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我的直接上司就換成了 Dr. George Thompson. 。

我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一生中得到許多貴人的相助及關照，實在感恩萬分。在Abbott藥廠上班的第二年，我幸運地碰了一個對我愛護備至的頂頭上司 – Dr. George Thompson 。 Dr. Thompson長得高高瘦瘦，一頭金髮，是個非常虔誠的摩門教徒，他工作認真，待人友善。他知道我認真努力工作，但個性內向，不善言詞。因此他時時鼓勵我說，在美國這競爭激烈的社會，不能太害羞、太謙虛，對自己應有的權利要盡量去爭取，而且要盡量表現自己的能力，才不會吃虧。他又說你工作做得再好，若自己不把工作的成果表現出來，人家是不會知道你的。因此他鼓勵我，也教我將工作實驗的結果寫成論文發表於科學雜誌上，他也訓練我演講發表實驗結果於科學會議中。他一點都不像我工作方面的頂頭上司，反而像一位在學校中的指導教授那樣的指導、訓練我。經過了他的訓練及鼓勵，我對自己的信心大增，也敢利用機會表現自己的工作能力。很可惜，Dr. Thompson在我進入Abbott藥廠三年多後，他就另有高就而離開了公司。他要離開時，一直叮嚀我說以後要盡力為自己去爭取升級的機會，也教我如何去爭取升遷的機會。我對他的教導及鼓勵真是感激不盡。

Dr. Thompson離開公司後，很不幸換了一個很不友善又很會偷懶的頂頭上司 (小老闆)。這位上司口才很好、能言善道，時常把下屬努力工作的成果當成他自己的成積。他上任兩年後，我工作部門的職位升遷機會，他都給那些善於拍他馬屁的人。我一向不善於拍馬屁，再加上有一次，我負責的工作中有個實驗在英國的一間實驗公司做，我必須去英國查看實驗進行的情形。我這位上司想利用這個機會自己去英國一趟，而`不打算讓我去。結果不知為什麼，他這個計劃被我的大老闆 (也就是他的頂頭上司) 知道了，大老闆就對他說，即然這實驗是由我來負責，就應該讓我去英國，他不能去。因為這件事，他也就對我更不友善了。以後我幾次去向他要求升級的機會，都被他用各种無理的理由而一再拒絕，使我覺得非常不滿及委屈。但 Dr. Thompson 過去對我的叮嚀 – “對自己應有的權利要盡力去爭取” ，卻一直響在我的耳際，給我無限的鼓勵。我在忍無可忍下，有一天就鼓起勇氣，跑去見我的大老闆 (通常在公司裏，越級報告是非常危險的事，因為這會得罪你的頂頭上司，搞不好，會被逼離職) 。幸好，我這位長得高頭大馬又很有威嚴的大老闆 (Dr. James Kesterson) 是個非常正直又講理的人。他一看到我走進他的辦公室，就問我說﹕『What can I do for you? ( 我能為你做什麼?) 』。我回答說﹕『I want a promotion, but my immediate boss always refuse my request without any good reason. (我要升級，但我的頂頭老闆卻一直無理地拒絕我得要求) 』。大老闆就說﹕『Give me the reasons why you should get a promotion (告訴我，妳認為妳應該升級的理由)』。我就照 Dr. Thompson教我的方法，講了好幾個我應該升級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我的工作做得好又快，別的跟我做同樣工作的同事都比我高兩級，我低他們兩級實在是太不公平了。大老闆一聽就說﹕『妳說得很有道理，据我所知妳的工作的確是做得比別人快又好，我同意妳應該升級，妳希望要升幾級呢? 』。我那時不知哪來的勇氣，就回答說﹕『你既然同意我的的工作做得比別人好又快，我希望能升三級』。出我預料之外，大老闆竟一口答應的說﹕『好，我會叫妳的頂頭老闆在一個月內給妳升三級，一個月後若沒有升級的話，妳再來看我』。當我走出大老闆的辦公室時，心裏一則是喜一則是憂，喜的是我終於如願地要升三級了，憂的是，以後我的小老闆不知會用什麼方法來整我和為難我。

焦慮等待中的一個月終於過去了，卻一點都沒有我升級的動靜或消息，小老闆見到我時也不提升級的事，態度卻是非常不友善。我也不敢再去找大老闆，但出乎意料地有一天，大老闆卻打電話來問我說升級了沒有? 我只好據實回答說沒有。大老闆就說﹕『我保証妳一禮拜後就會有升級的好消息! 』。果然，一個禮拜後我真的升了三級，而我的小老闆在一個月後就辭職離開了公司。我一直非常感激大老闆給我的支持及信任，他對下屬之公正及講理的態度，贏得了我對他無限的尊敬，也使我盡心盡力地在Abbott藥廠工作了快三十年，直到我 2002年退休為止。在這三＋年中，Abbott 有幾個新藥上市，我都參與其研發的工作，可算是我對社會的一點貢獻。從Abbott 藥廠的職位退休後到2013年之間，我每個星期中的一天去藥廠附属的Clara Abbott Foundation 做義工性的審劾員 (Reviewer)，幫助負責省劾給清寒的在職或退休員工之子弟獎學金及生活補助金的發給。這個義工的服務可說是我對 Abbott 藥廠的一些回饋。

我們這一代在 1960年代來美國的台美人，因為語言上的吃虧，一般來說比較謙虛內向，不善於表現自己的能力。常常自己有九分能力，卻只能表現六、七分而已，因此影響了工作上升遷的機會。當我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時，也常常只有敢怒不敢言，而忍氣吞聲。其實我們應該試著去為自己應得的利益及權力而爭取。『不平則鳴』，我們要据理以爭，相信這社會上不乏公正、講理的人，只要我們敢出聲，相信有一天終會達到我們的訴求。

＂天公疼憨人＂，一個来自泗溝水鄉下的女孩提着兩個皮箱離開臺灣來美國留學，本着客家人克苦耐勞的精神打拼成家立業，一幌快五十年。其中四十多年的歲月都在美國中西部的支加哥近郊渡過，兩個兒女也都在此出生成長，我住在支加哥近郊的歲月比在臺灣故鄉還久，支加哥是我第二個故鄉。幸運的是兒女都勤奮上進，兒子擁有Michigan大學的醫學博士學位 ( MD, PhD), 女兒也拿了哈佛的MBA。他們己先後結了婚，兒媳育有一兒一女，女兒也育有一子，他們目前都定居、任職於北加州。因此，外子與我也在2014年底(照片五)，依依不捨地離開我們的第二故鄉支加哥，搬來北加州的東灣享受此地美好的天氣也可就近含貽弄孫。

————————————————————————————————-

（註一）：吳國楨先生的民主觀念觸怒了當年專制獨裁的國民黨政權，於 1953年四月中，國民黨有關單位指使人暗中謀殺他，但未果。七天之後，吳先生被免去台灣省主席的職位，於是，吳先生及夫人趕緊逃亡美國而尋求政治披護。

林壽英寫於東灣、北加州，5/2/2015

照片一：作者（左）初一時與同學在屏女校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