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劉新祿的繪畫創作理念及人生觀

作者劉兆民

記得小學六年級時的圖畫作品常被老師選出貼在學生創作園地而得意回家吿訴母親，要和父親一樣做個繪尚家。母親的回答是：「畫什麼畫，你爸一輩子繪圖卻沒賣過一張畫，繪圖會餓死人」。在當時光復後初年代，在台灣經濟社會環境裡，那是最確實的忠吿。也因爲如此我兜了一圈，深信科學(Science)與藝術(Art)並無矛盾，反能互補，先受科學的訓練以科技養藝，來達到人生追求的目的。來美幾十年尋覓探索，總算走進了父親的藝術世界。多年來生活在西洋社會文化環境去體會西洋油彩畫的眞髓，得了一些心得。現在回憶起先父給我的書信、言談、敎誨、以及最近在整理他的作品時更深刻地體會到先父的藝術理念和他的人生觀。

父親年少時就對繪畫很感興趣，這大槪啓蒙於二姑丈，台中市陳柏泉先生（中式肖像畫家，法律代書人）以及祖父的文藝界朋友們，祖父好客廣交騷人墨客，常有唐山來客；其中有一位詹培勳先生是廣東來的中國畫家，來家做客並贈字畫給劉家。從父親的留稿，可以推測他在台南師範就讀時已對繪畫下了很多功夫。大槪受日籍美術敎諭的影嚮。當時的師範敎育可以說是全材敎育，當老師的人，不但文史數理、音樂、美術、勞作都要會敎。因此父親對美術、音樂、技藝（勞作）樣樣都來。畢業後在民雄公學校任敎（1926〜1929）並和陳澄波先生認識，有了志同道合的畫友，開始用粉彩、油彩作畫。當時他雖未受過正規的美術專業訓練，但勤於硏習、自學，於1928年就試作40號的大幅油畫（嘉義公園）。先父自此志在藝術道路上；乃於1929年辭了敎職到上海藝專註册專攻油畫。當時在上海、杭州一帶活動的中國西洋畫家們都很年輕，和父親年紀差不多，留法回國在藝術學校任敎的有徐悲鴻、林風眠、潘玉良、劉海粟、方幹民等，他們之中在國畫方面也頗有成就。當時父親在藝術方面所承受的影嚮自和留日派的台灣畫家們大不相同。西洋藝術在日本和中國，同是外來貨。但當時的中國油畫界，不像日本的油畫界被權威的畫家及學院流派所支配。他在上海硏究油畫不受旣定的思想框框束縛，可以自由自在發揮他自個的藝術本能。父親硏究西洋繪畫的心得是；作畫時不管流派時尙，總以自我的喜好去發揮，他認爲物體的造型（Form）、色彩（Color）、色調（Tone）三者構成西洋畫（尤其是油畫）的要素，三者同時能均衡調合組成的畫面（構圖Composition），畫出來的繪畫才是好畫，以他的分析，因爲時代背景社會對美術的觀念差異，而在這三要素之間，特別強調某一要素（如色彩），甚至走了極端而有不同的流派（－ism）的發展，但這種發展必有其文化社會背景，所以要硏究西畫的眞髓，一定不能忘記西洋畫的基本原則，絕不能操之過急，沒有打下根基就跟著時尙而使作品流於浮淺，沒有份量。他認爲不管任何流派的大畫家，都在主體的設計，色彩的運用，色調的均衡上，下了很多功夫，而演化成他們特有的創意畫風，只有這樣的作品才是永久的，不然終有一天會被人遺忘。他這種西洋繪畫觀，在我還在台灣時和他學油畫的時候只是一知半解，後來在美國紐約Art student league硏究以及和當地畫家們硏習油畫，才領悟到父親的觀點。

父親因對色彩的愛好而專攻油畫。對於國畫雖未曾嘗試動筆，卻是內行的鑑賞家（Connoisseur）他對國畫的欣賞不亞於西畫，在江浙滞留期間（1929—1945）多少收集淸朝以及民國初年中國字畫家的作品，他說好的國畫氣韻生動，觀賞的人直接感覺到作畫人的情趣，是眞正的，對內心的印象（impression）畫法（即相對於西洋畫家對光彩直感而產生的印象派畫法）。他對國畫的認知，是他早年在台時即受中國文學藝術薰陶，又在中國大陸十幾年，體驗中國文化的精深博大後必然的結果。難怪他不跟台灣同輩畫家一樣到日本留學，而寧願選擇到“落伍”的中國流連忘返。他的結論是「國畫與西畫畫理相同」。在中國書畫一致，一向是文人表意的方式之一；故詩畫一體，出發點是心理的、主觀的。西洋畫的發展是以科學的分析、客觀的態度，從造型的硏究進步到物景透視（背景Background是西畫裡非常重視的部份），再演進到印象主義的色地光彩的硏究，爾後演變成現代畫趨向於情感個性的表達，也即是說西洋的美術觀，越來越接近中國，自古以來的基本想法已從客觀的畫實走到主觀的繪意。

父親一生不求名利，隨性所欲，要做什麼，或成爲什麼都聽其自然的態度，是一個藝術家的氣質本性，這在優良的環境中可以發揮其天份，從1927〜1947年的創作黃金年代可以看出；當時他是一個小地主資產階級的子弟，家庭富裕，無經濟上的煩惱，只有抱著滿懷知識份子的大志與熱情要成爲藝術家。尤其到了南師之後，雖受的是日式敎育，但對日本人統治思想極大的反感，而對祖國中國大陸懷著一股熱血的嚮往，尤其是孫中山的革命及蔣介石北伐成功對台灣知識份子的影嚮很大。當時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是世界性的潮流，蘇俄共產黨列寧革命的成功，知識靑年嚮往社會主義，尤其是對被壓迫者或在殖民地被奴役的人們其吸引力是相當大的。父親在上海的時候，看的小說、書籍，除了與繪畫有關之外，社會主義思想文學最多，魯迅、巴金、周作人（周樹人兄弟）、陳獨秀、瞿秋白、聞一多、林語堂、胡適的著作言論，日文社會文學集中民權運動者中江兆民（自由主義者），勞工運動的鼓吹者大杉榮等的論作也都涉獵過。可見他雖是出身資產階級家庭，但卻是有抱負、有理想的知識靑年；父親在南師時代，早就有離家出外打天下的想法，尤其是新的知識觀念因日本據台而傳入台灣，對他們這一代的衝擊是很大的；他是想看看外邊世界，吸收新的東西，一方面又想擺脫菁式傳統社會的束縛，另一方面又反對異族的奴役統治，當時的知識份子是很苦悶的，所以父親旣不願留在台灣，又不喜歡日本，所以他選擇去中國大陸，吸收自由的空氣，當時的上海是中西文化的匯合點，是一個不必到西歐就可以吸收到西歐文化氣息的去處。上海思想自由開放，加上這時北閥成功，江浙一帶經濟活躍，蔣介石的名望大增，孫中山的革命後初次有了比較安定中國的地區就在江浙一帶（在日本入侵中國之前），父親對新的中國很感興趣，他曾吿訴我他在1930年代在上海時就曾聽過有名音樂家海飛茲（Heifetz）的演奏；Joscha Heifetz是俄國的小提琴家，20歲左右就已成名了。1978年父親在美國時曾在電視上又再度看到Heifetz的表演（當時的Heifetz已80多歲了），很激動地，他又憶起當年在上海意氣飛揚的年代，上海文藝界生氣蓬勃，又近中國文藝氣息最深厚的蘇州、杭州，文藝人材雲集，在這種環境中，他可以不受經濟的壓力，不必賣畫討生活，畫出來的東西是眞正爲藝術而作畫，隨心所欲，自由自在的創作，如果沒有戰亂，相信他會在該地繼續發揮他的藝術才能。晚年他的興趣除了繪畫以外可以說是多方面的，京劇、拉胡琴、西洋歌劇、種蘭花、養鳥……偶而玩弄詩句，與大舅父談詩，並參與嘉義地區女詩人張李德和的詩社一起吟詩作樂。

父親一直自稱是個藝術家，戰後回台後雖然擔任公職16年，但並非他所情願；假如台灣光復後沒有經濟上的困境，假如沒有經歷二、二八事件（陳澄波先生不幸殉難），給他最大的震撼，以及後來的白色恐怖，他大槪會專心於藝術創作吧！

終觀父親一生的繪畫及人生觀，也許源田東洲少將對他的認識，最爲徹底，源田東洲少將是父親在戰爭期間被日軍徵召時擔任中日語翻譯的主管少將，父親欣賞他的文學修養，曾爲他繪了—張畫像，他回饋父親的一首詩，最能描述父親的人生觀－順乎自然，不與人爭，自得其樂，超脫現實的人生觀。這首詩即心越禪師的“我愛山中行、住、座、臥”四行詩抄錄於後，以做爲結語：

我愛山中行，白石與泉淸，奇鳥啼枝上，花木四時盈。

我愛山中住，千尋狂澡注，朝夕似鳴琴，如蚊點幽趣。

我愛山中座，日抱詩來和，塵念靜中消，識性都盡破。

我愛山中臥，不知過日月，有時抱物眠，有時還共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