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二ＯＯ一年
作者 林淑麗
僑居美國已有四十餘載，歷經了一些波折，漸漸駛入平安的港灣。否極泰來，回首來時路，可書寫的事不少，其中幾件，剛好都發生在二ＯＯ一年。
記得那是四月中旬，趁紐約辦事之便，繞道至哥倫北亞大學的「國際公共事務中心」參觀一下台灣寶島圖片展，臨走前注意到出囗處一疊報紙，是該中心發行的「記錄報」。撿了一份，注意到首頁左角一篇報導，以「淵源甚深的美中緊張關係」為題，談美國海軍情報机和中國戰鬥机在海南島附近的撞机事件，認為引發的糾紛乃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與兩方對「一個中國」政策的不同詮釋有關。文中受訪的學者是哥大政治研究所主任黎安友教授(Andrew Nathan)。
回家後上網查了一下，才知道他原是這年轟動一時，亦頗受爭議的「六四真相」(The Tiananmen Papers)的兩位編輯之一。同時得知哥大成立不久的教育網站(The Fathom)，在此處查到黎教授的七篇訪問稿。其中四篇針對美國全球佈局下的中國政、軍、經現狀作透徹的評估，另三篇則論及台灣政局、獨立問題及美國的角色，很快一一拜讀。於是以「您的著述值得更多關注」為題，鄭重的寫了一封電子函就教，他很快地回覆。
區區如我，非政論家，為什麽对一個美國學者的論述這麼感興趣呢？以下一些個人的心路歷程或有助了解：
初、高中時代，筆者算是個感時憂國的反叛青年，頗受台湾「文星」雜誌、叢刊作家群的激勵，曾經考慮攻法律或新聞學，後來終究走上理工路線。出國念研究所、結婚、就業；有幸搭上光纖通訊始創期的列車，作了微薄貢獻。也許是長期與有毒化學品接觸，一九九四年終於嚐到苦果 : 在家父病危之際，自己必須住院動手術 。病癒後逐漸重估生活的優先次序，不但拾回早年對人文社会科學的興趣， 也認真的舞文弄墨起來。先從貼身的議題下筆，譬如科技、股票、女性議題、文化觀察等等。在跨進二十一世紀的前夕，為了實現替先父作傳的心願，常將世界歷史百科全書攤在桌上苦思。父親的身世影響兒女甚巨，如何將它的時代意義，在海外後代承傳下去，這是一項嚴肅的使命。構思的过程，重新走過海島的苦難史，亦觸及童年植下的傷痕。然而悲情不該是寫作的態度，如何透过大歷史的關照而尋得理解、淬取智慧，才是動筆的初衷。如是完成五千餘字的「劫後餘生錄—憶先父」一文，為個人初學寫作的小小里程碑。下一步寫什麼，倒未曾想过；如今回首，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前夕吧。
當時，自己对兩岸情勢的了解仍有失片面：大學時代正逢「中國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展開；國外研究所畢業後以後，有更多的機會重新認識台灣歷史及國際地位問題，海內外統獨論述的槍林彈雨成為生活的常態，「族羣撕裂」滲透人際關係。放眼古今，不難看出：政治意識形態的角力賽，往往取決於對「路線正確性」的執著；一些先有結論、再找証據的政論家和媒体名嘴應運而生，群眾在其薰陶下遂趨兩極靠攏。我們忽略了政治和生活的共通性，否定灰色地帶的存在。在這大環境下走过苦悶的二十餘年，首次拜讀黎教授的論述，驚訝的是一個西洋人竟能洞察海峽兩岸問題的糾結；在他的分析中，國家被人格化，具有文化背景、歷史記憶的特質及複雜的心理動机，故導至彼此間認知的歧異，並突顯國際政治中的矛盾本質。讀之有豁然開朗的喜悅。這樣一位學者，對素昧平生者的电子信，居然迅速而親切地回覆，令人感動。
也許蒼天有感，這年5月間，又因緣際会而遇到「六四真相」的另一位編輯：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的林培瑞教授(Perry Link)。這天，普大的國際特赦團體發動一次支持校友李少民的示威，筆者站在人群中，忽然想起「六四真相」一書。身旁正好是Princeton Packet的採訪記者，於是向他問起林教授，朝著他手指的方向，看到不遠處站著一個高高瘦瘦、神情凝重的學者。事後上網查一下，得知他的專長是現代中國語言、文學及文化。
筆者那時正擔任普大附近「溫莎區台美公民協會」的會長。該會有一筆未用完的獎學金，理事會決定用來買書贈附近的幾個公立圖書館。當下作了些調查，向理事們建議購買哥倫比亞大學和台灣文建會合作翻譯的小說系列, 包括「三脚馬」、「千江有水千月」、「野孩子」等八部作品。下一步呢？於是想起普大的林培瑞教授，兩岸文學於他該不陌生吧。一股期待這位學者能多關注台灣的衝動，促使筆者用心的擬了一份電子信件，提到辦「贈書及演講會」的計劃。他在回信中謙稱對台灣的文學作品所知不多，只能旁聽，但樂於推薦兩位講員；分別是普大的講師陳春燕女士及聖約翰大學的歷史系教授金介甫(Jeffrey Kinkley)。很高興兩位講員都慷慨的接受邀請。我們把演講及贈書会訂於二ＯＯ一年十月六日。
三位教授先後於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獲得博士位，中心的創始者費正清教授(John Fairbank)是美國漢學界的先趨，記得童年時就常聽父親提起他。費教授在其自傳「Chinabound: A Fifty Year Memoir」裏，對研究所課程設計曾作交代，其中，「以文學為歷史作見証」是研究的一個方向。傳統的歷史研究往往偏重巨大的事件，反而忽略了長期累積的社會變化能量；文學反映微觀的社會現象，藉此可以更貼切的掌握歷史脈動，想來不無道理。金介甫教授的「沈從文傳」、林培瑞教授的「文學的功用」便是兩個典型的例子。文學演講会前的幾個月，自己簡直像趕考「中國近代史」的學生一樣用功：除了上述兩書，也細讀了林培瑞教授的「北京夜話」、「半洋隨筆」，及黎安友教授的「china’s Transition」。三位均治學嚴謹、學貫中西，言談論述中不乏「旁觀者清」的針砭；中西學者的觀点應可互輔相成。
夏天很快的过了。9月11日，一個令人難忘的早晨，紐約世貿中心被飛机撞了；當天緊接著有飛機突襲國防部五角大廈，及匹茲堡附近的墜機事件。在全世界各角落、各人種的共同記憶裏，一個超級強國的永恆影像在幾秒間化成灰燼。據判斷，匹茲堡墜机可能是以白宮或國會大廈為攻擊的目標，因機上幾位乘客聯合抗制而未遂。其中一個英雄，竟是同鎮的居民Todd Beamer。後知後覺的我，在查閱九月二十八日的本地英文報對文學演講会報導時，才注意到同版有一則為他立紀念碑的新聞。
以「台灣經驗、文學焦点」為題的演講會還是如期在十月六日舉行，辦得相當成功；筆者的心境也步入一個新階段。後來寫了英文稿「On Becoming an American」，闡述這次活動的意義，及事情前後所受的啓發，承蒙刊在「Packet Media Group」報系的「The Cranbury Press」。再將主題擴充，寫了「也是失聲的一代？」，首載於台灣自由時報副刊（二OO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畫家吳孟芸揷圖），後收藏於拙著「普林斯頓散記」裏。該書亦收集了與二ＯＯ一年經歷有關的其他文章，包括：「從一張報紙談起」、「遇金介甫教授」、「與林培瑞教授對話」、「台海風雲」。
Source form 林淑麗 06/2016
Posted in 06/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