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逐夢.台灣國:開枝
作者: 戴寶村/主編
分途各進堅執初心
戴寶村
1895年,日清馬關條約簽訂後,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進入大正時期(1912-1926)後,開始推行符合現代的政治體制與政策,逐漸轉型成為現代國家,這股風氣也改變了日本對台灣的殖民政策,自1919年開始,改以文官擔任台灣總督,1920年代陸續設立台北高等學校和台灣帝國大學等高等教育機構。台灣民間同樣受到這股民主風氣,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民族自決思潮影響,對日本殖民政府的態度,從初期的武裝抗日,轉為政治、社會運動路線,如1921年開始向帝國議會提出設置台灣議會的請願運動,知識份子也在同年組成台灣文化協會,期望透過文化啟蒙,提升台灣人的智識與文化,如此才能和日本對抗,追求台灣人的自治。二次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代表盟軍接受台灣,台灣本土知識份子的力量,在文化衝突,以及二二八事件的影響下受到重挫,部分人士轉至海外,延續精神命脈,也揭開台灣獨立運動的序幕。1956年,廖文毅在日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陳以德、盧主義、林榮勳、楊東傑等人,則是在美國費城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Formosans’ Free Formosa, 3F),並在1958年改組成立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UFI)。
1950年代的台灣是噤聲的白色恐怖年代,在國民黨的洗腦教育下,台灣人幾乎失去自由思考的能力,逃離台灣是當時唯一能夠呼吸自由空氣的活路,也是重新認識台灣的開始。許多留學生在出國後,從參與同學會、同鄉會的活動中,感受到台灣人的溫情,開始對台灣產生認同,並透過閱讀相關文章,並與具有同樣台灣意識的同鄉討論,了解到台灣所面臨的危機,逐漸凝聚起台灣留學生的向心力,勇於表現出台灣人追求獨立自主的願望,以及中華民國無法代表台灣,台灣不是中國一部份的主張。看似簡單的家庭聚餐、野外郊遊、或是球類競賽,卻是聯絡感情最好的方式,海外台灣留學生就是透過這樣交心的方式擴大影響力,使美國的台灣獨立運動組織,從區域性、校園性的聯誼,走向世界性的結盟。1966年,在威辛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成立的「台灣問題研究會」,便和UFI結合,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 UFAI),並進而在1970年,聯合美國、日本、加拿大、歐洲和台灣五地的獨立團體,成立世界性台灣獨立聯盟(WUFI),即使主張、路線略有不同,但追求台灣獨立,當然是所有參與運動者不變的目標。但國民黨對思海外獨立運動的監控,同樣在海外佈下天羅地網,由一批「職業學生」滲透進台灣人的活動與組織,撰寫報告,將「異議分子」分級列管,被打小報告的異議份子,從此成為黑名單而無法回台,在台親友多有受到情治單位威脅,要求管束自己的子女,以及其兄弟姐妹不被允許出國,前途受到影響的經驗。許多名列黑名單的台灣人,即使接到至親病危的消息,在申請返台簽證時,仍受到駐外單位的多方刁難,無法返台奔喪,國民黨政府唯恐海外自由風氣傳進台灣,戳破黨國體制的謊話,卻在許多海外學子心中,留下一輩子無法挽回的遺憾與哀傷。在台灣意識啟蒙與力量結盟的過程中,許多台灣留學生改變當初赴美的初衷,投入獨立運動,甚至拋棄學業、事業,以專職的身份負責聯盟事務,懷抱著革命的熱情全心奉獻,為喚醒台灣人的獨立自主而義無反顧。1970年,有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的成立,有彭明敏教授成功擺脫監視脫離台灣,理應是台灣人力量受到鼓舞、士氣高昂的一年,但此時對於獨立運動路線的爭議日趨激烈,許多盟員認為,意識的啟蒙雖然有其價值,但獨立運動不能僅止於啟蒙,並且對於多數盟員仍以學業、事業和家庭為主,只有在休假日才能投入運動的現狀也感到不耐,認為要從事更接近革命性的行動,才能打倒擁有武力的國民黨政權,因此有盟員自行辦理訓練,請專家教導如何製作炸藥及使用槍械、射擊等,1970年震驚世界的刺蔣事件,是獨立運動所開出的第一槍,也可說是不滿獨立運動停滯不前的一種投射。
而聯盟在刺蔣事件發生之後,為確保能繼續生存以及不使盟員名單曝光,趨向將事件歸於黃文雄、鄭自才個人行為的立場,加上黃、鄭兩人棄保的影響,使得路線爭議更加表面化。至1973年,基於路線爭議,以及嚴密整理盟員資訊的需要,聯盟決定讓盟員有重新選擇的機會,而辦理盟員重新登記後,約有三分之一的盟員選擇離開聯盟。雖然離開,對台灣獨立懷抱的熱情依舊不變,仍繼續走上自己堅信的道路,為台灣的民主貢獻心力,原本以聯盟為主幹的獨立運動,也在1970年代向外開展出新的方向,以不同的方式,朝共同的理想前進。
本書的四位主角,賴文雄學的是法律,卻開過餐廳、做過花園設計和股票經紀人,於1990年代黑名單解除後回台擔任任國大代表,希望對修憲盡一份心力;鄭紹良是土木系畢業,參與過谷關水壩的工程,之後投入航太、人工智慧等科技產業的開發,並曾參與故鄉澎湖縣的立委選舉;王秋森則是化工系出身,先後在紐約大學、雪城大學以及台灣大學任教,期待以文化的力量完成獨立的理想;張文祺原就讀法科,赴美轉讀政治,希望能用手中的筆,打破國民黨封建體制的荒謬,認真投稿UFAI機關刊物《FORMOSAgram》,還曾因為投稿字數過多,讓當時負責編輯的賴文雄傷透腦筋。四人皆在1960年代開始參加聯盟運作,因為理念相近,而能共同推動組織的宣傳工作,其中賴文雄與張文祺更是專職負責聯盟工作,鄭紹良和王秋森則分別以美國本部主席、以及支部負責人的身份投入運動,也都曾在彭明敏從瑞典來到美國,並擔任聯盟主席時提供意見,協助辦理群眾大會、經營台灣研究所(Taiwan Study)等事務。1973年聯盟辦理盟員重新登記,四人或以燒毀當初加入的宣誓書正式退出,或選擇不再登記默默離開聯盟,但也都在離開後以各自的方式支援台灣民主運動。特別的是,四人共同認為,台灣獨立運動應該著重於台灣內部,而不是滿足於向美國人宣傳,因此非常關心台灣的黨外運動,樂意接待、支持從台灣來到美國的黨外運動人士,希望來自台灣的黨外人士,能夠代替身為黑名單,無法回到故鄉的他們,將獨立的理念傳進台灣。美麗島事件後,也曾經將這樣的夢想寄託於許信良,因此願意協助台灣建國聯合陣線的運作、《美麗島週報》在洛杉磯的復刊與編輯,以及許信良在1986年闖關回台行動。所有的作為,都是希望一圓台灣獨立的夢。
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經過1960年代的結盟,1970年的重整再出發,到1980年代,台灣黨外運動已敢於突破戒嚴的禁忌,可以邀請黨外人士訪問美國,或是透過發行的報刊雜誌,轉載島內重要新聞和文章,對島內的運動終於找到著力點。而這些舉動搭起海內外運動的橋樑,兩股力量的互動合作下,激發出1986年民進黨的成立、聯盟遷台、廢除刑法100條等成果,四位故事主角,也在黑名單解除後回到故鄉,繼續為修改憲法、爭取總統直選而努力,同時也在三十多年後,將留學的成就帶回台灣,終於能為台灣的科技與產業發展上貢獻所學。
《青春‧逐夢‧台灣國》的主角,他們曾經年輕、充滿熱情,為了心中的祖國台灣,付出青春歲月,投入無法預知、何日得以完成的台灣獨立運動。多年來始終如一,追求理想,希望圓夢。這股精神意志突破國民黨的層層禁忌,重重包圍,終於在1990年代重新回到久別的台灣。自黑名單解除至今,台灣歷經兩次政黨輪替,並持續的走在民主化的道路上,但距離真正的轉型正義仍有不小的差距,台灣雖然已經改變,但仍未形成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的國家,也因此仍需要他們的努力,奉獻他們的力量。
《青春‧逐夢‧台灣國》中,有著獨立運動者勇敢的事蹟,也有許多在患難中的浪漫故事,讀完他們的故事,我有無限的感佩,我認為他們一生的傻勁、熱情與堅持,是台灣史上最令人感動的詩篇,明知猛虎當前,仍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往虎坑跳,勇往直前。此種理想擔當的精神是台灣人抗拒獨裁統治者,建立自我尊嚴、獨立自主的最大動力。我相信這些浪漫又具理想的故事將會刻印在台灣歷史上,代代傳承。
2016年適逢總統直選20週年,也是民進黨建黨30週年,而且先後在國會及總統都獲得空前的大勝選,讓台灣的民主境界更向前邁進,但勝選執政與獨立自主的台灣仍遙遙相距,猶待有志者的前行奮進,因此台灣獨立運動先行者的思言行,對當下與繼來者更具體悟和實踐的意義,這正是基金會出版此一口述歷史的深意,也藉此與國人共同惕勵。
Published in 10/2016
Posted in 01/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