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

作者彭明敏

我於一九七〇年一月三日離開台灣，於一月五日抵達瑞典。除了台灣當局震驚外，消息一經傳出，關於在那戒嚴和嚴密監視之下，怎能秘密脫出，立刻謠言滿天飛，所有國內外朋友，甚至不相識者，無不出於好奇，互相猜測或以此相詢。

我的英文回憶錄《A Taste of Freedom》於一九七二年出版，其漢文版《自由的滋味》也於一九八四年間問世，但我在其中以及在其他任何場合都對於如何離開台灣，未曾提及，故讀者和聽者也莫不對此表示不解和不滿。我所以保持沉默，有其原因的。

起初覺得台灣內部還有許多因受迫害而極欲逃亡尋求自由者，他們可以與我相同方式脫出，若我公開說明，就等於提醒台灣當局如何預防此事再度發生，也等於杜絕那些被迫害者到外國尋得自由的可能，於心不忍。亦確有人基於其人生哲學「為善不欲人知」，寧願永遠隱藏其所為。此以美國人居多，例如對我幫助最大的Thornberry牧師(詳見後述)因被國民黨誣告為「恐怖份子」，其後二十年美國政府對其拒發美國護照，在此長期間無法踏出美國一步，但對此冤枉默默無一怨言，外人不知有此事，連我也於三十數年後才知道。一些「東方人」反而僅做了一點事就在我未說明以前便大吹大擂，誇張吹噓(誇言「東方精神文化」優於「西方物質文明」者，請注意)。其他大多有關人士則因政治考慮或職位關係，不便透露姓名身分，也不願洩露其所扮演的角色。

轉瞬間近四十年了。世人或許認為世界情勢已經大變，實無再守密的必要。可是幾乎難以置信的，至今仍有有關人士顧慮到台灣和中國當局的可能反應，還是不願露身。其中也有已經去逝者，但其遺族都要尊重先人的意思(上述顧慮有無根基，純是主観感覺，別人無法置喙的)。

不論如何，脫出台灣經過的真相，太久不明，主要應歸過於我自己，但不是我故作神秘，而是環境所致。

我的習慣，「回憶錄」一類，須有一段安靜時間，深思熟慮之後才能執筆。或許無人相信，我流亡二十數年，從沒有過這種安靜時刻。

亡命天涯本來就不安易的(俄國共產革命以後，其前的大官貴族，流落外國，打工做司機、門衙、酒吧女等等故事，真的或小說的，都看得多了。)我的情形更是特殊。二十數年間，沒有一天覺得生命安全。中國人暗殺政敵是日常茶飯之事(林義雄家宅血案、江南、陳文成命案等，僅是最近幾例而已)。很巧，我抵達瑞典前不久，有一從共產國家逃亡的政治人物，在英國倫敦街上，公然被刺殺，故瑞典朋友們對於我的安全極度擔心和緊張(這也是他們極力反對我移住美國原因之一)。我應聘到美國Michigan大學之後，美國治安機關曾來探詢是否需要保護，我卻覺得在台灣已被「保護」得太緊太久，對其厭惡至極了，所以告訴他們不必了。但是住所還是保密，每晚睡覺時都把一支裝好子彈的手槍，置於枕頭邊。在美國首次公開演講時，主辦機關還請了二位專業保鑣，在演講中，拔出手槍，站在我的左右。有一天我在美國西部旅行中，接到朋友通知美國FBI(美國聯邦調查局)正在緊急找我，我聽到立刻與其連絡，則被告知要即時見面，故約好在舊金山機場地下停車場一汽車內見面。兩個FBI人員在那裡告訴我，他們得到密報，國民黨在最近某一會議中曾經討論如何暗殺我和林義雄。他們除了警告我要特別小心外，還託我通知林義雄(我都照做)他們也給我一密碼，要我有必要時即刻連絡。

我到美國起初四年，說是在大學研究和教書，但對於台灣政情及其將來，擔心和關懷，無法壓住，想為促進民主自由人權有所貢獻的使命感，無法割捨，故雖有教職，仍不斷與台灣僑民同志和有關社團，保持密切聯繫，短期擔任台獨聯盟總生席，也任「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會長兩年多，盡力到處向僑胞、大學、媒體、社團演講，也向美國議會議員、媒體輿論遊說，曾有兩次被邀在美國國會，正式作證，說明台灣政情的真相，希望影響美國輿論和政府政策。國民黨政府在美使館則認為我這類活動違背我來美國的原來宗旨，不斷對美國政府提出抗議，也對我所任職的大學施以壓力和干擾，並正式要求美國政府把我驅逐出境。我公開演講時必有國民黨職業學生當場作無謂騷擾。最後，我不得不辭去教職，專作演講和遊說工作。如此，全無收入，專靠親友支援生活。有時也對僑民社會或台灣各種社團內外的鬥爭，深感厭倦，失望沮喪，退隱鄉間，三餐都成問題。又有我的逃亡對於家族留下來的複雜後遺悲局，永遠無法解結，也無從解釋，擾亂情緒。如此這般，在美數十年，未曾「寂靜」或「安靜」過，實在沒有心情專心寫作(性格如此，無奈)。

一九九二年回國，卻有另種忙碌。多年不在而回來，要做什麼？找工作嗎？實則立刻被捲入政治，找辦公室，為人選舉站台助選，為報紙雜誌撰寫政論，設立基金會，到處演講，參加台灣首屆直接民選總統競選，也設立「建國會」。到了二〇〇〇年「政黨輪替」，被聘為總統府資政，在總統府辦公，兼任「亞洲太平洋自由民主聯盟」秘書長，曾經訪問近三十個國家，參加國際會議，從事學術交流和國民外交。台灣開始「民主化」後的社會和政治關係，更是複雜，我則因與在美時不同的理由，仍無法「安靜」，無暇著書。

到了二〇〇八年總統選舉，民進黨大敗，我才感覺「靜寂」起來，開始想到延遲那麼久的「回憶錄」，應該是撰寫的時候了。

相信大家最感興趣的還是我如何逃離台灣。我還在美國時，已有一家台灣大報，特別派專人到美國，與我商量以此為主題，專篇報導，但我未答應。現在決定專書出版，其他則日後再另書出版。

我逃亡以後流傳最廣的說法(台灣情治單位亦相信)是我曾得到美國軍方的幫助，從台中清泉崗機場，搭乘美國軍機飛走。連中國政府也相信這種說法。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森和國務卿季辛吉，首訪中國，全球震驚，兩人會見毛澤東和周恩來時，毛周異口同聲責難美國幫助我脫出台灣，認為這是美國援助台灣獨立運動的證據，使得尼克森和季辛吉尷尬不已，此書能為他倆洗清冤枉。看了這本書就會知道，我的逃亡完全未獲得任何外國官方的援助(除了瑞典政府曾事先同意如果我自己來到瑞典領土，他們就願意給予庇護)。一切都是靠私人的援助(只有外國傳教士和日本私人)。現在看到台灣情報機關已解密的文件(附錄)，知道他們竟然費了那麼大的工夫，歇斯底里地那麼無微不至徹底詳細調查美軍台中清泉崗機場出入的紀錄(出入人員和時程)實在滑稽之至。(更荒謬的，聽說有一台灣人被捕判刑，因為他被認定以車載我到基隆港偷渡！)。

回想起來，Milo Thornberry 牧師和夫人Judith、De Witt Barnett牧師以及其他台灣國內外的傳教士和個人，日本宗像隆幸先生和其同志們、阿部賢一先生，「國際特赦組織」在瑞典的「彭案小組」成員們等等個人和團體，完全無私、全心辛苦所作的營救工作，救了我的生命，也改變了我的生涯。瑞典Carl Gustaf Bernhard教授和夫人Gullan及其全家對我無微不至的愛護。上述這些人無比的人道勇氣和義俠精神，我終生感恩不止。名舞蹈家許惠美女士，完全不知情而無辜接受我的請託，讓我們把裝滿「台灣自救宣言」的大皮箱，暫寄放於其家，因而終生受盡情治機關的糾纏干擾和無情無理的迫害，對此心底無盡的歉疚，無以表達。也知道有無數相識和不相識的島內外同志同胞，心懷同情，暗地祈望我早日脫離苦境，其厚情關切，真使我感動。

趁此機會，我要向吳慧蘭女士表示衷心無限的感謝。自從我未返國前，她即已參與我回國的準備工作，我返國以後即專職幫助我，十多年來為我處理公私事務，誠實認真，效率極高，細心周到，親切體貼，實在無法想像更理想的幫手了。為出版此書，她從撰寫初稿以至打字和幾次校訂，日夜辛苦努力，令我感激。

玉山社總編輯魏淑貞女士和主編蔡明雲女士常給我鼓勵，在此深謝。又對該出版社陸續出版認同台灣者必讀的好書，表示感佩。

彭明敏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日，於美國西岸

1970年變裝脫出台灣前所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