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海洋生物學家的生涯

作者何汝諧 (Ju-shey Ho)

我是昭和十年 (1935) 出生於台北市郊外，士林，一家小康的書香家庭。阿公，何炳奎，是開學堂教書的漢文仙，而父親，何開盛，是士林唯一的婦產科醫師。可是家父於 1920 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後並沒有馬上開診所以懸壺濟世，他返而先去當了幾年「日本大阪商船株式會社」的船醫，然後才回歸士林街裹開設「引年診所」以進行安胎和接生的業務。我覺得家父在完成學業後就馬上去當船醫，一定是為了要滿足他自已「愛水」的個性。我的身体內一定也存有家父這番「愛水」的因子；因為打從童年起我就很喜歡玩水、游泳、或捉魚；有空就下水，不是在外雙溪的「自然プ-ル」游泳，就是浸漬在林仔口稻田旁邊的灌溉溝渠中捉泥鰍、鱔魚、鱧魚、土蝨等等，有時候也會跑到距離住家不遠的、橫跨基隆河的、社仔橋的橋下垂釣水針；真是不亦樂呼。

1954 年是我畢業建國中學而投考大學的時候。那一年也是全台灣當時所有的四所院校 ( 台灣大學、台北師範學院、台中農學院、台南工學院 ) 首次合併舉行聯合招生。我在填寫志願要投考的科系時，為了遵守家父的願望，我就把「台大醫預科」寫在第一志願，而把自已想要的「台大動物學系」寫在第二志願。我為什麼想進台大動物學系？那是因為手中的考生簡章裡有一則附記，謂：台大「動物學系」新設「漁業生物組」。這一則附記是正中我懷，我就連想也沒想拿起筆來就急忙把「台大動物學系」填進第二志願。結果呢？我考中了想要的科系了！說起來我應當感謝教育部的規定，他們要求當年的入學考試，除了考國、英、術、和理化之外，還要考三民主義；我就是因為三民主義這一科考得沒怎麼好，才沒中第一志願。換句話說，我會步入海洋生物學家這種命運，就是如此這般被三民主義的考試暗中敲定的。

在台大動物系的四年進修當中，讓我感到最有趣的課就是 Dr. Yu-hsi Moltze Wang 所開的「無脊椎動物學」。他把這一門課教得十分精采絕倫，既有聲又有色，激發了我這個無名菜鳥仔對那些跟我們生活在一齊又沒有脊椎骨的低等動物，感到十二萬分有趣。乃至後來，到美國來留學、學成而執教鞭時，我也是擔任教「無脊椎動物學」這一門課。王教授是在 University of Utah 修得博士學位，同時也是一位世界有名的 Myriapoda (多足類) 專家，他在動物系教書的時候，也勤勉做台灣產的蜈蚣與百腳的研究而發表論文。所以我在求學的時候就認識到，要當一位好教授、除了熱心地把課教好外，還必需勤勉不倦、多做專題的研究、多發表著作。

記得在 1960 年元月，當我在金門快要服完預備軍官役的時候，突然間接到王教授寫給我的一封信，信中說動物系已經決定要聘我為肋教，要我退伍後馬上回動物系報到。王教授當時是動物系的系主任，他給我如此晴天霹靂似的提拔，使我感到萬分地受寵若驚。我在元月中旬到動物系的辦公室報到的時侯，王主任跟我說：有位美國教授，Dr. Glenn A. Noble, 執教於 California Polytechnic State University, San Luis Obispo, 將於今年的秋季學期到動物系來教寄生虫學，大家商量的結果都同意聘你來當 Dr. Noble 的助教，因為你在三年級時所上的「無脊椎動物學」的成積是全班最好，而所有的寄生虫又都是屬於無脊椎動物，是故，你就順理成章而成為最恰當的助教人選了。Dr. Noble 是領取 Fulbright U. S. Scholar Program 的 Fellowship 而奉派到台灣來教寄生虫學一年，頭一個學期在台大動物學系，第二個學期在台大醫學院。

我當 Dr. Noble 的助教之主要任務是要準備寄生虫材料給學生做實驗。也就是說要出去野外採集台灣各種動物的寄生虫，越多越好；採回來後還要小心清理，做好標本；然後分類，再加以鑑定。在鑑定的時侯，就是無法查到「種」 (species) 、或「屬」 (genus) ，也要查到「科」 (family) 或「目」 (order) ，如此標本才會有標幟好讓學生學習。因此在準備學生要用的標本的時候我必須翻閱很多日本學者所發表的有關台灣寄生虫之文獻。我就是如此，在動物系裹充實寄生虫學的實驗材料時，發現日本的動物學家們在日本佔領台灣的五十年 (1895 – 1945) 期間，對台灣的寄生虫做了相當完善的研究；可是很奇怪，不知何故，對寄生橈足類 (parasitic copepods) 就顯得冷落，我只找到有一篇發表新種的論文，是由原田五十吉教授於 1930 年所報告的 Ergasilus japonicas Harada, 1930。發現這項事實後，我就下定決心跟自己約法三章，誓師要去做一名發表最多台灣寄生橈足類的台灣人。

在動物系當助教的時候，我是一有空就到系裡頭的圖書室去翻閱美國出版的世界性生物學月刊 — Biological Abstracts — 以保持有關寄生橈足類的最近之研究動向。也就是由此作為而發現，在美國的 Boston University 有位教授， Dr. Arthur G. Humes，是 symbiotic copepods (共生橈足類) 的專家，早在 1941 年他就有這方面的論文發表，到我開始跟他通信的 1961 年時，他就已經發表有五十多篇共生橈足類的論文著作了。跟這位我所遵敬的多產作家通信幾次後，他就答應收我為研究生，同時也安排給我 Teaching Fellowship 以帶他所教的無脊椎動物課的實驗部門。非常感謝 Dr. Humes 給我這樣的好安排，讓我可以把用在做 teaching fellowship 的時間轉用於學習做共生橈足類的研究。在 Dr. Humes 的用心指導之下，我是在 1965 年修完碩士學位，而在四年後的 1969 年得到博士學位。領取碩士學位那年也是我跟 New England Conservatory 畢業的鋼琴家，葉寶惜 (Pao-Hsi Heh)，結婚的一年；而領到博士學位那一年時我已經是擁有一女 (Min-Min, 四歲) 和一男 (Phi-Lip, 一歲) 的小家庭主夫了。

1970 年初，我在 SCIENCE 週刊上看到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 (簡稱 CSULB) 登廣告承徵一位教 Marine Invertebrate Zoology (海洋無脊椎動物學) 的教授，我就急忙寫信去應徵。差不多三個月後我才接到他們的面試通知，不過面試完後沒過幾天他們就來電，說已決定要聘我當助理教授而要我在三天內去電回覆。七十年代初是美國有名的研究生就職難的時候，報紙上常登擁有博士學位的年青人找不到工作而當清道夫或加油站的臨時小工，我怎麼可以調人家的胃口而遲遲不答？除此之外 CSULB 又是美國西海岸唯一有 Bachelor’s Degree in Marine Biology (海洋生物學學士班) 的大學，我怎麼可以錯過到這種有理想科系的學校去教書的機會？因此我馬土給他們回電說 ”我接受”。幾年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於 CSULB 校園裡，我聽到人家在談論 1970 年徵招「海洋無脊椎動物學」的教授那一回事。說那一次一齊有二百四＋六名博士來應徵，而決定錄取 J. S. Ho 是因為他的論文著作比誰都還要多。我回來一查，發現從 1960 開始在台大當助教到 1969 在 Boston University 取得博士學位的九年間，我已經有發表二十七篇共生橈足類的論文。我得感謝王教授，在我當台大動物系助教的時候給我的那番寶貴啟示，不然的話我一定沒有機會來 CSULB 教三十四年的「海洋無脊椎動物學」同時也在該校做了四十七年的共生橈足類的研究。

我是一直實踐著多年前 Dr. Yu-hsi Moltze Wang 傳給我的上述啟示。所以到目前，我才會有二百六十四篇論文的發表以及三本專書的著作。我能夠有如此可觀的成績，可說完全是來自我的愛妻，寶惜，的努力與照顧。她除了收學生教鋼琴以補貼家濟外，也殷勤做家庭主婦的工作，免得我牽掛家事而分心以做不好橈足類的研究工作。我必需再次強調，如果沒有寶惜如此的盡心幫忙，我是不可能有今天的我了。

何汝諧與太太寶惜合照於日本,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