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年駐院醫師的生活體驗

作者 林衡哲

當時的美國，越戰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有些美國醫師都到越南去服務，因此對醫師有迫切的需要，一年至少要一萬四千多醫師才夠，但全美國每年從醫學院畢業的學生不過八千多人，根本供不應求，因此還得全世界各地招兵買馬六千多名醫師才行。也因為美國那麼缺醫師，所以在那些年裡，台灣每年都有為數不少的醫學系畢業生出國去工作，尋求更多的機會，不但台大醫學院如此，其他醫學院也一樣。

• 紐約天主教醫學中心——聖瑪利醫院（1968~1969)

和我同年進入聖瑪利醫院工作的台灣醫學院畢業生就有十多位，光是我台大醫科的同學就多達五位，導致大夥兒在醫院裡幾乎用家鄉語（台語或中文）在交談，根本不像是到了美國。我們幾個來自台灣的實習醫師，最怕的就是接電話，因為那些主治醫師（Attending Doctor)的英文都說得很快，要正確無誤地完整記下真的很難。我剛到紐約時，雖然翻譯過羅素的書，閱讀能力不錯，但是聽力方面待別弱，因此常常無法完整地寫下主治醫師的交代事項，只好要求他們講得慢一點。

聖瑪利醫院是一所天主教醫院，院內設備沒有台大醫院好，教學方面也沒有台大好，讓我有點失望，加上醫院位於紐約的龍蛇雜處的布魯克林黑人區，治安不好，環境欠佳，我剛來時，沒有電視，沒有音響，每天又得超時工作，平均三天值班一次，待遇二週才拿到美金142元，可以說是廉價勞工（cheap labor)，忙碌又缺乏品質的生活，讓我感到極端的苦悶，所以會經常想念台灣美好的一面。幸好不久之後，一位遠房堂兄林秀生出現了，他先帶我去買電視，讓我忙碌不堪又枯燥至極的生活得以解悶，接著我又大手筆花了六百美金購得一套先鋒牌的音響設備，與大家共享，生活中總算開始有了寄託與活力的源泉。

兩個多月後，我期待已久的「紐約音樂季」開始了，儘管醫院的工作忙得我分身乏術，我還是會抽空去聽音樂會。在台灣時，經常看伯恩斯坦的「青少年音樂會」的電視轉播，因此對他頗為崇拜。1968年10月我終於見到他的廬山真面目，那天我買到林肯中心第4排的好位置，聽他演出貝多芬晚年的感人之作「彌撒曲」，讓我心中大受震撼，頓時也覺得自己來美國的決定是正確的，雖然醫院沒有台灣好，但林肯中心和卡內基音樂廳的設備與節目，卻是台灣遠遠趕不上的，聽完這場音樂會後，才體驗到美國美好的一面，也稍稍袪除了一些初抵異國時的不安全與不確定感，美國畢竟是值得來的。

其實，這種種的不習慣，只是我剛到美國，難免會有的適應不良症罷了。直到有一天，我發現電視上的新聞報告節目我差不多都聽得懂了，而且醫院的工作也步上軌道時，我心裡明白，我已經開始適應美國的生活了，而那時距離我離開台灣來到美國的時間，已經快要半年了。

由於實習醫師必須輪流到每一科學習，工作非常繁重辛苦，包括值班在內，每週工作時數長達一百小時。薪水雖比台大醫院好很多，也不過年薪五千美金而已。那時最羨慕鋼琴大師魯賓斯坦，他一場演出可以賺七千美金，我作一年苦工，也沒有他二小時的演奏會賺那麼多，當時卻都沒想到魯賓斯坦是廿世紀的鋼琴大師，而我不過是一位小醫師，當然無法跟他比。但是當我花了八塊美金到卡內基音樂廳，聽他演出全部蕭邦的節目時，我在台灣的美夢終於成真，到美國來聽他演奏，真的是值回票價與終身難忘。

從此，就算再忙再累，我都會抽空去聽音樂會。記得第一次聽歌劇「卡門」時，前一天晚上剛好輪到值婦產科大夜班，只睡一個小時，整個人雖已呈現極度精神不濟的狀態，但我不願錯過任何機會，即使再累還是去欣賞生平第一部的歌劇：「卡門」，結果在紐約的大都會歌劇院，聽完「卡門」最後一幕時，我根本是邊聽邊睡，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趣味無窮。當年年紀輕，還經得起如此日夜操勞，可是一旦聽完美好的音樂，第二天上班似乎特別有精神，主要是有音樂在給我身心充電。

半年之後，我輪到去外科病房工作，見識到許許多多因為刀傷、槍傷而來就醫的民眾，才了解當地的治安之敗壞，已經超過我能想像的程度。於是聽完音樂會後，偶而會去學長洪正幸和同班同學陳彰，他們二位當時正在洛克菲勒大學攻讀博士，去借宿一夜，不久，為了安全起見，與同學在白人區合租了一個小套房，每當有音樂會或必須晚歸時，我就到套房睡一晚，第二天再回醫院上班。

從婦產科、內科、外科到小兒科，平均每一科輪三個月，四科輪完剛好一年。這一年的時間裡，我看到因為打鬥槍械掛彩的，才知道美國社會是一國二制，有類似天堂的一面（例如林肯中心的、卡內基音樂廳，高級住宅區等），但也有類似地獄的黑暗面（例如布魯克林黑人區與South Bronx的波多黎各區等）。也常遇到十四、五歲的黒人小女孩因為懷孕來墮胎的，等等諸如此類年輕墮落、層出不窮的社會現象，可以讓我看盡人生百態，也等於接受了一連串「醫病震撼教育」。

因為我在台大醫院已有一年的精神科R1 (住院醫師第一年）的經驗，因此依規定，我來美國半年之後，就可對此地醫院提出精神科住院醫師R1的申請。那時有位林宗義教授的好友，也是極具國際聲望的權威名醫Dr Miller在威斯康辛大學任教，他曾到過台大醫院指導，好友林克明也是他日後的得意門生，很多台大精神科醫生都曾受益於他。經過輾轉介紹，他打電話給我，要我前往新澤西州的中城(middle town)去和他晤談（Interview)。結果因為我對當地地理位置不熟悉的緣故，不曉得光是新澤西州就有三個「中城」，因此跑錯地方，撲了個空，也因此與米勒醫師失之交臂，否則在他的真誠教導下，我也許不會改行做小兒科醫師。

不過，「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危機有時候也可能是轉機，雖然錯過與米勒醫師合作的機會，但卻陰錯陽差地進到了各方面條件皆毫不遜色的紐約羅斯福醫院，這家醫院距離林肯中心走路不到十分鐘，到卡內基音樂廳也是走路不到15分鐘，對我這個樂迷，可以說是美國最接近天堂的醫院，可是我卻在這家醫院渡過不甚愉快的第一年精神科住院醫師的生涯，並決心改行做小兒科醫生。

• 紐約的羅斯福醫院（1969~1970 )

羅斯福醫院位在紐約中央公園附近，紐約的第九大道與五十九街處，離林肯中心只有六、七條街的距離。很多有名的音樂家，生病時都在此治療，是一所設備優良、環境優美，又有專屬精神科病房的高級貴族醫院。因為是貴族醫院，收費比較貴，門檻自然較高，所以不好申請，因此外國醫生很少，我只認得台大醫科高我一班的施雅美醫師，她是台灣第二位醫學博士，也是二二八犧牲者施江南的女兒，她在此醫院待過。

在聖瑪利醫院，來自台灣的醫師很多，因此雖身處異國，也沒有孤寂感，但到了羅斯福醫院，我可以說是形單影支一人前來。這家醫院的宿舍也很豪華舒適，而且最讓我心動的是經常給醫院醫師免費的音樂票，唯一的條件，就是必須全權負責聽眾萬一發生的急救，若在音樂會現場發生任何突發情形，醫師必須無條件支援，也就是說，醫師在欣賞音樂會的同時，也必須在現場待命，隨時應付突然狀況的發生。其實這個附帶條件對我來說非常划算，這種意外發生的機率本來就很低。那一年中，我平均每個月聽一到二場免費音樂會，卻從未碰過病患需要急救的情況。

摘自 追夢的人生 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