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淋漓盡致的生命(人生)
作者 林俊義
留學美國：從文學轉唸生物
坐完四十五天灰狗車以後，我就去印地安那州的哥森學院，決定一步也不出門，開始讀美國文學。讀一讀，有一些原因讓我想要換行。第一個原因是我有一個室友，讀心理的，有一次我跟他說：「我很喜歡你們美國的作家亨利梭羅，《湖濱散記》第二章：人生要簡單，生活也要簡單 」結果他回我一句：「誰是亨利梭羅？」這句話對我衝擊很大。我一個外國人來這裡讀你們的美國文學，講得嘴角冒泡，結果你連自己國家的大文學家都不知道！我失望之餘，開始懷疑要不要讀下去。當然現在回想起來，這種想法是不對的。
第二個原因是，我在台灣時，也有想讀科學的念頭。但我沒唸過高中，不知道讀科學要唸甲組，事實上我連甲組乙組是什麼也不知道。而且當時台灣的教育制度本身就是埋沒、壓抑一個人的潛能，現在大學有跨系讓你選修，以前考什麼系就修什麼課，我在外文系想讀科學也不可能；所以到美國之後，就想過將來可以來唸科學。
第三是現實上的考慮。我帶美金一千兩百元去，一學年的住和吃扣下來，只剩四百美元。文學把你帶到天堂去，現實又把你拖到地上來，所以想說讀科學也好。但是在大學時代，我數學、物理、化學都沒讀過，怎麼讀科學？後來想說一些社會評論者和作家，像寫《憤怒的葡萄》的史坦貝克、寫《推銷員之死》的亞瑟米勒，往往把社會當成一個生物體放在解剖台上觀察，用解剖的手法來描述社會現象，我感覺說這就是生物，生物和文學有關係，讀起來比較軟，所以就去生物系修生物學。雖然我的英文程度不錯，但上課還是聽不懂；還好我掌握一些讀書的訣竅，聽不懂就看教科書， 一本一本看，下了死工夫，一直讀一直讀，最後以全校第一名畢業。
在哥森期間，每個暑假我都跟一位美國教授做研究，我很認真學習，當他的助理，因為美國人不太想做研究助理。那教授也很奇怪，每天都沒做什麼，就從家裡到辦公室做研究，做到晚上才回去。我也整天跟他做研究(例如研究果蠅的黑色素、化學成因等)，學了很多。他告訴我，他在印第安那大學唸生態學，如果我對生態學有興趣，就要到那所學校唸。當時印第安那大學生物系居全美五大之林，一些諾貝爾獎得主如發現DNA的華特生(James Dewey Watson)就是印第安那大學畢業的。他說你 要去讀，我考慮之後就去了，讀生物系研究所，那時是一九六七年。
服務非洲：體悟生命的奧秘
我就在研究所繼續深造，生態學一直讀一直讀，讀到一九七〇年時，有一種浮動不安的感覺，覺得這樣對嗎？生命難道只有讀書嗎？想去非洲。你在台灣如果說要去非洲，大家都說你是瘋子，台灣文化就是這樣子；但是我到現在為止，內心一直有個呼喚，我要再回去非洲。雖然我曾經去過非洲，但是想替非洲人做些事情的呼喚，始終都在我的心頭迴響。那次去非洲是一九七〇年，哥森學院和肯亞方面的教會合作，籌設肯亞專科學校生物系，校方詢問我的意願，我說好啊，就去了。去才知道，那是一個很偏僻、沒有電燈的地方，但是景色很美，可以看肯亞山。
我從一九七〇到一九七三年都在非洲。我的一個孩子在那裡出世，我在那裡得過瘧疾，也爬過非洲最高的吉力馬札羅山，什麼地方我都去過，所見所聞所感受的很多。我希望未來還有力氣時，能把在非洲對生命的探索、很多感動我的事情，用小說的形式寫出來。這次非洲之旅讓我覺得生命是一種非常神秘的、無法預測的東西。在台灣，讀書人往往什麼都不懂，只出一張嘴都不出手，所以電機博士連家裡的保險絲斷了，也不知道怎麼修；但是在非洲，蓋房子、修屋頂都要自己來，沒水的時候要想辦法牽水，有水了還要想辦法淨水，喝了不會拉肚子。啤酒不是沒有，就是熱滾滾的。我曾看見別的村莊餓死人，我也認識很多讓我感動的人，非洲人、外國人、傳教士都有。這些都是彌足珍貴的人生經驗，影響我很大。
透過非洲的經驗，讓我從只會出嘴不會出手的，到能夠全身趴在泥巴上面做事，慢慢了解實務經驗的重要性。一九七三年肯亞專科學校生物系成立了，招生結束後，我就離開非洲回到美國，那時就決定要回台灣。回想當初離台赴美，說莎拉吧永不回來，現在又想回來了，豈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但我想回台灣的意識非常強烈，因為非洲之旅給我很大的啟示，逼使我非回來為這塊土地做點事情不可。
一九七五年我回國了。當時台大和東海都要聘我，台大開出來的月薪是一萬二千元，東海只有七千四百元，但是我選擇東海。因為我回台北時，在那種政治環境下，知識份子都很苦悶，每天相約喝咖啡，時間都清談完了，做不了什麼事，所以我決定到東海做我自己的事情。
回台打拚:回饋故鄉不休息
在東海頭三年，我做研究、教學、出版很多論文，之後開始寫文章，關懷和批判環保政策、生態政策、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等。回想出國之前，十年一直在讀書；出國之後，從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五年，這十年也一直在讀書。我覺得我的人生很幸運，很少人有這種機會讀外文再來讀科學，而且擁有二十年的讀書機會，我覺得很感恩。所以回台灣以後，我就一直寫文章。從一九七五到現在二〇〇一年，二十五六年間，覺得每天都沒有休息的感覺；尤其在二十年前，每天不是演講，就是寫文章，晚上沒得睡，也是寫文章。那時還要教書，還要做研究，還要出版，一直工作，壓力很大，這個經驗也是很好，我覺得應該對台灣多付出一些，盡我所知多提一些建言。到現在為止，我雖然出版七、八本書，但是回頭看過去寫的，還有很多沒出版。
回顧這段人生，從一九六五到二〇〇〇年總共卅五年的歲月，我在探索人生和知識的過程中有一些心得，在此和大家分享。我深深覺得，生命這種東西是一種open system，開放體系。很多人用很多禁忌侷限生命，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限制潛 能的發揮，是很可惜的做法。從生態學來看，生態體系本來就是開放的，你要和外面 接觸；接觸以後，生命會導致什麼樣的變化和結果？Everything is possible。重點是你 要自己去做。
生態學給我的另一個啟示是多樣性，生命要做多樣性的發揮。我在東海任教時， 有一段時間覺得如果我一輩子當教授會很遺憾。我希望可以做很多不同的行業，像史懷哲也能修理車子，也能蓋房子，也能當音樂家，也能行醫，也能傳教，又是哲學家，又是校長等。生命本來就是這樣子，它是多麼珍貴的東西，一定要把它發揮得淋 漓盡致。
生態學教我多樣性是好的，所以我把這個理念應用到生活上每一個細節，對食物我都吃多樣性，一星期換來換去，不管什麼都吃。在生態學上，多樣性是生態體系穩定健康的基礎，也可應用到你的生命和生活中，你應用下去，絕對不會錯。已故的張光直教授是讓人欽佩的考古學家，我有一年在哈佛大學做研究，常常和他見面，他每次都說：「林教授，來吃飯！」都帶我去哈佛大學教授倶樂部裡面吃。我看他每天都挑一樣的吃，猜想他的身體會有潛在的危機；真的過了不久，他的身體就不太好了。
我們人都怕改變，怕去做不同的事情。但是生態學教我多樣性，演化學教我人絕對要改變。生命的過程是ever changing ，一直在變的，會發生什麼後果，你沒辦法預測。但我們不要把改變當成威脅，要把它當作機會，勇於接受挑戰，生命才能發揮得淋漓盡致。科學哲學教我們要做一個懷疑者，但不要做一個憤世嫉俗者，這是兩種不一樣的人。懷疑者會採取行動，尋求改變；憤世嫉俗者不知道人會變，也無法改變什麼，一支嘴每天只會抱怨。我這輩子最痛苦的，就是和一些台灣的教授聊政治，我說怎樣來做，他說沒有用啦，不會變的，一直講沒有用的理由。我就問他，為何不去想有用的一面，光講沒有用的一面？台灣文化、中國文化製造了 一大堆cynics (犬儒)，只會說風涼話，不會採取行動。殊不知生命本身要發揮它的力量，一定要採取 很多行動；你不行動，什麼都不用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