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e for Taiwan by Taiwanese American(台美人顧台灣): 13, 回去效力故鄉
作者 林俊義
萌生回台念頭
我可以到貧瘠落後的非洲當志工，
教育他們的子弟，
但我卻拒絶回到長我育我的地方？
我離開台灣十年的時間，正値一生的壯年期。十年期間的經歷讓我感覺到個人的生命，包括心靈、知性等的發展，好像經過了一個神奇的蛻變，我已不再是過去的我了，而來美時的夢想也已不再是我現在的願望了。這段等待的時間，我必須好好思考未來的方向及行動。獲得了印大博士學位後，印大「公共與環境事務學院」（School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給了我一個生態調査研究的工作。在生活還勉強過得去的情況下，我關心的不是職業有否的問題，而是我未來獻身的地方。
有一次，我參加了一個集會，見到了幾位回歸中國的學者，飯後談到回歸祖國的感想時，個個淚流滿面，痛不欲生。70年代初期，很多台灣留學生在政治運動澎湃的熱潮下，投奔「祖國」。現在，他們很多都憤而離開，感慨年輕時未經冷靜、客觀的思考，把理想濫用與誤用。他們激昂地道出了中國的現狀，從外面的觀察，中國的現實與事實，永遠存在著巨大的差距，眞相與假象難以區分，因爲中國社會之大，人口之多，資源之缺乏，分配之不均，教育水準之差異，人治之文化，極權之傳統，導致人性之墮落、自私、險惡、虛僞，及政治之鬥爭術令人髮指……這些政治傳統、文化、人性的問題，絕不是一時可能改善的。
我一再提醒大家，共產主義在中國是沒有未來的，文革是一大災難。除非中國透過半世紀有系統地進行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文化的改革，如同明治維新的堅持，否則中國將因其對歷史的驕傲及受西方的羞辱而形成一種傲慢變態的心理。中國一旦崛起，中國人將成爲人類及自然的瘟疫。從朋友理想的幻滅及對共產中國現狀的控訴，我心中已很清楚。現階段，投身中國作爲我獻身的地方是不可能的。
1975年，蔣介石過世時，不少印大的朋友聚會慶祝，大家的話題都圍繞在台灣的可能未來。我分析了蔣死後，國民黨的極權專制岌岌可危，除民主化外毫無其他的選擇。有人說：「五年內，國民黨一定會倒掉的。現在是你回台灣，不是回中國的時候！」大家都興奮地拍手同意。對於國民黛五年內一定會倒掉的說法，我和葉新雲持著不同的看法。葉的解釋是用Karl Popper的看法，「社會的改變不可能一蹴可幾，任何的社會改革都是一步一腳印的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而不是烏托邦似的改革方法。」因此，他說：「期待國民黨五年內倒掉，是不可能的。」我雖同意，但擔心國民黨是從中國獨裁專制的傳統出生，它是否能夠允許民主及容忍的方式對待異己？使用理性及妥協來解決政治的衝突？我懷疑。
這次聚會討論後，在我的腦袋裡開始滲入回台的念頭。
非洲近三年的經驗，我學習到在一個眞實的世界中，人必須雙手趴地、兩腳踏實地做事；多少理論知識，如不付之實踐，實是泡沫而已。常識、常識，行動、行動比什麼都重要。非洲的歷練是否把我從一個強調抽象、喜歡炫學、傲骨不羈的理念人，銳變成一個講求行動、冀求解決問題，關心社會、公平、正義的行動 人？如馬克斯所說：「The point of philosophizing is to act.」（談論哲學理論的目的是要來付諸行動）。是的，我必須受到考驗。我想，台灣是我接受考驗的最佳地方。
留在美國的吸引力已不復存在，也不是我願意獻身的地方。但我無法一意孤行，太太及兩個孩子的未來，也必須尊重他們的想法。我心中實在舉棋不定。當時，我的實驗室裡有一位來自伊朗的博士後研究生，他已是伊朗巴勒維大學（Pahlavi University） 的教授。他知道我拿到博士學位後，邀請我到巴勒維大學執教。他提供的條件十分吸引人，高薪水，實驗室的設備任我採購。這倒打動了我的心。伊朗雖不是我願意獻身的地方，但伊朗的歷史文明及地理生態卻吸引了我。我羞怯地徵詢太太的看法，她搖搖頭：「No!」堅決表示不贊同的態度。
隨著時間緊迫，我想回台灣的心情卻愈來愈強烈。不錯，我曾大聲喊出「Sallaba，台灣，永不再見」。但彼一時，此一時也，十年歲月改變了時空，也改變了我，改變了我的心思。我的父母，及兄弟妹妹、親戚仍然在台灣，我可以到貧瘠落後的非洲當志工，教育他們的子弟，但我卻拒絕回到長我育我的地方？當時，像所有能離開台灣的人一樣，都無國家、土地的認同，還慶幸自己能逃離長我育我的土地，還發誓不再回來，卻毫無怨慰「逼」我逃離的KMT和戒嚴體制。當時，我還驕傲地宣布自己是世界公民。我實在不知道如何解釋這樣的心態！現在我知道了！我不再恐懼，我也不再是綿羊，更不相信台灣永遠是個被殖民的孤島；歷史是人創造的，權利是人爭出來的。我相信世上有自由、公平、正義、人權、和平、是非及尊嚴；我也相信人不是只靠麵包而活，理想夢想有時比吃飯餬口更重要。我要回去長我育我的土地，表達一個人應有的知性及倫理發展的最後階段，在這決定安身立命、獻身的地方，投入一個有意義的工作：教育及顚覆，期待一個獨裁政黨的消失。
我與讀書會的朋友討論，可是，大部分的人卻都反對我回台灣。他們相信我在美國時的左派言論及參與集會，都已在國民黨的掌握中，因此回去是不安全的。我也想到，國民黨的情治單位難道不知道我到中國的秘密嗎？我愈想愈煩躁、不安。當晚回家時，我告訴太太，我想回台工作，希望她能瞭解。沒想到，她卻一話不說，回絕了；走開後，又回頭說：「No way!」一時，我似有無路可走的感覺。
近鄕情怯
這次回台灣的抉擇會導引我走上什麼道路？
塑造我什麼樣的生命？
我不知道，
也無法預料。
回台灣的念頭一直在我的腦際徘徊，揮之不去，但太太堅決的反對，讓我無計可施。她也提醒我曾誓言永不回台灣的往事，以確定我不能食言。我知道太太對政治毫無興趣，結婚六年期間，我們很少談到台灣的政治現狀，更少談論有關台灣、日本與中國間的歷史糾葛。她知道我對國民黨獨裁統增的不滿，也無法原諒228的殺戮等。有一次，她問我：「爲什麼你要台灣獨立呢？」「KMT的ROC，Free China是美國搞出來的政治把戲，哪能代表中國呢……」我不知道從何開始，反問她：「美國爲什麼要從 英國獨立出來呢？」
我很想告訴她台灣人的心聲，爲什麼我一定要回台灣的背後思維，我知道她一定會受到感動；我也很想告訴她，我如何興奮，發現到William Perry —書對我生命啓示的重要性，找到台灣作爲我必須獻身的去處，我知道她一定會聽得進去的。但我沒有時間或耐心與她分享我內心的苦悶，只知道有一天她一定會瞭解的。
我強烈的回台主觀意願，的確與客觀情勢有一段距離。首先，太太表示現在不是時候，以後會再考慮。我清楚太太的性格，除非她願意，我絕不想強求她。我試圖向她說服，並說明我個人的感受。我提出：「妳心甘情願和我去了肯亞，我很感謝。這次，我不可能違背妳的意願，堅持回台，因爲孩子還小，不管我個人的意願多強，我想，我們大家一定要在一起。」
她看著我：「孩子還小是其次，我最擔心的是你回去一個熟習的文化，但我卻是到一個陌生的文化。」
「那麼爲什麼妳毫不遲疑地同意與我一起去非洲呢？」我馬上就問。
「因爲，」她解釋，「非洲的文化對我們來說都是陌生的，肯亞又是講英語的國家，如此，我們可以一起分享、承擔一個新文化的挑戰，但在台灣就不同了，何況，我還有語言的障礙呢。之前在台灣的那十天，我像啞巴，我已經受不了。」
我心裡很瞭解她的顧慮，但心中還是煩悶不已，無可奈何。
有一次，我們受邀到朋友家中吃飯，有一道菜是用海帶煮的，也有海菜沙拉。她知道後，堅持不吃。
回家後，我說：「受邀吃飯，拒絕主人的菜餚，是不禮貌的。」
「對不起，我實在無法想像吃海菜、生魚片或臭豆腐等。」她抱怨地說。
「這只是不同的文化習慣而已，相信一定會很快適應的。」我答說。
「Not me.」她搖搖頭說。
從單純吃的習慣的爭執，我擔心她在台灣將面對無數的文化衝突。
8月上旬了！如果回台，我必須找到一份教職的工作。我心裡實在很著急，但也束手無策。時間一天一天過去，有一天早上起來，孩子還在睡覺，她—早就到醫院上班。我起來準備早餐時，看到餐桌上留著一張小紙條。一看字跡就是她的，上面寫箸：「Honey, wherever you go, I will go. Your people shall be my people. Your wife.」（親愛的，你到哪裡，我就到哪裡；你的人民，就是我的人民，你的太太。）我看完了後，久久無法自持，紅著眼睛，叫醒孩子，告訴他們，我們要一起回台灣了。早餐時，我問他們知道台灣在什麼地方嗎？他們齊聲說：「No!」但我問他們要不要和爸爸媽媽一起回台灣？他們都揮手齊聲說：「Yes!」稚齡孩子的天眞可愛，眞是我們父母喜悅的泉源。當晚太太回來時，我紅著眼眶，緊緊地擁抱著她。天眞無邪的西濤和西湘拉著我們的手，不停地大聲唱著：「Mommy! We are going to Taiwan, we are going to Taiwan.」我們也跟著唱。笑聲中，看著太太的憂鬱眼神中閃爍著淚光。孩子入睡後，我緊緊地抱著她，深情地問：「很感謝妳，改變了想法，爲什麼？」「Silly question,」（傻問題。）她含情脈脈，把我抱得更緊，「Because, I love you. You thank God ,too.」（因爲，我愛你。你也感謝上帝吧！）
我必須很快地寫一封求職信到台灣大學動物系。難以相信，不久，系主任黃仲嘉來信告知，說今年新任教授配額已滿，但因爲我的生態學背景是系上需要的，他想向學校及教育部申請一個額外名額，是否能夠同意，他無法確定，一有消息就會告知。東海大學生物系，是我投遞求職信的第二對象。東海一直都是我很喜歡的校園，因爲在淡江英專時，陳明澤的哥哥陳明堂是第一屆化學系的學生。明澤與我經常在暑假時住在東海的學生宿舍裡自修。當時我覺得東海校園及學風是一流的。我就寫了封信給東海大學生物系系主任歐保羅（Paul Alexander)。這封信始終石沉大海，直到我們快要離開美國時，才收到他的一封簡短來信，只說很希望我回台灣時能到東海見個面。
我到中國一事，在台北機場受到日本航空公司人員的義助，無簽證地「偷渡」至香港，我只天眞地希望國民黨的情治單位並未察覺。葉新雲是1972年台大哲學系事件中的一位受害者，他在印大期間，都仍存有國民黨情治人員到處追緝他的夢魘與恐懼。他堅持認爲我的活動細節都在他們的掌握中，希望我不要太天眞。我雖心意已決，心裡十分篤定，但還是特地不時打電話回家，婉轉詢問家中最近有無異常的現象，如筲察或陌生的人到家裡問東問西等。他們都說一切平安如昔。不管如何，既已決定，難有轉圜的餘地，我必須不顧一切，承擔這個不可預期的風險。
我們決定離開美國之前，我雖不確定是否有一教職等著我，但我一點都不擔心。非洲的經驗，更讓我有一種不怕沒飯吃的信心與傻勁。生命是留不住眞空的，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我辭去了印大生態組的研究工作，開始準備全家8月底離開美國，回台灣。
從肯亞回到美國寻年後，我的生命也產生了重大的蛻變。這次回台灣的抉擇會導引我走上什麼道路？塑造我什麼樣的生命？我不知道，也無法預料。生命是無法算計的。
順利在台謀得教職
非洲貧乏的物質生活，
我都能自在安詳地接受，
台灣的經濟條件與非洲相比，天差地別，
我更能甘之如飴。
我在國外十年，已經習慣享受自由民主的經驗，把言論自由、人權等視爲當然，已無法想像到戒嚴及特務橫行的恐怖；加上在非洲三年期間，沒有電視、網路及國外報紙的接觸，對台灣的政治變化全然一片空白，自然對國內獨裁政治的恐懼淡忘許多。我有一種天眞無忌的心態，認爲自己又沒犯什麼罪，沒什麼好怕的。這種無忌的勇氣，現在想來實在是天眞無知到可笑，忘掉了獨裁政治的恐怖就在於它把不講理、不講法的暴力當作工具。1970年代，由於台灣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接連受到重大打擊（被迫退出聯合國、尼克森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斷交）。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於1971年發表「國是聲明」，要求台灣的將來須由台灣住民自決及推行台灣的民主化，因而國民黨大舉鎭壓和逮捕異議份子。1975年4月蔣介石死後，國民黨更感不安，整個社會瀰漫著肅殺的氣氛。
1975年8月底啓程離開美國時，我心裡又興奮，又不安。在機上，我們和西濤、西湘全程玩著各種遊戲，但當飛機著陸時，我開始心跳加速。我們一家四口進入機場，排隊進入海關時，太太還刻意握著我的手安撫我。心想，萬一我被扣留的話，怎麼辦？心中忐忑不安之下，我們卻都平平安安順利過關，進入國門。那一剎那的驚喜，實在太興奮了。傻勁有傻福，我好像感覺到守護天使都在我們身旁一路照顧著我們。
么弟暫時把我們安頓在一家商務旅館裡，之後我陪著太太和孩子，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熟習環境及生活細節後，就安排求見黃仲嘉主任。見面後，他只簡單地說，學校沒問題，現在還在等待教育部的回應。根據他的看法，教育部也應無問題，因爲系上特別強調需要一位生態學的老師。之後，我就帶著太太和孩子到台中東海大學拜訪歐保羅教授。歐教授是美國長老教會派來台灣的教育傳教士，很巧的是他的博士學位也在印地安那大學動物系取得。他從1958年來到東海大學，一生奉獻給東海生物系。一見面，他就道歉並說明延遲回信的原因，自稱是一位無藥可救的拖延者(procrastinator)，他認爲大家見個面，當面談是最好、最簡捷、最有效率的辦法。他知道我是印大畢業的，一開始就談到他的老師及同學，讓我感到一見如故，相談甚歡。最後他毫無遲疑地希望我能到東海生物系來。他並一一詳細告知聘任細節：每月月薪7,400元新台幣，校園宿舍一棟，每週授課八學分。我也坦承地告訴他，我還同時向台大動物系申請，尙待教育部同意。當時，雖知道有個教職等著我，但是否同意來東海，心裡還十分保留。我心裡想的還是以台大的教職爲優先，因爲當時我認爲能夠受聘擔任台大教職，是每一個讀書人的夢想及驕傲。
在美國認識，早我一、兩年回台的一些朋友，知道我回台後，都會相約茶敘。他們大都執教於台灣大學。大家見面時，一談及國民黨，或不合理的政治現象，或政府的官僚作風，都紛紛搖頭，左顧右盼，小「聲」翼翼。最後，大家唉聲嘆氣，抱怨收入少，住在台北生活不易，小孩因呆板的教育方式及內容，問題一籮筐，又看不慣社會風氣，心情都十分鬱悶，想好好教書都很困難，有的還懷疑回來得不是時候。朋友們的抱怨，我還無法感受。有些人都在美國多年，習慣生活在美國的富裕與自由，回台後，受不了太多物質的羈絆，還無法適應，可想而知。我想也有不少人是因自認沾了一身美製醬油後，自以爲身價比別人高，但因得不到自以爲應有的對待，才產生失望及挫折吧。
我想我不會有那樣消極或不平的感覺，而這必須感謝我的非洲經驗。非洲貧乏的物質生活，我都能自在安詳地接受，台灣的經濟條件與非洲相比，天差地別，我更能甘之如飴。對於那些沾了美製醬油後就自認爲高人一等的邏輯，我也不以爲然。我不知道其他人決定回台的動機爲何，但我知道自己有一個清楚的生命致力獻身的目標。我未曾介意太多生活細節，別人活得下去，我應該也活得下去，我太太也應該活得下去。
說實在話，回到台灣後，我的每個細胞好像都活化起來，充滿精力，像一隻動物回到他成長熟習的環境，奔奔跳跳，自由自在，我好像變了一個人。我不再像十年前那樣，接受那種「立足台灣，遙指神州」、違背「生物地域主義」（Bioregionalism）法則的政治口號，相信那種政治的謊言。紮根鄉土是人與動物的本能，到底生命是從大地而出、攝取泥土的養分長大茁壯的。出生的地方有一股魔力，而長大地方的泥土、空氣、視野、人物也有一股魅力，怎樣甩也甩不掉它。生命與土地枝脈相連、互賴互存、互長互佑；依戀大地是生命的自然情愫；耐心、善心和愛心只能從大地的滋潤中萌芽出來。生命本是「生物地域主義」的表現而已，不幸的，我蹉跎了十年的光陰，才學習到「愛鄉愛土」的本能，幸好還不遲！
兩個星期過去了，音信杳然。學期也快開始，我決定再親自造訪黃仲嘉主任。剛進入他的辦公室，他就向我握手說：「恭喜了！我剛通了電話，部裡已同意增加一位師資。歡迎你！」我眞的十分高興。他交給我一疊表格塡寫，並當面告知生態學與演化學是我主授的課程。當他告訴我薪水是每個月12,000元新台幣時，我無法置信公、私立大學教職員月薪的差異竟如此之大。然而，不管是7,400元或12,000元，都無法與當時美國的收入相比。我猶記得，1967年時，我到印大當助教的薪水是300美元，以當時 的匯率（1美元=40元新台幣）換算，即等於新台幣12,000元。1975年，台灣的經濟才開始慢慢起飛，生活、物資的條件才開始慢慢得以改善，難怪早幾年回來的朋友，抱怨生活之不易！
從萌生回台念頭到飛機著陸台灣，對於會住在什麼地方，會有什麼教職，我毫無概念。只憑一份莫名的信心，我不會餓死的傻勁，貿然回鄉，在短短一個多月內，竟有兩個教職等著我，我又何其幸哉！冥冥中，兩位守護天使：台灣大學動物系主任黃仲嘉教授，及東海大學生物系主任Paul Alexander教授伸出信任溫暖的手，歡迎我。這種既未曾謀面也無面試的申請，在美國大學機構是不可能的。
這下子，我必須做7個選擇：台大？或東海？
放棄台大教職的傻勁
雖然從錢及世俗的價値觀看來，我損失很大，
但我「賺」得更多•
不是錢，而是我自己及家人所獲得的一切。
生命唯一可確定的本質就是「變」；「變」是生命的香料。拒絕選擇變的挑戰，生命就停滞不前；失去改變機會，就難以成長。生命的壯闊是不斷選擇適應的結果。既然選擇如此重要，那麼有沒有理性的方法可以讓我們決定選擇？我不知道。
一般人的選擇，大都依循世俗傳統的價値觀，或流行的風潮，或父母的決定。這樣的方式作爲選擇的基礎，我感到不安。有趣的是，我過去大大小小的抉擇，大都靠直覺（intuition）決定，很少陷入「優柔寡斷」或「猶豫不決」，而造成沮喪、焦慮。我相信，不少人對於選擇的決定也是來自於「直覺」，雖然直覺的能力因人而異，又不科學、不具體、摸不到，難以形容，甚至很多人以爲它不存在。
直覺是一種難以證明的洞察力（insight），一種超自然的經 驗，也是一種內在靈性的呼喚，有人稱之爲「第三眼」、「第六感」或「內在智慧」。積年累月的理性經驗中，我們的左、右腦（brain）、感官的察覺力和精神（mind）的交互運作下，有時會產生一種神秘直覺「知」的力量。愛因斯坦說：「―個無能力驚嘆的人，就沒有驚奇的能力，如同一根被吹熄的蠟燭。」著名的分析心理學家Carl Jung（卡爾•古榮格）說：「一般而言，直覺與神秘、無意識的因素是生命重大抉擇的來源。」美國先驗文學家Emerson（愛默生）說：「不經直覺感受的選擇，我不會接受它。直覺超越一般的思維及經驗。」我不厭其煩地舉出例子，就是要說明直覺的存在。當然，我確實感到直覺的存在，因爲我很多過去的抉擇，大都來自直覺的結果。基本上，生命在面對選擇時，是沒有所謂「準則」的，因爲選擇是一個非常個人化的事，必須由自己做決定。我以爲直覺不是一種神秘「知」的力量，而是一種不斷透過閱讀各類書籍，體驗形形色色的生命經驗下，冥冥中學習培養出「瞭解自己」、「忠誠於自己」，及「自我價値觀」的結果。這才是生命面對外在變遷眞正的適應能力及智慧，而使生命蓬勃發展。生命難以算計，因爲生命一旦做了選擇，無數的變數便不再由你決定選擇的走向了。沒有自我而依賴世俗傳統的價値觀，或流行的風潮，或父母的決定，我個人認爲他或她失去了很多生命開放的機會，相信他們在生命的旅途中，至少一定有些懊惱與後悔吧？
今天，這一代大多氍的年輕人只知道，並相信網際網路的資訊（information）、影視（video），誤把資訊、視訊當知識，而自以爲什麼都知道，產生了「知識的傲慢」，久而久之，便產生待在客廳可以取代「閱讀」、「實踐生命經驗」的誤解，實際上卻導致「知識的貧窮」（Poverty of knowledge)。今天，這一代年輕人很容易只知事實（fact），而無智慧（wisdom）。因此，面對生命的選擇，若要以網路的資訊作爲決定或參考基礎，後果堪慮。現代生命的「悔恨、悲劇」何其多，我懷疑很多是以網路的資訊、別人的價値作爲選擇決定的結果。
現在，我正面臨另一個抉擇：東海或台大的教職。
這次，我又做了一個「傻勁」及「直覺」的決定。我違逆世俗傳統價値觀及流行風潮的選擇，選擇了私立東海大學生物系，而婉拒了國立台灣大學動物系的教職；選擇放棄每月12,000元新台幣的薪資及國立台大教授的光環，選擇了每月7,400元新台幣的薪資及私校東海教授的教職。詩人Robert Frost（羅伯特•佛洛斯特）指出：「面對前面分歧的兩條道路，我選擇人跡罕見的小徑。」但這是否會讓我未來的旅途大不相同？誰知道？
爲此，我向台大動物系黃仲嘉主任一再地道歉，但他大表不滿，無法瞭解爲什麼我會選擇東海，拋棄光環的台大教職，選擇沒落的東海，無視薪水幾乎兩倍的差別及其他國立大學的福利與保障。的確，從別人的觀點，我做了一個傻勁的選擇。不幸，黃仲嘉主任後來英年早逝，但他在我生命短暫的接觸中，其眞誠及專業，讓我留下了一層深深的感恩及尊敬。
我選擇東海，爲什麼？第一，我想到太太時，我直覺地知道，我要到東海。我留在台大，只是滿足自己的虛榮心而已，但對我太太及兩個寶貝孩子是不公平的。台北市是一個人情冰冷、不容外人的冷漠都市。孩子有語言不通，以及上學的交通及接送問題，太太有語言不通及文化適應問題，另外還有租屋環境問題等等……不，我直覺地知道，我不能讓太太承擔這樣的痛苦，我必須爲太太和孩子著想。東海校園遠離台中塵世，老師學生都生活在校園裡，形成一個教學生活的溫暖社區；外國人較多，校園又有附屬幼稚園、小學等，孩子可以安全地走路到學校，不必接送。東海又是一所教會學校，有一座美麗莊嚴的教堂，太太一定會很高興；她可以在這樣的環境下，慢慢學習適應。這樣的環境與條件，對我及家人，是錢買不到的東西。
第二，因爲我瞭解自己，並忠誠於自己回台的原因。回國時，我清楚地自知，我願意致力獻身的目標（commitment）是教育和顚覆，期待獨裁專制的消失。前者，台大或東海都一樣，都是教育自己的子弟；後者，顚覆，我必須耐心地等待，絕不是一蹴可幾的事。1975年，台灣嚴峻肅殺的政治氣氛令人不寒而慄，任何反國民黨的言論都可能很容易被羅織入罪，因此我的一些朋友都終曰鬱卒，垂頭喪氣；大家在一起，大都清談、抱怨，滿肚子牢騒。我留在台北的話，很容易浪費時間在清談、發牢騒、喝咖啡上。我必須遠離台北到台中偏僻的東海校園。我可好好地專心於教學研究，建立起自己的專業聲譽，等待時機才是上策。
當時，我如此的決定，也受到很多回國朋友的反對。但是多年後的今天，我沒有一丁點兒的後悔，反而驕傲，雖然從錢及世俗的價値觀看來，我損失很大，但我「賺」得更多，不是錢，而是我自己及家人所獲得的一切，都是錢買不到的幸福、快樂。
摘自 活出淋漓盡致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