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振榮令人懷念的園丁學者

作者楊遠薰

我的公公許振榮教授去世已經二十載，但我有時在蒔花弄草時，還會不自而然地想起他。他的明志淡泊、終生在學術領域耕耘不懈、生活簡樸如老圃的人生，常帶給我許多啟發。

我剛到美國第一年，住在堪薩斯曼哈坦的夫家。那時，公公在堪薩斯州立大學擔任數學教授，阿加與弟弟就讀堪大研究所。我等阿加拿學位，一起到外地建立家庭，因此平日除了到學校唸點英文外，就在家幫忙婆婆做家事。

時值初夏，我常倚著房間的窗口，眺望屋後的翠綠景致。那時，我常看到戴著笠帽的公公在後院的盡頭種菜。我不太明白他為什麼要種菜？因為觀念裡，只要上市場，就可買到菜，何必如此辛苦？

但初為人家媳婦，我不便說什麼，只在每天傍晚將他採來交給我的菜或炒或煮，家人則吃得津津有味。每當我們稱讚他的菜又鮮又嫩時，他便露出愉悅的笑容。

我很尊敬他，因為我知道他擔任過台大數學系系主任與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代所長，而數學於我，向來難如天書，所以起初我對他是敬畏多於親近。

可是他待我很和氣，事實上，他對任何人都客氣。逐漸地，我開始走到後院去看他的菜圃，發現他的菜畦一??地整齊排列，菜如士兵般一棵棵地挺直站立，不禁心想唸數學的人真富邏輯，連種菜都有條不紊。

他見我去看菜，很仔細地告訴我：這邊是空心菜、韭菜、杏菜，那邊是蕃茄、青椒、茄子，攀在竹架的是長豆、掛在棚上的是苦瓜，爬在地上的是台灣冬瓜與日本南瓜。

「妳看，冬瓜都結果了。」他掀開地上寬闊的綠葉，指著一顆毛茸茸的青綠色小冬瓜給我看，那模樣真可愛。

「苦瓜也結了一些呢。」他接著領我到苦瓜棚前，指點我看黃花蒂後那長得像蚵蚪般的小苦瓜。我開始像數寶似地，細數他的菜園裡一共有多少粒苦瓜？多少顆冬瓜與南瓜？

此後，每天黃昏，我主動地去收割他的菜蔬。日日望著菜園的變化，我逐漸體會目擊生命成長的喜悅。

那時，晚餐是一家五口相聚的時光。我們常一邊吃飯，一邊聊天；餐後喝茶，也吃甜點與水果。總記得餐桌上，公公最愛談的是他的童年、家庭與往事，往往是些不十分光彩的糗事。他講的時候，臉上帶著靦腆的笑，我們則聽得哈哈大笑。

那時，我喊公公婆婆為爸爸媽媽，已經十分地自然。

隔年春天，阿加拿到學位，我們搬到俄亥俄州，建立自己的家庭。買了房子後，我開始在屋前栽花、屋後種菜，園藝成了我與爸爸之間的分享。每次回曼哈坦，爸爸就到他的花圃裡挖些可以移植的花叢，讓我帶回去種。記得其中有一種紅色的秋菊，每年盛開時，豔紅如火，鄰居見了都稱讚。

1980年春，阿加在俄州工作兩年後，應聘到艾荷華州立大學擔任助教授，我們因此搬到艾荷華。艾荷華離堪薩斯近些，我們回曼哈坦的次數也較頻繁；那時我們由帶一個小娃娃回去，變成帶兩個小寶貝同行，爸媽都興奮地等著看孫子。

可是不久，爸爸開始有葉落歸根、回台定居的打算。1981年秋，他拿教授休假年(Sabbaticals leave)，以特約講座身分回中央研究院工作了一年。1982年夏，小叔拿到博士學位，前往德州工作，曼哈坦的老家成了空巢。

然後在那年秋天，爸媽自台灣返回美國後，爸爸就告訴我們，他準備在堪大再教一學年，即申請自退休，回台灣中央研究院擔任研究員。

「我回去後，將只靜靜地作研究。」他說：「我不擔任任何行政工作，也不與人爭名位。我想我會和年輕一輩相處得很好的。」

事實上，我們後來發現，他不僅與年輕一輩相處得很好，而且備受同儕與晚輩的愛戴。

他於1983年六月偕媽媽回台後，在中央研究院又整整工作了五年，於1988年六月以年屆七十，正式退休。

退休後的第十日，他與媽媽搭機回美國，原本預定要到紐澤西，與我們同住。熟料甫抵西雅圖，他即因腹痛住院就醫，三日後，不幸地因腹膜炎病世，留給周遭的人無限懷念。

他去世後，他的學生們陸續做了不少紀念他的事，包括由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在1991年六月印行一本厚達六百多頁的精裝本《許振榮教授論文集》，讓身為家屬的我們既感動又感激。

公公一生為人謙和、正直，終生在學術領域孜孜耕耘，暇時則以種菜種花自娛，堪稱是位令人尊敬的「園丁學者」。

認識公公的人，都會覺得他是一個謙和敦厚的人。

從他講過的許多的小故事中，我覺得他的謙沖厚道實與他成長的過程息息相關。

公公是台北文山人，1918年出生在木柵，先後畢業於台北二中、台北高校與日本東北帝國大學，爾後並獲日本東北大學理學博士。

在他的年代，能享有如此高等教育的，大抵出自名門望族、醫生或富商的家庭，從小倍受大人的呵護，也肩負著家庭的期許，可是他的情況不一樣。

他的父親在木柵市場經營一間雜貨店，在「下湖」〈現今景美女中附近〉擁有一片柑園與房子，娶了三房妻室，生了十多個子女，以治家嚴厲著稱。

在三房妻室中，夾雜在大媽與三媽之間的二媽向以個性善良與好脾氣為人稱道。公公是二媽生的三男三女中的長男，自小承襲母親忍讓的習性，在複雜的大家庭裡默默無聲地長大。

他說，他小時候常隨大媽生的哥哥姐姐們到柑園，幫大人採收橘子。有時趁大人不注意時，快速剝個橘子，塞入口中，覺得汁甜無比，那就是他童年唯一的零食。

一直等到上了木柵公學校，他才因成績優異，引起老師的注意。可是小學畢業後，由於家裡沒有讀書的觀念，他也沒立刻升學。倒是惜才的張水龍老師特別登門造訪，加上同父異母的二哥極力說項，嚴厲的父親才准他去報考老松國小高等科，從此改變他的命運。

他在老松唸了一年高等科，隨即考上人人稱羨的台北二中 (現今的成功中學)；在二中僅唸了四年(日制中學是五年畢業)，即考上全台唯一的一所高校 ─ 台北高校，從此成為全家人的驕傲，也為弟弟們樹立了勤奮讀書的楷模。

來自農家的公公就讀台北二中與台北高校期間，與其他環境優渥的同學相較，顯得木訥、鄉氣。而日制中學又特別崇尚體育，缺乏運動細胞的他顯得笨手笨腳。在自知不會成為同學眼中明星的情況下，他便一味往自己喜愛的學科鑽研。

他個性憨厚，待人誠懇，功課很好，同學若向他求教，他都樂於幫助，因此求學期間，結交了好幾位終生相知的摯友。

當時由於交通不便，他每天必須清晨五點起床，天不亮即出門，先走四十五分鐘的路到景美車站，搭新店線的小火車到螢橋，然後再步行四十五分鐘到學校。如此從老松、二中到高校，一共走了八年，於是他利用走路時間背誦英文單字或沉思冥想，培養出他日後堅毅與深思的個性，也奠下他良好的英文基礎。

就讀二中期間，他每天上學途中，都會經過牯嶺街的兩家書店，造就他愛逛書店的嗜好。有一天，他在書店裡發現一本《幾何學通論》，愛不忍釋，便買了下來，回家後自己研讀，發現居然能讀懂七、八成，十分興奮，從此對幾何產生了強烈的興趣。

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唸高校時，他有一天在書店裡發現一本《物理概論》，也買了回家研讀，發現自己能讀懂六、七成，因此對物理亦相當熱衷。當時他心想：以後唸大學，若不讀物理，便讀數學。

1938年，他自台北高校畢業，負笈東瀛，報考大學。他先投考東京帝大物理系，結果名落孫山；轉而投考在仙台的東北帝大數學系，幸好金榜題名。就這樣，決定了他未來要走的人生路。

我始終記得他在說這些故事時，臉上帶著的那抹熟悉的、羞赧的笑容。

公公在四十七歲的盛年決定到美國大學教書，據一些親朋的說法，是為了子女的教育所作的「自我犧牲」。

因為他當時擔任台大數學系系主任，即將出任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所長，且被威權至極的蔣介石總統邀請為座上客之一，顯然宦途光明，然他卻選擇到美國過著平淡的生活，未免委屈了自己。

我剛到美國時，見他的生活相當簡樸，也有類似的感受。可是與他相處時日益久，這種想法便慢慢地改變。

我住夫家後不久，便發現他的生活十分規律。他每天清晨四點起床，在書房工作好一陣後，便準備上班。七點多，他到廚房吃一碗麥片粥，從冰箱取出午餐袋，通常是一塊三明治與一粒蘋果，放進公事包裡，開始走路到學校授課。

下午五點多，他步行回家，換上老舊的衣裳，到庭院工作好一陣，然後與家人共進晚餐，餐後大家一起喝茶聊天，或看電視。隨後，他又回書房讀書、寫論文。

如此日復一日。他不逛街購物、不外出旅行、不重視衣著、也很少參加社交活動。每逢週末或假日，他若不到湖畔釣魚，便花更多的時間在庭院與書房裡。

我那時想起我在台灣工作時的大老闆，同樣帝大畢業，天天西裝革履，出入有司機恭候，有公務車代步，周遭還有簇擁的人群，不禁覺得公公若在台灣，當能享受更好的待遇。

可是有個週末的下午，他坐在客廳沙發小憩時，怡然自得地對我說：「這樣的日子很好，我可以隨心所欲地作研究，過我喜歡的生活。」

又有一回，他似有感而發地說：「我以前在台灣時，必須每天踩著腳踏車到處教書、兼課，把能作研究的最好歲月都放在為生活奔波上，實在很可惜。」

他有時會請全家到鎮上較好的西餐廳吃飯，記得有一回，我聽他感喟道：「我一生中，就是在堪薩斯的日子最好過。」

我後來在家聽了許多他的人生小故事，逐漸串在一起後，就越來越能體會他說這些話的心情。

公公自1941年大學畢業後，就開始挑起家庭的擔子，此後二十年，手頭不曾寬裕過。

他因為成績優異，大學畢業後得以留在母系擔任副手 (助教的助手)。其時，為了弟弟們的學業，他陸續接兩位胞弟到日本，分別就讀於仙台的第三高校與東北帝大。不久，他又接母親自台灣來與他們同住。隨後，他的一個侄兒也來投靠他們，一家五口賃屋而居。

他們的父親起初按月匯款給他們，可是不久因病去世，家中的接濟便告斷絕。這時，擔任副手的公公沒什麼薪水，便在窪田正彥教授推薦下，到九州大學擔任本部均教授的助手(助教)，開始以微薄的薪俸，支付全家的費用。

1943年，他轉任九州大學附屬工專數學副教授，待遇明顯增加，但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本土物質異常匱乏，美軍的轟炸益趨猛烈密集，一般人躲避空襲惟恐不及，日子皆在戰戰兢兢、朝不保夕的緊張氣氛中度過。

日本總算在1945年八月投降，戰爭終於結束，大家紛紛作歸鄉的打算。公公這時先送母親、弟弟與侄兒們回台灣，自己則等到隔年一月才向大學辭職，與九州大學的朋友林渭川先生一起搭船返台。

回到台灣後，他馬上發現老家的家業已為三媽所掌控，家族的其他成員必須自立更生，因此馬上到台大就職。他於1946年一月出任台大工學院圖形幾何講師，半年後轉任台大先修班副教授，隔年受聘為台大數學系副教授，並於1953年升任正教授。此後直到1965年赴堪薩斯為止，他在台大一共服務了二十年。

台灣在國民黨統治初期，政治動盪，社會紊亂，民生凋敝，物價一日數漲，政府甚至後來強制人民以四萬舊台幣兌換一元新台幣。在這種情況下，薪水階級生活之困頓，可想而知。

這時的公公已經結婚，並育有一女，婆婆即是化學系的林渭川教授的胞妹。根據婆婆的描述，公公那時要同時負擔一家生計與照顧弟弟們，因此除了在台大教書外，還得到師大、延平等其他學院兼課。

但儘管生活負擔沉重，公公仍念念不忘作學問。他在大學畢業的第一年，即在窪田教授指導下，在《東北數學》期刊發表了生平第一篇論文，此後即以不斷發表論文為作自我期許。

他的第一篇英文論文於1949年在國際性的《數學年刊》刊出，引起台灣學界的重視。也因此，台大校長傅斯年先生在甄選公費赴美進修的學者時，將他列為首批出國的三名學者之一。

公公在1950年正月抵達芝加哥大學，追隨陳省身教授從事現代數學理論的研究。在芝大一年半，他的收穫甚豐，並且深深期待能多留一年，以便拿到博士學位。

可惜天不從人願，其時台大數學系的師資奇缺，新任的台大校長錢思亮先生頻頻寫信催他返國，他只得抱著心裡的遺憾，於1951年八月回到台灣。

回國後的他在台大的教學負荷相當吃重，因為那時系裡的另一教授施拱星先生已經赴美深造，直至1954年後方歸。據說那些年，公公幾乎包辦了系裡的代數與高等幾何課程，而數學又是許多理工學生的必修課，所以那些年，不少台大理工科的學生都修過他的課。

早年的台大數學系以要求嚴格著名。記得前總統府祕書長陳唐山先生有次在華府私下談話中表示，他當年考進台大，本是數學系的學生，因為第一年就被修理得「頭?金金」，隔年趕緊轉到物理系去。

公公曾就此解釋說，當年要求學生嚴格，係應系主任沈璿先生的要求。他說，沈先生畢業於日本最好的東京帝國大學，受過相當嚴謹的訓練，所以認為要求高，學生才會學得好。他個人則認為培養研究風氣，更有助於提高學術水準。

但也因為教授要求嚴格，學生素質又高，台大數學系確實造就出許多優秀的人才。不少台大數學系的學生畢業後出國，數年後，即一個個地在美國的名校拿到博士學位，逐漸在國際學術界嶄露頭角。這種情況更堅定公公要再度出國拿博士學位的決心。

他終於在1959年向台大申請留職停薪，回日本東北大學母校，追隨早年的恩師暨其時的東北大學數學系主任佐佐木重夫教授，從事現代微分幾何的研究。這一年對他與家人來說，實是非常辛苦的一年。

由於停薪，全家的經濟面臨重大的壓力。雪上添霜的是嚴冬時，他在冰天雪地的仙台跌了一跤，造成骨折，住院開刀後，整整躺了六星期。但他的毅力驚人，在那一年裡，居然完成七篇論文。然後，他在1962年二月拿到理學博士學位，一遂多年的心願。

拿到博士學位後的公公，生涯似乎更加開闊。他於1962年秋赴加州柏克萊大學任助理研究員，再度隨陳省身教授從事現代數學的研究。在柏克萊期間，他與後來出任堪薩斯州立大學數學系系主任的席格 (Singer) 先生同事，因而奠下日後赴堪大教書的緣份。

1963年，公公自柏克萊大學返台後不久，即代理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所長，並於隔年出任台大數學系系主任，同時繼續兼任中研院數學研究所代所長。

1965年，香港中文大學欲聘他前往香港教書，中央研究院有意請他任數學研究所所長，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則寄給他數學教授的聘書。結果，他選擇到堪大執教。爾後十八年，他在美國中西部大學城過著寧靜的教書與研究生活。

他生性內向含蓄，喜愛安靜與沉思，看來似乎對行政首長職位毫無戀棧。他過去的生活常為維持一家溫飽而汲汲營營，自己除了讀書、教書、研究與寫論文外，可說沒什麼娛樂。到了堪薩斯，他學會「偷得浮生半日閒」，享受自然。暇時到湖畔垂釣、或在自家庭院種菜種花，成了他的最大消遣。

他的三個孩子皆就讀曼哈坦公立高中、堪薩斯州立大學與研究所，使他無需為孩子的學費操心，難怪他會說在堪薩斯的日子，可說是他成年後，首次不需要為生活操心的歲月。

公公在六十五歲時葉落歸根，回台灣中央研究院工作，也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決定。

他是一個相當重視親情與鄉情的人，但在年輕時，為了追求生涯的進步，不得不數度離鄉背井，遠赴國外深造。

1950年，他首度赴美國研習時，太太剛懷第二個孩子。等他在隔年八月回台時，兒子已滿週歲。

公公說：「阿加小時候的眼睛烏溜溜，非常可愛。可是我一伸手要抱他，他便哇哇大哭，還怕生地把頭別過去。」

這話道出了一個年輕父親的無奈，也難怪他後來那麼喜歡抱阿孫。1983年三月，爸媽回台定居前，我帶著一對稚齡的子女回去，與他們相聚一個月。那時，爸爸特別喜愛抱七個月大的阿智。

他抱阿孫時，嘴角都溢滿了笑。阿智又很乖，總朝阿公笑，還常在他懷裡睡著。所以公公後來寫了一張獎狀給他，內容說：「許智恒，出生七個月，不哭不鬧，一天到晚笑瞇瞇，是我所知的第一好孩子，特此頒發獎狀。祖父許振榮上，1983年3月27日。」充分流露出他的感情與赤子之心。

阿加回憶說，他小時患小兒哮喘，每逢病發，便難過得無法入眠。那時，爸爸就整夜背著他，在客廳裡來回踱著步，讓他趴在他的肩背上睡?。

也記得童年時，父親常帶他到台大校園玩。有一回，爸爸帶他在台大數學館前的埤 (也就是現在的人工湖) 旁看小魚和蚵蚪時，不小心，掉落了手錶，只好跳入埤內，在泥沼裡摸撈。最後，手錶找到了，但爸爸卻是一身濕漉漉地牽著他的手回家。

他又說，唸小學時，每逢期考過後，爸爸總帶著孩子們到圓環吃肉羹、肉丸或筒仔米糕、蚵仔麵線，作為慰勞，那是他們最感興奮的時刻。

阿加在小學五、六年級時，父親到日本攻讀博士學位。他唸初中時，父親到加州柏克萊大學作研究。成長中的孩子帶點叛逆，也愛新潮，喜歡穿花格子襯衫、唱西洋熱門歌曲、也想學彈吉他，在保守的六十年代，這些便被大人視成可能變壞的傾向。

於是當公公有所選擇時，便帶著家人同赴美國，在堪薩斯一起生活。然後，他目睹三個孩子順利成長，女兒找到好的歸宿，兒子們相繼拿到博士學位，展翅高飛後，便開始規劃自己的最後生涯。

他雖然不善應酬，但他的人際關係卻常深厚而且久遠。他待人向來客氣，無論對師長、同事或學生、晚輩，一律尊稱「先生」。在居家談話中，我們如果聽到他提「沈先生」，知道是指前台大數學系主任沈璿先生；「施先生」是指他的老同事施拱星教授；「姚先生」是指他早期的學生、後來與他合著《幾何學》大學用書的姚景星教授；「霍樣(先生)」是指台大數學系第一屆畢業生、在底特律的偉恩大學執教的霍崇熙教授。

其他還有多位「先生」，我不甚熟悉，但他們那種師生之間互相客氣、尊重、亦師亦友的情誼，十分奇妙。也因此，公公雖然在美國教書十八年，與台灣的學界仍保有密切的聯繫。所以他在1983年自堪薩斯州大退休時，中央研究院立刻禮聘他為編制內的研究員。

而他在最後服務中央研究院的那五年，不僅依舊陸續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二十幾篇英文論文，還與呂素齡教授合寫了十篇中文論文，在《數學傳播季刊》上發表。此外，自己又寫了一本《幾何論叢》的書，其著作之豐，實令後輩瞠乎其後。

1988年六月，他與施拱星教授同時年屆七十退休。兩人作育英才大半生，桃李滿天下，其中許多皆是當今傑出的數學家。他們於是相約回台，在台大母系舉辦一場為期三天的數學論文發表會，紀念兩位老教授的榮退。

那三天的論文發表會舉辦得非常成功，可惜美中不足的是公公在第三天感到嚴重腹痛，無法出席當天的行程，連當晚的頒獎晚會，都由婆婆代為出席、領獎。

論文發表會後第十日，他與婆婆搭機返回美國，原預定要到紐澤西我們家，享受一下含飴弄孫之樂。熟料甫抵西雅圖，公公即因身體不適，入院就醫。更不幸的是三日後，他竟因腹膜炎溘然長逝，留給周遭的人無限思念。

公公去世後，1983年夏季出版的《數學傳播》期刊刊出一篇長達七頁、由中央研究院的劉豐哲博士與呂素齡教授合寫的《許振榮先生訪問記》，對公公的生平作了一個非常詳盡的介紹。

他去世一年後，台大數學系教授賴東昇先生等人發起成立一個《許振榮教授紀念講座基金會》，定期在台大舉辦國際數學研討會，邀請海內外傑出數學家蒞臨演講。

他去世三年後的1991年六月，由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出版一本厚達六百多頁的精裝本《許振榮教授論文集》，將公公一生發表過的近百篇英、日文論文彙集成冊，予以付梓。事實上，公公的著作非常專業，身為家屬的我們根本無緣置喙，所有的論文皆由他的學生們予以搜集、整理，並予校對。

書裡有一篇長達七頁介紹公公生平事蹟的英文文稿，由普林斯頓大學的項武義教授與底特律偉恩大學的霍崇熙教授合寫，相當細膩感人。其中一些細節與小故事，我們也是在讀了文章之後，方才獲悉。

公公去世十二年後的2000年三月，婆婆在台灣過八十生日。我們在壽筵中很驚訝地發現居然有二十多位賓客來自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與台大數學系。他們還帶來一幅台灣前輩畫家楊啟東先生親自作的油畫，為婆婆慶生，畫面就是台大數學館前的湖畔風景。

我們稍後才知道原來這幅畫的背後還有個故事。根據台大數學系楊維哲教授的敘述，他先向同期同學與系、所同仁募款，說要紀念許教授，請他的父親楊啟東先生特別作一幅畫，送給婆婆，作為生日禮物。然後在楊啟東先生作畫完畢後，他要求他的父親捐畫，再將同學、同仁合資購畫的款額悉數捐給紀念公公的《許振榮教授紀念講座基金會》。

這真是個溫馨的小故事，我們聽了，都很感動。在未認識公公之前，我先入為主的觀念是覺得唸數學的人很有理性，也很嚴謹嚴肅。後來由於公公的關係，我才逐漸體會他們彼此之間的情誼竟是如此地濃郁深厚。

我從不瞭解公公的著作，也無法窺探他在學術上的成就。我對他的記憶，僅基於家居的相處。我從他那裡學到園藝的樂趣，他也在1983年回台定居之前，把他所有的農具，包括一台他過去常用、我現在也仍在用的小推土車，全給了我。

隨著年歲愈長，經歷的事情愈多，我在弄土養花之際，會不自而然地想起他，覺得他看似平淡的人生，實則蘊藏著無限的智慧。事實上，在滾滾紅塵裡，自甘情願地選擇過平淡的日子，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他一生掌握最基本的人生方向與處世原則，其他一切盡量簡單化，然後誠誠實實地為人、認認真真地教書、孜孜不懈地作研究，一步一腳印地朝有意義的人生目標前進。

他待人誠懇、敦厚、正直，不與人爭，確實做到「君子溫、良、恭、儉、讓」。他終生如老圃般，辛勤不倦地在學術的領域不斷地耕耘，實是個可敬又可愛的園丁學者。

許振榮教授與孫子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