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道關懷中把阿殿活出來

文/王淑英口述‧黃嘉光紀錄

阿殿對理念很執著。大學時代，我就知道他很有本土意識，關懷勞苦大眾，比同學看得更遠，讓他的社團同學感到驚訝。他個性內斂又很有創意，深深吸引了我。我反叛傳統，但也像我的媽媽一樣，執著傳統的真善美。阿殿不直接在行為上反叛傳統，而是思維反叛，我則是行為反叛。

我們之間是一種合作和夥伴的關係，所以我們皆能接受彼此的朋友，他們都是關心台灣本土文化、歷史和社會運動的人。我比較理性，阿殿除了理性外，還兼具感性。性格雖然不同，因為有共同的特質，卻能夠互補，我們因此能夠長久相處，讓我們的婚姻走得下去，許多事情也因此得以成就。

這種搭配，讓我在突然失去阿殿這個工作夥伴後，在海外、在台灣，身旁仍有相同信念的人，支撐我繼續為使命感走下去而不至於太寂寞，但我仍感覺阿殿比較幸福，因他走時並不孤單。阿殿在我（唯一親人）陪伴下度過生命的最後時刻時，仍有那麼多年輕伙伴一直與我們相隨，這種深情勝過有子女的人。

在貧窮社區看到社會的不公平

在大學時代，我還在追尋自我，出國對我是大考驗，一直到出了國，才體驗到真正的反叛是甚麼，也認識到父權文化的脈絡。阿殿看古書、歷史，比我更早看到那部分，在大學階段就理解到台灣統治結構的本質。

那時出國念人文社會科學的人少之又少，教育學院不提供全額獎學金，頂多免學費，我們到波士頓念教育碩士時就得開始打工，生活清苦。但全然的自主自立生活使我們想追尋以前在台灣看不到的，不斷閱讀日據時代和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禁書。那時的波士頓是歐洲啟蒙進步思維很重要的城市之一。歐洲要擴大版圖時，很多人移民到美國東北角，因而稱為新英格蘭，大波士頓區因而有不少義大利及愛爾蘭人的後裔居住。美國社會在當時是充滿著反戰的氛圍，人民反抗國家霸權壓迫，想找到未來，我們也在那時候開始介入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l），不只關心台灣政治社會，還關心伊朗和南美洲被壓迫的人民。學教育的資源有限，需要去當管家，生活上才能餬口。接觸美國各階層的家庭生活雖然辛苦，但因而認識多元文化背景的美國人，從貧窮到富裕都有，也因在貧窮社區看到社會的不公平，黑人如何被剝削。有別於理工科系的同學，他們待在學院，進入公司、機構和企業，跟我們看到的美國貧富懸疏的社會是不一樣的。

阿殿非常同情弱者，我們甚至曾經想去印第安保留區工作，扶養印第安小孩。他一向關心台灣弱勢的原住民問題，也常常提到福佬人如何被華人壓迫，南部人到北部念書如何被外省籍同學取笑[莊腳人]，這是在台北長大的我所不曾遇過的，這些經驗更匯聚成我們關心台灣社會議題的動力。我們自發性地參加同鄉會，遇到國民黨派Spy來瞭解、打壓，看誰在講台語，阿殿就受不了，因為母語是生命與文化不可分離的環節。這些我是在出國後才更深刻感受到，我在台北長大即使有感受到階級問題，卻較無直接受到族群和文化的壓迫。不過我的父母仍因經歷過二二八事件，恐懼政治，不准子女談論這些事。它造成兩種留學生的心態，一種是不管政治，一種是很快參加同鄉會，希望趕快找到台灣的出路。

出國的留學生展現了對民主的追求，關心島內政治，初期我們並不是很重要角色，但與台灣來念書的年輕學生有更多的互動。政治的壓迫使得很多海外同鄉不能回台灣，只能在外面安身立命，成家立業。念完碩士學位，阿殿與我皆從事基層教育工作，他擔任特教老師，我則為幼教老師，照顧Boston多元文化的孩子們，工作以外全部時間皆投入民主運動，也錯過了自己養兒育女的時間。

搬到紐澤西去做放牛班博士生

30歲我就獨自一人回台灣，那時黨外人士正好準備籌組美麗島雜誌，我在台灣住了一年，與民主運動團體有所互動，這一段經歷是島內與海外銜接、訊息往來的里程碑。那時台灣正在蘊釀有組織的反對勢力，鄉土文學論戰也在此時候展開，很幸運，我與島內民主人士有很多接觸，包括康寧祥和黃信介等，諸多黨外人士因此都有互動。當時人民的不滿沒有出路，沒有發聲的地方，想透過集會、發行地下刊物來表達，這是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很關鍵的社會脈絡，引發未來與海外更密切的合作與互動。那時島內人士要跟海外互動很困難，因為沒有傳真機，沒有電子郵件，電話不敢打，信件怕被警備總部抽查偷看，家人常被管區警察警告。

我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就已返回美國，事件發生後，很自然我們就變成海外連絡及救援人，兩人全力投入被迫害的美麗島人的救援工作。除了銜接島內與海外同鄉外，也需要讓國際人士知道台灣戒嚴時代的恐怖，於是開始做國際人權工作，也才會認識Lynn Miles（梅心怡）。美麗島人士被判刑之後，我們開始思考自我的抉擇，人生何去何從的問題。後來，我們決定搬到紐澤西做農場，這個舉動有點像自我勞改的感覺，我也開始去做放牛班的博士生了。那幾年往來的朋友中，很多人是關心台灣歷史文化的史學家、文學家以及基層社會運動者。與海外、國內的藝術界人士互動中，瞭解哪些人比較關心勞動議題。小花農非常難生存，此時阿殿為了餬口，開始為台灣的廢五金商人找海外基地，幫他們做翻譯，這樣可以存錢，他說，只有為了捐助弱勢團體和民主運動，讓他有動力去賺錢，這是他有名的思維，因為要去幫忙民主人士，所以才去做這些他不是很喜歡的事。

一次一次的回台，我與台灣的銜接一直不斷，也透過收集民主雜誌送出海外讓同鄉來瞭解台灣社會。回美國時，我就向同鄉介紹台灣現狀，為大家做文化資源的銜接工作，挖掘一些島內不容許存在的文史資料，認識且協助張良澤、謝里法等所蒐集的早期台灣出土文物，都是用盡感情投入、不停的做下去。那時候，我們認識了許多島內的民主鬥士，他們的犧牲奉獻，跟解嚴以後島內社會的壓迫漸漸解除、政治較開放後所認識的政治人物是很不一樣的。

1988年我獨自先搬回台灣定居並在高雄縣推展婦幼青少年工作，阿殿與黃再添夫婦有更多互動，就一起協助島內出來的人士，或是需要在海外做交流串聯的人，因為阿殿做生意，也才有一點經費可以幫忙。剛搬到紐澤西做農場時，來農場的訪客滿多的，美麗島事件後出獄的民主人士常到我們的農場住，給他們一個休息的地方。因為阿殿的慷慨、寬厚、接納，希望共同為世界打拚，我們也結交世界各地的人權朋友。後來更透過Email聯繫台美兩地的民主運動團體和AI，把視野打得更開了。

我回台灣後，阿殿一人留在農場，很寂寞，他就專心寫書。但每年暑假我都回美一次，探訪他及一些老朋友。五年後他決心離開喜愛的農場（一個很棒的創作空間）回台。回台灣是為了我，也是為了幫助台灣人參加國際事務。他覺得台灣要在國際曝光，要在世界有聲音，台灣的NGO一定要加入國際組織才行，為甚麼？因為國民黨政府與國際社會只有形式上的來往，無助於台灣人的民主參與。

他的人權關懷很細膩

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後，呂副總統在總統府開創人權委員會，阿殿受邀擔任人權諮詢委員，參與一些人權工作。外交部也從那時候開始，比較重視人權工作，成立NGO委員會。但是阿殿沒有一官半職，只能建言，這跟只圖名聲的人比較，阿殿鼓勵及帶領更多人實際參與國際會議，即使我們得自掏腰包。政黨輪替後，我們才開始看到台灣民間組成很多參訪團參與國際性的組織活動。人民組織應有獨立於政府的立場，因為阿殿認為代表基層社會的組織才是人民團體，政府帶領的機構與財團根本不能代表人民發言。民主社會的形成，阿殿不希望看到人民因抗爭而流血，希望透過NGO的聯合施壓，形成制衡的力量。

為了讓台灣被世界看見，阿殿用心良苦，他拋棄美國的田園生活，回台灣投入枯燥的資料收集和人權教育工作。他不斷教導大家認識UN（聯合國）的各部門、不同功能以及與NGO（非政府組織）的關係。台灣有關NGO的中文資料一直很少，他就在暑假飛去紐約的UN，去收集一些資料，花很多時間翻譯，一些書就在他的堅持下一一出版。

他寫的書議題比較嚴肅，硬梆梆的，例如介紹國際刑事法庭（ICC）讓國人認識，說明 UN成立ICC是要審判一些殺害成千上萬人民的獨裁者和政府。他是第一個把ICC的理念帶進台灣的人，由於他沒有在學院教書，他的用心論述較少被人看到，但我看到他的辛苦，努力不懈，也因此積勞成疾。

他不辯論，不擅長喊口號，但他的人權關懷很細膩，到各地去開人權課，談根本的人權精神，很多年下來，即使得了肝癌還是不停的做。

為紀念、思念阿殿，我與袁志君翻遍阿殿書房的各角落、從書架、櫃子找出舊文件筆記、查遍電腦及光碟中的所有資料，期盼找出他未出版的作品整理出來，希望將他的人權工作進一步落實在台灣。在傷心的近四百個日子裡，每次重看阿殿追思會的DVD影片時，好友們的祝福及鼓勵，成為安慰的話語。同時更在阿殿癌症末期時，由於紐約的摯友黃再添的鼓勵推薦下找到一位資深編輯黃嘉光先生開始為阿殿著手作口述歷史的訪談。一年半的時間，所有作品及好友的追思文集在嘉光的協助下，集結成《蔡明殿談憶錄》上下兩集。感謝所有注入心力的好友，更豐富了台灣社會。

阿殿常提醒我們，人權不是指個人主義下的個人要求，你爭我奪的我所要的，而是世界人權宣言所指的所有人能共同營造享用的生存權、工作權、居住權、健康權、教育權…等。我們要將社會運動與人權組織串連，做制度的銜接以便爭取更多人民之幸福。

「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理念

我們下一步能做甚麼？在某一個層面上說，好像仍是人道關懷，但它必須是社會性的關懷，能根本解決人民的生存問題。早我們走一步的阿殿和媽媽都不是為了私人利益，只要把週遭的人照顧好就好了的人，他們都考慮人類遠大的目標，不要大欺小、強欺弱的社會，讓大家和平地有尊嚴的活下去。

育合春教育基金會出版的《蔡明殿談憶錄》是屬於大家的作品，期待可以將我母親和阿殿所秉持「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理念承繼下去。未來更要努力，透過合作的概念、用智慧的方法、以人權的理念，凝聚被異化的人的本質，才不會被資本主義社會不斷刺激的物慾和不是人真正需要的商品所矇騙和誘惑，創造出我們可以一起活下去的生活模式，最終才能看到台灣歷史的新頁真正展開。

 

（作者為台灣非政府組織國際交流協會創會理事長，現任育合春教育基金會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