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速描

作者趙珠蘭

“To Julan, Old comrade in social movements for me and Lynn – keep up the feminist spirit!” 在書內的第一頁，琳達寫上此簡短的贈詞，勾起了我掩埋已久的記憶。對這一生刻畫出的痕跡，琳達的標題是「美麗的探險」，而我的標題應該是什麼呢？

一頁頁的翻下去、一字字的唸她的傳記，那段共同乘風破浪的歲月，又重新在腦海裡面活躍。她，是一個外國人主動來台灣探險；我，是土生土長在其中，命運被迫要經歷。

命運所承受之重

政治的話題，在外公家的庭院內，從來就不是禁忌，因為有一位漂亮的嬸婆，經常獨自帶著兩個兒子來做客，但我從來就沒有見過外叔公。母親說，她這位親叔叔是明治大學的畢業生，當年留學歸國，在火車站下車時，頭戴方帽身披風衣，英姿瀟灑，造成小城裡不小的轟動。但是，或許是他的光芒，以至於後來成為外來統治者的搶下冤魂。

悲劇發生之後，外公極力結交外來權貴，經常用三輪車載著他們招搖過市，以期換來其他家人的安全，並能為弟弟收尸安葬。外公年青的時候沒有依計劃東渡日本讀大學，因為在師範學校畢業的前夕，他寫了一篇文章批評台灣日本人的傲慢自大，貼在學校的壁報上，於是被勒令退學，沒能拿到高中文憑。

「出去外面不可以亂說話。」每次外公對政治大發議論之後，就這樣囑咐我們。但是嘴巴可以不開，腦筋卻無法不想，從小我就對“黨外”的事情特別關心。

家住龍山寺後面時，每當選舉到來，西園路廣州街一帶總是人聲鼎沸，甚至到深夜還燈火通明。平常時日不能說的話、聽不到的事情，就在一小段日子裡，會自動爆發出來。記得有一位外省老貝貝，不知從哪裡冒出來，與當地的人文環境極為不相配，在選舉期間每晚拉著一輛破腳踏車，有時後面還跟著一位步態沉重的婦人，車上載著一個大牌子，寫著密密麻麻不曾聽過的控訴，讓路人無法不多望兩眼，那悲哀與無助的身影。

早期的競選演講，人潮只聚集在龍山寺的前庭，後來就連線把擴音器裝到圍墻外及對面的商場；美麗島事件後，在受難家屬的競選演講會上，擴音器幾乎延長到另一端的十字路口。當候選人站起來鞠躬，音樂響起“望你早歸”、“一隻小鳥號啾啾”時，台下不約而同一片涕泣聲，不必說一句話，捐款箱已塞得滿滿，票也應該在內心投完了。我在人群中噙著淚水，聽了開場白就離開了，我怕我無法回去美國繼續唸書，故鄉人正在承受巨大的苦難，我怎麼能夠毫無感覺的追求學位。

其實，在安娜堡攻讀機械工程博士班的那幾年，我的日子多半是如此這般渡過的 –右手演算著流體力學方程式，左手捧著密大東亞圖書館的人文歷史藏書。從前看不到或沒看到的書籍雜誌，是我在冰天雪地的大學城中，最重要的精神資糧。那時候，我真的很羨慕其他種族的同學，以為他們不用背負家鄉苦難的重量，可以專心一意的唸書（二十年之後我才知道，比起這世界上許多地方的遭遇，包括號稱自由民主的美國，台灣的經歷算是小case）。

第一次出國留學，是大學畢業後一年。剛到不久就在書店看到台灣的禁書，好奇的買了幾本，簡直讓我目瞪口呆，原來幾十年的歷史教育是被騙了！本來就從未加入過K黨，雖初到異鄉人地生疏，也不願參與所謂的“中國同學會”。芝加哥有一群左派台灣留學生，他們有學問、有理想，我交了一些朋友，也看了樣板戲、穿軍裝的芭蕾舞劇、以及左派的文史資料。那時，的確對中國充滿幻想與期待。

然而，我真正參加與政治有關的活動，是到洛杉磯工作之後才開始；在那之前，我一直是典型的乖學生小女人。洛杉磯是八十年代台美人政治活動的重鎮，各路的英雄好漢都到此集結，很快的我也受到影響，被取名“阿美”，因為那年代的“抓耙子”仍無所不在。其實我是個膽小鬼，只做些跟班打雜的小事，對“政治派系”的糾紛不是太了解，單純的為了故鄉的正義幫點忙。

有一段時間，我活躍於洛城各種社團活動—讀書會、同鄉會、婦女會、台灣學生社，以及工程師協會等，編雜誌、辦演講、演話劇、寫傳單、示威遊行，把本來只會寫電腦語言的手，鍛煉出拿起筆來變單字成章句。但是，台灣正在發生波濤洶湧的民主運動，在美國做那些事情，只能自嘲是半個“週末革命家”，調劑單調無聊的美式生活。

當然不是所有關心台灣的同鄉都和我一樣，最令我佩服的是一些無名英雄，尤其是台灣學生社的同志，他們冒著有家歸不得的風險，放棄可以光宗耀祖的學位，為喚起年輕學子的台灣意識，而全美奔走串聯。

街頭運動

我在辦公室裡越來越坐不住，每年都要把假期請滿，回台灣參加街頭抗爭。名義上是“省親”，卻經常一大早就出門，跟父母說去找朋友。雖然沒有說謊，其實是和同志開會，或在馬路上呼喊口號。有一次走在衡陽路的中間，無意中轉頭一看，騎樓下站著看熱鬧的父親，他吃驚的臉孔卻帶著微笑。那年頭，黑名單是長長一串；再也回不了家還算事小，陳文成博士的悲劇仍記憶猶新。

終於公司改組，工作沒了，我有理由乾脆搬回台灣。那是九十年代初，往國外移民的風氣正高漲，我要逆向而行，父母必定是反對的。然而我覺得再也等不了，全世界的政治情勢正在大翻轉。朋友幫我在台北一家知名的工程公司找到工作，我有了更充分的理由，於是父母只好委曲求全，志願來美國陪伴剛上初中的孫女。

那是一段生命中最有意義的日子。不到兩個月我就把工作辭了，加入勞工陣線，全職投入社會運動，因為上班不是回台灣的目的。那時的工運才剛起步，大部分的活動還是做政治抗爭，因為政治是一切問題的源頭，改變迫在眉睫 –釋放政治犯、國會全面改選、反軍人干政等等街頭抗議遊行，如火如荼的展開。我在台北的大馬路上，裹著外套仰望星空，睡了五個夜晚；面對荷搶的軍警鎮壓，簽下打死不退的切結書；在工廠和工人們座談、鼓勵他們組織工會；到南部偏遠的村里拜訪、鼓舞基層的草根民主力量。獨臺會事件發生時，與幾位朋友在調查局門口守夜，給被關押的四君子精神支持。

當學生們第一次在台北車站集結過夜，抗議調查局進入校園逮捕學生，我臨時受命寫了一篇文章，為沒有團體支援的唯一女性受難者發聲。當晚趕著截稿前傳真給各大報紙，第二天天還未亮，就有自立早報免費在台北車站大廳發送，一位女同學站起來用擴音器朗讀屬名王秀惠的公開信 –“蘋果的告白”，全場鴉雀無聲，只聽到此起彼落的啜泣。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寫文章被登在報紙上。

在台灣社會運動打滾了六個月的之後，我決定還是返回美國，雖然內心非常的不捨。男人在外衝鋒陷陣，不必憂愁家庭沒有賢內助支撐；但是時代還沒有付予女人這種待遇。父母不可能一直幫我照顧女兒，她即將進入青少年期，要她重新適應一個新的生活環境，對她不公平。而且，台灣的民主運動似乎要走進另一個階段，街頭抗爭將不再是主角了。

女性意識

在日據時代，母親算是高級知識份子，她畢業於台北師專，如果不是戰事吃緊，海上航行非常不安全，她還打算到日本讀大學。可是她對性別有種奇怪的偏見，好像女性天生就是次一等的品種 — 智力差又情緒不穩定（台語叫做“ei不來、sàh不去”），所以她在小學任教30年，從來不教女生班。也常不經意的說：「就是把妳少生了一條鞭。」

因此，從小我就不是一個有自信的人，不只對自己的能力懷疑，還對自己的外表羞慚，在學校只是一個不起眼的中等生。但是作為老師，母親是很注重教育的，小學時候家裡就有成套的東方文庫，還送我去學繪畫、書法、珠算等技藝，也逼我課後補習，更經常送禮給班導師。初中考上第三志願，我讓她在同事之間很沒面子；高中考上北一女，她覺得扳回一城；大學放榜那天，我跟她稟報錄取台大時，迎到是一副要哭出來的愁容，說：「妳將來怎麼嫁得出去啊？」

命運不幸被母親言重，離婚的時候，我聽到長輩們的感歎多是：「妳啊，就是書念太多…」、「為什麼唸工程？不像個女人，不懂得撒嬌」、「男人不喜歡妻子太聰明，愚愚的顧家就好。」那時，我真是深惡痛絕這社會的性別歧視。不只是一般人的觀念如此，法律也公然的保障男性 –-兒女及財產權均歸屬男方，除非丈夫主動放棄；妻子要求離婚，必須提出十二萬分確鑿的證據。

在玻璃屋內長大的我，離婚是平生第一記沉重的打擊。生活一向順風順水，尤其在萬綠叢中一點紅的工程界，更是被捧成高塔內的小公主。離婚之後，我決定不再順從自小被教導的那一套觀念，我要走自己的路，男人能的我也能，女人的價值由自己決定，所以我立即重新出發，再次到美國唸更高的學位。

我把一切都準備好了，才告知母親。她幾乎歇斯底里，一個女人單獨帶一個幼兒，在遙遠的異鄉，怎麼過活啊！況且，不趁著年輕再找個人嫁，還要去唸博士，真是孺子不可教也，下半輩子怎麼辦？

其實她是對的，在唸工學院、做工程師的時候，最辛苦的是孤單 — 沒有同伴、沒有背後的推手、甚至沒有角色模範。我不像西方女性那麼堅強，到後來覺得心力交瘁，我不適應那種環境，尤其在自我中心、處處競爭的美國文化裡。

說來難以置信，我的女性意識啟蒙者是一位男性。應該是在做週末革命家那段時間，一位博覽群籍的天才同鄉，送我一本書 —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那本書很厚，我花了很久時間也沒有看完，但從此被西方女性那種獨立思考、自主生活的態度所吸引。我開始尋找女性的傳記，那些在傳統社會看不到的形象，如爭取選舉權的蘇珊安東尼（Susan B. Anthony）、首位單獨飛越大西洋的女飛行員艾爾哈特（Amelia Earhart）、二十世紀初獨自到西藏居住的女探險家大衛尼爾（ALexandra DaVid-Neel）等，她們不尋常的生命軌跡，深深吸引了我。

九十年代初，台灣的社會運動正蓬勃進行，我回到美國過著平靜的生活，內心極端掙扎。雖然找到一份工作，卻無法定下心來上班，這時才慶幸當年沒有拿到博士學位，那個失敗的重擔一直壓著我。我打了一些小工，想試著寫作，努力在報紙、雜誌發表文章，也翻譯了一本長篇小說，是中美洲女作家Gioconda Belli寫的“The Inhabited Woman”(中譯名：“百年心魂”，遠流出版社)。主角是一位擁有高薪的年輕女建築師，最後拿起槍加入革命組織。

靈魂的轉折

有句俗語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而我似乎兩者都犯了錯，因此才過四十歲，就開始產生中年危機。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活著的目的是什麼？我內心經常盤踞著無名的煩惱與恐懼，日子越過越空洞、蒼白。

我開始搜尋以前所不曾涉獵的領域：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上各種extension的課，參加一位退休教授的家庭查經班，出席在達賴喇嘛的講經會，報名無奇不有的NewAge的演講或活動。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一些自我成長班，我不只陸續上了四、五年的課程，還長期做義工。

在成長班裡，有各種階層、各種種族的成員，大家都是來學習脫掉外表的偽裝、看到真實的自己。他們大大的豐富了我的生活經驗，雖然已經旅居美國二十多年，上過學又上過班，但從來沒有那麼深切的體會到不同文化的細節；也是由於這個的經歷，使我開始回顧我所來自的文化，更遇見了前世今生的情人 — 喬，改變了我的生命方向。

上了這麼許多成長班之後，內心仍然沒有被填滿，我又註冊了更正式的訓練課程 — 聖塔摩尼卡大學的精神心理學（Spiritual Psychology）碩士班。這個特別的課，把人類的心理層面和宇宙的精神層面連結起來，使我一向只懂科學的頭腦，開始對神學感到好奇。喬送我一本書 –“The Kybalion”，合理辯證抽象思想，科學系統化的討論形而上學（metaphysics），我愛不釋手，好一陣子幾乎隨身攜帶。

拿到心理學的學位，我最大的成就是出版了人生第一本書 –“不知道我不知道”（張老師文化）。其實那只是運氣好，因為有位朋友要遷居回台，順便把我的文章帶給出版社，而那編輯大人居然有眼視泰山；其後，我還為張老師月刊寫了數年的專欄。現在重閱那些文章，卻令我汗顏，在人生道路上走得越久、對古文明的哲理探索越深入之後，再看西方的心理學，實在不敢恭維。

前世今生的里程

進入新千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過去曾一起為民主運動打拼的同志，邀我回去擔任他的副手，管理一家有一千八百名員工的國營公司。我喜出望外，賣了車子、房子，買了單程機票，以為可以再為台灣打拼，實現長久以來的夢想。

沒想到一年半之後，我又拎著兩隻行李箱飛越太平洋，和二十七年前第一次出國時一樣。「政治本來就是權、利的鬥爭。」喬笑我太天真，單憑理想就要想改變世界。我只能苦笑，帶著失落與疲憊的心情，躲在喬的城堡裡得過且過。

剛從醫師職業退休，喬日以繼夜致力於寫作，這個嗜好和我內在的渴望不謀而合。他常拿剛寫好的文章要我提出批評，也要我一起腦力激璗下一個寫作的主題，並很認真的作筆記。因此我們經常一坐數小時，做天馬行空的討論。他家有個不小的書庫，收集了我從未看過的歷史、哲學方面的書。「做偵探式的閱讀，不要把書上的東西照單全收。」他經常這樣提醒我：「歐美人寫的東西有很多謊言。」我嗤之以鼻，認為他有種族偏見，因為從小我是以背書的教育方式長大，並且絕對相信歐美思潮最優秀。多年之後，我才學會偵探式的閱讀，懂得分辨那些吹噓、扭曲的內容，不能不同意他的判斷，尤其在歷史、思想方面。

「我研究的是至少兩千年之前的東西。」他的這個興趣，當時的我聽起來覺得很可笑，認為他呷飽太閑。於是他給了我第二本書 — “The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作者Muata Ashby)。此書既厚且深，居然讓我一字一句唸完，因為書中所解釋的古埃及神學，有輪迴、冥界、極樂世界、道無所不在等的觀念，與我成長的文化非常相似，引發了我對古文明探索的興趣，把他書庫內所有有關的書一本一本的唸完。我完全相信喬的觀點 — 古希臘文明來自埃及，但只取了其中他們所能理解的一小部分。然而，當他提及老子、孔子的書也是來自古埃及時，我就非常不服氣。

感謝上天，在台北一個濕冷的下午，我無意中逛到三民書局，一本書名使我的眼珠差點跳出來 — “五千年前埃及的『法老書』（老子•道德經）”。從此，我成為作者林明華先生的粉絲，每次回台必定去上他的課，並買了他的全部著作帶回美國。其中有一本小冊子 — “台灣最偉大的神學殿宇 – 清水•紫雲巖”，使我一輩子不解的謎，有了朦朧的答案。

從小在廟宇邊長大，對廟裡的神明、道具、建築，一直充滿著驚奇與疑問。每年回台灣，看到山林野外的大小寺廟，一年比一年增加，香火一年比一年興盛，無法不感嘆台灣人的心靈依托，竟是如此的根深蒂固，那應該是最道地的台灣文化，也是最值得大書特書的精神文明。從古埃及的研究中，我經常有種靈犀相通的感覺，我的傳統文化應該與其有著千絲萬縷的關連，媽祖信仰就是一例，那在五千年前的古埃及就存在，林默娘只不過是老歌新唱的宋代版本。

“那是一門神聖的科學（Sacred Science）”法國神秘（玄）學家R.A. Schwaller de Lubicz如此詮釋古埃及的文明 — 古埃及的壁畫、象形圖文，並不是原始人的產物，而是具有極高神學哲理的表達；同樣的，台灣寺廟的複雜、精美，必定也充滿象徵性的意義，絕對不能以“迷信”來對待。

台灣是河洛族群最晚的落腳處，而河洛文化是“漢”文化的源頭。林明華先生不只發掘台灣寺廟的真正內涵 — 宇宙人身神學，也重新詮釋河洛古經 — 易經、詩經、書經、老子、論語等。這些書都沒有確實的作者，其中艱深的神學意義，早已隨中土的人文變遷，而大大的改變了面貌。二十世紀以來，考古學突飛猛進，我們需要重新科學化的檢視歷史，才能真正知道自己是誰。

於是，我的後半輩生活，似乎在冥冥之中被決定了下來。希望這一趟曲折荊棘的人生道路，沒有白走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