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雙手與藥

作者賴其萬

醫學教育者的使命

時間過得眞快，回到台灣轉眼已經八個寒暑，最大的喜悅是我有機會重溫二十多年來未能與父親噓寒問暖的天倫之樂。最近爲家父歡度百歲誕辰以來，我一直在想，回國以後除了這份承歡膝下的心靈享受，我到底還做到了哪些當初想完成的使命？此時才發覺這幾年來最意外的是除了從事與醫學教育有關的工作以外，自己竟然「拋頭露面」、「不務正業」，經常投稿、演講，不知不覺也累積了一些文章。深夜在書房裡打開電腦，看著過去這幾年所寫的文章，試著尋找回國以來的心路歷程，突然湧上一個念頭，爲何不與更多人分享這幾年累積下來的心得。於是我主動聯繫曾經協助我出書的張老師文化，將這些文章交給他們，透過編輯同仁的用心挑選，將之整理歸類，分別以「醫師這一行」、「醫病關係」、「大眾醫學教育」、「醫者風範」四部與讀者見面，書名則採自本書第一部的文章〈做醫生是一種福氣〉，引用摩爾醫師(Dr. Francis Moore)的名言：「醫生可以用三種方式來幫忙苦難的人：話語、藥與雙手。」 (There are three ways by which one person, the physician, can help another person i distress: words, drugs and hands.)

記得剛回台不久，當時《健康世界》的總編輯王溢嘉醫師邀我定期撰稿，我也不自量力地答應每個月找時間整理思緒，在〈醫林隨筆〉的專欄寫出對行醫、教學以及回國後的各種觀察與感觸。後來對社會事件偶有感觸，也開始在《自由時報》、《中國時報》投稿，之後承蒙當時〈自由廣場〉總主筆劉永昌先生邀請，以專欄發表文章，更使我一時勤於筆耕。這幾年來深感國內醫學生及醫生過度忙於專業，缺乏閱讀的興趣，因此二〇〇一年年底在《當代醫學雜誌》開闢〈每月一書〉的專欄，與幾位友人撰寫書摘，介紹値得推薦的好書。二〇〇二年我受慈濟《經典雜誌》王志宏總編輯之邀，開闢〈杏林筆記〉專攔，每個月與讀者分享行醫方面的反省與思考，希望社會大眾能夠進一步了解醫生對病人、家屬、疾病的各種看法，進而改善醫病關係。

全心投入

回台最初三年(1998~2001)，我在花蓮慈濟大學醫學院擔任教學行政職務，當時慈濟大學醫學院最高年級的是剛進入臨床的五年級醫學生，對我這一直服務於大學醫院者，能夠在沒有傳統包袱的醫學院繼續扮演醫師兼老師的角色，感到非常興奮。當時我不熟悉台灣的醫療環境與醫學教育，又對花蓮人地生疏，李明亮校長給了我很大的幫助。由於每班只有五十位醫學生，因此有機會與學生建立深厚的感情，他們也幫助我了解台灣年輕學生的心靈世界，與他們在一起的生活一直是我非常懷念的回憶。

第一次與李校長到台大醫學院參加台灣醫學院長會議時，與一些學長久別重逢的喜悅，到現在我還記憶猶新。回國這一年，剛好台灣的醫學教育被美國「國外醫學教育與認可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Foreign Medical Edu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評鑑爲「無法相比」(non-comparable)，經由成大醫學院創院院長黃崑巖教授及時向教育部提出建言，不久台灣即開始策劃醫學院評鑑機制，而後我也有幸參與國內「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的工作。接觸全國性的醫學教育後，我開始思索在花蓮爲一所醫學院的教學、行政、人事，投入所有的精力固然很有意義，但如果有機會能爲全國的醫學教育盡一份心力，應該更接近當初回國的理念。何況住在台北的父親聽力、體力日衰，行動越來越困難，三年來，雖然我常到台北開會，但來去匆匆，很少有機會與他見面，更談不上照顧。最後我決定離開花蓮搬回台北，非常感謝當時證嚴法師能體諒我「行孝不能等」的心意而慨允所求，我也未忘記我的承諾，迄今仍然每學期都在慈濟大學開課。

決定搬回台北後，學長黃達夫院長邀我參加他創立的「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J的工作。當時我認爲自己較習慣於指導醫學生的工作環境，且所學爲神經內科，尤其我的專長在於癲癇，與癌症並無直接關係，恐怕難以適應和信治癌中心醫院的環境。想不到他極力推薦我與宋瑞樓教授深談，他說宋教授最關心醫學教育，也不是癌症專家，但他從台大醫學院退休以來，十幾年來一直在此非常快樂地工作。想不到宋教授在那麼忙的日子，居然與我和內人深談了近一個下午。看到八十幾歲高齡的老師談到醫學教育仍然眉飛色舞、渾身是勁，而他對當前醫學教育的問題表現出的自責，深深地感動了我們。黃院長也與我交換了許多對台灣醫學教育的想法，他的博覽群書與對理想的執著，讓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一句話打動了我的心：「如果我能請你來當基金會的『講座教授』，你可以做台灣醫學教育的『巡迴大使』(roving ambassador)，追求你醫學教育的理想，那也符合這基金會的目標。」

於是，二〇〇一年七月我離開花蓮，先回美國整頓離開三年的老房子，並與內人對回台重新出發的日子做了兩個多月的思考與規劃。想不到在美國剛好碰上九一一事件，看到美國舉國團結一致應對這突發的悲劇，使我對故鄉的政爭內耗感到莫大的憂心，更加深了我回國的意念。

回國擔任「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講座教授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訪全國十一所醫學院院、校長，報告即將開始的新工作，並就國內一些醫學教育議題廣泛地交換意見。之後我與黃院長經常討論有關醫學教育的想法，定期舉辦基金會的醫學教育活動，並參與基金會與天下文化的出書計畫。這幾年來，黃院長從不過問我在基金會與醫院以外，參與其他醫學院的授課演講、定期在兩所大學醫院做床邊教學、參與政府研究機構與行政機關的評審、評鑑、會議以及其他大眾教育活動。基金會對我的高度信任與支持，使我更全心投入台灣的醫學教育。

醫學教育者的「正業」

五年來，在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除了門診看病、床邊教學以外，此地獨特的經驗也爲我的行醫生涯開闢了一個嶄新的領域。在身心科王金龍醫師領導下，我參與了醫病溝通團隊，而有機會更深入地體會醫病關係，尤其在病人瀕臨生命終點時，從醫護人員與病人、家屬的互動，學習到非常寶貴的心得。在團隊討論後，我常匆匆記下心中浮現一閃而過的念頭，在夜深人靜時，寫出〈醫林隨筆〉或〈杏林筆記〉的稿件。

搬回台北不到一年，黃崑巖教授受邀出任教育部醫教會常委，他希望我能擔任醫教會執行秘書，一起爲台灣的醫學教育做點事。記得當時第一個反應是我深感在台灣「名」與「利」的誘惑遠比美國來得多，所以我必須好好思考到底這份工作與我在基金會想做的事是否一致才能做決定。後來與內人及幾位知心好友商量後，我接受了這任務。這幾年來，與黃寛巖教授共事所學到的是我回到台灣最大的收穫之一。

這幾年也承蒙衛生署給我機會，參與醫學倫理、醫院評鑑以及醫學教育有關的工作，使我對台灣的臨床醫學教育有更深入的認識。過去我一直以爲台灣醫病關係的問題在於醫院、醫師與醫學生，但這幾年來與病人、家屬的接觸中，我深深領悟到醫病關係就像婚姻問題，是兩造之間的人際關係，所以病人也有需要檢討的地方，同時台灣的醫療制度也有許多急待改進之處。因此有時我甘冒不諱，寫出或說出心裡對社會大眾、制度以及媒體的隱憂。爲了這種問題，我曾向台灣醫改會的靈魂人物張笠雲教授討教，而她爲我安排訪問醫改會的那次經驗，使我對這位有勇氣、具正義感的社會學者想爲台灣醫療改革做的努力留下深刻印象。雖然有些事情我們的看法仍然涇渭分明，但我打從心底佩服她的理想與堅持。

同時這幾年隨著關心醫學生的愛心活動，也拓寬了我對社會服務的視野。在偶然的機緣下，我結識了亞都麗緻大飯店的嚴長壽總裁，對於他推動年輕人的愛心服務做的各種善舉，以及他如何努力由困境中脫穎而出的「身教」，留下很深的印象。後來我才得知他就是我所服務的「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當年成立時的幕後推手，更對他的眼光與善心由衷地感佩。

當我邀請這四位大忙人，醫學教育的前輩黃崑巖教授與黃達夫院長，以及社會清流的張笠雲教授與嚴長壽總裁，爲本書撰序時，他們二話不說、一口答應，是我感到最光榮的時刻。

總之回國是很多因素促成的決定，但我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變成這般「不務正業」。不過話說回來，一個熱衷醫學教育者的「正業」又應該是什麼？我想如果眞正關心台灣的醫學教育，我們的目標應該不只是教好醫學生的知識、技巧與態度而已，也該設法使未來的醫生可以在更合理的制度下，爲更知情達理的病人服務。果眞如此，那麼我想做的努力又何嘗不是「正業」呢？

最後我謹向我的祕書陳妙然小姐、前祕書詹碧雲小姐以及張老師文化的編輯同仁，謝謝她們在文字工作上的幫助，更感謝我的終生伴侶張燕惠醫師三十幾年來持續的支持。

在籌畫這本書出版時，我非常敬愛的同事，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前內科主任林毓萌醫師一年多來勇敢地與肝癌奮鬥，卻在此時不幸過世。想到這位在「醫師這一行」的佼佼者，對病人與家屬盡心盡力，他在「醫病關係」、「醫學教育」、「醫者風範」的努力有目共睹。既然本書是以這四個主題爲中心，在徵得林夫人的同意下，我謹以此書獻給這位實至名歸的良醫。我也邀請黃達夫院長在爲本書撰序時，能介紹我心目中的典範林敏萌醫師給大家。

謹序於二〇〇六年十月六日中秋夜

作者簡介賴其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