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美三十多年的回顧與感想
作者:葉思雅
今年的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年會在我們的費城舉行，我們醫科62年班有十二人來參加， 大家有機會相聚談天談地，同學也交換一些同學們的近況，別有風趣。回想起來，我們已經畢業三十七年了，很多人在國內、國外建立了事業，也聽過好幾位同學已經收攤退休了。想到我自己，退休年齡也將近了，應該要開始打算退休後的生活。我來美國已經三十三年多 了，雖然我們都是光拿扁擔過海來謀生，有機會在美國醫學界揷足，可說是幸運者之一了， 現在我將過去的經驗回憶一下，希望可做年輕 一代醫學生的參考。
一、我不能出國
我生在台北市醫師的家庭，不幸我父親在二次大戰時被日軍調去當軍醫，一直就沒有音訊，所以我從小就失去了父親。因爲我們葉家已經行醫好幾代了，我從小就認命當醫師。我是獨生兒子，二位姐姐沒有學醫，所以從小就認命不能出國，要留在台灣照顧母親。我在台大醫院婦產科當住院醫師時，看到同學們一個接一個出國，不免感到羨慕。台大醫院婦產科 住院醫師制度是“金字塔”式的。第一年有四位，第二年三位，第三年剩下二位，到第四年只剩下一位當總住院醫師。當時我們都很努力，希望可以留在台大當總醫師。婦產科住院醫師的淘汰向來是由教授們投票決定的。當我們要升上第四年時，只剩下吳叔明醫師與我。那一年教授們例外的決定不投票，而由吳醫師和我抽籤決定。就在那二、二秒內我的命運決定了——我抽輸了，一定要離開台大！
這個突然的決定，對我的一生影響很大，我在住院醫師期間，曾經幫助陳皙堯教授做了一些胎兒心電圖的硏究，也發表過幾篇論文， 所以對醫學硏究感到興趣。當我失去了台大住院醫師職位時，在台灣找不到適當的醫學硏究機會，所以我只好向家母請求讓我有機會出國，經過多次的懇求後，家母終於答應了。
我首先去拜訪徐千田教授，因爲我聽說徐教授與美國耶魯大學的Edward H. Hon教授有熟。當我在做胎兒心電圖硏究時，常常看到Edward H. Hon教授的論文，他可說是這行的權威。當時雖然徐教授不認識我，他不但沒有拒絕，反而一口答應替我寫信給Hon教授，我眞不知如何感謝徐教授。大約二個禮拜後，徐教授通知我說Hon教授已答應替我找一個職位，也希望我可以答應在他的硏究室做三年以上的硏究工作，我當然立刻答應了。
三個月後，我接到徐教授通知，說教 授已經來台北，在圓山飯店旅社裡，要我打電 話去約Interview的時間，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用 英文打電話，感到非常害怕，還好Hon教授的 英文非常清楚，讓我通過了這個難關。我們在 圓山飯店談了約一個小時，他決定要收容我，而且建議我直接申請永久居留權去美國，以免將來在美國居留發生問題。
幸好我的永久居留權是由耶魯大學申請， 所以手續時間總共只有七個月，可是那時候眞是度日如年，也接到一些朋友的風涼話，因爲有人不相信我們可以直接申請永居權的，在我離開台灣之前，去向魏炳炎教授辭行，他當頭給我一盆冷水，我記得他說“你去美國幹嗎？ 你沒有執照，不能看病人，美國大學有很多Ph.D.做硏究，我看你只不過去管機器吧”，這幾句 話到現在還深深的印在我的腦海。
一九六七年八月廿四日我終於帶著家妻信惠和兒子明青(Michael)離開松山機場來到新大陸尋求新的出路。
二、新大陸第一站：耶魯大學
我是拿到 Connecticut Heart Association的獎學金來耶魯大學婦產科當硏究員。耶魯婦產科由Edward J. Quilligan主任教授領導，是一個程度非常高的教學中心。每天早上七 點，教授和住院醫師都聚在一起，討論產房和病房裡的病人狀況，我起初，不太習慣聽英文討論，到後來漸 漸能聽討論的內容，他們不但討論病人的病況、治療，也討論了很多有關的知識，和文獻上發表的資料，使我們對病人的病況有更深一層的瞭解，這是我在台灣從沒有經驗過的。我又聽到住院醫師提供非常重要的意見，有時教授們也當衆承認自己的錯誤，這時我感受到眞正求知的精神。
我的硏究工作不只限於胎兒的心電圖，當時我們已知道胎兒心電圖的用途不大，而連續胎心跳的記(Continous fetal heart rate monitoring)才眞正有用，我記得當時Hon教授和德國 來的Kubli教授討論了胎心跳型(fetal heart rate pattern)的分類。他們終於發表了三個deceleration patterns: early deceleration, late deceleration和Variable deceleration。Kubli教授完成了 一項重要的硏究，奠立了胎心音變化和胎兒blood gas的重要關係。Hon教授就把他的硏究 結果在1968年美國婦產科學院年會中發表。(圖一 筆者站在年會poster前回答參會者的問題）
我們的硏究是非常完整的，一旦我們得到病人同意，就須從早期分娩開始連續記錄胎兒心電圖、心跳、子宫壓力和母親的血壓，所有的結果都紀錄在紙張和錄音帶，做將來分析的材料，所有的工作人員，從教授、硏究員一直到護士從頭到尾在病人旁邊，不准離開，因爲Hon教授相信這是眞正能夠瞭解分娩過程的唯一方法，我在這幾年硏究生涯中曾親身經驗幾百個分娩，可說是沒有幾個產科醫師可做到的，也從這重要經驗中學到眞正分娩過程中的重要事實。
我的第一項硏究題目是“胎心跳變異度(fetal heart rate variablity)”，在1960年代，沒有幾個人瞭解心跳變異度的，當時大部分心臟科專家認爲正常人應該有很規律的心跳，我們則相信正常人的心跳應該有差異度的，因爲交感和副交感神經系統經常互相調整，才可以維持正常的機能，這個發現由連續記錄所有的 胎心跳才發現的，我在美國的第一篇論文就是 根據這原則，硏究Valium對胎兒心跳和母親心跳的影響。
由於硏究內容的需要，Hon教授認爲我須要加強數學、物理的基本知識。我在晚上去New Haven Collete修課，在二年內，我修了微積分、三角、幾何、物理和基本電腦學。後來回想起來，這些時間都沒有白費，因爲這些基本的知識，奠定了我後來硏究的基礎。
在耶魯二年當中，我眞正體會了知識活的一面，記得在台大念書時，教科書的作者對我來說只是一個名字而已，爲了考試我們不得不死背那些人所說的話，來到美國，才體會到那些作者本性，我們常常有知名學者來耶魯演講，我們有機會直接和這些“人”討論。我發表論文後，有人在教科書上引用我的硏究結論！到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所認識的一些人， 已經成爲婦產科界的大師。
1969年春天，我們主任Quilligan教授決定接受南加州大學婦產科主任職位，就邀請Hon教授同行，我們終於決定在那一年八月西遷。
在耶魯二年中，我親自用到第一台胎兒監護器。沒想到不到十年，全世界各地都使用這 監護器，這個成就，使母兒醫學更進了一步， 因此周產期的死亡率也減低了很多。
三、新大陸第二站：南加州大學
1969年8月，我們全家開車橫過新大陸， 來到洛杉磯，開始在南加州大學附設醫院Los Angeles County General Hospital工作。洛杉磯和New Haven完全不同，地大、人多、天氣熱，根本沒有New Haven大學城的氣氛，開始非常不習慣，因爲大家都住得離醫院相當遠 (至少開車40分鐘)，我們的早上聚會只能延到八點半才能開始，由於午後塞車的關係，有人不到五點就離開，所以一天裡，能夠眞正工 作的時間減短，大家要加倍努力才可以完成工作。County Hospital的一年生產量超過一萬， 所以住院醫師非常忙，有時一天有五十以上的生產。在這種大量病人的醫院，比較容易做硏究，不過由於病人量，有時硏究不能達到精確的程度。
在南加州大學Hon教授成立了周產期部門 (Division of Perinatolgy) ，他聘請Dr. Richard Paul管孕婦研究，Dr. Chester Martin管動物基礎研究，Dr. Roger Freeman管臨床產科。因爲我沒有執照，我就在孕婦硏究部和Dr. Paul工作，我們在很短的期間內設立了硏究設備，開始做大規模的臨床硏究，此時由於Hon教授的聲譽，有很多學者從世界各國來參觀、硏究。當時由於對數學與電腦的基礎，我開始負責硏究部的data reduction。在這期間，我認識了一些歐美的知名學者，我也幫助過好幾位學者完成他們的論文，發表在醫學雜誌上。
在南加州這五年之內，我埋頭專心硏究，對電腦學和醫學統計學有更進一層的瞭解。同 時也發表了很多篇論文，其中最得意的一篇就 是用數學公式分析胎心跳的變異度，發表在”Obstetrics & Gynecology”雜誌上。從此以後，我被世人公認爲胎心跳變異度的專家之一。
我雖然在硏究上感到滿意，也結交了歐美很多的學者，可是眞正當醫師的問題尙未解決。我沒有在美國眞正接受臨床訓練，是很難在醫學界立足的，正好那時我接到吳忠修同學的電話，問我是否有意思搬到費城，他說賓州大學附屬醫院正在計劃新建產房，他們問我是否願意去當Junior Faculty在1974年春天我 來費城Interview，同時也第一次在婦產科的Grand Rounds演講，那天主任問我是否有意接受，我答應願意來費城，不過我要當Resident， 不要當Attending，因爲這樣才會正式進醫學 界，Dr. Mastroianni主任很快的答應了，所以 1974年6月，我們全家離開南加州搬到費城。
四、再度當住院醫師
在美國當住院醫師也是相當辛苦的，尤其是我的年紀已經比其他的大十歲多，與年輕一輩的醫師做事並不太容易，美國的年輕人相當驕傲，自以爲了不起，所以我從開始就虛心做 事，很快的就習慣了，當時我感到最困難的， 就是半夜被叫醒之後，很難回去睡覺，這個與 我在二十多歲在台大値班的情況大不相同。
美國的教學制度與台灣不同，他們很注重啓發和道理，我們對病人的診斷和治療，一定 要經過頭腦思考才可進行的，我們絕不可說”因爲大家都這樣做，我就這樣做”。當住院醫 師，不但要看病人，同時也要經常念書，我們 常常要做綜合報吿，所以在這幾年中，不但會看病、接生、開刀，而且對基本的婦產科要精通，畢業後才可以通過專科考試。
當住院醫師我的最大收穫是語言，我們每天接觸各色各樣的病人，語言是最重要的器具，賓州大學醫院在費城西南黑人區中，所以大部分的病人都是黑人，我從看病中漸漸瞭解了黑人的個性，他們心中只有黑色與白色，所以我們對他們講話時一定要說得很清楚，不能有含含糊糊的回答，只要他們瞭解你，就很容易接受你。他們絕不會口是心非，所以我覺得他們的民族性相當可愛。我與病人對話中學到了幽默，使住院醫師辛苦的日子過得更容易。
幸虧我只要二年的住院醫師就可以拿到專科的資格，所以這二年的時間也算是很快的過去。當時我根本沒有時間到處旅遊，所以二年 後，對費城完全沒有瞭解，也沒有想到幾年之後會回到這裡。
當我住院醫師快完的時候，有很多大學醫院來聯絡要我去就職，賓州大學想要留我，其他有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南加州大學 (USC)、芝加哥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都來邀請，我感到受寵若驚，不知如何應付。 最後，我們決定留在美國東岸，去哥倫比亞大學執教。
五、正式開始行醫、教學
1976年1月當全美國在慶祝建國二百周年時，我們搬家到紐約郊外，正式就職在哥倫比亞大學，這大學醫學院在紐約市Manhattan的北部，其附屬醫院可說是美國數一數二的大教學 醫院，我們在大學執教的人，不但要教書、硏究，也要正式開業看病人，這時才眞正嘗到美國開業行醫的滋味，在美，開業醫師很細心的看病人，有時爲了一個病人，忙了一個多鐘頭，不像在台灣有的醫師在半天內可看五十病人，這樣我們有機會詳細檢査分析，對病人照 顧更周到，在哥倫比亞婦產科教學的同事有 二、三十人，所以如果有問題，很容易找同事 來解決。我在這環境下，學通了臨床醫學，也得到了美國婦產科專科資格。
在哥倫比亞教學風氣很盛，有很高素質的醫學生和住院醫師，所以從討論會、演講中增 加了很多知識，也從講課經驗中鍛練教書的技術，我也開始被邀請到附近的醫院做特別演 講，我的英文講課技術也漸漸的進步了。
在哥倫比亞我感到最大的問題就是抽不出時間做硏究工作，當時美國的經濟開始走下坡，大學的經費大爲減低，在醫學院執教的人只有多看病人來補充自己的薪水，在這情況之下，只要有時間就多看病人，所以根本談不上做硏究。哥倫比亞雖然是有名的學校，我發現我不能永久留在這裡，要在美國教學界出頭，一定要找其他的學校繼續硏究寫論文，才有機會升級，因爲美國教學界有一句名言“Publish or Perish” 。
在1978年夏天我去San Diego參加南加州大學主辦的醫學會，主任Dr. Quilligan和舊同事Dr. Paul問我是否有意回到洛杉磯，我認爲這是 一個好機會，可以繼續進行硏究工作，所以一 下子就答應了，那年聖誕節後，就離開東岸， 回到西岸的南加州大學執教。
南加州大學的附屬醫院是洛杉磯的公立醫院，病人相當多，所以我們執教的人不須自己開業看病人，當時我們總共有60位住院醫師 (每年15人），大家都非常忙，所以我們教員也要分工合作，我參加了周產期部門，只做產科不做婦科，有好處也有壞處，好的是我們可以專心做周產期工作，也很容易的拿到了母胎醫學(Maternal-Fetal Medicine)的專家資格，壞的是我漸漸忘記了婦科的知識和技術，這是我感到最遺憾的。
還好南加州大學的硏究風氣很盛，不但有很多教員，同時也有很大的硏究員訓練班(Fellowship Program) ，所以一下子就開始進行多方 面的硏究，在幾年之內就發表了幾十篇的論 文，在就職二年後就升爲稀有地位的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with tenure) 。
在南加州大學另一個好處就是訓練講課，演講的技術，我們婦產科每年辦二次的教學班(Postgraduate Courses) ，一次在洛杉機，一次在夏威夷，所有的教員輪流講課，每次講課， 聽衆都對教員評價，所以我們一定要有好的評 價才可繼續生存，英文雖然不是我的天生語言，我也不認輸，拼命的努力改善，結果還得到相當好的評價，所以當時其他的醫院開始來邀請，我就開始旅行到國內、國外演講。
我一直在南加州大學執教五年半，覺得自己在教學方面已有基礎，同時年紀也漸大，打 算將我下半生的時間貢獻在教學上，所以開始 找機會，終於在1984年初在醫學雜誌上看到廣 吿，Allentown醫院在找婦產科主任。我以前曾在費城當住院醫師，常聽說Allentown在費城郊外，是一個很安靜的住宅城鎭，所以決定申請，想要自己出來試試看是否可以在美國社會 立足做領導工作。結果我很榮幸的被錄取了， 於是在那一年八月全家東遷，回到賓州自闖天 下。
六、頭一次當主任
Allentown在費城北部65哩地方，人口大概有三十萬，Allentown Hospital在城鎭正中央，是當地唯一的教學醫院，當時我們只有8個住院 醫師（每年2位），所有的教員都是開業醫師。 因爲過去主任做得不好，所以住院醫師的訓練probation狀態，如果不早期改善，可能會失 去住院醫師的訓練資格，我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挽回這個情況，我這初出茅蘆的人，馬上盡力 改善，結果在一年之內解救了這個危機，將住院醫師的訓練扳回軌道（圖二我和住院醫師合影）。
當一科的主任責任很重，一舉一動都要注意，講話不小心，可能會招來大禍，記得我第 一天上任時，開刀房護士打電話來，說有一位老資格的醫師在開刀房耍脾氣，我不得不立刻解決這問題，幸好這老醫師經過勸解之後，沒有再惹事。在這幾年人類似的事情發生了很多次，我從經驗中學到了很多做人處事的原則，對我以後的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當科主任我們經常被邀請去參加醫院的董事會，我從這裡學到美國醫院行政的另一面， 過去我們的醫學教育只教我們如何讀書、求學，根本沒有教我們行政、商業的一 面，其實美國一向是資本主義的國家， 不管是那一行業，都是用商業的觀點進行，所以這幾年，我眞正的學到了商業醫學。
1984年我就任時，我們醫院一年生產數只有2,400，我發覺爲了醫院的前途，我們應該往外發展，所以我開始 Outreach Program常常到附近的小醫院和那些醫生打交情，所以他們可以將有問題的病人送來我們醫院，結果我們醫院的生產數字每年增加，到我離開的時候，已經增加到3,300。
我們雖然住院醫師不多，可是我注重他們的素質，他們不但得到了很多開刀的經驗，我又鼓勵他們讀書，有時間就做一些硏究，所以 那時我手下訓練出來的住院醫師，都一下子就考上專科，我也曾經幫助幾位年輕醫師做硏究工作，有的得過獎，有的論文發表在醫學雜誌上，也有人進入硏究班(Fellowship Program) ，現在執教於大學醫院。
七、踏上世界市場
因爲我過去發表過近百篇的論文，所以得到國內、國外的認可，在1980年後邀請不斷的 來，甚至我搬到Allentown後，還是繼續。我在這二十年中除了台灣之外，曾經被邀請到英 國、德國、法國、瑞士、義大利、日本、香港、泰國等地特別演講，身爲台灣人，實在感到非常光耀，因爲篇幅的關係，我只選幾次値 得回憶的經驗與各位分享。
我最値得回憶的是在1988年接到德國Giessen大學婦產科Kunzel教授的邀請，到德國中南部的一個古堡Schloss Rauischholzhausen開會討論胎心跳監護的問題〈圖三. Rauischholzhausen古堡）。Kunzel教授邀請了三十位世界各國的＂權威＂人士，每一個人都指定 一個題目發表，然後讓其他的權威人士批評。 我很榮幸的被列入權威人士的行列。記得當時 被邀請的人士有英國Oxford大學的G. Dawes教授（胎兒生理學權威），C. Jones教授(Catecholamine權威)，愛爾蘭的P. Boylan教授(現任Dublin Maternity Hospital的Master)，荷蘭的 T. Eskes教授，C. Martin教授，J. de Haan 教授，J. Waldimiroff教授，德國的K. Wulf教 授，J. Morgenstern教授，K. Hammercher教授。法國的J. Malchior教授等。從美國除了我之外，還有UC San Francisco的J. Parer教授和Heymann教授，U. Vermont的J. Clapp教授和U. Pittsburgh的E. Mueller-Henbach教授。我的指定題目是”Changing Trends of FHR Monitoring in USA”，會後，我們發表的文章刊在Springer-Verlag出版社發行的”Fetel Heart Rate Monitoring-Clinical Practice and Pathophysiology” 。
我記得開會時大家都穿得輕鬆，很自由的 坐在討論室內，每一次發表以後，在座的都很自由的批評與討論，我感到這是追求學問的最高峰，下午會完了以後，大家都在古堡的庭院 中輕鬆的交談、喝酒，晚宴卻很正式的，在用完第一道菜(Appetizer)之後，我們被請到客廳去欣賞Giessen大學住院醫師的提琴四重奏，在用完主菜再回去繼續欣賞音樂。當宴會完了之 後，大家捨不得離開，我們大家都繼續談天、 喝酒，一直到過半夜之後才回寢室，第二天早 上大家精神都很飽滿，再繼續學術的硏討。
由於這次的經驗，我結識了很多世界各國 的名家，這是留在教學醫院工作者眞正的最大收穫。
另有一次値得回憶的是日本的一行，記得當我搬到Allentown不久，我接到日本杉山醫師 的邀請到東京做一次特別演講，杉山醫師是在 曰本很有名的婦產科醫師，他認爲醫師出外開業，應該時時用功求進步，他組織了一個”學會”，每年一月在日本開講習會，那一年他邀 請我當特別講師，教日本開業醫師如何在醫學 上運用電腦，他付了我們夫婦的全部旅費，而 且讓我在東京的京王大飯店住了一個禮拜，可 見曰本人求學的風氣還相當好。
有一次我到柏林大學演講，講完後聽衆沒 有鼓掌，反而都踏地板，我開始受驚，以爲講得不好，後來一回想到”學生王子”電影，才 記得德國學生都是用踏地板來代替鼓掌的。
八、母胎學會與我
我得到了母胎學專家資格後才知道美國有 一個組織之名稱Society of Perinatal Obstericians (SPO))，現改名爲Society of Maternal-Fetal Medicine。有資格的人可參加爲正式會 員，這學會從1981年後每年聚會一次，發表一 些新的硏究成果，不到幾年這學會被公認爲婦 產科界最重要的學會之一，有很多人從世界各 地都來參加。我在1981年考過試後，就參加爲 會員，當時這學會的秘書長是我的哥倫比亞大學的同學民。他當時沒有秘書，所以一切都自己用古老的打字機打字，因爲我有電腦的基礎，所以我自動的替他整理會員名單， 這樣我就開始了很多年的學會關係。
在1982年，學會理事決定聘請我當學會的 副秘書長，正式爲學會整理會員的名單，在下 一年，學會理事會正式推選我當理事，同時指定我做1986年年會的會長，我就變成學會的要人之一，當時我已經決定離開南加州大學，去 Allentown Hospital就職，因爲我已經離開大學，所以年會的一切籌備全靠自己，從年會的計劃，地點的安排，聘請特別講師，徵求論文，審查論文，到編輯年會節目等等，都是一人包辦，雖然到會後，精疲力盡，可是年會非常成功，我也感到非常滿意。
1986年年會最困難的是安排會場，開會地 點是在德州的聖安東尼市，而我的工作地點在賓州，二地相差二千英哩，而且德州當地又沒有人可幫忙，所以一切都要從遠方處理，我在 1985年夏天與內人一起去德州觀察會場，處理一切細節。我又決定把節目全部整修，利用我對電腦的瞭解，把全部節目分類，而且用我們 Allentown Hospital的孕婦雕像做爲我們學會的標章，結果受到很多人的讚賞，所以此後十多年學會都繼續使用這個徽章(圖四) 。
在年會之後，我繼續參與很多學會的活動，包括會章的整理，母胎學硏究員訓練課程手册編印，學會會刊的發行，到後來被正式選爲秘書長。所以那時候我的生活一切與這學會打成一片，可惜到最後一關競選會長時，不幸落選，因爲當時女性運動漸漸萌芽，這學會從開始十多年來只有一位女性會長，我競選那年剛好有一位女強人出席競選，我不幸以六對七來落選。不過學會那時開創了學會最高成就獎，授給對學會最大貢獻的人，我很榮幸的成 爲學會最高成就獎第一個受獎人。
九、愛因斯坦醫學中心
我在Allentown醫院做得相當好，並沒有找 其他工作的打算，可是1990年的春天命運又在 敲門了，有一次我接到 Dr. Mamunes 的電話，問 我是否有意思來看費城愛因斯坦醫學中心婦產 科主任的職位，他當時 是小兒科主任，當Search Committee的會 長，他聽說有人推薦 我，所以打電話來。我 雖然沒有變更職位的意 思，不過費城離Allentown只有一個半鐘頭，可以答應來費城看看， 沒想到這一步決定了我的命運，在1990年12月 我正式上任愛因斯坦醫學中心的婦產科主任職 位。
愛因斯坦醫學中心是在費城北部，當時有八百多床，是Temple大學醫學院的正式教學醫 院，經常有一百多位醫學生在我們醫院實習， 醫院所有的科都有住院醫師，有的科有硏究生，所以總共有三百多位住院醫師，硏究生， 這醫學中心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濃厚的學術氣氛，是我在郊外的醫院所看不到的。其他科 主任大部分在學術上有相當地位的，比Allentown醫院臨床出身的主任大有不同，當時婦產科因前任主任辦理不妥，所以問題很多，他們 需要一位能幹的人來挽救情勢，因爲我在Allentown Hospital的成就，他們決定要我來就職， 他們答應新建產房和產前檢查一切，而且讓我 參與一切的計劃建設工作，所以我覺得這科一 切是我一手舉辦的，連科裡的裝飾，都是由我 本人計劃的。
我們有16個住院醫師，16個教員，經過多年的籌劃，我們科已經恢復正常的狀況，生產數已經從一年1,300增加到一年2,000多。（圖 五.今年婦產科畢業晚會全科師生合影）
回想起來，我身爲外 國人，挿足到美國醫學界，從硏究教育，一直到 行政方面，可以達到今日的境界，感到非常榮幸， 也替了我們台大醫學院爭 了一點光。
最後我用一句”有志者事竟成”來勉勵年 輕的醫師們，在美國只要確定目標，努力求進，有一日一定可以達到你人生的目標。
公元二千年十一月十曰完筆於日本大阪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2年畢業，現於美國Albert Einstein Medical Center擔任婦產科Chairman)
源自 葉思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