捏泥的女孩─陶藝家鍾宜君的故事

作者:楊遠薰

鍾宜君的童年在台北縣三芝鄉度過。她住在祖父母家，經常望著大海，踩著沙灘、拾著貝殼地長大。

到了該上學的年紀，她才到台北，與爸媽同住。1984年，因為父親工作外調，十五歲的她隨父母移居英國，走向一個更遼闊的世界。

當時，他們住在英格蘭北部的一個小鎮。學校裡，除了她與弟弟外，可說全是白人的世界，老師因此對他們作特別的英文輔導。

「有趣的是我的美術成績在台灣時並不出色，但到了英國，畫了一張畫，就被老師貼出來。」宜君笑著說：「大概受到鼓勵，我從此很喜歡繪畫，既畫水彩，也畫油畫。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在那裡，每個學生的作品都會被老師貼出來，哈哈。」

高中最後一年，她為準備攻讀音樂，天天到藝術大樓練琴。有一天，好奇地走進一間看來亂亂的房間，她發現是間陶藝教室，裡面有人在製陶。她站著看人家拉坏，越看越好玩，便鼓起勇氣，央求老師讓她試一試。

「沒想到從此竟走上捏泥的路。」她盈盈一笑說。

由於喜愛陶藝，她稍後進了英國的Wolverhampton藝術學院，修習製陶。身為主修藝術的學生，她參觀了許多歐洲的藝廊與博物館，沉浸在西洋的文化之中。

1992年，將升大三的她獲得一項交換學生的獎學金，到紐約的Alfred 藝術大學進修一年。

「這一年可真讓我大開眼界。」宜君欣喜地說：「美國畢竟是個多族裔的國家，不同的族裔擁有不同的文化，因此創作的氣氛非常活潑。記得那年，我到費城參加國際陶藝會議，第一次看到那麼形形色色不同風貌的作品，真是心智大開。」

在紐約時，她認識了同校一位同樣來自台灣、攻讀陶瓷工程學位的男孩。他鼓勵她繼續在美國深造，間接促成她回英國唸完大學後，申請到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就讀藝術研究所。

「大學畢業時的我技術不夠純熟，做不出自己想要的品質，因此繼續研習是必然的。」她說。

她接著解釋，製陶的方法很多，其中以灌模與手拉坏較為一般人所熟知。灌模就是先製作模型，再由工廠大量製造；手拉坏則是從掝泥、揉泥、拉坏、素燒到上釉、窯燒，全都製陶者一手包辦，一次只能作一個。

她做的是手拉坏的方法，每次做出來的作品都不一樣。因為泥土的鬆軟、拉坏的技巧、上釉的顏色、窯燒的溫度與時間的長短，都會影響作品的成敗與效果，就像出自同一娘胎的孩子，每個都不見得雷同。

宜君將製陶比喻為生孩子，有其體會。她說，開始構思，如同孕育一個孩子，隨後經過種種步驟，胎兒逐漸成形，最後的窯燒則如產前的陣痛，十分辛苦卻必須熬過，總得等到打開窯門的剎那，才會知道作品完不完整、有無破裂、色澤是否如預期…等等。

她進一步說，窯的種類很多，其中電窯沒有火燄，溫度均勻，又操縱簡便，但瓦斯窯就不一樣了。瓦斯窯的主要特色是還原燒。當窯內溫度上升至900C以上時，就得適時減低空氣流量，減少窯內的氧氣，使窯中產生缺氧的情形，方使釉中的氧化金屬改變性質，呈現不同色澤的效果。

就這樣，懷著習藝的心情，她於1994年秋到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追求更高的製陶境界。結果在藝術研究所兩年半，她經歷另一種大自然的洗禮，也尋到自我的認同，從而研發出獨特的創作風格與更精緻的製陶技巧。

亞利桑那州是一片沙漠、奇岩與峽谷的世界。磅礡的巨岩承受風雨的千年侵蝕，蒼勁地屹立在穹蒼之下，散發出神秘氳紅的光輝，讓自小看慣蔚藍海岸的鍾宜君懾目驚心。此後，每逢假日，她便與朋友開車探訪一個又一個的國家公園，領受另一種與海洋截然不同的大自然的震撼。

此外，上了研究所後，她必須面對創造自己獨特風格的重大挑戰。她為此開始思索自己是什麼人？有什麼特質？文化的根在哪裡？要形成怎樣的風格？…。

然而，光是一句「我是什麼人？」，就讓她十分困惑。

猶記十五歲初到英國時，學校的老師與同學都很自然地問她：「妳從哪裡來？是什麼人？」

她總不加思索地回答：「我從台灣來。」但接下來的問題卻越答越猶豫。因為在台北唸書時，老師都教學生說：「我們是中國人。」然而到了英國，她意識到自己不是從「那邊」來的，直覺地對這說法感到不自在。

於是有一天，她回家問爸媽：「我們是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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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媽說：「我們是台灣人。」

「那我們在家要講什麼話？」她接著問。因為她在台灣時，都講「國語」，如今在英國，英語就是國語囉。

爸媽想了一會兒，說：「我們在家講自己的話，就是台灣話。」

「好。」她點頭，覺得對這說法還頗能接受。

如今，二十五歲的她再度面對這個問題。她想：既然我是台灣人，為什麼我對台灣的認識如此貧乏？台灣最長的河流叫什麼？不知道。台灣文化的特色是什麼？莫宰羊。台灣女人該穿什麼衣服，才能代表福爾摩莎的風格？依然「莫宰羊」。

想來想去，覺得該怪從前在台灣唸書時，學校只教中國的史地，不教台灣的東西，而她又一直住在台灣最北角，出了台北，簡直不清楚其他地方長成什麼樣子？她為此感到悵惘。

幸好在亞大，她遇到好幾位來自台灣的同學。大家相聚，十分親切。談起台灣小吃，個個說得口沫橫飛，然一提起台灣文化，卻都有所困惑。於是有人提議成立「台灣研習社」，聯絡情誼，也共同探討故鄉，結果一呼眾應。

宜君說，研習社成立後，由陳嘉彬醫師帶領讀書會，逐步探討台灣的歷史、人文與現況。同學裡有位泰雅族的女孩，有一次在讀書會中向大家報告台灣原住民的情況，描述她的族人的習性，並說她在學校裡屢受平地同學嘲弄為「番仔」，明白自己惟有努力讀書，才能擺脫貧窮的困境。這些話聽得她淚水在眼眶裡打轉，抑制不住地流下，覺得同為年輕的台灣女性，她這個台北姑娘何其幸運，而自己對台灣原住民的認識又何其空白。

此後，她固定參加台灣研習社的活動，熱烈地與同學共同探討台灣的歷史、音樂、人文與現況，不僅受益良多，更感受到那股與台灣同學間的水乳交融，正是她在英國生活多年所迷失的情懷。

「然而，」宜君接著說：「我們的台灣研習社屢屢受到以國民黨學生為核心的中國同學會的打壓。結果他們越霸道，我們的凝聚力就越強。我們後來還舉辦福爾摩沙音樂會，演唱台灣的歌謠與演奏蕭泰然等音樂家的作曲，也邀請南加州的林衡哲醫師前來演講。」

其時，林衡哲醫師在美國主辦「台灣文庫」，出版一系列有關台灣人物、文學、歷史與藝術的叢書。他趨車前往亞利桑那州大演講時，隨身攜帶許多台灣文庫的叢書，以幾近贈送的價格賣給亞大的同學。

「他一本書才賣我們兩塊錢，所以每個人家裡都有這麼一套書。」宜君說：「我在家裡看書看了一半，到朋友家聚會時，還可以拿別人家的書，繼續讀下去。我就這樣逐漸累積了不少對台灣的認識。」

1996年三月，當大家正密切注視首屆台灣總統直選之際，中國突然對準台灣海峽，連續發射三枚飛彈，嚇壞了所有與台灣相關的人。亞大的台灣學生除了驚懼地打電話給家人外，更憤怒中國對台的暴行與干涉台灣民主。他們很快地與全美的其他台灣同學會串聯，共同為台灣祈福、守夜，直到台灣總統選舉落幕。

經過這場刻骨銘心的體驗，「當中國對台灣動武時，你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的答案，已經一清二楚地寫在每個同學的心中。

宜君尋到自己的認同後，心底的創作泉源隨之迸湧而出。她的腦裡經常盤旋著童年熟悉的景象，心裡不斷思索著如何將那蔚藍的大海、吹拂的海風、綿延的沙灘、波伏的浪潮與白色的貝殼融入陶泥作品中。

她坐在轆轤的轉盤前，一次又一次地嘗試不同的技巧，試圖做出心中的意象。

「十次的嘗試裡，常有八、九次是失敗的。但只要成功了一次，我的製陶技巧便提升了一步。」她說。

她開始做出一件件有著海洋風味的作品，有的呈現浪濤的波紋，有的表現流沙的質感，還有的如貝殼般，根底小小的，口徑卻向天空遨然地開放。

「我的指導教授都訝異我怎會做出這些作品，常問我怎麼做的。」她笑著說：「事實上，像那種底小口大的作品，我是倒著做的，所以要不時俯身仰望，看究竟作得怎樣了？」

她於1996年冬獲得亞利桑那州大藝術碩士學位，隔年與當年在紐約認識、隨後隨她到亞大任職的男友何重財結婚。婚後，他們在南卡羅萊那州住了一陣，隨後移居美國的南方大城亞特蘭大。

宜君在建立自己家庭的同時，繼續在藝術上的創作。她在拉坏時，腳控轆轤轉盤的速度，手拿銳利的雕刻刀，在逐漸形成的陶泥上細細割切，型成如岩石經千年風雨侵蝕般的層層疊疊。她在素稍前，用毛筆在甫成形的陶泥上抹上一層色澤，並在上釉後用極高的溫度窯燒，或在窯燒的最後階段加噴鈉，使作品的色澤呈現變化，有的呈現海水的靛藍，有的泛著紅岩的緋紅，有的映著朝日的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