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一枝筆
作者:黃娟
我出生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地點是新竹州新竹市。由於父親在台北經營貿易行，我們都在台北長大。 那時的台北，有講日本話的日本人，講福佬話的福佬人，講客家話的客家人。三種語言裡，最有權威的是統治者使用的日本話，最常聽到的是使用人數最多的福佬話。客家話則幾乎聽不到，因為人數很少，是外鄉來的客家人在自己家裡使用而已。我們就是屬於人數稀少的那一群。
由於是外鄉人，逢年過節，父母親便帶我們返鄉省親。父母親都是楊梅人，從台北回楊梅，要到台北火車站，坐縱貫鐵路的大火車，對孩子們來說，這是令人 興奮的大事件。我們尤其喜歡去外婆家，那時外公已去世，但是外婆家的大廳牆上，掛著他帶呢帽，穿著燕尾服，掛了勳章的相片。一看就是威嚴十足，一派偉人的 模樣兒。聽說那勳章還是日本皇太子殿下親自頒發的。記憶裡常常仰望著那張肖像發呆。
……
我在七歲時入小學，進的是台灣人念的公學校。日本的出版業很發達，兒童書籍很多，入學前就喜歡閱讀的我，很高興有了正式上學的機會。不幸第二年的十 二月，日本偷襲了美國的珍珠港，把多年來在中國進行的侵略戰爭，進一步擴大，為自己樹立了強敵。那之前的台灣，除了到處可聞的軍歌之外，日常生活尚無「戰 爭」的氣息。現在可不同了，戰雲終於湧罩在台灣的上空。儘管日本一開始就旋風似地席捲了南洋，但是以美國的國力，一旦動員重整軍備，反攻的火力格外兇猛， 忝列日本殖民地的台灣，怎能逃避那即將漫延的戰禍？
果然美國以轟炸機打先鋒，頻頻飛臨台灣上空，展開了台灣史上最慘烈的空襲。我們不得不離開大都市台北，疏散到故鄉楊梅來。這時台日之間的交通和運輸 已大受阻礙，不但圖文並茂的各色書籍無法運到台灣來，連各種日用品也不易到手了。最後糧食都嚴重短缺，政府不得不實行配給制度，我們開始了伴隨飢餓的戰時 生活。這時學校也早已停課了，一方面空襲頻繁而持續，二方面日籍教師都應召出征，師資缺乏，沒有老師教課。 無課可上，無書可讀，我的時間多半消耗在幫忙家事上。鄉居生活洗衣服必須要到河邊去，洗好要晾在院子的竹竿上。還要到井邊去打水和挑水，才有水喝。吃的青 菜也是自己種的，幫著母親拿鋤頭從掘土、鬆土開始，到下種、澆水……，這才體會了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
逃空襲警報也是這段生活的特點，「嗚嗚嗚」叫的警報聲，分「警戒警報」和「空襲警報」兩級，「警戒」的意思是「敵機出現了，小心！」，「空襲」的意 思是「敵機在頭上，進入防空洞！」。 日警管得很嚴，一旦有「空襲警報」必須躲入防空洞不可。但是在鄉下，看不到警察就不必緊張了。我們都有躲在竹林下偷看空襲的經驗：當低空俯飛的美機，一個 接一個地投下酒瓶似的炸彈之後，聽見的是炸彈炸開的震動聲。但是一想到炸彈下的居民和家禽，寵物的命運，倒也叫人不寒而慄。
我們有個鄰居，從經歷了空襲破壞的大城市回來，餘悸猶存地形容他所看到的場面： 「地上是一個又一個的大窟窿，建築物只剩下殘垣頹壁，被烈火燒彎的鐵條懸掛在一角，許多地方還在冒煙………」。
「有沒有看到屍體？」我在心裡問。
「炸彈下的人體，是炸得粉碎，還是燒成焦炭？」我繼續無聲地問。
比較上還是裝在白布包紮的木盒子裡，由前線送回來的骨灰，比較端莊，我偷偷地下了結論。
我模糊地意識到自己不但經歷了空襲和轟炸，也見證了戰爭和死亡。 這場戰爭拖了好幾年，最後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結束(1945年8月)。這是很意外的結果，不是說「皇軍無敵」，「皇軍必勝」嗎？不過經驗告訴我們，日本是在打敗仗，不然美機怎麼能「如入無人之地」般，猛炸台灣各城市？何況還聽說美已逼近日本本土了！
「終戰」叫人人鬆了口氣：不再有「空襲」，不再有人「出征」，也不再有人「戰死」。 但是謠言裡有關「台灣地位」的改變，也帶來了各種的「不安」。 如果日本勝利，台灣人繼續作日本人，熟練地運用早就學會的日語文、在熟悉的社會制度裡，規規矩矩地過日本，即使無法與日本人公平競爭，生活的安定還是可以保障的。 現在一切都在「未知」之。
回到祖國的懷抱是什麼意思呢？這個祖國不是打了敗仗之後，還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嗎？ 對台灣人來說，中國是個陌生的國家，使用不同的語言文字。 但是善良的台灣人，選擇了做「拜拜」的方式，熱烈地歡迎祖國官兵，一廂情願地相信具有「血緣」的中國，一定會善待台灣人。
一九四五年十月，距日本宣佈投降兩個月之後，我們奉命到車站迎接來台的祖國官兵。停戰之後，我們學生算是第一次被召集，頗有恢復了學生身份的喜悅。 我心想快要復學了吧，總不能一直停課，何況不再有空襲了。雖然是憑「口傳口」的原始傳達，車站前聚集了不少學生，屬於台灣籍的老師也都出來了。
我心中有一個疑問，楊梅是個小地方，祖國官兵來楊梅做什麼呢？ 老師也什麼都不知道：她說日籍校長走了，上面沒有指示誰來負責，她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學，至於教什麼，有沒有老師來教？都是問號，沒有答案。 我聽了心情很沈悶。
等了好幾個鐘頭才到達的祖國官兵，也叫人大失所望。出現在月台的士兵，個個身材短小，衣帽不整，三三兩兩地背鍋帶傘，猶如一群難民。看慣了雄糾糾、氣昂昂的日本皇軍，很難相信眼前這群，也算是軍人，更不要說他們還屬於「勝利」的一方。
我熟悉的世界消失了，連學校也是似有似無，而為學生授課解惑的教師更是一問三不知。我們要到哪裡去學習新的語言呢？因戰爭而荒廢的學業，有辦法補救嗎？日本和中國的教育制度可以相互銜接嗎？我有太多的疑問，太多的憂慮。
戰後的生活，對台灣人是一大挑戰
新政府、新官員做了這樣的宣佈：「我們不貪污、不偷懶、不揩。」 先不說台灣人不懂「揩油」兩個字的意思，但是「不貪污、不偷懶」，不是官員最起碼的操守嗎？鄭重宣佈，正是應了「此地無銀三百兩」的笑話。還有一句話也很有意思：「不要送紅包，也不要走後門」，這不是很明顯的暗示嗎？難怪台灣很快就產生了「紅包文化」，入境得問俗哇！
至於負責接收日產和公營企業的接收人員，明目張瞻地塗改日人準備的詳盡財產目錄，大量中飽私囊。因而經過「接收」的財產，有很多竟消失得無影無蹤。
祖國官員種種駭人聽聞的行為，給守法的台灣人嚴重的精神打擊。而實際的生活面，台灣人面對的是「治安敗壞」，「物質奇缺」，「物價飆漲」等嚴重的問題。
「戰後」的生活，比「戰時」還要艱。埋怨「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開始懷念日治時代那種安全、有秩序的社會。
過了年的四月(1946)，我考進了新竹高女。 四月開學是日本的學制，四年制的「高女」也是日本特有的。 這之前，我就讀的小學一直沒有復學，幸好有一位台灣人老師，自動召集志願來的學生，利用廟宇庭院，把他自己從台北「講習班」學來的北京語「注音符號」教給我們。後來還告訴我們「中學招生」和「報考」等消息。 我沒有從小學正式畢業，也沒有機會念到五、六年級的課程，但是我考取了「高女」。總共也不過錄取了兩班一百個學生，說來也幸運。大概大家的程度都不好吧？
我們坐火車從楊梅到新竹上學，戰後的火車，車班不多，常常誤時，車中更是擠爆了人。這段通學的日子，可謂其苦無比。 註冊繳費開學之後，我們拿到了許多嶄新的教科書：歷史、地理、公民、博物、英文、國文、數學等等。全是漢字寫的。我認識的漢字是一年級到四年級的日本教科 書上出現的，也許還有一些是讀課外書時吸收到的。總而言之，所有的教科書，都屬於天書。那時要聘請中學教師大概不容易，因為台灣人教師不懂中文，中國來的 又良莠不齊，加上他們講的北京話，東西南北各唱各的調，聽來都像烏鴉叫。上一堂課，要靜坐五十分鐘，絕對是受苦刑。如果不是戰後家庭經濟拮据，想到付了昂 貴的註冊費和火車月票，不好好學習，實在對不起父母，不然「逃學」或「休學」，都曾是我願意走的路。
一九四七年二月，中文書已啃了十個月，台北方面傳來了「抗暴事件」。因為有南北交通可能中斷的傳聞，火車通學生被通令提早回家。 那時我們還住在楊梅鄉下，但是台北發生的大事件，還是陸陸續續地傳來。雖然大人們喜歡避開孩子們的耳目，母親倒是例外，大概她認為中學生已是半個大人了 吧？ 這個事件被稱為「二二八事變」，起因於警員查禁煙，擊傷女煙販、又槍殺抱不平的抗議市民。不過根本原因應是台灣人對貪腐無能而傲慢的新政府，積壓多時的不 滿，藉機暴發出來。一時全島響應，到處都有抗議和槍殺事件，學校因而停課，交通為之斷絕。不幸新政府無意聽取民怨，也不思反省，藉用中央派來的大兵，大事 屠殺，以「恐怖」手段對付島民，讓台灣人見識了祖國的真面目。「事變」之中到「事變」之後很久，一直有大量島民失蹤，這些人(包括許多台灣精英)無故被捕 暗殺，是政府消滅台灣領導人才的陰謀，造成了無數的「二二八」受難家屬。
一九四九年六月，我從省立新竹女中的初中部畢業。入學時的校名「新竹高等女學校」已被改名，也依中國學制，分為初中和高中的兩個部分。原先四月入學 的我們，逼不得已拖到六月，才與後來九月入學的併為同屆畢業，可以說無端斷送了好幾個月的寶貴時光，還多繳了一個學期的學費，真是冤枉。
「畢業」面對的是對將來的選擇，雖然繼續升學是天經地義，但是在戰後政局紛亂，經濟蕭條，生活普遍艱困的情形下，我不敢走「高中、大學」的坦途，知 道家裡負擔不起，應該做一個懂事的孝順女兒，結果就考了公費的師範學校。由於「語文轉換」造成的困難，三年初中，所學有限，要想錄取必須苦讀，便把過去未 念到或不甚了解的部分，拿出來自修或複習，務求消化貫通，以便如願考取。九月，我果然獲取，進了台北女師。
這一年台灣在政治上有了許多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有兩件事：
一是軍人陳誠，於一月就任台灣省主席，五月宣佈「台灣省戒嚴令」。於是之前「二二八」事變期間，台灣人經驗過的殺氣騰騰的氣氛，又滲透到本島的每一 個角落。二是被共產黨打敗的國民政府(蔣政權)，於十二月七日逃難來台，妄稱台北為戰時首都，台灣從此成了國民黨的「反共基地」。
台灣人口暴漲了，除了所謂的中央政府官員及眷屬，從大陸敗退的蔣軍，以及大批的大陸難民，陸續逃來台灣，求個落腳地。那種擁擠、嘈雜和不安的現象， 到處可見，而以台北為最，敗退的殘兵敗將更有「處處是匪諜」的危急心態，對付市民，用的是「人人可疑」的眼光。台灣人從此在「威權統治」和「戒嚴令」下， 進入「白色恐怖」的時代。我們在學校受的是「反共教育」，強調的是「效忠領袖」的個人崇拜。畢業後我們教學生，也是被迫採取同樣的模式。
教書的階段，我因家中經濟未改善，被迫放棄在服務期滿後，繼續升學的計劃。那時的小學「升學競爭」很厲害，所謂的「惡性補習」是不得己的罪惡，我不 願意被困在小學，乃走上自修考「資格」之路，先後考取了「普通考試教育行政人員」、「歷史科中學教員檢定考試」、「高等考試教育行政人員」等公務員考試。 後來改任中學教師。
一九六零年，鄉土作家鍾理和先生喀血去世。由鍾肇政先生、文心先生、林海音女士共同成立的「鍾理和遺作出版委員會」為他出版了生平第一本作品集 《雨》。那時一個朋友要求我幫忙銷書，我便答應了。鍾理和先生的作品，我不但是第一次拜讀，這之前也不知道有所謂的「本土作家」，在「語文轉換」之後，還 能夠孜孜不倦地從事創作，儘管很少有發表的機會。受了鍾理和先生作品的感動，一向喜歡文學的我，也萌發了「寫作」的興趣。承蒙鍾肇政先生的指導，林海音女 士的鼓勵，我順利地展開了寫作生涯。一九六四年四月吳濁流先生自費創辦《台灣文藝》雜誌，繼承日治時代「台灣文學」的香火，也為台灣作家提供發表作品的園 地。從此以後我們便以《台灣文藝》和吳濁流為中心，有了互相切磋和砥礪的機會。我也因為創作力蓬勃，立即受到前輩作家的賞識，從此與台灣文學結下了深摯的 緣分。
一九六二年，我與嘉義出身，在中央研究院任職的翁登山結婚。那時的台灣，留學熱潮已達高峰，青年學子莫不以「出國」做為畢業之後的主要出路，嚮往的 是外面自由的世界。登山先以「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公費出國，兩年之後依約回來服務，期滿再以私費出國。我是在一九六八年才帶了兩個女兒，赴美與他 團聚。與許許多多年輕夫妻一般，經歷了分居兩地的相思與煎熬。
至今忘不了那種踏上美國土地的解放感，能夠脫離高壓統治下的台灣，誠屬可貴，何況我們還享受一家團聚之樂。
我離開台灣時，已經出版了三本短篇小說集，一本長篇小說，又得了當時唯一的文學獎「扶輪社文學獎」，寫作成績尚屬耀眼。來美之後，為了適應新環境， 照顧幼小子女一時停筆。但是在資訊自由的美國，我讀了很多台灣禁書，又見證了國民黨校園間諜的囂張，發表「自救宣言」而被監禁的彭明敏教授的逃離台灣，黃 文雄的刺蔣事件，紐約的民眾大會與自決遊行等等，可以說經歷的是「台灣意識」覺醒的七十年代，何況又受了「美麗島事件」的衝擊。這一切都為我八十年代的創 作，做了準備工作。不幸的是高漲的政治意識，使我上了「黑名單」，作品也受到了國民黨系報刊的封殺。
除了創作，我參與的活動很多，如一九八三年加入剛成立的「台灣文學研究會」，旨在島內禁止研究「台灣文學」的時代，利用海外自由的環境，展開「台灣 文學」的研究，先後提供了十餘篇論文，並在一九八八到一九九零年之間擔任會長。我在會長任內，主持了日本筑波國際會議，打開了國際學術會議以「台灣文學」 之名召開的先例。
我也是「北美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的資深會員，擔任過兩年會長，長期投入客家運動，為弱勢的客家族群，爭取權益。至於「台灣同鄉會」及「台灣人婦 女會」的活動，更是例行公事，義不容辭。我也曾經短期主持過台灣人報刊的「書評欄」，也常赴各地台美人夏令營從事「演講」，積極推廣「台灣文學」。
旅居美國四十餘年，交出的成績單是：1. 「散文隨筆集」兩本，2. 「短篇小說集」四本，3. 「長篇小說」六本，4. 「文學評論集」一本。代表作是大河小說《楊梅三部曲》：將故事主人翁一生的經歷和台灣波瀾壯闊的現代史融合為一，可謂以「小說」重現了台灣百年史。書中敘 述的時間從日本殖民統治到政黨輪替；空間則從楊梅小鎮延伸到台美人社會。本書還有一個特色是：完整地記錄了六十年代以後，台灣人追求民主的奮鬥過程(還包 括了客家運動)，也寫了台美人在海外的艱苦奮鬥，以及對故鄉台灣的關懷。
運用文人之筆，為歷史做見證，是我畢生的願望。
源自 黃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