牽手一生共苦同甘

作者:李應元

一九九五年我首次於台北縣參選立委時，打出「一票選兩個博士爲您作代誌」，這個口號至今沒有改變，我的妻子黃月桂雖然鍾情於教職，不喜歡走到政治舞台上，但是十多年來，她都是我最穩定的支持力量。

月桂與我同時考上台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當時學號是依據聯考成績排列，月桂二號，我三號，實驗分組時，往往編在同一組，因此兩人一起做實驗、寫報告，後來還一起參加醫療服務隊。

許多朋友取笑我，協調能力之所以爲人稱道是因爲善解三角習題，當年班上同時有兩個人追月桂，最後月桂被我追上，我的協調折衝能力在那個時候就嶄露頭角。事實上這完全是朋友的誤傳，那段往事,我幾乎是以逃避來應對。

爲了不想傷害友情，又不會處理對月桂的情感，當時只好經常翹課，有時候到學校旁邊的冰果室與朋友談天說地，聊自己的苦悶，有時候則全心投入社團活 動，企圖擺脫感情的壓力，直到大四與月桂的感情走上軌道，才專心念書， 用一年的時間考上研究所。退伍後，月桂與我同時申請到哈佛大學的公共衛生學院，月桂是教育部公費 生，但後來因爲我的緣故，一度也被列入黑名單無法回國。

在國外的那段日子，我忙著學業與運動，四處奔走，月桂則把家裡與小孩照顧好，當時只要有民主人士到美國，我就到家裡聚聚，月桂聽著我們談運動，談理 念，很清楚我的志業是什麼，對於我投入民主獨立運動，月桂除了堅持我必須把論文寫完以外，其他一直是默默支持。有一次月桂與陳婉眞聊天，無可奈何的說： 「我書讀得比他好，考試考得比 他好，而他只有一樣—-口才比我好，他要做什麼，都能說出一套大道理，反正他也不是小孩了，就由他去吧。」這段話大概最能反應她的心情。

留學那段期間,爲了節省生活費，我的頭髮都是由老婆打理，直到現在，特別是駐美副代表與秘書長時期,由於工作忙碌，每天忙完，理髮店大概都已打烊， 月桂又看不慣我的頭髮太長，於是就會拿起剪刀幫我修剪一番。女孩子的手眞的很巧，三剪兩剪，樣子就出來了 ，換做是我就沒辦法了。

我的兩個小孩都是在美國出生。寫論文時與月桂決定要在三十歲前生寶寶，因爲三十歲以後，小孩比較容易出現先天病變。等待小孩的出生實在是個很奇妙的過程，生產前的那種緊張，我到現在都印象深刻，不知小孩生出來會如何，感謝老天，小孩子都健康活潑。

小孩生出來之後，洗澡一直是由我打理，嬰兒洗澡對我來說是很大的享受，洗澡時先要注意顧好頸子。嬰兒的身體很軟，如果頸子沒有抓好，很容易嗆到水。 嬰兒的皮膺很香，洗澡完更香，如果再灑上痱子粉，那味道好甜，眞是好聞。因此只要我在家，洗澡都是我負責。 在行政院秘書長交接典禮上，新任秘書長劉世芳笑談第一次看到我時，手上 拿著尿布、奶瓶， 一點都沒有建國戰將的模樣。沒錯，在我們家裡，講究的是職能分工，煮飯，洗碗等事我做不來，就交給月桂做，洗澡、換尿布、擦地、洗廁所、除草等粗重的工作 就由我來負責。有時月桂出差不在家，非要我煮飯，我就只會做大鍋飯。也就是把蛋、肉、蔬菜、飯或麵煮成一大鍋，儘管這樣，小孩也吃得津津有味。

返台坐牢那段期間，是月桂最辛苦的日子，一個人要工作又要照顧兩個小孩，當我在全台逃亡的時候，還要擔心我的安全。那個時候，被暗殺是相當可能的事情，所以在我入獄後，月桂反而鬆了一口氣。

月桂雖然對我在台的安危很擔心，但對外一點也未顯露沮喪、憂慮’軟弱， 反而相當自在堅強，當我躲避國民黨追拿時，月桂在美國接受專訪，強調自己很好，反而要我不要擔心。

她說「坐牢就坐牢，正好可以在台灣定居。其實我們很早就想回台灣定居，只是國民黨不讓我們回去，我們被迫只好用自己的方式回去。應元既然回去，就已有被捕的心理準備，抱著坐牢的決心，我並不爲他感到特別憂慮或擔心。」

「應元這樣做是經過長期的考慮，我相當支持他堅持返鄉的心願。我們是能夠彼此相信，可以獨當一面的人，因此沒有所謂抛下，或要求相互廝守這方面的問題。」

聽到月桂這麼說，眞讓我放心不少。

坐牢那段期間，月桂有空就來看我，彼此都只能表現出很愉快的樣子，不要讓對方擔心，這是在獄中的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後來月桂亦投入廢除刑法一百條的社會運動，與其他受難家屬一起在台大醫院、行政院前靜坐。

出獄後，我沒有休息馬上投入社會運動中，這時月桂有些受不了。她倒不是認爲我做得不對,而是覺得能不能停一下喘口氣，那是一種情緒被長期壓抑的反彈。做爲社會運動者的妻子，的確需要有加倍的包容心。

我不能容忍我與月桂的爭吵一直持續下去，所以每次都是我先妥協，我先把話講清楚說明白，把問題找出來，雙方坦誠溝通後,情形就好了，她也了解我的志業是什麼,最後她都會尊重我的想法。

後來不論我投入選舉，或是擔任公職,月桂都充分支持,讓我無後顧之憂。

摘自 人生的驚嘆號 2002/09